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出版工作必须讲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讲政治论文,期刊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讲政治，是党的传统和优势。期刊出版工作，离政治最近，可以说它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期刊的生存、发展，关系到期刊的社会效益。
把握期刊发展的主导趋势
有的人认为，最近这三年，抓治理整顿不批新刊，延误了期刊事业发展的大好时机。这是一种误解，应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形势。
中央“两办”37号文件，即《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治理的重点是停办、转化内部期刊，压缩“小机关刊”、行业期刊，调整结构。就治理成果而言，已基本达到目的。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正确分析和认识形势，才能把握好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局面同前进中出现的暂时问题的关系，认清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坚定推进工作的信心。”中央“两办”37号文件从政治的高度指出报刊散滥的症结，提出治理的原则和政策，而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本身就是期刊管理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就全局而言，治理工作给期刊的发展提供了宽裕的时间和空间，一些有远见的期刊主编，利用治理的政治环境，抓读者的定位和扩展，抓品牌的树立和影响。而有的期刊领导者，则急于扩充规模，不惜冒违规风险，一号多刊，增加的所谓刊期，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进退维谷，又殃及主刊的品牌形象和质量。二者相比较，应为前者的政治洞察力所折服。从政治的角度认识期刊发展的趋势，重视导向，重视质量，重视市场份额，重视经营效益，以此求发展求繁荣，确实是近一二年期刊出版工作的主导趋势。
1.重点期刊、大刊，开始形成“群落”，对全国期刊整体质量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和深刻的影响力。1998年初，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并在《新闻出版报》公布全国百种（102 种）重点社科类期刊名单。这是建国以来，国务院职能部门首次对全国社科类期刊的权威性评定，在这之前，由原国家科委为主对科技类期刊进行了两届“优秀级”评选，其中连续两届荣获一等奖的约50种左右，也可将其视作全国重点科技类期刊。这150种重点期刊，尽管只占全国期刊总量8135种的1.84 %，但“含金量”很高，期发量超百万册的期刊，税后利润超百万元的期刊，各学科、各行业领头的期刊，基本都进入了重点行列，发挥着不可低估的榜样作用，这些重点期刊、大刊的一举一动，如办刊理念、经营机制、用人规则、发行方式，乃至纸材的选择、开本的大小等等，都成为同类期刊甚至其他众多期刊所关注的“热点”。
2.综合文化生活类期刊，尤其是妇女类、青年类、文化影视类、时尚类期刊的改造与再度崛起，电子电脑类期刊的快捷登场，成为我国期刊市场亮丽的风景线。这几类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在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前提下，在办刊宗旨允许范围内，以“读者喜欢不喜欢，市场接受不接受”为基本标准，对内容版块进行调整，增设进一步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栏目，增加文化含量。有的则缩短刊期加大信息量。
3.新办期刊起点高，以其新形象、新口味夺人。近三年期刊治理期间，主要任务是调整结构，新批期刊很少。正因为如此，有关刊社极为珍惜这一出版权利，选派政治立场坚定、业务素质好、学有专长的人组成精干的编采队伍，期刊一投放市场，或以丰厚的文化底蕴，或以深刻的思辨性，或以适应生活的快节奏，或以清丽大方又不扭捏作态的封面及总体设计，为相应层面读者所青睐。最近，接到浙江局寄来的《小伙子》试刊号，封面一位中国帅哥的阳刚形象，一扫众多期刊蜂拥洋妞、美女的俗气，而以鹅黄、海蓝为底色制作的版权目录页则在亲和之中透出一股挡不住的青春气息。类似这种匠心手笔，显示出新办期刊进军市场的精明。
4.还有潜在的或正在支持期刊事业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发行。经过多年聚拢、剥离、撞击产生的邮发、自办发行两种方式，正悄悄地发生变化，极有可能被发行代理制所取代。因为邮发费率太高，刊社苦不堪言；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主管部门的权力开始退出期刊市场，靠“红头”文件维持发行量的局面已日薄西山。再如广告。各刊社普遍增强广告经营意识，一些期刊实行的广告代理制，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风靡期刊界，封二、封三、封四以及中插广告制作之精美，是以前所少见的。期刊广告以其醉人的永恒正与电视画面诱人的一瞬争夺读者和客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期刊广告经营额1997年为4.6亿元，1998 年则上升到7.1亿元，增长35.3%。中国广告协会证实，1998 年全国经营的各类广告，期刊广告增幅最大。
第一位的是讲政治
讲政治是实实在在的事，决不是仅仅说说而已。期刊如同报纸一样，都是党和政府的舆论阵地。期刊从申办到审批，表面看是一种程序，但实质是一种严肃、严格的行政管理行为，哪些能批，哪些不能批，什么时间批，怎么批，都要依据期刊出版法规规章，根据党和国家的意志和结构调整、市场需求情况而定。显而易见，主办期刊第一位的是讲政治，讲社会效益。一份期刊，既不是个人财产，也不是为小团体谋利益的工具，它是党的事业的一块阵地，期刊主编、社长，从到任那天起，党和政府就把办刊的权力托付给他，肩上的担子重千斤。许许多多的期刊工作者，从满头青发到两鬓霜白，为办一份让党和人民放心、自己满意的期刊，呕心沥血，拼搏一生，惟恐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方面出现差错，毁了本刊名誉，给党和国家带来麻烦。1998年，经新闻出版署责令查处的违规期刊有16种，今年以来，又查处3种。追根求源， 有些教训是深刻的。
1.出让“三权”，铸终身悔恨。有一份群众艺术类期刊，1998年初，分别将编辑出版权、发行权、广告经营权出让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并签定合同，在不到3个月时间，就给有关单位出具3份发行委托书，其中一家公司还没有书刊发行权。结果，几乎在同一时间，市场出现两个版本的同一刊名、刊号的期刊，其中一本严重违背有关刊载军事方面文章的规定。经省局报告，署及时下发停办该刊的批复意见，并根据有关规定，建议主管部门对负有主要责任的负责人给予严肃的行政处罚。此事到此并没有结束，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省局调查处理此事时，曾问该主要负责人“为什么这样做”，回答则极为坦然：连年亏损，没别的办法。这种漠视出版法规规章的行为，难免不出事，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根据有关法规规定，没有足以保证期刊正常出版的资金，说明已不具备基本的办刊条件，应及时向当地新闻出版局申请停办。所以“暗箱”出让“三权”，就是要钱不要政治。这种权钱交易，既危害社会，又危害自身。
2.擅自改变办刊宗旨，偏离政治方向。一份弘扬自然辩证法的期刊，曾刊发过一些体现科学精神、有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优秀文章，受到科技界的关注。但是，在1997年、1998年的一段时间里，严重偏离办刊宗旨，所刊发的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达每期内容总量的90%以上，对有关党的基本理论、现行政策的解释有所偏颇，出现严重政治错误。新闻出版署和科技部根据出版法规有关规定，责令该刊予以停刊整顿。创办一份期刊，首要的是确立办刊宗旨，而且必须经过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审批。办刊宗旨，是期刊的政治宣言，是期刊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基础。凡是擅自改变办刊宗旨，往往导致期刊走偏政治方向或者降低品位、格调。这正是管理机关对是不是坚持办刊宗旨一事看得很重、管理很严格的原因。管理机关在审定办刊宗旨时，是依据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主办单位的业务范围加以确定的。超越主办单位的业务范围，主办单位在对其政治领导、业务指导监督方面，就形同虚设，办刊人员的知识结构对刊物也很难驾驭，出问题是意料之中的。正如刊社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两年多来，我们虽然做了许多尝试，和许多院士级科学家做过交流，却一直未能把握好从自然科学角度出发，且能体现大科学时代科学交叉特色的适当突破口。这是我们的知识储备特别是对新知识的接受和理解不够充分，对许多科学问题，缺乏娴熟的驾驭能力……
3.与境外合办期刊，警惕潜在风险。目前，我国经有关部门审批的与境外合作出版的期刊有20多种，主要是版权贸易。从已审批的与境外合办期刊情况看，这些期刊对我国的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开辟了一条使我国知识界尤其是科技界及时了解国外相关学科和行业发展最新信息的渠道，也相应节省了购买国外知识信息的外汇，但是也应看到其负面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比如，外方与我方办刊，一般都有其特定的目的。从掌握的情况看，外方主要是看好我国人口众多，出版物市场潜力大，希望早日与我合作，以占据有利竞争位置，获取丰厚的经济效益。看问题要两点论。这类期刊尽管终审权仍然把握在中方手中，没有出现直接评论我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言论，但是也或多或少涉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这些将对我国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期刊，由外方控制发行权和广告权，很可能出现以市场为导向干预刊物内容的问题。这类期刊的办刊人员，尤其是主编、社长，主办单位的领导，增强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是至关重要的，应及早准备应对的政策和策略。
严格遵守政治纪律
期刊出版工作者讲政治，最重要的是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办刊的各个方面。
1.要明确为什么办刊。期刊的公有制，禁止个人办刊，这是办刊的政治前提。国务院1997年1月2日公布的《出版管理条理》，在关于设立出版单位应当具备的条件一款，明确规定“要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目的就是要保证期刊的公有制性质。近几年，有的单位在申办报告上写得冠冕堂皇，什么工作需要，什么条件具备，一应俱全，主管主办单位大红印鉴赫然在目，登记手续办完后，主管、主办部门很少再过问办刊之事。这就是业内人士一再批评的“只管生孩子，不管教育孩子”现象。更有甚者，主办单位把期刊的政治方向抛在一边，关心的是发行量、利润。为此，主编经常换，宗旨随意改，跟着所谓市场的“卖点”编撰文章。有的将期刊承包给所谓能人，要求每年上交多少钱，其他事情一概不管。
通过创办期刊，直接地、间接地或潜移默化地进行党的中心任务宣传，进行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调动和引导读者献身现代化建设。那种改变期刊的公有制性质，当作个人财产或小团体利益工具的行为，就很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剩下的恐怕就是一个钱字了。有人提出，期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很难兼容，二者之间必有一方有所偏重。这也是一种误解。我们一方面不能用淡化、削弱期刊公有制的途径来解决期刊进入市场问题，一方面也不能用限制市场化进程来维持靠财政支持办刊的“铁饭碗”，应把期刊公有制的优势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期刊公有制的优势，就在于它是党和国家的舆论阵地，保证期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偏离这一宗旨，办刊物还有什么必要？！遵循市场规律，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是要求期刊占有最大的发行量，以减轻国家或地方财力的负担，以刊养刊，增加办刊的现代化手段和扩大信息源，更好地完成肩负的办刊使命。我国的一些大刊，如《半月谈》、《知音》、《家庭》、《家庭医生》、《中国青年》、《农民文摘》等等，都是正确处理两个效益关系的榜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主管主办部门及办刊人要强化使命意识，站稳这一基本点，才能在办刊过程中，坚持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讲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市场才会拥抱你，读者才会给以丰厚的馈赠。
2.要令行禁止。讲政治纪律，严守政治纪律，是办刊人时刻不能疏忽的。什么是政治纪律，大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宪法、法律，具体到期刊出版的法规规章。纪律，是一种消极的修辞，要求人们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禁止做哪些，是党和国家的意志，是行为规范，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按照法规规章从事出版活动是我国期刊界的传统。党和政府为了规范出版行为，保障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陆续出台了许多法规、规章。近几年由于期刊编辑队伍新成分的增多，由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缺乏一定的思想准备，违背出版规定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出版增刊问题。新闻出版署1992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期刊出版增刊审批问题的通知》，规定“正式期刊每年一般只批准一期增刊，一次申请只对一期增刊有效，有特别情况需一年出版一期以上增刊的，应逐次报批”，有的期刊则置规定于不顾，申报一次连续出版几期增刊，甚至擅自出版增刊。《通知》规定“期刊出版增刊，应刊印国内统一刊号及一次性增刊许可证编号，并在封面刊印正刊名称和注明‘增刊’，不得冠以其他名称或副标题”，有的就不印增刊许可证编号，副标题大于正刊名称。《通知》规定“期刊出版增刊，必经由本刊编辑出版，不得以委托、承包或类似方式由其他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亦不得以本刊派出机构的名义及其他变相形式编辑出版”，有的就委托个人承包编辑出版，造成管理失控，内容格调低下，甚至出现严重政治错误。再如：有的违背不得刊登宣传封建迷信文章的规定，刊载看相、算命方面的文章，宣扬气功可以包治百病，为伪科学开绿灯，有的甚至撰写文章时以夹杂唯心论只言片语为时髦；有的违背专题报批的规定，随意刊发反映我党我军重大题材的文章，刊发反映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和生活的文章，以至造成严重军事泄密，损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有的不按《关于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任职条件的暂行规定》办事，聘用编制外离退人员或外单位人员任“执行主编”，造成编辑出版权力的失控和导向的偏离；有的擅自增加主办、协办单位，出现民营企业操纵期刊出版问题，败坏期刊界的形象等等。这些问题，也是老问题，犹如田间杂草，铲除一茬又出一茬。尽管署报刊司和各省局报刊（期刊）处对此采取很严厉的治理措施，堵塞漏洞，建章立制，重申有关法规，但有少数期刊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其症结就是政治意识淡漠，说得更透一些，是不讲政治。不按法规规章办事，偏离期刊价值取向，单纯追求商业效益，必将给蓬勃向上的期刊出版业带来污点，给富于进取的期刊工作者带来遗憾，给大局的稳定带来麻烦。可以断言，当这些人往兜里揣钱的同时，也给自己的良心买回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