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体制：一个亟待梳理的研究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研究领域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教授198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学位论文《美国政治中的大众媒介及其危机：以越战为例》(The Mass Media and the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The Case of Vietnam)得到了西方政治学会的肯定。目前，他就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领域为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比较媒介体制。他曾发表有关大众媒介与战争的论文，涉及越南战争、中美洲战争和海湾战争。他与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合著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Comparing Media Systems：Three Models of Media and Politics)一书获得由国际传播学会和美国传播学会联合授予的2006杰出图书奖，以及由哈佛大学肖伦斯特(Shorenstein)媒介与政治中心授予的2005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图书奖，并已被翻译为九种语言。2011年，他还与曼奇尼教授合作出版了《超越西方世界的比较媒介体制》(Comparing Media Systems beyond the Western World)。目前，哈林教授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家查理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一同致力于研究健康与医疗报道以及健康与医疗的媒介化。《塑造健康公众：新闻报道如何重塑媒介、医疗和当代生活》(Making Health Public：How News Coverage is Remaking Media，Medicine，and Contemporary Life)将于2016年出版。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传播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笔者于2016年1月12日，就媒介体制话题对丹尼尔·C.哈林教授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秦汉：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下您的学术生涯及目前研究领域？ 哈林：我的学术研究始于政治学。当时我对舆论很感兴趣，于是做了一些调查研究。我对研究有关越南战争的舆论很感兴趣，但我并不太确切地知道该如何去研究，因为越战已经结束，而我不能做(即时的)调查。后来我想，我应该去研究有关越战的新闻报道，因为显而易见，媒体报道能够反映公众观点。因此，我撰写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越南战争中的新闻报道。也因此，我发现这真是一个有趣的领域，政治学领域中还没有人研究过媒介，我应该继续此项研究。当下，作为传播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政治传播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研究领域。彼时的涓涓细流已变得越来越主流。那之后，我继续从事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新闻业作为社会与政治机构这一本质的研究。当然，我渐渐转变为在比较语境下从事此种研究，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媒介体制，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我最熟知的地方。 秦汉：政治传播在中国也同样是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的领导人希望中国的声音可以为西方世界所理解。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当下正在发展的政治传播研究呢？ 哈林：政治传播总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中国领导人当然对运用新闻传播为其特定的政治目标服务很感兴趣，不论这一政治目标是全球化的还是仅着眼于国内的。他们是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因素，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新闻从业者背后通常有着更为复杂的支持体系。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新闻从业者通常认为自己与政治领导人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也与读者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他们服务于读者。当然在当下，他们同样也为商业企业服务。因此，新闻从业者也是政治传播中的重要因素。当然我知道，在政治传播领域中究竟应该做些什么，这一特定概念的理解上，会有些许的不同。另外，政治传播通常还包括其他因素，例如社会运动、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政治传播的商务人士等。因此，整个体制，整个政治传播的全过程是所有这些不同种类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秦汉：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媒介体制的。可否请您给媒介体制下一个定义？您认为哪一种媒介体制是理想的？ 哈林：媒介体制实际上是不同媒介机构、不同媒介实践之间相互作用，融于其中的一个整体，它包含所有不同的媒介组织，也包含所有存在于新闻生产中的不同因素，如记者、媒介经营者、编辑等。此外，这些因素、机构同社会其他因素、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结构也是媒介体制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媒介体制。 我不认为真的有某种特定的媒介体制可以被称为理想型。曼奇尼和我在写作我们的书时所采用的进路是要让这本书成为一本经验主义读物，而不是一本标准读物。我们对于指出哪种体制是理想的媒介体制完全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理解媒介体制的本体，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的。事实上，我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媒介体制，所有的媒介体制都有它们的优缺点。我们对于每一体制的优缺点都有许多的观点，但我们真的不认为这些体制中的某一个要优于其他。每一种媒介体制都根植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且在这一语境中运转。因此，在有着特定政治组织形式的社会体系中运行良好的机构，在另一社会体系中并不一定能够运转。将某一社会的媒介体制移植到另一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意大利可以模仿美国媒介体制中的某些元素，反之亦然，但事实上两国的社会体制是不同的，两国拥有同样的媒介体制是行不通的。 秦汉：您将媒介体制定义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媒介体制仅仅存在于这些互动中吗？还是说媒介体制是这些互动与媒介机构本身的结合？或是其他？ 哈林：我的意思是媒介体制的核心是媒介机构本身以及它们的功能，以及从事新闻生产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完成自身职责的方式以及对于自身角色的理解，对于理解媒介体制的内涵至关重要。当然媒介体制也包括政治与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问题来了，雇佣人员从事新闻、娱乐节目制作等的资源从何而来？这些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媒介体制的一部分。我们也要探讨法律、政策、社会结构等。在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管控着广播许可证的发放，诽谤法影响着新闻业，有全套的政策决定谁可以买卖新闻机构以及其他形式的媒介组织。因此，媒介体制首先应该是媒介机构本身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各种因素与结构。其次是塑造媒介机构的政策体系。所有这些(因子)相互作用。新闻工作者通过与其他因素互动完成自己的工作，新闻媒体通过多种方式与政策制定者、政府、不同利益组织打交道。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以一种固定的方式呈现事物，而他们最终所拥有的是与其他因素互动的整个网络体系。 秦汉：您认为评价一个媒介体制是否优良有一些基本的准则吗？ 哈林：嗯，我认为是有一些准则的，但任何你能够说出的准则，都存在争议。所以我认为一个优良的媒介体制，一是人们能就所处社会的实际情况形成公众意见。这样人们能准确了解到社会正在发生什么，并且对于社会是如何运行的有一个清晰真实的认知。如此一来，人们能够理解社会，也能够做出明智的政治选择。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准则。我认为，是否社会的不同成员都能以某种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很重要。此外，我认为整个社会要能够获知外界的思想和信息。这些是媒介体制需要为社会所做的最基本的事。媒介体制还需要处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更为细节化的方面，因为媒介报道涵盖从健康到政治种种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各自都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就最一般化的层面而言，我认为上述那些就是标准。 秦汉：可否请您评价一下自《传媒的四种理论》问世以来媒介体制研究的发展史？ 哈林：《传媒的四种理论》的确是第一本提出媒介体制概念并对媒介体制进行比较研究与界定的书。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流位置，世界各地的研究者都在使用比较媒介体制这一基模。有时，人们会基于发展传播学的理念，尝试着向这一基模中加入其他变量。例如，有些人已注意到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与其他国家稍有不同，但大多数国家的研究者都使用这一基模。当然这一基模也饱受诟病，事实上，这一基模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媒介体制如何运行的经验性实验基础上得来，研究者们过度简化了对媒介体制的研究。《传媒的四种理论》提出的设想是，媒介体制某种程度上是由在每个特定社会中占据主流的哲学所驱动的。他们还假定媒介体制某种程度上是均质的，媒介体制中的所有元素都遵循着一种特定的逻辑。这一设想将媒介体制过度简化了，并且是非常民族主义的。我的想法是，《传媒的四种理论》根植于冷战，其中包含着自由媒介体制的理念，但研究者们并不知道这一体制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我认为，过去的二三十年，媒介体制研究已经有了大踏步的跨越，目前的研究已在思考媒介体制的经验主义模式，也已更清晰地意识到媒介体制的复杂性。首先，媒介体制是历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不同于《传媒的四种理论》所呈现的发展方式，毕竟其中存在许多的冲突和矛盾。关于媒介在一个与其他社会组织存在竞争关系的社会体系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也常常会有不同的观点。媒介体制的不同部分根据不同的逻辑运行并相互竞争。因此，媒介体制研究对于媒介体制的复杂性变得更为敏感。不同历史情境下的世界充满了多样性。不同类别的媒介体制得以发展。在西方世界，人们常常谈论媒介体制的“西方模式”，曼奇尼和我试图在我们的第一本书中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展示给大家看，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模式”，还有许多不同的发达的媒介体制。即便在那三种媒介体制模式中，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媒介体制也是相当多元的。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媒介体制研究更为敏锐且有相当程度的多元化。 秦汉：因为背景或是全球语境的变化，媒介体制也改变了很多。 哈林：媒介体制的确改变了。它们随着政治体制的改变而改变，随着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也随着媒介市场的转变而转变。以美国为例，19世纪时，媒体是具有党派性的，媒体与政党结盟，后来媒体渐渐脱离了党派性，但当下这一趋势又有所倒流，目前媒介体制的一些部分的确又重新拥抱党派性。因此，媒介体制一直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秦汉：您如何评价《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这本书？ 哈林：我们认为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本书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它催生了许多研究，启发了许多人去从事这项工作。我们认为，许多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愿意去尝试，这对这本书而言，也是相当成功的。我们所拥有的可用数据有限，某种程度上说，将这一研究模式推广到如此多不同国家是非常费力的一件事，我们并不确定，当某个国家的学者开始做这项研究时，他是否会发现我们的研究模式在这个国家的运用是完全错误的，或者证实媒介体制并未按照我们书中所说的方式发展。有些研究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但对于绝大多数此类研究而言，似乎都证实了该书的研究框架相当合理。该书的研究范围为西欧和北美，但这两块区域之外的学者们也有很多在使用这一框架。我们对此心存矛盾，因为我们担心人们有时会以一种它们本不该被如此应用的方式去应用我们的观点。因此我们试着——我们郑重地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存在一种可以理解媒介体制的普遍框架。我们这样看待我们的框架，它是对特定且具体的历史事例的分析，而不是一种普遍框架。因此，当人们说他们打算将我们提出的三种模式，而不是我们理论框架的其他方面，“应用”于其他国家时，都会让我们有点紧张，即使有时，他们做出的比较有效。我们真的希望其他地区的学者将我们的书作为一种研究进路来使用，而不是作为一套你可以直接套用的分类体系，或类似的其他东西。 秦汉：可否请您评价下这三种模式？(自由主义，极化多元，民主法团) 哈林：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三种模式中每一种都有其优缺点。事实上，就意见表达的范围或新社会组织进入更易发声的政治领域的能力而言，我认为许多研究并没有展现出哪一种体制更加开放。但是大体上来说，我认为自由主义媒介体制普遍拥有相对独立的新闻界，以及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新闻从业者群体(这大大提高了新闻界的独立程度，也许是因为新闻界总是将自己视为是为公众、读者服务的)，并且对于“我们有权为大众服务”(为他们获取信息)这一说法相当笃定。但商业化的的确确扭曲了自由主义体制中的媒体。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案例是某些报刊的经济危机。在自由主义体制下，对新闻媒体的社会资源投资大幅度下滑。当然塑造自由主义体制的另一重要元素是，以美国和英国这两大巨头为例，它们的媒介体制是由商业主义和大国地位所塑造的。因此政府对新闻界加诸的许多政治影响根植于其成为大国的历史过程中，这是自由主义体制的又一局限之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最大优点是多元化。国家拥有许多不同的政党，相互竞争的政党，媒介与这种政治竞争结构紧密相连，因此在这种体制中，广泛的意见得以表达。一些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内部争端的国家，能成功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摆脱独裁政府——革命这一循环模式而前进，最终建立民主体制的国家，我认为，就许多方面而言，极化多元体制在这些国家是成功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也有缺点，政治影响会扭曲新闻报道，新闻从业者也不像民众所希望的那样独立，特殊因素以一些我认为并不合理的方式，在幕后控制着信息的流动。政治干预媒介体制是这一模式的一大问题。许多人将瑞典等北欧国家的媒介体制视作几近于理想的形态。这些国家的媒介体制存在商业化，但十分有限，有很强大的公共服务广播，还有相当高的新闻专业化程度以限制商业元素对于新闻界的扭曲。这些国家政治多元化，但并没有类似南欧的那种党派性，也没有因政治因素控制媒介为其服务而造成的媒介工具化。当然在这一体制中也同样存在局限性。例如，某些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团体对媒介拥有最大的影响力，而社会中其他组织不够完善的社会团体将不能发出与其同等的声音。因此，所有的媒体都存在于社会权力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中，所有的媒体在如何发声以及同其他社会机构互动时都有其局限性。 在每种媒介体制中，有一些社会团体更易传播自己的声音，它们也更容易进入公共领域。当他们怀有愤懑时，他们会让政府官员得知他们的愤懑，他们会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他们的不满。而对于谁的声音能被听见，谁的声音不能，每种媒介体制都有自己的一套权力结构。 秦汉：您如何看待媒介体制研究的去西方化趋势？ 哈林：我认为这是好事。一直以来，西方观点主导了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对于其他体制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其他文化、社会以及他们利益视角出发的研究进路也相对较少。因此我认为学术日趋多元以及来自拉美和亚洲的研究越来越多是一件好事。当然这些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术基础架构的不均衡仍然存在。我认为当下，大多数积极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都在西方国家工作，因此基于其他文化背景、其他社会体系以及其他视角的研究，数量仍相当有限。 秦汉：您认为中国媒介体制的特征是什么？ 哈林：中国的媒介体制是这样一种体制：政府历来处于核心地位，媒体主要表现出动员民众完成革命并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政治功能。我并不是研究中国媒介体制的专家，但我觉得，和其他国家媒介体制一样，大家对中国的媒体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存有多种不同看法。例如，一些人认为媒体是为党的官员、政府官员服务的被动角色。另一些人则认为媒体在建设社会主义等政治蓝图中，扮演了更中心、更独立的积极角色。显而易见，因为媒体的部分商业化，当下的中国有一套复杂的逻辑体系，即商业逻辑和政治逻辑交织并存在媒体中。虽然中国不是多党制，但其政治是多元的；中国有不同的政治派别，这些派别各有其利益与意识形态，以及对中国社会走向的不同看法。因此我认为，多元政治派别的存在，以及不同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精英间的政治竞争过程，造成中国的媒介体制像其他媒介体制一样，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化多元。另外，我认为中国的媒介体制比较复杂，我不确定该如何阐述，但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很复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发展出了一种专业精神。我认为媒体之于中国一直很重要，而且我认为新闻从业者在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维护党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新闻业的专业精神都与此相关。与西方观点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媒介体制中的许多矛盾之处，都来自于新闻工作者自治权的受限。我觉得找到解决方法还需要一个过程。我还认为，同其他媒介体制一样，中国的媒介体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现象和附庸关系，这些现象尤其伴随媒体的市场化开始出现。如果将中国的媒介体制同俄罗斯这样一个从共产主义转为市场化的国家的媒介体制相比，中国的媒介体制可能存有更多的专业主义和较少的腐败。 媒体绝对会对改革的进程施以影响，但改革的进程反过来也会影响媒体。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想法，都在争夺社会影响力。媒体总是居中调解，但这些利益方也试图以多种方式利用媒体。因此新闻报道是由记者、其他新闻工作者(如编辑、媒体经营者、媒体管理者等)以及与之相互影响的不同政界人士共同生产的。 媒体的工具化属性必然存在于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不同于西方的媒介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工具化属性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之中是合法的。在西方媒介体制中，如果你说一些外部力量控制着媒体，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是违规的。在中国，媒介规范是不一样的，人们一直以来都认为媒体应受党的领导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党的工具。但当你想了解更多中国媒介体制运行的细节时，你会发现是某些利益集团使得媒体工具化，而其他利益方会发现其中是有问题的，并感到正是由于这种工具化，使得媒体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真正为政党或社会服务。我认为，中国社会中对于谁在领导媒体，媒体造成的影响是否对社会必然有益等肯定是存在争议的。 当然，党的内部的声音也不是一致的；党内有不同的利益方，如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党政领导。媒体自身也存在问题，其中一个是由于政党体制的复杂性，中国媒体在体制中该拥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 秦汉：在媒介体制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中国会面临哪些问题？ 哈林：问题来自各个方面，例如，市场改革会带来政治目标与经济需求之间的某种矛盾。问题同样也存在于过去已有的矛盾中，例如新闻诚信与自由主义体制下人们的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我认为还有一些矛盾，与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矛盾相似，即维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保持体制的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事例，某些领导想要控制媒体不让其报道某个特定事件，因为这一事件不利于政治稳定。但这样会造成媒介体制的信赖性被削弱，人们会转而寻找其他的信息来源或改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既然媒体不能报道人们的不满，那么通过媒体或类似方式表达意见或是情绪的路径就被阻断了。这是我在拉丁美洲学到的一点。 我认为无论什么体制，多党制民主或其他，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你希望信息的流动有多开放。如果将重心过多放置在缩减开放性上，那么就会在管理冲突的合法性、管理冲突的能力以及发现社会问题等方面产生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想要对某些议题保持政治管控，那么必然要担心信息流动的开放程度——可以允许开放性达到何种程度，由谁来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报道何种观点。这样一来，围绕相应议题的争端必然会持续无法解决。也由此，换一种思路来考虑一个稳定的体制是如何构成的，可能会被提上议程。 我认为中国在海外运用软实力这一想法存在许多争议。我个人认为，中国领导人对于软实力在实践中如何发挥效用以及西方国家如何运用软实力的理解有误。他们将运用软实力更多想象为利用媒体进行宣传，事实上西方国家从不曾这样运用软实力。我认为(美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媒体吸引受众的方式来(进行软实力传播的)，因为这些媒体是美国的媒体，他们反映的是美国视角，而不是因为这些媒体是受政府领导的。当听说中国正在全球设立媒体以传播软实力时，我始终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中国的媒介体制并不是那种以受众为本，能够成功传播软实力的体制。 媒体毫无疑问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有效的软实力……美国媒体中对此也有争论。有时美国政府会在海外进行宣传活动，但这并不是美国所传播的那种有效的软实力。有效的软实力传播更多和商业媒体的活动有关：非政府传播工具的、真正以观众喜好为导向的那类媒体，例如好莱坞、新闻机构等等。正因他们以受众为本，他们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软实力是这样发展的，鉴于此，我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更为集中政治领导的环境下，能够再现这样的软实力。 秦汉：可否请您对中国的媒介体制改革提些想法和建议？ 哈林：我始终认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治是一条优良准则，要依据这条准则来构建一个既能够保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又能够抵制种种会削弱媒体应然角色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影响的媒介体制。就和法治一样，无论中国是否走向多党制民主，有一定标准的管理规范和新闻专业主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对精确性的奉行、以及充分的信息，对于当下中国媒介体制的改革有种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新闻专业主义都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相连，但我想说的是，我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可能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我对于法治也有着同样的观点，我认为法治也有着更广的应用范围；非多党制民主的社会体系也能够拥有法治。但这就意味着，党派领导人随心所欲的能力要受到一定限制。他们需要给予媒体更多的独立操作空间，让媒体能够向着一个这样的体制发展，即一个不是基于某个人的某种权威，而是基于媒体自身以及支配媒体组织运行的法则，比如新闻专业主义及其伦理准则等的媒介体制。 秦汉：您认为未来哪个研究领域或研究话题会成为媒介体制研究的突破点？ 哈林：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去做这样的突破了！一方面，每个研究者显然都知道社会化媒体和数字革命的重要性，社会化媒体和主流媒体的互动，社会化媒体在政治传播和意见形成变迁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显重要。我们都知道它居于中心位置，每个人都给予了足够关注。我还提出过这样的讨论，即研究非西方媒介体制将是主要突破点之一，但对此的研究仍相对较少。目前已经有了许多的理论突破，因为一旦你跳出熟悉的西方体制，真的会启发你去更加深入地思考我们所讨论的一些研究话题。因此，我对新闻专业主义在类似中国这样的体制内该如何发展这类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中国同新闻专业主义所发轫的美国、瑞典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情境。我认为就理论上而言，去思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不同的体制下将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新闻专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中国或历史上的其他共产主义体制之中，因而去探究新闻专业主义在这种体制中的意义是什么显得非常有趣。我还认为研究媒介体制的变迁也是十分重要的，如媒介体制为何变迁，媒介体制如何变迁，媒介体制是如何进化的等。 秦汉：最后，请您谈谈您的新书吧，您为什么选择健康传播这个议题？ 哈林：一直以来，我都对新闻传播中的个案很感兴趣，就像我写了很多有关媒体和战争的论文。我觉得健康传播研究和我所做的媒体与战争的研究有点相似。从新闻学者的视角看来都很有趣，因为健康传播研究是多种不同类型知识的交界领域。当你研究健康时，其实也是在研究科学，也是在研究经济和商业，因为健康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同时也是在研究政治，因为政府在健康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传染病爆发期间的安保到医保体系资金再到资源分配，这些公共政策议题都与政府有关。健康领域还包含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即包括普通人以及他们的生老病死等等。对于健康领域中信息的流动，有许多相互冲突的准则。例如医生和科学家知道的多，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他们所说的。然而因为健康领域深陷于经济、政治的利益和影响之中，循序这一准则似乎是不可能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准则被这样应用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因此，为了平衡有关健康议题的不同观点，新闻从业者需要思考应该遵循哪条准则，例如，谁有权利就何种话题发言。出于多种原因，有很多有关健康的新闻报道，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关心健康，健康对于人们来说意义重大，另一部分原因是健康的确在消耗着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健康同样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至今还没有研究者能够真正深入地研究健康传播，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还很稀少。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我开始了健康传播研究。 秦汉：的确，健康传播在中国也越来越热门，尤其是当下人们很关心空气污染问题。 哈林：是的，当前中国确实有很多公众健康威胁，引发了许多争议：来自本地工厂的污染、传染病等等。同样的，也带来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在健康议题的信息流动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媒体在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人们不能从大众媒体获得信息，他们又该去哪儿找寻呢？标签：政治论文; 新闻专业主义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国家软实力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秦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