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浪漫主义：盖斯克尔夫人如何描述豪沃思村_夏洛蒂论文

反浪漫主义：盖斯凯尔夫人如何描写哈沃斯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尔夫论文,盖斯凯论文,哈沃斯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4-0036-26

       1861年，一位名叫麦克兰兹伯里斯(John McLandsborough)的布拉德福德市工程师因崇拜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也像其他“文学朝圣者”(literary pilgrim)一样对她的家乡约克郡西部山区的哈沃斯村(Hawoth Village)充满好奇，遂决定去凭吊一番。乘火车到达基斯利镇(Keighley)后，他惊讶地发现通往哈沃斯村的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似乎三四十年代席卷英国许多地区的“铁路狂潮”(the Railway Mania)把这片地理上并不算偏远的山区给遗忘了。话说回来，在1847年勃朗特姐妹的文学声名鹊起从而使来哈沃斯村“朝圣”的人络绎于途之前，这片只能胡乱生长些灰紫色帚石楠、山坡上遍布大大小小的黑石头的荒凉高沼地又有什么值得逐利的铁路投资者掏腰包呢？直到1840年，自己尚且未通铁路的基斯利镇的报纸谈起哈沃斯村时依然不屑地说它“直至最近才或许刚刚摆脱半野蛮状态”。(Gaskell，1900：198)如今却不同，因为勃朗特姐妹，这片默默无闻的贫瘠山区突然变得格外浪漫了，在英国文学地图上像神秘的圣山一样突然隆起，比那帮浪漫派才子佳人曾徜徉过的北部“湖区”更投合维多利亚中期中产阶级的道德和美学的想象力。

       麦克兰兹伯里斯随即倡议从附近通铁路的城镇修一条支线到哈沃斯村，并获得约克郡商人和格外看重本乡声望的地方政治人物的赞同。一次次会议在距勃朗特故居不远的黑牛客栈召开，探讨这条支线将给哈沃斯村带来的利益。据会议记录，“与会者完全相信，修筑一条从基斯利通到哈沃斯的铁路，对维护本地财产的价值、促进本地福利及工业进步，不可或缺。”(KWVR)会议决定成立基斯利—沃斯河谷铁路(Keighley & Worth Valley Railway)公司，选定从4英里外的新兴毛纺业城镇基斯利沿西南方向的沃斯河谷修一条单线铁路。公司在获得议会授权后，开始发行股票，并任命麦克兰兹伯里斯为工程师。1864年2月9日，开工仪式在哈沃斯村举行，约克郡几位政要送来了一柄雕有橡树的银铲以及一推车橡树枕木以志庆贺，并支付了仪式所花费的酒钱。铁路线与原先那条公路(“朝圣之路”)并行，但它隔在公路与哈沃斯村之间，为确保步行者无须横穿铁路便可安全到达哈沃斯村，在距离村口不远的地方，铁路线下面留出一个步行通道。到1867年4月13日，这段只有5个车站、全长5英里的铁路才告竣工，并在哈沃斯火车站举行了隆重的通车仪式。选在这里举行通车仪式，正如当初的开工仪式，理由不言自明——那是“勃朗特之乡”。

       通车仅一个月，《基斯利新闻报》(Keighley News)就评论道：“自沃斯河谷铁路开通以来，它已成为成千上万的人到哈沃斯这个古老村落参观的交通手段。在过去几个周末，成百上千的人在这个浪漫之地享受了纯净空气和山间微风。所有情形都表明，这里极可能成为夏季休闲场所。”(KWVR)现在反倒是作为这条“文学朝圣”之路的中转站的基斯利镇从哈沃斯村获得经济好处了——那里大大小小的客栈为依然选择步行去哈沃斯村的大量朝圣者提供着食宿。达尔比(Stuart Dalby)说：“这条铁路线的名声大部分归因于哈沃斯站，因为勃朗特姐妹出生在哈沃斯村。”(80)尽管他弄错了勃朗特姐妹的出生地——其实是“山那边”的桑顿村(Thornton Village)——但他的评论是符合事实的。正如赫维特(Peggy Hewitt)所说，这条铁路“改变了哈沃斯村的形状。随着一溜溜联立房屋建造起来，哈沃斯村从半山腰向下蔓延到河谷，又从对面山坡向上蔓延”。(Hewitt：117—18)

       不过，对虔诚的文学朝圣者来说，望见河谷里出现一列拖着长长的黑烟的工业怪物，还是有些不悦，这破坏了他们对哈沃斯村“原始性”的浪漫想象。而且，他们既熟悉《简·爱》，自然就熟悉17世纪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的寓言作品《天路历程》——有清教主义倾向的夏洛蒂在《简·爱》的最后部分大量挪用这部作品，以便在简·爱、传教士圣约翰(Rev.St.John Rivers)与班扬笔下历尽艰险的朝圣者之间产生一种隐喻重叠——把“文学朝圣”想象成一种与地理上的“艰难跋涉”相联系的内心之旅。即便有火车，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将基斯利镇作为步行出发点的传统朝圣仪式。

       其实勃朗特一家与“铁路狂潮”有着相当复杂的纠葛。夏洛蒂颇有才气的弟弟勃兰威尔(Branwell)1840年被任命为利兹—曼彻斯特铁路线(Leeds & Manchester Railway)上的索尔贝桥火车站(Sowerby Bridge Station)助理售票员，一年可挣75英镑，这已是相当体面的薪水，次年又升职为鲁登登山脚火车站(Luddenden Foot Station)售票员，不过他游手好闲的老毛病又犯了，还酗酒，不久被下派到一个偏远乡下火车站，那里经过的火车一天也没几趟，“他百无聊赖，孤独地坐在车站售票木棚里，时不时地在铁路账簿的空白处画些素描。”(Willis：71)此时更糟的事降临在他头上：公司查出他在担任鲁登登山脚火车站售票员时“账目违规，手下盗用公款”，(Railway：7)把他解雇，从此他就沦为了酒鬼和瘾君子，整天泡在黑牛客栈与一帮坏小子厮混。

       他的放浪形骸给家庭经济前景造成极大不安。颇有经济头脑的姐妹们开始投资冒险。1842年，她们的姨妈伊丽莎白(Elizabeth Branwell)去世，给她们每人留下一笔300英镑的遗产，时值“铁路狂潮”，她们就用遗产的大部分买了约克—北部内陆铁路公司(the York & North Midland Railway Company)的股票，还买了一些矿山股票。可惜她们未能在股值飙升时出手，结果1845年下半年铁路股值开始一路狂跌，在持股人那里引发“铁路股票恐慌”。夏洛蒂也是忧心忡忡，不仅关注报上每天的股票走势和股评家的分析，还在致密友的信中屡向她们征求建议。到1849年10月，她在致《简·爱》当初的审稿人史密斯(George Smith)的信中还痛惜道：“那笔生意的确糟，比我想象的还糟，比父亲料想的要糟。事实上，我拥有的那些铁路股票，若按最初价格，已够我一生温饱了——我并非有浪费的想法和习惯的人。现在，我肯定不能指靠它们了。”(Shorter，Vol.II：77)在惋惜自己未能在这场投资冒险中获利后，她转而谴责“这种铁路制度夺走了许多人每日的面包”。这倒是回夺道德制高点的漂亮的反戈一击。

       其实这时她已是“薄有资产”的人，她本人及已去世的艾米丽(Emily)和安妮(Anne)的著作一直卖得很好。于是，她把现在只有她和父亲及两个女仆居住的牧师住宅好好装修了一番，又添置了许多深红色的新家具，给1853年秋去哈沃斯村探望她的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留下了深刻影响：

       会客室里的家具显然是近年新置换的，勃朗特小姐的文学成功使她有能力多花一些钱。房间里的一切都与作为小康之家的乡村牧师住宅的观念相配，也很和谐。房间的主色调是深红色，与关在户外的那片寒冷灰暗的景致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氛围。(Shorter，Vol.II：337)

       在1847年5月致闺蜜纽西(Ellen Nussey)的信中，夏洛蒂因约克—中部内陆铁路没通到哈沃斯村而感到遗憾：“那条铁路线已开通了，但只通到了基斯利镇。”(Shorter，Vol.I：350—51)她不得不依然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乡村公路步行到基斯利镇。山区天气多变，走在这条无遮无挡的公路上往往会遭遇阵雨，就像1847年9月她在布拉德福德一个朋友家改完《简·爱》校样后乘火车到达基斯利镇，再“从基斯利步行回家，一路上，雨下得很大，又刮着大风”。(Gaskell，1900：339)可以想象，如果她能活到看见基斯利—沃斯河谷铁路的兴建，她一定会在这条因她们姐妹的文学名声才有并将成为“文学朝圣”方便之路的铁路线上投资。

       文学朝圣者主要是在40年代之后的经济繁荣中获利的欧洲中产阶级男女，他们是感伤文学的读者群，而此时在中产阶级中兴起的“休闲”时髦也让以前难得有出门机会的中产阶级妇女成群结队前往偏远的风景名胜及文学名人家乡，去弥补一下中产阶级生活所缺少的浪漫成分。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

       或许，主要是通过在资产阶级家庭女性成员中兴起的白日梦，浪漫主义才得以进入中产阶级文化……资产阶级姑娘们弹着肖邦或舒曼的浪漫室内乐。毕德麦耶尔鼓励一种诸如艾辛多夫或爱德华·默里克那样的浪漫抒情风格，其中激情被转化为怀旧或消极的渴望。甚至忙碌的企业家在商务旅行时也会欣赏一下一晃而过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最浪漫的景色”的山，在家时则以画“乌朵浮古堡”来消遣。(272—73)

       连出名后或有钱后的夏洛蒂都加入了“文学朝圣”队伍。1850年初夏，她应《简·爱》出版人威廉斯(Smith Williams)之邀去伦敦——此人深谙文学市场，知道在大家正对《简·爱》的作者“柯勒·贝尔”(Currer Bell)的真实身份议论纷纷之际让她在伦敦高调露面的轰动效应——但她对工商业之城伦敦的印象一直不好，就像1846年仲夏她在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小住时感到非常压抑。(正是在这座首屈一指的工业重镇，她一边陪伴做白内障手术的父亲，一边创作《简·爱》这部以“前工业时代”的乡村为题材的浪漫小说。)不久她从伦敦远赴爱丁堡，去朝觐这个她一直最为心仪的“文学圣地”(literary shrine)，那是司各特(Walter Scott)的故乡，而他的小说赋予它一种哥特式的浪漫色彩。返回哈沃斯村后，她在致一位女友的信中对伦敦和爱丁堡进行了一番对比：“与伦敦相比，爱丁堡就像是历史的生动一页，而伦敦则像一篇冗长乏味的政治经济学论文，至于苏格兰的麦尔罗斯和阿波茨福特，光是名字听上去就充满音乐感和魔力。”(Shorter，Vol.II：150)在写给史密斯·威廉斯的信中，她使用了浪漫派诗人偏爱的“诗”与“散文”的隐喻：

       以前，我热爱的苏格兰只是一个概念，现在成了一个实体，我的热爱之情更是无以复加；它带给我此生从未品尝过的欢乐时刻……只要见过爱丁堡一次，看过它龙盘虎踞似的峭壁断崖，谁不会在睡梦和白日梦中再次见到它？亲爱的先生，如果我说，您的伟大的伦敦城与“我的浪漫之城”爱丁堡城比起来，如同散文之于诗，如同一部嘈杂枝蔓的笨重史诗之于一首如闪电般明快、清晰、生动的抒情诗，您别以为我出言不逊。您的伦敦城里可没有司各特纪念碑那样的东西，即便有，再把伦敦全部得意的建筑都算上，伦敦城也没有“亚瑟王宝座”，更关键的是你们伦敦人没有苏格兰那种伟大的民族性格，正是这种性格赋予那片土地以真正的魅力和真正的伟大。(Shorter，Vol.II：148)

       夏洛蒂从爱丁堡归来的次月，作为一次赢得苏格兰人心的“爱国主义”政治象征之旅，维多利亚女王及“驸马”阿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带着几乎满朝文武和宫廷命妇巡游苏格兰，下榻在能望得见“亚瑟王宝座”(Arthur’s Seat)的行宫，但天气和身体使女王无法攀登这座陡峭山峰，于是，亲王带着一些朝臣和命妇前往，“在山脚下马，徒步攀登”。(Buist：38)次年8月，女王故地重游：“一大早，她驾到后，便在阿伯特亲王与皇家孩子陪伴下，弃辇于山脚，徒步登上‘亚瑟王宝座’，第一次在山巅俯瞰四周美不胜收的景色。”(McBean：132)一个月后夏洛蒂就此事写信给苏格兰人泰勒(James Taylor)，言语中透露出她的强烈的爱国热情：“女王和她的丈夫及皇家孩子一起登上‘亚瑟王宝座’，的确非常有利。我至今不能忘怀，当登上山顶时，我们坐下，俯视山下那座城市，然后远眺大海、利斯及彭特兰山。作为苏格兰人，你无疑会感到骄傲，为这片土地、首府、它的人民及文学感到骄傲。”(Shorter，Vol.II：167)

       顺便说说，维多利亚女王也是《简·爱》迷，曾彻夜对阿伯特亲王诵读《简·爱》，并评价“此书非常有趣，十分精彩，极有表现力，写得极美”。(Hibber：478)至于从小就生活在宫禁中的年轻女王与一个打小就在穷乡僻壤生活的乡村女子之间为何发生共鸣，就不能仅从美学趣味上加以解释了。女王希望看到英国重现18世纪粗野有为的男子汉观念，而不是此前把持英国权柄的摄政王乔治四世心仪的整天在沙龙里以高雅的着装、谈吐和风度相磨砺的纨绔子作风(Dandyism)。维多利亚女王之于乔治四世，正如夏洛蒂之于简·奥斯丁。乔治四世是奥斯丁的崇拜者，甚至托人暗示奥斯丁将当时正在付印的《爱玛》题献给他。夏洛蒂对批评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居然盛赞奥斯丁大吃一惊，说这位以乡绅生活为题材的作家的作品如同“精心围护起来的高度人工化的花园，有着明晰的花径和精致的鲜花，却看不到明亮、生动的事物，看不到旷野，闻不到新鲜空气，看不到蓝色的山，看不到潺潺小溪。我可不想与她笔下的那些绅士淑女一起生活在他们的高雅、封闭的宅子里”；(Shorter，Vol.I：387)又说奥斯丁只知道“高雅地打趣”，“对激情一无所知……对人心的关注远不及她对人的眼睛、嘴、手和脚的关注”。(Shorter，Vol.II：127)

       爱丁堡之外，北部“湖区”是勃朗特心仪的另一个“文学圣地”。她在诗歌学徒期时就曾怀着一个热爱文学的乡下丫头的热情给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骚塞写信，还在骚塞的邀请下准备去“湖区”一游(因路费问题而作罢)。在三姐妹诗集于1846年出版后，夏洛蒂给华兹华斯和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各寄去一本，并附上请教的长信。1850年仲夏，爱丁堡之行后，她终于得以完成“湖区”之行。但因为随行的两位旅伴急匆匆的性格，她几乎只能从马车窗子浏览一下飞速而过的风景，让她颇为失望，但这种失望或许主要源于“湖区”的风景过于明丽通透，而且那个时候的“湖区”也非安宁之地了，到处车水马龙，缺乏她所中意的那种哥特式的阴森神秘之美。她写信给史密斯·威廉斯说：“湖区，作为风景，当然很美，远比我在苏格兰看到的风景要美，但却不像后者那样带给我那么多快乐。”(Shorter，Vol.I：168)又在给伍勒小姐(Miss Margaret Wooler)的信中提到：

       “湖区”的风景美不胜收，和我睡梦中和白日梦中见到的相差无几。不过，亲爱的伍勒小姐，我只能一半地欣赏它，因为我只感到一半的自在。我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从一辆引人注目的马车中向外探寻风景，但从货车、大车乃至驿车中却可以。马车把事情弄糟了。我一直渴望避开人们的注意，独自藏身于群山和山谷。(Shorter，Vol.I：173)

       她或许没料到，在她死后，甚至死前几年，哈沃斯村作为一个后起的“文学圣地”冉冉升起，声望很快盖过司各特的爱丁堡和湖畔派的“湖区”，乃至与莎士比亚的斯特拉福德镇平分秋色了。连她本人都说，哈沃斯教堂执事只要向外地来的文学朝圣者悄悄指认一下她，就可赚到一个两先令八便士的硬币。是文学朝圣者将夏洛蒂和哈沃斯村双双浪漫化了——当然，夏洛蒂的小说就弥漫着这种浪漫情调——并将被浪漫化了的夏洛蒂永远埋在了被浪漫化了的哈沃斯村，而实际上，夏洛蒂早在写作《简·爱》前就感到哈沃斯村的生活难以忍受。这种绝望情绪在她1845年3月给埃伦·纽西的信中爆发了：

       我难以向你描述在哈沃斯是怎样打发时间的。没有任何可算作事件的事来标示时间的进程。所有日子都一个样，一切都显出沉重、毫无生气的样子。星期日，烤面包的日子，和星期六，是仅有的稍许不同的日子。生命正在消磨掉。我很快就三十岁了，却一事无成。有时，看到周遭种种，我不由得意气消沉。但怨天尤人既不对，也很愚蠢。我的责任明确要求我现在留在家里。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哈沃斯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地方，但现在不是了。我感到我们似乎全被埋葬在这儿了。我渴望旅行，渴望去工作，渴望去过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Shorter，Vol.I：292—93)

       似乎哈沃斯村只有作为远行归来的暂时休息地，对她才是浪漫的，这正如来自城市的文学朝圣者到哈沃斯村只是想短暂体验一下“浪漫”，他们绝不想自此作为向这片贫瘠土地讨生活的哈沃斯村人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每天望着连绵的群山发呆。一片土地之成为风景，除某种有关“风景”的观念外(看一看勃朗特家的藏书及这些书籍的性质，就知道了)，还因观赏者与之拉开了一个审美的距离，而对祖祖辈辈以这片土地为生的当地农民来说，正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谈到爱尔兰土地之于爱尔兰农民，“土地当然只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范畴，也是一个伦理范畴……大体而言，它并非一个美学化了的概念”。(Eagleton：4)这也是“刚刚摆脱半野蛮状态”的哈沃斯村因《简·爱》而突然成为“风景”的原因：它被浪漫主义地编码，进入了“无功利的”审美观照。

       想必夏洛蒂平日站在荒丘顶上，目光会经常越过似乎无穷无尽的层峦叠嶂，落在那条沿着河谷向基斯利镇蜿蜒而去的道路上。她笔下的简·爱也渴望去“外面的世界”：

       我走到窗前，打开它，朝外望去，看得见房子的两翼，还有花园，再远是洛伍德的野外及山峦起伏的地平线。我的目光越过所有这一切，停在最远处的蓝色山峰上。那正是我渴望要越过的，而围在远处那一圈岩石和荒草之内的这片天地，整个儿就像是苦役犯服刑地和流放犯囚禁场。我的目光追随着那条沿着一座山的山脚盘绕、最后消失在两山夹谷间的白色大路，我多想顺着它望到更远的地方啊！(

：33)

       老勃朗特(Patrick

)1849年曾谈到自己与自己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哈沃斯村的关系：“我在哈沃斯，就像一个陌生人置身于一个陌生之地。”(Wilks：38)这位剑桥圣约翰学院的毕业生最心仪的人物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此人作为英国第一次对华鸦片战争时期的外交大臣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首相，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而大败拿破仑舰队从而捍卫了英国国土的威灵顿是夏洛蒂最崇拜的政治人物，她出名后终于在伦敦见到了他。尽管勃朗特姐妹生性羞怯，在上流社会和时髦社会中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社交障碍，却从小就热衷于在她们的天地里谈论政治，并在自己的文学幻想中充当领袖的角色，常常击败强大的对手，获取财富、征服殖民地和赢得爱情。

       一个崇拜威灵顿公爵的人怎甘心一直“独自藏身于群山和山谷”？当老勃朗特将牧师住宅楼上楼下塞满书籍时，他就主要生活在与哈沃斯村没有多少关联的幻想中了，这就像他的那些同样生活在这些书堆里的孩子：比起哈沃斯村，他们的精神与爱丁堡和“湖区”离得更近。1853年9月盖斯凯尔夫人来看望夏洛蒂时，发现这个地处荒原的“托利党人和牧师”的住宅里竟然“楼上楼下都是那种用小字密排印刷的经典之作”，而更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夏洛蒂母亲一方的书，“这些书有自己的特点——热切，狂热，有时甚至是疯狂”，里面“尽是些奇迹、幽灵、超自然预感、不详之梦以及癫狂”。(Gaskell，1900：127)至于那些“用小字密排印刷的经典之作”，可从夏洛蒂1834年7月写给埃伦·纽西的信中获得一个大致印象。她向这位热爱阅读却找不到方向的女友强调“执著于经典，避开时髦之作”，并推荐一些属于自己核心阅读范围的作品：“诗歌，则密尔顿、莎士比亚、汤姆森、哥尔斯密、蒲柏、司各特、拜伦、坎贝尔、华兹华斯、骚塞”，“历史，则休漠、罗林”，“至于小说，只读司各特就够了，他之后的一切小说均不足观”，等等。这些书籍构成了夏洛蒂的文学想象世界，她是带着这些书籍的基本情调来感知哈沃斯村的地理和风俗的，就像她1835年谈到妹妹艾米丽时所说：“她的心能把青灰色山坡上的阴沉洼地想象成伊甸园。”(142)据盖斯凯尔夫人观察，夏洛蒂画画时使用的是拉菲尔前派的精细工整的技法，却无视拉菲尔前派对“精确”的追求：“她不是根据自然本身来画，而是凭想象来画。”(138)

       当然，将哈沃斯村迅速成为“文学圣地”的原因悉数归于《简·爱》——或加上当时名气稍逊的艾米丽的《呼啸山庄》——显得有些勉强，不如说是这个清教主义复兴的时代在中产阶级文化中形成的对浪漫主义尤其是阴森恐怖的哥特式浪漫主义的情感向往在哈沃斯村找到了自己的投射目标：前往古风盎然的哈沃斯村的朝圣之旅，犹如重回圣经时代——在这里，地理的“蛮荒”意味着精神的充盈，意味着在人被“异化”的工业化时代“返璞归真”。与女社会学家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一起来哈沃斯村探望夏洛蒂的一位女士所写的一封长信，典型体现了文学朝圣者对哈沃斯村的“浪漫化”：

       尽管下着蒙蒙细雨，我们还是决意开始我们已筹划了很久的哈沃斯之行。于是，我们把自己裹进野牛毛大氅，钻进轻便两轮马车，在十一点出发。雨渐渐停了，此时的天光正与这一片蛮荒、凄冷的景致协调——大片大片的乌云阴郁地悬在山头。透过乌云，这儿那儿，一束束阳光垂下来，给山坡上的荒凉的村子抹上一层神秘的柔光，或直射进幽谷，照亮某处房顶高耸的烟囱管，或在草甸以及蜷伏在谷底的磨坊的湿屋顶上闪烁。我们越接近哈沃斯村，四周就越显得蛮荒……(Gaskell，1900：496—97)

       夏洛蒂在自家深红色调的会客室高兴地接待了她们——这座荒原深处的“文学圣所”内部却了无一点荒原色彩，正如来哈沃斯村朝圣的城市中产阶级男女的讲究的住宅。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生活似乎分裂成内外两个部分：像中产阶级那样尽可能舒适地生活，同时幻想一种非中产阶级乃至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了让这种幻想附着于可见的物象，他们就要求工业或“现代”远离“浪漫之地”，并要求那里的乡下人替他们守护好其“原始性”，以便在自己过腻了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时刻偶尔去那里感受一下原始的浪漫——而在盖斯凯尔夫人看来，这就阻碍了这些贫瘠的乡村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其永远处在贫困之中。

       不时有不速之客跑来敲牧师住宅的门，如1850年的某一天，一个狂热的朝圣者带着一条狗，踏上了从基斯利镇到哈沃斯村的乡村公路：

       大约走了半个多钟头，我看见一条孤零零的路有点突兀地从大路支出去，爬上西边陡峭的山坡，大约朝上延伸一英里，然后戛然而止，顶头耸立着教堂灰绿色的塔……我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比哈沃斯更单调、更忧郁的地方，没有生命的迹象，看不到贸易，也不见车辆行人。那些房子看上去愁苦不堪，假若石头也有一副冷酷心肠，那这里的石头就是如此。(Shorter，Vol.II：439)

       与其说他没看见生命的迹象、贸易或车辆行人，倒不如说他宁愿没看见，只有这样才会产生他所期待的“单调、忧郁”之美。然后他走到牧师住宅门前敲门：“门开处站着女仆，她后面的楼梯上站着《简·爱》的作者。这是多浪漫的相遇啊，一个狂热崇拜天才的人和那个被他崇拜的偶像，他心中满是对文学、对文学的教士和女巫的炙热之火，急切踏上了来朝拜这个时代最有创造力的女作家的朝圣之旅，然后就见到了她。”(Shorter，Vol.II：441)

       夏洛蒂去世一年后，国民教育家和督学阿诺德(Mathew Arnold)到哈沃斯村巡视当地一所学校，并凭吊勃朗特姐妹的墓地——不过，《勃朗特姐妹：诸家评论集》的编者阿柯特(Miriam Farris Alcott)根据阿诺德此后写给盖斯凯尔夫人的一封谈论自己的哈沃斯村之行的信中有“如此不幸的一家，连她们死后都葬在了错误的难以辨认的地点”一句，判断阿诺德弄错了勃朗特姐妹的墓地，或未去教堂墓地(306)——写了《哈沃斯教堂墓园》(“Haworth Churchyard”)这首诗，其中描绘了他走在那条通往哈沃斯村的乡村道路上望见的景致：

       基斯利镇已在身后，道路

       向上通往荒原的深处

       两边是灌木丛生、阵雨时来的山丘

       小煤车顺着山坡颠簸而下。

       这是一个粗野、冷酷的族群的家乡，

       那里，在山坡上，建起了

       一座荒丘村镇，但教堂

       伫立在山丘的怀抱，

       孤寂而荒凉；在它近旁

       是牧师住宅和墓园。(306—07)

       1857年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The Life of Charlotte

)出版，立即成为与当初《简·爱》的出版同等轰动的文学事件，并使哈沃斯村广为人知。但盖斯凯尔夫人似乎对作为作家的夏洛蒂显得犹豫，很少评价她的作品，而是浓墨重彩于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从而将其“个人化”和“地方化”——这就像《简·爱》初版时，封面的书名在“简·爱”之下，还特别注明“自传”(其实并非“自传”)。《夏洛蒂·勃朗特传》出版后，伦敦《文学周报》(The Literary Gazette)发表一篇书评，以无限伤感的口吻谈到哈沃斯村：“在约克郡荒原的深处，坐落着贫穷的哈沃斯山村的牧师住宅，它面对着村里的教堂，几乎被教堂墓地的密集的墓碑团团包围。在这所阴森的住宅里，夏洛蒂·勃朗特耗尽了她的生命，周围没有趣味相投和理解她的情感的人。”(341)这是典型的哥特式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对习惯了水晶宫一般通透的城市街道并自感生活平庸的中产阶级男女读者来说，它所激起的神秘感就像鸦片一样有效。纽约一家杂志也随即发表一篇长篇书评，不过末尾部分谈到：“夏洛蒂生命的最后几年被络绎不绝来哈沃斯村的文学旅行者所包围。她已经名闻遐迩了。约克郡荒原上长出了才智的一家。邀请、敬意和崇拜向潮水一样涌向她。”(Emerson’s：281)斯通曼(Pasty Stoneman)在《勃朗特神话》(“The

Myth”)一文中写道：

       在夏洛蒂还活着时，就已有人来哈沃斯一游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感受一下这个地方出了名的偏僻，可能的话顺便瞅一眼夏洛蒂本人、她去世后还活着的父亲或他还住着的房子。甚至在帕特里克于1861年去世前，哈沃斯就已有从美国来的访客，他们读过国际版权协定出现前美国本地印刷的勃朗特姐妹小说的廉价版本。在帕特里克去世到新牧师就职这段间隔期间曾访问过哈沃斯的美国人查尔斯·黑尔带走了一包夏洛蒂房间窗户的玻璃以及形状完好的窗框木条，好拿它们做夏洛蒂的照片的相框——那时，一些有生意头脑的村民已在村里兜售夏洛蒂的照片。当得知基斯利-沃斯河谷铁路已在筹划中时，他的反应是“将来到哈沃斯朝圣的崇拜者们在路途不必那么艰辛了”。到1868年，W.H.库克谈起哈沃斯的一些地方“因为这几位文学天才生活于此而被圣化了”，而哈沃斯教堂的《来客登记簿》则登满了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旅游者的名字，到1890年代，哈沃斯作为一个“文学圣地”的观念已经被建立起来了。(Glen：218)

       黑尔之所以能拿到夏洛蒂房间的玻璃和窗框，是因为那时新被任命来接替去世的老勃朗特先生的牧师之职的华德(Rev.John Ward)正在对老教堂和牧师住宅进行改建，拆除了老教堂的主体部分，只保留了塔——塔上有喜爱枪械并在无聊时从窗口向外面的荒原射击的老勃朗特画的一排子弹——建造了一座与英国其他地方的教堂风格相似的新教堂。牧师住宅也按更加现代、更加舒适的风格加以改造。一个在1864年的某个傍晚骑马从基斯利镇来哈沃斯村朝圣的美国人在已换了主人的牧师住宅里依次看过“夏洛蒂去世的房间”、“艾米丽写作《呼啸山庄》的房间”等等之后，当地有人告诉他，他所看到的一切其实“已非从前的样子，改变如此之大，以致一年前熟悉它们的人现在都认不出了。护壁板全换掉了，书架也全不知所踪；墙面贴了纸，挂上了画；天花板刷成了白色；地板换了地毯；所有以前的家具也全都换成新的了。”(Sears：44)离开哈沃斯村前，他去荒丘釆了一把帚石楠，又在自己落脚的客栈里买了三件有关勃朗特一家的纪念品。

       《勃朗特之乡》(The

Country)的作者斯图加特(J.A.Erskine Stuart)写道：“哈沃斯人怎会允许老教堂被拆除，这谁都无法弄懂，因为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给这座经济滞后的小镇带来了金钱和生意。”(81—82)不过，根据这本1888年出版的书的一个注释，似乎黑尔——也可能是另一个“美国公民”——多年后又将夏洛蒂房间的窗子还了回来，安装在重建的牧师住宅的“夏洛蒂房间”的相应部位：“数年前，夏洛蒂的窗子被一位美国公民‘为了上帝的荣耀，愉快缅怀夏洛蒂’而安装上来。”(82)话说回来，哈沃斯人当初之所以允许拆除老教堂，是因为他们感到新教堂更“现代”，他们一时还未意识到“古旧”在不久后兴起的寻幽访古的文学朝圣中是一笔雄厚的象征资本，可以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

       黑尔不是唯一一个从“文学圣地”带走一点“圣物”的朝圣者兼“古物收藏家”。有一段时间，哈沃斯村民会把他们能够弄到手的与勃朗特家有些关系的东西在朝圣者那里卖个好价钱：尽管“来‘文学圣地’朝圣的人络绎于途，而在粗野的村民看来，这儿没什么东西是神圣的”。(Chambers’s：124)根据1868年《钱伯斯杂志》(Chambers’s Journal)上刊登的文章《冬季，在哈沃斯的一天》(“A Winter Day at Haworth”)，作者1867年1月来哈沃斯村凭吊时，当地已出台“满足古物收藏家兴趣”的规定，他“只在哈沃斯邮局玻璃橱窗里见到了勃朗特一家的全部作品以及老帕特里克先生和哈沃斯教堂的照片”。(124)显然当地人已意识到应保护“勃朗特遗产”了，尽管真正属于勃朗特家的东西早在1861年老勃朗特去世后，被他的女婿、已作了六年鳏夫的尼柯尔斯(A.B.Nicholls)带到他的家乡爱尔兰的一个乡村小镇，“房间里摆满了勃朗特家的书籍，墙上挂满了勃朗特姐妹的画作”，而哈沃斯村成了一个空壳，正如肖特(Clement Shorter)所说：“勃朗特家的传统无疑完整保留在爱尔兰的这座小城镇里。”(Vol.II：393)

       1862年底，一位四五年前曾来过哈沃斯的朝圣者再次踏上朝圣之旅。他流连于村中及荒丘，却不忍走进那座“圣所”：“我早就对盖斯凯尔夫人传记中有关这座房子的描写熟谙于心，我怕进去看到一切已面目全非。”(Every Saturday：277)他在1867年发表的回忆《徜徉在哈沃斯一带的约克郡山丘》(“On the Yorkshire Hills about Haworth”)中一开始就谈到卡莱尔鼓吹的“英雄崇拜”，表示不太认可，但随即笔调一转：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屈从于崇拜那些我情不自禁地要崇拜的人的弱点。于是，我捧着四五年前第一次来哈沃斯时在哈沃斯教堂法衣圣器储存室买的夏洛蒂小照——我端详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的这张面容，夏洛蒂·勃朗特的恬静沉思的面容，她活着是为了尽责和承受苦难——只因为这个瘦小而勇敢的女性，我的双脚就情不自禁地两度带着我翻越座座荒丘，来到偏僻的哈沃斯村。它如此偏僻，尽管它的名声早已无人不知，但直到几年前，它到底在哪里，还是一个谜。(275)

       常识告诉他哈沃斯是个丑陋的村子，但“一个丑陋之地，因为一个小妇人，而变得光辉夺目”。当他走在通往哈沃斯村的那条公路时，他在想：“经由这条路，你就可以到达哈沃斯，就像在巴勒斯坦，你可以到达圣城耶路撒冷。”(276)夏洛蒂曾不止一次把伦敦称为“大巴比伦”，而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隐喻中，“基督教的罪恶城市意象(巴别城、索多姆、巴比伦和罗马城)与天国之城或上帝之城的意象对立。”(Perkin：18)

       1893年底，布拉特福德市政厅举行会议，成立了勃朗特学会，启动了保护哈沃斯村的计划；翌年，设在哈沃斯银行二楼的勃朗特纪念馆开放。“人文地理”的设计更是致力于将哈沃斯村“勃朗特化”或“文学化”，例如《徜徉在哈沃斯一带的约克郡山丘》的作者1857年在哈沃斯村漫步时，就“观察到街两边招牌上的名字出自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例如写着‘恩肖’(Earnshaw)的一家小客栈供应味道相当不错的家常菜。你在这里所见到的一切，都让你产生一种神圣之感。”(276)哈沃斯的“勃朗特化”或“文学化”很快蔓延：勃兰威尔在黑牛客栈坐过的那把椅子被命名为“勃兰威尔之椅”(Branwell’s Seat)，勃朗特姐妹散步时喜爱在那儿驻足的一个小瀑布被命名为“勃朗特瀑布”(

’s Waterfall)，瀑布前的一块岩石被命名为“夏洛蒂石椅”(Charlotte’s Stone Chair)，当然，村中商家更是以勃朗特家或勃朗特姐妹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为自己的商铺取名，诸如“勃朗特织物作坊”(

Weaving Shed)、“勃朗特停车场”(

Park)等等；随着哈沃斯村向山下和两侧蔓延，这种命名行为也扩大到周围一带，出现了“谢利街”(Shirley St.)、“希斯克利夫街”(Heathcliff St.)、“夏洛蒂街”(Charlotte St.)、“勃兰威尔道”(Branwell Dr.)、“呼啸山庄公堂”(Wuthering Heights Public House)等等，连勃朗特姐妹的著作也有了“哈沃斯版”(Haworth Edition)和“桑菲尔德版”(Thornfield Edition)。勃朗特姐妹曾变相地将哈沃斯村写入作品，如今哈沃斯村反过来模仿她们的作品，使自己“文学化”或“浪漫化”，以投合朝圣者对哈沃斯村的想象。

       如果说在勃朗特姐妹笔下，那些显然取自哈沃斯村地理和风俗方面素材的描写通常意味着不太利于身体健康的贫穷、寒冷、大风、潮湿、瘴气、疾病以及不利于社会交往的“鲜明个性”，那么，在文学朝圣者那里，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社会方面的劣势被“性格化”或“浪漫化”了，诸如“原始”、“野蛮”、“自然”、“忧郁”、“粗野”、“蛮荒”、“荒凉”、“墓地”等词语在他们的美学想象中均能激发浪漫的诗意，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夸大哈沃斯村的不利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强调其“偏远”(其实它离基斯利镇不到4英里)、“原始”(其实它有客栈、商铺、邮局，附近还有采石场、采煤厂、毛纺厂)等。1883年，尽管早已通火车，一个到哈沃斯村朝圣的旅游者依然采取步行的方式——当然，这是朝圣的惯例，但关键是，在他提供的哈沃斯村的画面中见不到铁路线和火车，尽管铁路与作为“朝圣之路”的那条公路平行，眼光都无法躲开(同样，勃朗特姐妹虽身处以铁路为标志的工业化时代，并多次乘坐火车，但她们的作品表现的依然是一个步行、骑马或搭乘马车的“前铁路时代”，似乎凡与现代沾上一点边的景象都缺乏诗意，是“散文”乃至“政治经济学论文”)：

       我们是在八月中旬的一个柔和、灰色的早晨开始我们的朝圣之旅的。离开基斯利，我们立刻跋涉在那条通往哈沃斯的不断上升的路上。每往上走一步，我们就似乎把欢乐或愉悦之物抛在了后面；路两旁山丘上的树越来越稀疏，土的颜色越来越呈褐色；夹着路的两行矮树篱也渐渐让位于岩石垒成的护墙，上面连一点薄薄的沼泽植物都没有，完全裸露。若不是公路一侧有一溜小房子，山麓上东一处西一处分布着村落，那我们在这一片景致中所产生的孤独之感将令人痛苦地感到压抑。在距哈沃斯大约两英里的地方，就能从公路上望见哈沃斯村，它看起来像是老鹰的巢，高挂在半山腰，背后是迅速上升的高沼地，随着地势升高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忧郁。不过，对夏洛蒂·勃朗特这样的人的灵魂来说，她的家就应该是忧郁的哈沃斯牧师住宅；这里既没有树的遮掩，也没有树的环绕，举目四望无一处足以令人赏心悦目；从它的窗子向外望，只能看见垣墙环绕的中间有一丛低矮的丁香的凄凉花园，再就是越来越向抑郁、寂静的高沼地蔓延的杂乱的、拥挤的教堂院子，那里常常有几道忽明忽暗的阳光，或者一团团雾气。再没有比这更阴郁、凄凉的景致了。(Vincent：1—2)

       很难在哪个文学朝圣者的回忆中读到有关乘火车进入哈沃斯村的经历以及对哈沃斯村火车站的描写，即便他们有些的确是坐火车来的。1904年，《坡尔·莫尔杂志》(The Pall Mall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在介绍“文学朝圣”时说勃朗特姐妹的出生地“桑顿村对那些想追寻或想象地再经历勃朗特姐妹的经历的人，肯定值得一游。从布拉德福德乘火车很容易到达桑顿——事实上，桑顿和哈沃斯两地乘火车均可在一天内轻松来回——尽管，几乎不用说，这并非朝圣的方式”。(67)几乎每一个文学朝圣者在动身前往哈沃斯前，都对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以及盖斯凯尔夫人和其他许多人所写的传记已然熟谙于心，因此，他们观察哈沃斯村的眼光以及使用的词语也早已内在于这种“朝圣传统”，而他们日后所写的朝圣文字又被叠加在这种传统上。前文提到的那位抱着狗贸然去敲夏洛蒂家的门的狂热崇拜者后来写道：

       自夏洛蒂令人悲痛地辞世后，哈沃斯村、它被风吹雨打的教堂和孤寂的牧师住宅常常被人用文字描绘下来，而且描绘得非常出色，而正是夏洛蒂凭一己之力才使得这个藏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值得进入文字，也使我要在那业已堆积如山的描写之上再添上一份。不过，要完整而生动地描写夏洛蒂·勃朗特，却将其剥离出哈沃斯的地方色彩，那必定不会成功。因为哈沃斯的物质方面——深陷连绵不断、无边无际的荒草之中的那份孤寂荒凉，正是夏洛蒂的形象可被描画出来的背景，唯一的背景。哈沃斯是她的内在自我的一部分，是贯穿于她的所有作品的基调，也是她的风格的基础。设若勃朗特一家居住在英国任何其他村子，那么或许会出现一个夏洛蒂·勃朗特，但绝不会出现一个卡勒·贝尔。正是可见的、有形的哈沃斯及环绕其四周的连绵不断、杳无人迹的荒丘把年轻的勃朗特姐妹造就成了诗人——尽管她们的灵感并不服从诗的韵律，但依然是诗人——并赋予她们的精神气质以某种神奇的几乎超凡脱俗的色彩。哈沃斯将她们的天才呼唤了出来，并形成她们的成熟的创造性，最后又扼杀了她们。它是卡勒·贝尔的创造者，随后又是其谋杀者。(Shorter，Vol.II：438—39)

       问题是，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中对哈沃斯村的描写很大程度上帮助确立了这种观察和描写哈沃斯村的传统方式，但她本人绝无意将哈沃斯村“文学化”或“浪漫化”，因此，她的描写之于这种“传统”又是一种危险的颠覆因素。对此，哈沃斯村人在《夏洛蒂·勃朗特传》于1857年甫一面世，就立即意识到了。

       尽管在温暖的季节，从基斯利镇到哈沃斯村的公路上“文学朝圣者”络绎于途，但一俟冬日来临，这个位于高地沼泽的寒冷潮湿的山村就格外冷清，从半山腰的村子向上方蔓延的泥泞的荒地更是凄风苦雨，让人联想到《简·爱》中的一些类似场景：

       那天不可能外出散步了。不错，清早我们在落光了叶子的灌木丛里逛了一个钟头。但从吃午饭的时候起(没有客人的时候，米德太太通常吃得早)，凛冽的冬风就刮来了阴惨惨的乌云，下着寒意透骨的雨，不可能再有户外活动了。(3)

       在1846年12月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夏洛蒂谈到哈沃斯村冬季的天气：“这儿冷得可怕。我不记得以前是否有过这样一连串北极似的天气。英国或许真的滑进了北寒带。天空像冰，地上结冰，寒风锐利得像双面刀片。由于天气，我们全都患上了重感冒，咳个不停。”(Gaskell，1900：326—27)据当时的统计，哈沃斯村近40％的儿童在六岁前夭折，全村人口平均寿命只有25岁，而经常光顾的肺炎和霍乱等传染性疾病是这种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Harrison：201)不过，与哈沃斯村的“平均寿命”相比，勃朗特姐妹算是非常长寿了，尽管人们依然伤感她们那么年轻就一个个死去了。

       但这种天寒地冻的季节，或许正是少数特意要赶在此时到那里寻找孤寂荒凉的文学感受的朝圣者动身的时刻。前面提到的《冬季，在哈沃斯的一天》一文的作者详细记述了自己1867年1月在哈沃斯村盘桓一天的所见所闻。他先是在寒风刺骨的荒丘之巅俯瞰着半山腰的哈沃斯村，然后沿着积雪的陡峭山坡下到哈沃斯村，在当地一位向导引导下，流连于他认为必须一看的“文学地点”——哈沃斯教堂、牧师住宅、夏洛蒂墓地、黑牛酒吧等等。并非意外的是，这位朝圣者似乎也没留意到山脚下行将竣工的作为哈沃斯村有史以来最大现代工程的火车站，竟无一句提及，仿佛提到铁路和火车，就会破坏这里的孤寂荒凉之美。向导递给他一本《来客登记簿》(Visitors’Book)，他看到：

       里面已经有数千个名字。在夏季，几乎每天都有非常渴望看一看勃朗特家的旅游者来哈沃斯，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去年，来哈沃斯的旅游者中，有一个从罗马来的据说由美国女士和意大利绅士组成的艺术家团体。他们在村中客栈住了两天，画教堂、牧师住宅和高沼地上面的瀑布——后者是夏洛蒂最喜欢并常去的地方；后来他们又从哈沃斯去了伯斯托尔村，在那儿把与他们崇拜的偶像哪怕只有一点关系的地点都看了个遍。(126)

       这本《来客登记簿》还显示“萨克雷、爱默生、霍桑、马蒂诺小姐、盖斯凯尔夫人以及其他一些享有世界名声的男女也在哈沃斯的陡峭而弯曲的街道上流连过”。(124)

       不过，这位作者谦逊地认为自己哪怕使出全部才情，也“无法向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哈沃斯，使之有如在眼前之感。盖斯凯尔夫人也曾尝试过，但也失败了。夏洛蒂·勃朗特本人以其大师手笔，曾零星描绘过这片景致，但即便是她也无法完整呈现它的忧郁、悲寂与壮丽。”(124)他曾仔细读过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在流连于哈沃斯村各个角落时一直拿这本传记与实地进行对比，指出其中一些细节错误。但很难说是盖斯凯尔夫人出了错，时间过去了十年，哈沃斯村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错误远不足以判定盖斯凯尔夫人的描写“失败了”。他大有可能受了当地向导的影响。向导曾与勃兰威尔有过交往，一个劲地替他辩护：“的确，他的结局很悲惨，但盖斯凯尔夫人没弄清个中情形。哈沃斯人一点都不喜欢盖斯凯尔夫人。对她有关勃兰威尔先生的描写，大家感到非常不痛快，她还说什么村里人怂恿勃兰威尔喝酒……”(126)这还不是主要的。虽然盖斯凯尔夫人也像文学朝圣者一样使用“粗野”、“荒凉”、“灰暗”等词语来描写哈沃斯村，但她并未从中发现美，她看到的是赤裸的贫穷、愚昧、过多的死亡和当地居民性格上爱冲动而又自满顽固的弱点——不幸，她还将这些描写从哈沃斯村扩展到了整个约克郡。这就大大冒犯了约克郡人的尊严。约克郡人哈顿(W.H.Hatton)1880年谈到那本传记时怒气还未消减：“在那本书中，我们发现许多对哈沃斯人的总体性格的不当描述，事实上，盖斯凯尔夫人之所以画出这么一大片黯淡的背景，据说只是为了让勃朗特一家从背景突出来，置身耀眼的光线下。”(20)

       盖斯凯尔夫人是应老勃朗特先生之邀写作《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在接受这一委托后，她以自己一贯的实地调查的严谨风格，广泛征集夏洛蒂与他人的来往书信，还对她足迹所至的几乎任何地方都进行了走访，甚至漂洋过海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传记于1857年春出版后，她就远赴意大利旅游去了。尽管一开始老勃朗特及其他一些读了这部传记的人对其感到满意，但很快传记就遭到来自约克郡的激烈批评。等盖斯凯尔夫人返回曼彻斯特家中时，她发现有一大堆律师函等着她。她因写作这本传记而惹上诸多麻烦了。种种指控之下，《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出版商“只好赶紧追回尚未售出的那些书，以致该书第一版成了稀有版本”，(Payne：83)而盖斯凯尔夫人也被迫对初版的争议部分进行了修改。

       在勃朗特三姐妹蜚声文坛并随即先后辞世之后，约克郡人开始将她们一家视为本郡的骄傲和荣誉，因此他们——甚至包括听信了他人的批评的老勃朗特及尼柯尔斯——发现自己不能忍受盖斯凯尔夫人对勃兰威尔的描写。这个曼彻斯特女人似乎受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认为“要正确了解我的朋友夏洛蒂·勃朗特的生平，读者尤须先熟悉一下她早年生活于其中并给她们姐妹留下最初烙印的人群和环境的特征”，遂在该书第二章以24页的篇幅就“哈沃斯及其附近地区”的民风和民性说了一些在当地人听来简直就是侮辱的话，诸如“自满而排外”；“属于精明而短视的一类”；“对外人缺乏信任以及行事鲁莽，居然被他们视为美德”；“的确，在这个粗野的人群中，几乎见不到任何礼仪”；“他们的搭讪唐突失礼，说话的口音与语调锐利刺耳”；“他们追逐起金钱来犹如猎狗”；“这些人精明而狡猾，行善时忠笃，作恶时则残暴”；他们“离群索居的生活只会滋养幻想，直到幻想变为疯狂”；“别指望那里的下层阶级的娱乐比有钱的受过教育的阶级的娱乐高尚多少”；“豪饮而不醉，被他们视为男子汉应有美德之一”等等。(1900：10—27)这些性格弱点，经过勃朗特姐妹的描写，就变成了“个性”，而“个性”正是浪漫主义美学的一个关键词。

       更令约克郡人恼火的是，盖斯凯尔夫人居然采用“山那边”的兰开夏郡人的视角来描写“约克郡人的特征”，传记开篇便说“即便是邻近的兰开夏郡的居民也会被约克郡人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性格力量感到吃惊”。(11)肖特在1908年出版的《勃朗特一家：生平与书信》(The

:Life and Letters)中以不少篇幅谈到这一争论，说“约克郡人与兰开夏郡人之间向来存在一种相互妒忌的嫌疑”，“约克郡人反感一个好心的兰开夏郡女士带着一种庇护人的怜悯口吻来谈论约克郡。他们申辩说，他们可不是盖斯凯尔夫人在那本书里所描绘的那种不知文明为何物的蛮子”。“比起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些区来，这一带算得上是一个天堂。”(Vol.1:11—12)他们断然否认勃兰威尔与罗宾逊夫人(Mrs.Robinson)有染，说“勃兰威尔只是在鸦片的作用下胡诌了几句与罗宾逊夫人有染的话，这虽与事实不符，但他的姐妹们却当了真，既为女人，自然就把另一个女人看作是毁了她们亲爱的兄弟的祸根，并且使得自己的密友们都信以为真”。而“盖斯凯尔夫人轻率接受了这一不很可信的指证，这只能归因于以下这一看法，即作为小说家，她对运用‘坏女人’理论创作浪漫故事有一种小说家的满足”。(Shorter,Vol.I:13—14)

       没有比这最后一项指控更与事实不符的了——相反，夏洛蒂倒是经常利用“坏女人”理论来创作浪漫故事，如《简·爱》里的“疯女人”、《维莱特》里的贝克校长——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现实主义创作意识的社会问题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向来反对浪漫主义的夸张和想象，她可不像夏洛蒂那样沉迷于司各特的具有哥特风格的浪漫和冒险作品，对废墟、古堡、贫瘠的农田、荒凉的山、贫苦的农民也不会产生多少诗意的联想。在出版《夏洛蒂·勃朗特传》的前一年，她刚出版小说《北方与南方》，将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西比尔，或两个国家》中提出的英国社会已分化为两个彼此隔绝的“国家”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并加以地理化。当《西比尔》中的艾格蒙特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时，那个“年轻陌生人”讥讽道：

       您说的是哪一个国家？她可统治着两个国家呢……是的，她统治着两个国家，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交流，缺乏同情，对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情感完全无知，似乎是地球上不同地带的居民，是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有着不同的教养，吃着不同的食物，受不同生活习惯支配，不受同一法律约束。(76)

       此即“富人和穷人”这“两个国家”，同于卡莱尔(Thomas Carlyle)1831年在《旧衣新裁》中所说的“两派”(two sects)，即“纨绔子和劳作者”(the Dandies and the Drudges)，并且，卡莱尔在为1869年版增补的各节前言中担忧地说：“这两派的势力一天天扩展，直到它将整个英国一裂为二，发生可怕的冲突。”(303)与盖斯凯尔夫人同在曼彻斯特并且同样致力于考察工人阶级状况的恩格斯在1848年与马克思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51)

       盖斯凯尔夫人的“两个国家”则地理化为工业化的“北方”与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的“南方”。不过，这只是就英国的整体而言，由于盖斯凯尔夫人以“工业”和“乡村”对举，那么“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仅是粗略穿过英格兰中部，分开“进步的北方城市与怀旧的南方乡村”，但它还有“微观地理学”层面，在工业化主要见于大中城市的北方，也大量存在工业的“化外之地”，例如约克郡山区之于西边的曼彻斯特，乃至哈沃斯村之于4英里外的基斯利镇：当盖斯凯尔夫人从基斯利镇下火车，踏上前往哈沃斯村的乡村公路时，她就在穿越“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这正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乡村与城市》中以“城市与乡村”取代“北方与南方”或“两个国家”的原因，他说：

       在“乡村”一词上，人们赋予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宁静、天真、道德质朴。在“城市”一词上，人们赋予人为建立的中心的观点：学问、交流、光明。然而一些敌意的联想也渐渐滋生：城市作为一个喧嚣、世俗和野心勃勃之地，乡村则为落后、无知、局限之地。(1975：1)

       实际上，“北方”与“南方”从一开始就变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用来描述社会分裂的核心隐喻，其引申意义非常广泛，如霍恩(Donald Horne)在《上帝是英国人》一书中所搜集的：

       在“北方隐喻”中，英国是讲究实际的、注重经验的、精于计算的、清教的、资产阶级的、有事业心的、有冒险精神的、崇尚科学的、严肃的，相信以斗争手段达到目标……在“南方隐喻”中，英国是浪漫的、无逻辑的、混乱的、非凡俗地祥和的、国教的、贵族化的、守旧的、繁文缛节的，相信秩序和传统。(22)

       若将“南方与南方”隐喻进一步“语境化”，那么，在1815到1846年间，“北方”与“南方”又大致可区分为“自由贸易”(反谷物法)与“贸易保护”(谷物法)、“自由主义”(改革法案)与“保守主义”(反改革法案)等等。只有在这种既是地理的又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审美的意义上，才能理解盖斯凯尔夫人为何使用令约克郡人感到受辱的词语来描写“哈沃斯及其附近地区”。对她这个“北方”人来说，地处北方的“哈沃斯村及其附近地区”也属于“南方”。盖斯凯尔夫人同情夏洛蒂一家的不幸，尊敬她的个人奋斗以及对家人的责任(这当然是“北方”性格)，并在书中对之浓墨重彩，但对夏洛蒂在其小说中显露出来的乡村浪漫主义美学趣味则几乎三缄其口，极少给出自己的评价，而是大量引述夏洛蒂与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商的来往书信、报刊文学评论等等，且赞美和批评联袂而出，让读者自己判断。她在传记中谈及《简·爱》时说：“我并不想就本传记读者谁都熟悉的一本书写一篇分析；更不想就这部问世时默默无闻但很快就被舆论大潮从默默无闻中抬起并高高地、稳妥地供于不朽的名誉之山的作品写一篇批评。”(257)传记末尾又说：“我没法衡量和判断一个像她这样的人物，没法像绘制地图那样勘察出她的缺点、优点及争议之处。”(655)

       尽管盖斯凯尔夫人对夏洛蒂的美学趣味不予评判，但夏洛蒂将北方贫困乡村浪漫化，却是盖斯凯尔夫人所反对的。《简·爱》在约克郡人那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激和骄傲，因为夏洛蒂这朵“荒原之花”把一向遭到外郡人尤其是城里人蔑视的约克郡的地理和民风赋予了一种诗意，于是野蛮粗鲁就变成了一种鲜明的文学性格。不仅约克郡人，就是与约克郡西边荒丘连为一体因而属于同一类群的兰开夏郡东边的人，也感到夏洛蒂的小说再现了他们的隐蔽的渴望。几个兰开夏郡乡村贵族不顾上了年纪，翻山越岭来到哈沃斯村朝圣，然后邀夏洛蒂去拜访他们。于是，夏洛蒂就在连绵群山之间跋涉，去看那座“坐落于苍老的山和树木之间的废墟和旧宅”，尽管这艰难的山路让她“头痛欲裂、身体发虚、眼睛流泪”，但“这宅子很投合我的趣味，它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灰暗，壮观，如画”。1850年3月夏洛蒂在致乔治·史密斯的信中谈到她的兰开夏郡东部之行：“令我困惑的是，在南方人反对我对北方生活和习俗的描绘时，约克郡人和兰开夏郡人却赞同。他们说正是粗野的自然与高度人工化的文明的对比，构成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之一。”(Shorter，Vol.II：119)夏洛蒂的“社会地理”拘泥于行政区划，未能在“城与乡”的意义上细分，而实际上，反对她的那些南方人可能是文化上的“北方人”，而赞同她的那些北方人却可能是文化上的“南方人”。

       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谈及英国浪漫主义运动时，说其特征是“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代替世界主义”，“曾经在18世纪使社会的上层阶级为之倾倒的法国的影响，这时已经被扫到一边。古典派的最后一位诗人——蒲伯，在年轻一代的眼中再不能长期保持大师的地位。他们开始揪这个小老头精致的假发，践踏他花园里整洁的花坛了。”(2—3)英国浪漫主义一开始就与英国源远流长的“自然主义”血脉相连，以至于勃兰兑斯说在英国变成一个浪漫主义者“便意味着变成一个自然主义者”：“这个时期的几乎全部英国诗人，不是乡下人就是水手。英国的诗之女神从远古以来就是乡间别墅和农庄的常客。”(7)同时，这种文学自然主义又与英国源远流长的封建制度息息相关。贵族大地主们的社会基础主要在乡村，那里有他们的庄园、采邑和农民，他们以乡村来制衡城市权力，不仅培养了一种独立不羁的性格，而且将乡村描写成一个有益于人的身心强健的自然之地。他们——或者说乡村的文学代言人——几乎是以风景画家的眼光来观察和描写乡村的每一细节，使之文学化或浪漫化，仿佛一旦发生政治改革，田园诗般的乡村就会消失。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很快触及英国的社会结构，但英国本土发生的工业技术革命却对乡村构成致命威胁。伴随着技术革命及工业革命，在城市崛起了一个日益壮大且危及土地贵族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要求拆除一切地方的、封建的藩篱，将乡村作为城市的附庸。1815年，托利党的贵族地主们还有能力迫使议会通过“谷物法”，以抵御欧洲大陆更加廉价的谷物进口，但到了1846年，资产阶级的辉格党人却能迫使议会废除“谷物法”，为自由贸易松绑；不仅如此，他们还发起要求选举权的运动，并通过议会二次《改革法案》获得成功。权力重心渐渐从乡村偏移到城市。

       1840年代的“铁路狂潮”更使“乡村”渐渐退守到偏远之地，铁路沿线随即出现片片浓烟滚滚的工厂区。当农民们纷纷离开乡村，涌向城市的工厂去寻找他们的生计时，浪漫派诗人们却逃遁到了“湖区”，而他们分散的精神同盟则从各处栖身的乡村发出同样的反对工业、现代、资产阶级的声音。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谈到英国乡村贵族在1846年议会改革中“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后，“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并突然装出“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的姿态，“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声，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马克思、恩格斯：274)

       老勃朗特牧师是一个托利党人，当然反对《谷物法》，尽管廉价的进口谷物可以使饥饿的下层阶级多一点面包。他的妻子(夏洛蒂之母)马丽亚这个来自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女子则写了一篇题为《贫穷在宗教方面的优势》(“On the Advantages of Poverty in the Religious Concerns”)的论文，登在报刊上。论文开门见山地写道：“贫穷如果不是绝对地那也是被普遍地视为一种罪恶，而且不仅它自身是一种罪恶，它还带来一连串数不胜数的其他罪恶。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些我们在世人那里经常听到的流行的且被认为毋庸置疑的错误观念之一？”马丽亚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富裕才会使人堕落，因为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贫穷也许是远离焦虑和不满的状态，它摆脱了骄傲和野心，提升了基督教观念和情感以及心灵的全福”，“每个穷人或许都是一个有宗教感的人”。(Shorter，Vol.II：407—09)不难在《简·爱》中找到这篇论文的文学版，即简·爱对她的主人罗切斯特说的那段著名的“宣言”：“你以为，就因为我贫穷，低微，相貌平平，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充实的灵魂，一样有一颗丰满的心！”(97)这份“平等宣言”当然体现了民主精神，但问题是，在简·爱眼中，凡是有钱、身份或美貌的人，除了她自己心仪的罗切斯特以及她自己的朋友们，其他人几乎都被描写成道德有亏的人。我们从《简·爱》中看不到除她自己之外的他人的视角。

       尽管简·爱对洛伍德学校总管勃洛克赫斯特(Brockhurst)先生没有好感，但她也是这位总管或她自己的母亲马丽亚的教育理念的温和实践者，认为贫穷才是美德的基础。这种“惩罚肉体以拯救灵魂”的说教会使人变得冷酷，它一方面以此安慰自己的苦难，一方面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认为那是使灵魂得救的不二法门。实际上，浪漫主义在冷酷中发现了一种诗意的性格。这种对贫穷和“自然”的道德奉承，一定会扩大为对贫穷地区的美学奉承。由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或者说英国浪漫主义将资产阶级描述为经济上贪婪、文化上平庸之人，它就使得一切与“生产性”相关的东西在美学上沦为平庸丑陋之物，而把“贫瘠性”抬升到令人晕眩的美学高度。按浪漫主义的理论祖师爷康德的说法，“美是无功利性的观照”，如果面对一处峭壁断崖，你没联想到壮美，却嘀咕着收成，那你就和市侩一样庸俗了。在浪漫主义者那里，硕果累累的果园因令人联想到“贸易”肯定不如一片荒原那么富有诗意，这就像令人联想到“生产性”的健硕丰满的女人不如瘦小的女人(瘦小的简·爱或夏洛蒂总把“丰满、高大”的女人描写成坏女人)，山谷里的工厂不如荒原顶上的废墟，伦敦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不如苏格兰的古堡——说到作为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展馆的“水晶宫”，一座本身就是当时最为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材料的结合的巨型建筑(主管设计的是喜爱摆弄机器的阿伯特亲王)，一个被许多英国人引为骄傲的巨大现代工业象征，夏洛蒂的评价却不高，说“那是令人惊异、激动而迷惑的景象，是魔怪宫殿和大型市场的混合，不太合我的口味”。(Shorter，Vol.II：214)在第二次参观后，她写信给父亲：

       水晶宫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轩敞，奇特，崭新，难以描述。它的辉煌不在单独一物，而在全部之物的汇集。你在那里可以发现人类劳动的所有成品，从那些摆放铁路蒸汽机和锅炉的展厅，到摆放正在运转的工厂机器、各种精美马车或各种挽具的展厅，再到摆满金匠和银匠精美作品的玻璃外罩、天鹅绒铺底的搁架以及有警卫严守的摆满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珠宝的箱盒。它或许可以被称作一个巴扎或者市场，但它却是东方魔人创造的一个巴扎或者市场。(Shorter，Vol.II：215—16)

       她厌烦再去水晶宫，也厌烦朋友来信向她打听水晶宫。她在给伍勒小姐的信中说：“只要看一眼就足够让人惊奇和困惑了，我一直难以为它着迷，后来每一次参观都是被朋友硬拉去的，我并不情愿。那是一个格外喧闹的地方，总之，它的那些奇迹刺激我们的眼睛，很少触及心灵或头脑。”(Shorter，Vol.II：224)盖斯凯尔夫人也像夏洛蒂一样不喜欢水晶宫，但理由不同：她在那里只看到科技和商业制造的与普通人没有关系的奢侈。

       尽管雷电、暴雨、湿雾、呼啸的长风、泥泞的道路、阴森的古堡以及长满帚石楠的荒原可以成为浪漫派文学艺术家安置他们情感热烈的人物的理想环境，可对一个普通的哈沃斯村民来说，他宁可整个地区一马平川，交通四通八达，而不是横亘着重重“龙盘虎踞似的峭壁断崖”，而且一直风调雨顺，连片庄稼长势喜人，洼地里的工厂区烟囱林立——这幅景象，对关注贫困问题的人来说，可能充满伦理意味和视觉美感，但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却显得过于平庸、乏味、丑陋，因为浪漫主义美学的一个特征是“非生产性”：所谓“风景”，就是那种不使人产生赢利性联想而仅仅作为内心力量的象征的地貌；对它来说，土地从来就不意味着收成，而是观赏和沉思的对象；土地越是缺乏生产性，就越是远离世俗的利益。这也是浪漫主义者喜欢徜徉于湖区、荒原、沙漠等尽可能远离生产活动的偏僻之地的原因。出于同一种“贫瘠”的美学原则，浪漫主义者甚至厌恶古希腊的象征着旺盛生殖力的丰满女人雕像，而偏爱中世纪绘画中那种消瘦的人形。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被认为是乡下姑娘的特征，而苍白和柔弱则被认为是高贵女子的身份证明。在这种极端的情形下，甚至病态乃至某些疾病本身(如肺炎、肺结核)都被赋予了美的色彩。浪漫主义美学通过把一切事物——从地貌，到市貌，一直到人的体貌——按照它自己的美学价值等级进行编码，形成一种具有强烈排斥性的美学意识形态。

       尽管夏洛蒂不像浪漫主义文学前辈那么走极端，且投资于铁路股票，但她在文学作品中却以乡村浪漫主义的眼光看待现代工业、科技以及城市。这与秉持文学现实主义并赞同莫里斯和金斯利的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的盖斯凯尔夫人不大一样。勃朗特姐妹把哈沃斯教堂背后的长满帚石楠的高沼地作为徜徉和梦想之地，但面对同一片地理，盖斯凯尔夫人却像一个经济状况调查员那样计算它的每一条溪流、每一道山梁的经济价值。这种计算性的眼光，当然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却也不是一个资本家或者政治经济学家的眼光，而是一个关注贫困问题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眼光。

       盖斯凯尔夫人最初开始创作小说是为排遣失子之痛。她本想以时髦的浪漫主义风格写一部小说，故事地点设在约克郡的边境乡村。她在1848年为再版的《玛丽·巴顿》作序时写道：

       三年前，我急于(原因我不愿多说)让自己沉浸在一部小说的创作中。我生活在曼彻斯特市，但我对乡村有一种深深的兴趣和由衷的羡慕，我头一个想法，是在某个乡村场景为我的小说找到一个框架。我已写了一些章节，时间设在一个多世纪前，地点则选取约克郡的边境。但我突然想到在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忙碌街道上那些每天与我并肩走着的人们的生活里埋藏着多深的罗曼司啊。我本来就对这些破衣烂衫的似乎命该挣扎在工作与匮乏之间的人们怀有深深的同情，比起其他人，他们程度更深地被社会环境抛来甩去……我越是思考被同样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两类人——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不愉快状态，我就越是急切地想替那些充满痛苦的沉默的人们发出声音。(1848：I—II)

       这种对他人的苦难的关注，使她能够客观地观察并描写一切。盖斯凯尔夫人的“工业小说”描绘的是工业区的劳资矛盾，而她的观察方式是“档案记录人”的方式，连茶会的各种食物价格也不放过，以至于雷蒙·威廉斯说她采用的是“实录方式”。(1966：87)但盖斯凯尔夫人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捣毁机器”和浪漫主义者的“退回乡村”能解决贫困问题。她不会以浪漫主义的方式来想象乡村，她眼中的乡村和工厂区一样被贫困所缠绕。1855年盖斯凯尔夫人为传记写作搜集材料而去哈沃斯，当马车在约克郡山区颠簸时她却在思考：

       男耕女织，这种观念看起来挺有诗意，但如果这种生活方式出现在我们的时代，而我们也能从那些活生生的人嘴里听到实情，那就只是严酷的细节——乡人的愚笨与商贩的精明混杂在一起——以及毫无规则、无法无天，它们玷污了天真纯朴的田园幻象。每个时代都会有这种溢美、夸张的特点，即把过去的时代赋予最为生动的回忆，但在我看来，当这种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颇为普遍时硬说它们不适合那个时代，是不对的，但它们带来的弊习和世界的逐步进步将使它们永远成为历史。(14)

       她对浪漫主义美化农村和穷人同时贬低城市、工厂和工厂主不能认可。如果“浪漫”只是一种主观感觉，那么，浪漫主义者认为工厂和资本家是丑陋的、异化的就只是在表达他们自己的偏见。但长久生活在工业城市并且经常在工厂主与穷人之间打交道的盖斯凯尔夫人能够发现“工厂和工厂主的浪漫一面”，(Meckier：80)而城乡的贫困问题的解决要依靠“科学与人道的融合”。换言之，盖斯凯尔夫人认同消极论者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批评，但不认为返回“过去”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尤其反对通过浪漫主义来美化“过去”。莫基尔(Jerome Meckier)说：

       盖斯凯尔夫人认为，工业技术将给诗和文化带来裨益；它将帮助人类实现最狂放的幻想，要么就终结它。诗人们所梦想的黄金时代是在将来。盖斯凯尔夫人将其笔下的南方某地命名为地狱石(Helstone)，竟逼得狄更斯居然用某一丑陋矿区的名字来称呼一个北方城市。她所描绘的具有代表性的北方工业社区取了英国最伟大的史诗诗人的名字，这是她认为未来的事态并非“缺乏诗意”的进一步证据。(79—80)

       将“激情”和“想象”、“诗意”抬高到评价文学艺术的最高尺度的夏洛蒂着意的是鲜明的未曾被礼仪社会所驯化的“个性”，而盖斯凯尔夫人着意的是现实的贫困问题，这不仅指她在工人区从事慈善活动，更指她试图为“沉默的一群”代言。“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夏洛蒂笔下意味着平庸、丑陋和乏味，她的情调是反现代的。盖斯凯尔夫人同样对政治经济学不满，但那是出于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核心原则的“自由贸易”的失望，因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消除它曾乐观地许诺要予以消除的社会贫困，反倒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她在《玛丽·巴顿》的序言中说：“我对政治经济学或贸易理论一无所知。我在写作中追求的仅是真实而已。如果我的报道与某种理论体系相合或相违，那并非有意为之。”(VII)在1853年2月致密尔斯(R.Monckton Milnes)的信中，她又谈到“浪漫”对“真相”的伪饰：“我努力使故事本身和写作过程尽可能平静，以使‘民众’不会说他们只看到浪漫的情节或夸张的写作而看不到作者感受到的平凡而严肃的真相。”(Chapple：225)在她看来，“不应把调节社会关系的机制委诸市场的盲目力量，而应寄托于人性的伦理力量。”(Stoneman：45)她寄希望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互助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而她本人则是一个躬行者，长期在曼彻斯特工厂区从事慈善活动。萨毕斯顿(Elizabeth Jean Sabiston)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没人指责盖斯凯尔夫人对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缺乏热情……许多批评家说，维多利亚时期所有小说家中，她生活得与她所描写的那个世界最近，这与狄更斯不同，狄更斯以一种过于感伤的如果不说是滥情的方式对待工人阶级，如在《艰难时世》中。盖斯凯尔夫人生活在由李嘉图、亚当·斯密及曼彻斯特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所塑造的曼彻斯特市，很早就学会以同情但现实的眼光看待工人和工厂主、纺织女工甚至“堕落女人”的优缺点，正如格林所说：“她的作品是为她的良心服务的。”事实上，她对曼彻斯特生活的描绘如此恰如其分，以至于卡斯琳·蒂诺托森及其他一些人将它与恩格斯对这个城市的分析等量齐观。(Plasa：97—98)

       浪漫主义由于强调“个性”，并将“激情”和“诗意”赋予“个性”，就势必陷在个人的主观性中。这一点，已见于夏洛蒂对奥斯丁的评价。刘易斯之所以推崇奥斯丁，并将她作为与莎士比亚并立的伟大艺术家，是因为她像莎士比亚一样具有“戏剧”天分，让所有人物说话，而不是只有一个视角，即作者自己的主观视角。与夏洛蒂或其他文学浪漫主义者执著于自己的主观性并以之为绝对之是不同，盖斯凯尔夫人在观察风景和人的时候时刻警惕自己的主观性被伪装成“客观性”，这使她更能深入体会他人的需要。查德威克(Esther Alice Chadwick)公正地评价说：“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盖斯凯尔夫人一直远离夏洛蒂后来情不自禁地陷入的那种自我中心。”(176)这种“非自我中心”使盖斯凯尔夫人能够消解“我”而替“他们”代言，她不可能像夏洛蒂那样在每一页都写上大量的“我”。难怪弗吉尼亚·伍尔夫称夏洛蒂为“一个自我中心的、自我为限的”的作家，说她的作品满篇都是色彩强烈的主观之词——“我爱”、“我恨”、“我受难”等等——时刻指向个人传记意义上的“我”。(Michie：28)

       如果盖斯凯尔夫人在前往哈沃斯村的路途上想的是贫困问题，那就不能指望她像“文学朝圣者”那样将“哈沃斯及其附近一带”染上一种忧郁的浪漫情绪。1853年9月，盖斯凯尔夫人从曼彻斯特乘火车到基斯利镇，下车后，租一辆轻便马车，第一次踏上前往哈沃斯的那条乡村公路：

       基斯利是一个新兴的毛纺城镇，处在群山间的一块盆地上——与其说是真正的盆地，不如说如约克郡人所称呼的是“洼地”。我离开基斯利，乘一辆马车前往哈沃斯，有四英里远——粗糙、崎岖、坑坑洼洼的四英里路。道路在波浪般的群山之间蜿蜒，举目四望，山在地平线上跌宕起伏，曲折蜿蜒，连绵不断，宛如北方传说中的那条缠绕地球的巨蛇的一部分。天色呈铅色；道路沿途有些采石场；一排排灰暗、丑陋的石砌房子属于这些工厂；然后我们下到了贫穷的、贫瘠的田野——到处是石垒的垣墙，四处却不见一棵树。哈沃斯是一个长条形的散乱的村子。(Shorter，Vol.II：336—37)

       这完全是一幅不带主观情绪的素描。在写作《夏洛蒂·勃朗特传》期间，为实地调查，盖斯凯尔夫人又来过哈沃斯村几次，依然在基斯利镇下火车，不指望在这座工业城镇里看到“生动的色彩”，然后雇了辆马车，一路颠簸朝哈沃斯进发，“本能地希望在乡村看到一些鲜艳生动的景象”，但马上就失望了。下面这段文字，是她对数次哈沃斯之行的路途观感的综合：

       从基斯利到哈沃斯的路上，看见远近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种本有的灰色，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失望。路长约四英里，正如我前面所说，这里分布着别墅、大毛纺厂、一排排工人宿舍，即便东一处西一处还有些老式农舍及其附属建筑，也很难把这四英里路的沿线一带称作“乡下”。前两英里路还算平坦，左边是连绵的远山，右边有条“小溪”穿过草甸，为两岸零星的工厂提供水力。这些居民区和工厂区散发的烟雾使天空暗淡无光。河谷(本地方言叫作“洼地”)的土壤肥沃，但随着道路升高，草木渐渐稀疏，与其说在生长，不如说在勉强生存。住户四周不见大树，只有一些乔木和灌木。四处都是一些石垣，不见树篱。东一片西一块的可耕地里长着庄稼，是燕麦，长得弱不禁风、缺乏养分，呈灰绿色。离哈沃斯村两英里远，旅行者就可从路上望见它，它升起在正前方，因为它坐落在一个较陡的山坡上，背后是一大片毫无生气的向山顶蔓延而去的紫褐色高沼地，比建在村中那条又长又窄的街道的最高处的哈沃斯教堂的尖顶还高。举目四望，地平线上都是这种蜿蜒的波浪般起伏的山脉勾勒出的相同线条，而从这些山脉的山口望出去，望见的还是山，颜色和形状全都一样，顶部也是蛮野荒凉的高沼——面对这无穷无尽的荒凉，是因它们投合那些有关孤寂和孤独的观念而感到壮丽，还是因它们唤起一种为单调和无边的障碍所困的感觉而觉得压抑，就要看观者处在何种心境中了。(3—4)

       盖斯凯尔夫人将荒原的忧郁从荒原自身剥离开去：那只是观看者的观念，而非事物本身。切斯特顿(C.K.Chesterton)在一篇文章中称夏洛蒂为“浪漫主义者”，却也清楚地意识到浪漫只是一种主观情境：

       就夏洛蒂而言，其作品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之一，是揭示了一种非常时髦且被反复重申的美学谬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绝无通融之处。人们谈起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就好像它们是两种非此即彼的艺术，有时甚至视之为两种完全对立的心理倾向。然而，它们实际上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且，正如其他一切类似之物，它们可以共存、分立甚至不同程度地融合。浪漫主义是一种精神气质，现实主义则是一种常规……没人会把罗切斯特的宅子称作单调乏味的地方，但这并不能否认，夏洛蒂·勃朗特让一种与气质相关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的心理的浪漫充盈于那些安静的房间和角落。(Wood：51)

       盖斯凯尔夫人的目标就是要将这种“与气质相关而与时间或地点无关的心理的浪漫”从荒原表面剥离，从而裸露出其贫瘠以及贫瘠背后的贫困。她无意按照当时流行的浪漫主义的“如画”美学为哈沃斯村绘制一幅“如画”的浪漫图画。这就像后来的伍尔夫一样。伍尔夫在读了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以及盖斯凯尔夫人的传记后，于1904年11月去了哈沃斯村，并且得以进入又换了新主人的牧师住宅，但此行让她失望。她随后在《卫报》(The Quardian)上发表《哈沃斯，1904年11月》(“Haworth，November，1904”)，对参观文学名流故居的时髦进行了批评，说“我不知道去文学名流的圣地朝圣是否应被斥为滥情之旅”，“在你自己书房的椅子上读卡莱尔”比“参观切尔西那个隔音的房间”更有收获，去作家故居参观若能加深对其作品的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一所维多利亚中期的牧师住宅委实再普通不过”，它“暗淡，平凡”，纪念馆里的收藏品“呆板而又毫无生气”，“一个已故女人的衣服和鞋子”只能令人想到夏洛蒂“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伟大作家”。(Hancock：22)

       不过，盖斯凯尔夫人高估了这种基于“人性本善”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及其“互助运动”对于改善城乡下层阶级贫穷状况的作用。一些“发了善心”的资本家的慈善活动对于社会性的贫困不啻杯水车薪，且久之就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她又错估了乡村浪漫主义，认为它反经济，妨碍贫瘠地区的进步。工业资本家是不会去那些受制于经济上不太有利的地理和地质条件的山区投资的，他们考虑的是成本与收益。而且，按照盖斯凯尔夫人赞同的互助理论，城市工厂的工作条件的改善将诱使更多农村劳力源源不断涌向城市，反倒会进一步造成乡村的“空心化”和凋敝。但乡村浪漫主义给贫瘠的乡村涂抹了一层浪漫的光晕，这层光晕很快就吸引了试图将浪漫主义因素引入中产阶级生活的那些城市中产阶级男女前来“朝圣”。史密斯(John Smith)在1868年观察到：

       在1850年，文学还没像现在这样变成众人趋之若狂的东西。穆迪在他的城市鲜为人知，更别说他所在的省了。火车站也没有什么“斯密之座”。唯一有些光彩的是如今已停刊的《泰特杂志》，一个读者会追着看他那个时代所有的期刊和文学书籍。在我看来，那时的读者似乎有种不同的精神。英国年轻的读者群以热情和激情对待文学，热切期待着他们心爱的作家的新作出版，为比他人更早获得这些作品而不怕麻烦，弄到手后就狼吞虎咽下去，甚至可以步行数英里去看一眼他们心爱的作者。(Shorter，Vol.II：435)

       其实早在1850年前，这种对文学和“文学圣地”的狂热就已兴起了。温迪·达比在《风景与认同》中谈到“湖区”一类的“文学圣地”在19世纪初突然成为“风景”，在于两种现象的综合演进：

       英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如画风景美学的普及——它使得本国、本地和凯尔特的价值得以抬升。在这两个领域的持续互动下，“湖区”应势产生，成为话语与隐喻(尽管不完全是隐喻)汇聚的新场所。在此，构成浪漫主义的“情感的、玄奥的、田园的、原始的和主观的因素”扎下根来。(54—55)

       “如画”美学强调风景的等级，如“秀美”就不如“崇高”：

       那些被开垦的、平滑的、安静的、和谐多样的风景是“秀美的”。它们是有边界的，因此也就是可知的风景。那些荒野的、崎岖的、超越人们想象的、广阔无垠的风景是“崇高的”，因为其无限性使人们生发出充满敬畏的情感和永恒的观念。简言之，有规律的自然是秀美的，野性的自然是崇高的。(53)

       当夏洛蒂把奥斯丁的小说称为“精致的花园”时，那不是在赞美它。她本人像其他浪漫主义者一样偏爱哥特式的崇高风景——最初原因，恰如达比所说，“知识分子精英之所以看重湖区的美学价值，是因为湖区不同于而且远离于新兴的城市密集化。”(达比：149)随着工业和城市的扩张，这些知识分子势必就会逃往更偏远的地区。不过，这种“远离”其实是为了进入民族主义政治的象征核心，因为这些地带没有受到“现代”影响，几百年来保留着其地理特征，是重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团结的文化基础。

       浪漫主义的“风景”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之间的联系已非新鲜话题，尽管其“中介”并不十分明晰。但如果法国式普适主义启蒙哲学、科学理性和现代工业要求并导致一种标准化和一致化，那么，它们就会弱化民族的、地方的地理特征，也就弱化了民族的认同。英国浪漫主义或者说自然主义的一个政治情感是“反法”，而被科学理性、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抛在边缘的贫穷落后地区被认为是“老英格兰性”的最后保存地，它们“由荒凉的文化空漠转型为人们渴求的富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达比：54)“随着趣味的相应转变，过去令人害怕并予以回避的山区风景变成了极具美学价值的胜景”。(达比：64)

       这一切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及海外殖民的关键时刻。工业革命带来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在社会阶层之间的迅速转移，破坏了此前乡村英国的“有机社会”结构，结果就是不同阶级、文化、生活方式的分裂和对峙，“同一个国家”的意识遭到严重削弱。同时，海外殖民将众多英国人分散在遥远的异文化中，会弱化他们对英格兰的身份认同。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写道：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55)

       但西方资本主义在向其他地区进行文化殖民时，它自身内部却产生一种迷恋“地方”的民族主义。正是在社会离心力急剧强化的1840年代，回归到想象中的“未曾分裂的时刻”以及保存这一时刻的“乡村”，被认为是重新建构民族身份并创造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1842年，托·阿诺德(Thomas Arnold)就任牛津历史教授，他在就职演讲中呼吁道：

       我们，这个伟大的英格兰民族，其种族和语言现在正从地球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在我们出生前，萨克森人的白马就已建立从忒得河到塔马河的统治。我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追溯我们的血缘、我们的语言、我们国家的名称及其区划以及我们一些体制的起源。在这个范围内描述我们的民族身份。(23—24)

       他说这番话时，英国远征军正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略地。如果英格兰的“种族和语言现在正从地球的一端扩展到另一端”，那么，它同时也将大量英国人抛进了异质文化中，可能会淡化其“英格兰性”。老阿诺德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呼吁英国人必须从文化上返回“祖宗之地”，以获得一种明确的未被污染的民族身份。忒得河和塔马河隔出一个“英格兰区域”，那里才保存着据说不曾被污染的老英格兰传统，作为永远可以返回的地方。“湖区”和哈沃斯村便处在这一区域的核心地带，即后来被称为“峰区”(the Peak District)的自然—历史保护区及其周边。浪漫主义对中世纪、地方色彩、“风景”、民俗的浪漫化，使这些本来在文化上空无所有的贫瘠山地充满了神灵，而作为中产阶级休闲时髦的“文学朝圣”不仅是为了在中产阶级生活中引入浪漫因素，还是一种追寻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象征政治之旅。在宗教凝聚力日渐衰微的时刻，英国文学制造的“文学圣地”或许能担负起大教堂的作用。连马蒂诺小姐都放下手头的研究，为“湖区”写了一本旅游指南。

       盖斯凯尔夫人式的文学现实主义与夏洛蒂式的文学浪漫主义看似对立，其实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左右两弧，是“北方”与“南方”、“散文”与“诗”的有机结合：“南方”或“乡村”通过将自己“浪漫化”或“老英格兰化”，为整个英国提供着民族身份想象，“北方”或“城市”则通过现代化，为整个英国提供着雄厚工业实力。1851年5月维多利亚女王在“万国来贺”的盛大排场中进入“水晶宫”宣布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幕，8月前往爱丁堡并在万民夹道欢呼中登上“亚瑟王宝座”，作为英国当年两大文化政治学象征事件，将“新英国”与“老英国”贯通起来。

       到此为止，本文还未涉及“乡村浪漫主义”或者说“英国自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一基础问题——实际上，浪漫主义的“隐遁”姿态几乎让人觉察不到其经济方面的动因，另一方面，视“政治经济学论文”为平庸的“散文”的浪漫主义者自己或许也没有意识到浪漫主义还是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它通过赋予光秃秃的岩石、荒凉的高沼地等几乎毫无经济价值的贫瘠之物以高昂的美学价值和伦理价值，将其商业化：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急于消费这些“景观”，以充实自己据说平庸的生活，正如他们大量购进画作、摆弄丝弦或者阅读浪漫小说。

       英国工业革命在导致英国社会的权力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时，相应地导致英国乡村的凋敝以及乡村人口大量移民城市乃至国外，出现乡村的“空心化”，而同时城市又在过剩的人口、拥挤的住房、河流和空气的严重污染之下“变成我们这个种族的坟墓”。(Howard：11)如何使乡村重新变得对英国人有吸引力，从而使城市的过剩人口——尤其是大量因找不到工作而四处流浪并被认为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的来自乡村的壮年人口——返回乡村，同时留住那些尚在乡村而随时准备进城的劳力，是当时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和国家决策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即保守党政治家戈斯特爵士(John Gorst)在1891年所说的“逆转潮流，阻止人们迁入城市，让其返回故土。城市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有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Howard：11)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写道：

       无论过去和现在，使人们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吸引力”。因此，除非为人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提供大于城市现有的“吸引力”，显然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旧的“吸引力”必须被新创造的“吸引力”所超越。如果把每个城市当作一块磁铁，每个人当作一枚磁针，那么，除非建构比我们的城市更有吸引力的磁铁，才能有效地驱动人口的自然而健康的重新分布。(14)

       可是，要让贫瘠而凋敝的乡村的吸引力“大于城市现有的‘吸引力’”，就必须先从美学和道德上抬高乡村，同时贬低城市，并把城市中产阶级描绘成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唯利是图的”阶层——这正是自19世纪初以来的“纨绔子”小说家、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及随笔家、风景画家、田园抒情曲作曲家以及反资本主义的伦理家一直前赴后继从事的事业——这样才能大量吸引先是有钱而且“罗曼蒂克”的、然后是有钱但不那么“罗曼蒂克”的中产阶级男女成群结队跑到偏远乡村去寻求“浪漫之地”(这种乡村休闲游，从最初偏远的“名胜古迹”、“浪漫之地”、“文学圣地”渐渐扩大到城市近郊的乡村)，给这些无论从地理还是地质条件来说均为贫瘠之地的乡村地区带来它们自身所匮乏的繁荣商机，而这又诱惑着大量“危险”的游民从城市返回本乡本土，不仅保证了全国人口的“健康分布”以及充分就业，还缓解了当时城市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铁路、公路、自行车道、“步行道”由城市向乡村蜿蜒延伸，所到之处，酒吧、客栈、纪念品商店、纪念馆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出现的是乡村居民区的扩大。这样的“乡村游”通过旅游者一次次与国土的每道皱折的亲近而强化了爱国之情以及民族认同。夏洛蒂式的乡村浪漫主义证明是比盖斯凯尔夫人式的反浪漫主义更有效地解决偏远乡村的贫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因卷入“象征资本”而内容被大大扩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乡村浪漫主义”正是那只引导已然以“两个国家”分立的城与乡、“北方与南方”之间相互流动的“看不见的手”。没有乡村浪漫主义及其拉动的乡村休闲消费，英国的贫瘠乡村不可能变成风光迷人的“新乡村”。实际上，在1890年代之后，英国的城市反过来开始模仿“新乡村”，城市决策者和设计者们纷纷追求霍华德所定义的那种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

标签：夏洛蒂论文;  简·爱论文;  夏洛蒂三姐妹论文;  爱丁堡论文;  风景论文;  夏洛蒂勃朗特论文;  朝圣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