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辩证法论文,基本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哲学界都是按照列宁的说法讲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然而前些年苏联哲学界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ф·ф维亚列凯夫主编的《客观辩证法》一书中把辩证法的原则规定为：研究出发点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客体及其属性相互依赖的原则，客体及其属性的矛盾性原则，辩证法的本体论方面的发展原则，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统一的反映原则，辩证法的价值论和社会学方面的党性原则。很难说这些原则都是对的，但却引起了我们对唯物辩证法基本原则的反思。笔者以为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从其理论本身及应用两个层面去思考和界说。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
一、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
唯物辩证法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总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辩证法，与黑格尔绝对理念及其发展、变化作为辩证法主体的观念本体论不同，它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因而它是物质本体论。马克思说：他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马克思正是从唯物论出发确立了他的辩证法的本体论。 恩格斯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辩证法区分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他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行的反映而已”〔2〕。后来他又指出，由于唯物辩证法的建立，“这 样，概念的辩证法的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3〕。“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 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4〕。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5〕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6〕。这就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 。这一原则既是看待唯物辩证法理论本身的最高准绳，又是运用辩证法必须坚持的最高准绳。我国哲学界一般所说的联系和发展原则，实质上是从属于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这一本体论原则的。因为联系和发展既是现实世界本身的辩证法，也是运用辩证法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列宁正是在论述“客观辩证法”和“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时提出了联系和发展的原则。〔7 〕这说明联系和发展是属于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这一本体论原则范畴的。它们本身是属于唯物辩证的具体的原则，不能上升到基本原则。
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首先在于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从理论上真正说明唯物辩证法同旧唯物主义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根本区别。在哲学史上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法还原为现实世界本身的辩证运动，提出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因而能够从理论上把辩证法同唯物主义科学地结合起来，超越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建立起辩证的新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叫做“现代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他们认为这种唯物主义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就是它在内容和本质上都是辩证的。恩格斯说：“了解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8〕， “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9〕， 成为概括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反映现实世界本身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这一新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辩证的，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由于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的物质本体论的辩证法，因而它才同黑格尔的观念本体论唯心辩证法区别开来，成为科学的辩证法。如果只一般讲联系和发展的原则是无法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划清界限的，因为联系和发展也是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重要原则。所以，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是辩证法理论变革的标志。列宁非常赞同这一思想，并且进一步提出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10〕这是辩证法问题上的唯一唯物主义原则。但是，列宁以后斯大林对辩证法的解释就违背了这一原则。他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辩证法先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后来推广到自然界的现象中，就变成了认识自然界的辩证方法。这种方法把自然界的现象看作是永恒运动着、变化着的现象，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自然界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自然界中对立的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11〕。在斯大林这一解释里，唯物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不见了，正好成了恩格斯所批评的黑格尔的错误。黑格尔认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12〕，不是这些规律去适应自然界，而是自然界必须服从这些规律。这说明在辩证法问题上如果不坚持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就很容易滑向唯心主义辩证法。
其次，坚持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在运用辩证法观察问题时才可能避免主观性。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在运用辩证法观察问题时必须首先分析事物本身的辩证关系，按照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去反映事物，而不是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当作公式到处乱套。恩格斯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吸取和引出”关于外部世界的结论，他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不是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13〕。列宁发挥恩格斯的思想，根据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的本体论原则，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辩证法的首要要素。他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14〕。他认为一切“对象表现出自身是辩证的”〔15〕，只有从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出发，才能真正全面地认识事物。在坚持客观性反对主观性方面，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丰富和发展了观察客观性的思想。他认为实际的客观性包括客观的存在性、全面性、运动性、本质性。他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指出：“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16〕，因此，坚持客观性必须全面地、深入地、发展地观察问题，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
二、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
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一方面说明唯物辩证法作为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它所揭示的是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因而它是世界观；另一方面，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本身的辩证法，因而它的规律同外部世界观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无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于思维的运动都同样是实用的。人们可以凭借唯物辩证法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革世界的方法论，从而使唯物辩证法能够达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所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一开始就强调唯物辩证法是一种世界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古希腊哲学的特点时指出：在哲学史上，辩证法一开始就是世界观。他说：把自然界、人类历史和我们自己思维的一切现象看作是相互联系、处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之中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确实是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显地表述出来的。〔17〕后来恩格斯在晚年回顾马克思和他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创立唯物辩证法时又再一次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变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18〕。他们与黑格尔把辩证法看作是方法不同，首先强调辩证法是世界观。但他们认为唯物辩证法不仅是一般的世界观，而且是可以运用于一切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以马克思为例说：“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别重新提到显著的地位，并且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的事实，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9〕。证明了唯物辩证法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是“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20〕，也就是最正确的方法论。
继恩格斯之后，列宁又从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说明辩证法既是发展观又是分析矛盾的方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提出唯物辩证法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而且他们“最为注意的事情”就是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是他们做出的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21〕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中国革命，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进一步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既是宇宙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是一个东西”〔22〕。世界观是讲世界本来是怎么样的，方法论是讲改造世界要怎么做。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之所以成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首先在于坚持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才能充分表现出唯物辩证法的实践性功能。一切旧哲学实际上都是把世界观和方法论分割开来，把哲学仅限于说明世界的解释功能。所以，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列宁进一步解释说：“旧唯物主义者会解释世界，而我们应该改变世界”〔24〕。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改变世界，就在于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既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又能指导人们实践改造世界，因而它既具有解释功能，又具有实践性功能。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哲学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功能。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如果哲学只是解释世界，那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5〕。这里毛泽东实际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解释和改造三个层次的统一。一是认识和科学解释世界的统一；二是科学解释和实践变革世界的统一；三是实践变革和认识世界新阶段的统一（人在实践变革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这三个方面的统一，正是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的全部内容。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强调它的方法论，强调它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获得完整的实践性的规定，从而与旧哲学彻底区别开来。也如毛泽东所特别指出的：“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26〕。这也就是它同以往辩证法所不同的特点之一。
其次，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还在于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了它对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普遍适用的真理性。这本身就存在着被教条化的可能性。如果人们躺在这真理的床上，把它当成万能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教条。提出世界观和方法论一致性原则，就是为防止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从他学术活动一开始，早在1843年就公开向世人宣告：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对奉行抽象哲学原则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形象而深刻地揭露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签字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27〕。恩格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机会主义作斗争中一再阐述：“马克思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8〕，列宁非常称赞这一观点，他说：“恩格斯在谈到他自己和他那位赫赫有名的朋友时说过：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经典式的定义异常鲜明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往往被忽略的那一方面”〔29〕，即辩证法。列宁重述并运用恩格斯这一思想来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指出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30〕。一切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就是违背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到处套用，从而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三、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唯物辩证法的应用论原则
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只能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绝不是，也不能提供一把公用的万能钥匙式的工具，使人们毋需特别费力就可能用它来预先确定任何事物及其具体的发展途径。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要怎样才能应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解决实际问题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理论的时候就强调指出：对于他们所提出的“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1〕。并且坚决反对不问具体情况，把“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当作标签贴在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32〕的作法。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只能给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一种指导，要使这种指导成为现实，只有把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同具体科学结合起来，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在认识和实践中取得成功。所以，列宁非常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了“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著名命题，〔33〕列宁提出的这一命题实际上是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应用论原则。列宁本人非常重视这一原则，他认为结合具体情况来运用一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34〕。“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35〕。如果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地分析，那么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理论）最终“都会变成空话”〔36〕，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列宁非常称赞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不同国家工人运动的状况来指导工人运动的思想。1907年他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一文中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不同于他们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时指出：“从科学观点来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的实际政策和策略观点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决定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典范”〔37〕。
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应用论原则，首先在于只有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把一般和个别结合起来，实现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唯物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过于一般化，对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具体的实际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一般理论无法概括所有的个别。一般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必须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进行具体的分析。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中只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一般和个别的结合点，才能实现这种结合，找到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相反地如果应用辩证法的理论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场合作特殊的分析，理论就会变成空话，如果把理论当成公式，按照它来剪裁事实，那就不仅是空话的问题，而且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有害的东西。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教条主义者正是这样，他们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指导原则，不注意中国特殊国情的具体分析，以为只要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其结果弄得一无是处。所以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特别强调分析矛盾的特殊性。他指出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情况“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38〕，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的损失。
其次，坚持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才能把握矛盾特殊性，也才能认识事物。辩证法就是认识论。作为认识论最根本的就是指导人去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人们认识事物就是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决定的。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者叫做根据。分析事物矛盾特殊性，这既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科学研究区分的根据。“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39〕，而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从而认识事物，〔40〕发挥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功能。
最后，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不断地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的终极的理论，而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它不仅“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41〕，而且对它自身也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它“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42〕。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发挥双刃的作用，在不断革新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中革新和发展自己呢？最根本的也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坚持实事求是，实现思想解放的基础的环节，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的“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从中引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制定方针政策，作为行动的向导。可以说没有具体情况分析也就不可能达到实事求是，因而也就谈不上解放思想。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43〕，“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44〕。这“主要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45〕。只有根据新的具体情况决定路线、方针、政策，解决新问题，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修正和抛弃其中过时的东西，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也只有在解决新问题中总结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必须结合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列宁提的联系原则和发展原则，作为方法论，它实际上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时所必须贯彻的一种全面性原则。它要求对任何事物、现象进行具体分析时，既要分析事物内部各方面、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又要分析事物同周围环境的联系；既要分析事物的历史、现状，又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分析它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对事物的全面的具体分析。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7页。
〔2〕〔5〕〔6〕〔8〕〔9〕〔12〕〔13〕〔17〕〔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553、401、610、28、151、401、38、23、387页。
〔3〕〔4〕〔20〕〔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39、494、239、406页。
〔7〕参见《列宁全集》，2版，第55卷，215～216页。
〔10〕《列宁全集》，2版，第55卷，166页。
〔11〕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34页。
〔14〕〔15〕《列宁全集》，2版，第22卷，190、194页。
〔16〕〔25〕〔26〕〔38〕〔3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3～314、292、304、312、30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51页。
〔21〕〔33〕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558、290页。
〔22〕毛泽东：《唯物辩证法讲授提纲》。
〔23〕〔31〕〔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228、48页。
〔24〕《列宁全集》，第10卷，312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6页。
〔29〕〔35〕《列宁选集》，第2卷，398、857页。
〔30〕《列宁全集》，第23卷，338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75页。
〔34〕〔37〕《列宁选集》，第1卷，673、693页。
〔36〕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34页。
〔40〕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7页。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259页。
〔43〕〔44〕〔45〕《邓小平文选》，第2卷，128、179、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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