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刘贵福，韩一德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 物心两面改造论是李大钊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汲取前人的思想所提出的主张，是他探索改造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思想结晶，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李大钊认为，物质与精神运动相互依赖、不可或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互不依存的本原。他将物质改造作为基础，在确信经济结构是社会进步决定因素的前提下，对于精神改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精神改造，精神改造必须与物质改造一致前行。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在五四启蒙史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物心两面改造论是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一种社会改造的主张，是李大钊思想体系中最具独创性的部分。但关于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的认识和评价，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甚至是误解，如有人强调其过渡性和对唯物史观认识上的欠缺，更有人认为是受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影响和二元论的残留，等等。这些认识误区已影响到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评价。同时，有的学者在考察这一重要文献时，比较多地将注意力放在追索它的蓝本和与国外文献的比对引用上，更有甚者怀疑它的理论价值。因此，对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进行研究，对于全面认识李大钊思想体系、认识五四启蒙运动、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有学术上的意义。
一、理想社会的探索
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是李大钊思想的一个出发点，他在《狱中自述》中说：“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230留学日本初期，李大钊与辛亥元老章士钊结识。通过《甲寅》杂志，李大钊阅读到曾留学英国、深研社会政治学说的章士钊的大量有关欧洲社会政治与学术的论文，开始接触到北洋体系之外的新思想体系，从而开始关注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在考察欧洲社会思潮的过程中，章士钊接触到注重人的心灵改造、主张心物两面改造的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罗斯金的学说。李大钊受其影响，也开始关注罗斯金的学说，在之后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讲演中，李大钊对罗斯金的生平与思想做了详细的介绍。物心两面改造论就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汲取前人的思想所提出的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并带有个人的特点和创造性的发挥。
尘世中的好男人，应该就是这个模样了吧。生而为人，谁还没几个缺点呢？毕竟你我，也只是许姣容那般的普通女子，求的是平安顺遂，要的是白头偕老，盼的是子孙满堂。完美太难得，幸福就很好。
第一，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提出，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汲取罗斯金学说的成果。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曾详细分析讨论罗斯金的学说。关于罗斯金的心物调和改造论，李大钊指出，罗斯金“以为贫苦问题不仅是科学经济问题所能解决，宜以科学、道德、伦理各方面调和来解决，盖用经济观察，不足用也”。对于罗斯金所论的心的改造，李大钊认为其承认了心于物的支配，与马克思唯物史观有相同之处。李大钊认为罗斯金是“心物调和改造论，以为健全社会之实现，必须健全之人，如健全人心，不得不要一种健全社会。健全社会如何产生？财物之分配，适得其宜之社会实为必要”。李大钊明确指出，“罗斯金对于阶级斗争，是不赞成者”[2]。李大钊是在确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物质改造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指出精神改造的重要性的。并且，李大钊并没有把“心”的改造与阶级斗争对立起来。他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中写道：“有很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害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抢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对于这种忧虑，李大钊解释道：“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李大钊认为“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3]356。
第二，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提出，也与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分不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修养，强调内在超越，讲究修齐治平，个人修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是中西文化所不同的地方。李大钊幼时“曾读四书经史”[1]226，是在儒家注重自我革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李大钊继承了注重内心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但对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传统观念做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李大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一文，斥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专制帝王之护符”，认为孔子之道与宪法精神相违，反对宪法草案写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4]242。其后，又作《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再申此义。但李大钊并非全面否定孔子，而是对其采取历史的、客观的态度。他在几乎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真理》中说：“宇宙间有惟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则，斥之。”[4]244-245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更是用唯物史观对中国传统思想做了全面深入的剖析。他在1920年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提出，两千年来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本构造，一切政治、制度、法度、伦理、道德、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它的表层构造。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纲常名教、道德礼仪，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李大钊认为孔门的政治哲学，“修齐治平”“修身为本”“一以贯之”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而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李大钊认为：“由于西方思想和西方工业经济的传入，动摇了中国农业经济组织，孔门的伦理从根本上开始动摇，当下的思想运动、解放运动，都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5]143-150李大钊在批判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基础上，赋予“心”的改造以全新的内涵。
试验将各种原材料分别称取后，先将胶凝材料、纤维、粗细骨料等装入小型搅拌机干拌使其均匀分散，再将聚羧酸高效减水剂溶入水后缓缓倒入小型搅拌机湿拌（搅拌时间控制在120～180 s）；试件适宜采用振动台振实成型（振动时间控制在30 s左右），当振动至混凝土表面出浆时用抹刀抹平试件表面，按照试验规程试件脱模后在养护室进行恒温养护。对于抗冲磨混凝土试件，当其达到龄期做试验前，应浸泡水中至少48 h使其吸水充分饱和。
李大钊对物心两面改造的论述，集中在1919年7月到年底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即发表于1919年7月《每周评论》第29号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年9月发表在《少年中国》第1卷的《“少年中国”与“少年运动”》，以及在这前后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5，6号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后，他又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中，将这一思想结合历史和现实做了更加深入的阐述。
二、物心两面改造论的内涵
第三，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运用互助思想的结果。“互助思想”认为：社会的进化与生物的进化一样，是一个纵线的由不完善到渐趋完善的过程。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不同，这一思想认为生物界是互助的，互助是动物到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本能的情感，促进了物种的生存、繁衍和进化[注] 关于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参见吴浪波《互助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该文收录在郑大华、邹小站编的《西方思想在近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 。清末，克鲁泡特金[注] 克鲁泡特金(Kroptkin)(1842-1921)，俄国地理学家，著作有《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等。 互助思想传入中国，并受到中国人的特别关注，这与当时中国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以及社会危机日趋深重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互助论》一书在中国的译文要比在日本由大杉荣翻译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要素》整整早了十年的原因。对于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来说，早前严复翻译的达尔文的《天演论》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达尔文提出的“适者生存、自然淘汰”生物进化论理论和“优胜劣汰”的法则，后来被帝国主义所利用，构成了弱肉强食的侵略正当化的思想工具。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本意是唤醒中国人起来和命运抗争、自立自强，达到民族复兴的目的。但是灾难深重的人们却更容易接受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克鲁泡特金反对战争、强调社会互助的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被普遍认为是正义战胜强权，弱国联合、人类互助的胜利，因此互助思想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普遍欢迎。追求进步的青年在新思潮的感召下，热衷于结成互助团体进行新生活的试验。1918年底，王光祈等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就是为该会成立所撰。恽代英等组织“利群书社”，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北京等地的“新村”“工读互助团”的兴起，都反映了这种影响的广泛。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中关于“心”的改造部分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互助”。李大钊认为：“协和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和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能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靠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李大钊并非抽象地超越时空地谈论互助，而是按唯物史观，将其纳入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互助的实现以经济组织的改造为前提。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起”[3]356。同时，李大钊指出：“经济构造建立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一日消灭过，不过因他常为阶级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3]35由此看来，李大钊认为互助既是社会改造的结果，也是改造社会的手段和斗争的武器。
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精神，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期，更是要紧。因为人类在马克思所谓“前史”的期间，习染恶性很深，物质的改造虽然成功，人心内部的恶，若不刬除净尽，他在新社会新生活里依然还要复萌，这改造的社会组织，终于受他的害，保持不住。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曾具体地阐述了精神改造和物质改造的辩证关系和内涵。
最初，以几大著名设备供应商为代表的投标方，对新招标方式和院方提出的招标需求等并不配合，“条款的让渡直接意味着维保收益的下滑，尤其是在设备公司维保部门与销售部门，同为平行利益中心的情况下。”唐通军指出。因此，省医院维保服务招标采购规范化的举措，无异于直接“将军”，必然引发对方潜意识的抵制。
李大钊把物质与精神运动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说明两者的相互依赖和不可或缺，并没有将两者看成独立存在、互不依存的本原。他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内辩证地阐释两者的关系，这就是将物质改造作为基础和前提。他指出：“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5]34他反复强调经济现象的重要性和不可抗性，精神将适应物质变化的要求而变化。基于这一认识，他后来又继续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从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深入阐释经济基础即物质改造的决定作用，表明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确信，说明他准确地把握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1923年7月，李大钊在上海大学的演说中指出：“一般谓马克思派绝对摒弃精神方面，实乃误会。不过欲图社会之彻底改造，唯有赖于社会经济之彻底改革也，而启发及鼓舞人精(原文如此——引者注)改造之精神，则有待于趣味改造社会家(李大钊在前文提及此派为罗斯金的“以精神改造为归宿”——引者注)之努力。”[注] 见《纪各校之毕业礼》，载于《申报》1923年7月13日。 强调马克思主义并不应忽视精神改造，尤其在社会经济改造完成之后，人的精神改造更加重要。
李大钊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改造来实现的。“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5]35。“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3]356。他把这两种运动，比作“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要用全部生涯向前推进，实现建设美好社会的目标。
利用道德矛盾情境进行判定的方式检测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以及道德判断能力与价值观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与价值观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具体而言，道德矛盾情境判断高水平及低水平之间的学生在价值观上无较大差异。其中，高分组对于社会公正观的态度明显低于低分组，而在人权观上高于低分组。因此，从一定角度而言，道德判断能力建立在学生对周围事物固有的认知上，而价值观则更多属于学生日积月累所形成的对生活及道德的态度。
另外，又必须注意到，李大钊在确信经济结构是社会进步决定因素的前提下，对于精神改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应忽视精神改造，精神改造必须与物质改造一致前行。关于这一方面，李大钊有许多的论述。如，他指出：“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这也未必不是社会改造的曙光，人类真正历史的前兆。”[5]34“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加倍努力，以图刬除人类社会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5]35“物质和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5]117“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缘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杀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疼。但他并不排斥这个人高尚的愿望，他不过认定单是全体分子最普通的伦理特质的平均所反映的道德态度，不能加影响于那经济上厉害相同自觉的团体行动。我们看这建立于阶级对立的经济构造的社会，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实在一天也没有消灭，只因有阶级竞争的经济现象，天天在那里破坏，所以总不能实现。但这一段历史，马氏已把他划入人类历史的前史，断定他将与最后的敌对形式的生产方法，并最后的阶级竞争一并告终。而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也就从此开始。”[5]22强调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的能动性，使李大钊与把唯物史观当作宿命哲学的庸俗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物质对精神可以起决定作用，但作为精神载体的人，不能做物质的奴隶，不可以把人当作被动存在的“驯服工具”，等待新生活的到来。人的觉悟、能力也即人的素质可以运用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而决定革命成败和建设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纪律的约束、制度的规范固然重要，最重要的是靠人的素质和觉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的质量决定成败，已为无数中外历史事实所证明。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意义非凡。
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的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5]12
三、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河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人类文明，探索改造旧道路的思想结晶；是他背负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使命，为改造中国设计方案的一种创新思维。李大钊这一创新性思维体现出对于唯物史观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精神。李大钊说：“我们现在固不可以拿一个时代一种环境下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的社会。”“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记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5]35-36在与胡适讨论“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时，李大钊更是明确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5]3从这个意义上说，物心两面改造论的提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物心两面改造思想，在中国五四运动史上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高潮。启蒙思想家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训，倡导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将启蒙的重点放在伦理道德觉悟上。但大多数五四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受时代局限，强调思想文化上的革命，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经济结构改造在思想文化革新上的意义。如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就反映出当时启蒙思想在这方面的局限。另外，五四运动初期，启蒙思想家多以进化论为理论武器，在对待“新旧”“中西”问题上多存在着绝对化、片面化倾向。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论运用唯物史观解释思想文化变迁的原因，将社会经济变革作为思想文化变革的前提，将经济制度的改造与精神的改造结合起来思考，倡导物心两面的改造。在具体的“心”的改造方面，既用“人道”“互助”等思想批判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又用具有社会主义精神伦理观念透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弊端。这种思想适应了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潮流，可以说，是五四启蒙运动中最为深刻的一种思想。
五四启蒙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看，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有助于中国人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1893年曾说，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为了同唯心主义作斗争，他和马克思不得不强调他们的论敌所否认的“经济决定性原则”，这样就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强调的不够”。恩格斯承认，在这方面，他和马克思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6]。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论，服膺马克思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社会的基础构造的作用，认同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等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但也不忽视精神改造的意义。李大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关系的阐述，避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时犯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经济决定性的错误。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李大钊物心两面改造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理论价值，是一份值得认真研究和继承的极为宝贵的先驱者遗产。
ZHAO Jian, WANG Yun, WEI Bo, HE Zhi-qing, LIANG Chun
参考文献：
[1]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42.
[3]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0.
Li Daozhao ’s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eformation Theory an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U Gui -fu ，HAN Yi -de
(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eformation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Li Daozhao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his proposal after the critical acceptance of the forerunners’ thinking， the crystallization of his exploration for the Chinese path reformation and also the most creative part in his ideology. Li Dazhao believed that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movements were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indispensable. They were not independent and unreliable. Taking the material reformation as the basis， He gave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iritual one on the premise that economic structure is the determinant factor for social progress. Under no cases should the material reformation be neglected and therefore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eformation should be coordinated. This theory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was greatly significant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Key Words ： Li Daozhao； Material and Spiritual Reformation Theory；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2-0009-06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2.002
作者简介： 刘贵福(1962-)，男，吉林通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校：李亚平)
标签：李大钊论文; 物心两面改造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