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校(一)_芝加哥学派论文

芝加哥学校(一)_芝加哥学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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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言

国内外的图书馆学文献对图书馆学的产生时期有着不同的说法,但一般倾向于19世纪的后期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始,即杜威(Melvie D-ewey)在1887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院(School of Libra-ry Economy at Columbia University)。但是,我们认为,真正推动图书馆学发展,确立起“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地位的却是1928年成立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下简称GLS)在30年代到5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开拓性的图书馆学研究活动。由于GLS的研究开创了崭新的研究风气,并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规范,对以后的美国乃至于世界的图书馆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把在这一时期在GLS所进行的研究以及所开创的研究规范称之为“芝加哥学派”。

在21世纪之门隐约可见的今天,回顾和探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并不是去寻找一种“往日的情结”,而是希望重新回到作为“一门科学的图书馆学”的出发点上,探求图书馆学研究的真正的途径和它的价值。在我国,国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流派和思想的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是一个非常薄弱的领域。因此,本文对芝加哥学派的评述和研究,既是对以往研究不足的弥补,也是朝着系统研究的方向努力的一个开端。

2 形成

2.1 GLS的成立

在评述芝加哥学派之前,首先要对孕育芝加哥学派的GLS,以及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环境的背景有一个把握。

自从杜威在大学里创办了图书馆管理学院以后,改变了以往的图书馆内部“师傅教徒弟式”的技能和知识传授方式。这对图书馆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正如其校名"Library Economy"(注:据Carl M.White的解释,Library Economy是19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使用的用语,是指能够使处理图书馆业务在时间、人力、物力、费用方面达到最经济的一种技术。广义上说,就是强调图书馆管理的最佳效率。(White,Carl M.The Origins of theAmerican Library Schools.N.Y.Scarecrow,1961.p.7))一样,杜威创办的图书馆管理学院从最初开始就体现了重实用的教育原则。在杜威之后,美国的其他的一些大学以及图书馆也陆续开设了图书馆学的学校和讲座。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这些学校的师资大多来自图书馆的第一线。这些师资尽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乏严格的科学研究训练的背景,甚至到了1921年,还有近一半左右的美国图书馆学师资没有大学本科毕业。除了师资以外,开设的课程和年制又很不统一,图书馆学教育的不规范和低水平严重制约图书馆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1916年一份由经济学教授Alvin Johnson担当的关于卡内基财团资助图书馆的一项调查报告,向对美国图书馆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卡内基财团,提出了图书馆人员的素质问题以及切实改善美国图书馆教育现状的建议。卡内基财团非常重视这份报告,在1918年委托Charles C.Williamson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着手调查。Williamson从1919年开始经过3年的调查,在1921年向卡内基财团提出了研究报告,并在1923年公布了这份经过修改以后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Williamson报告。它批判了“作为职业技能培训”的当时的图书馆学学校的通行做法,认为作为大学层次的图书馆学教育必须是“作为一门学问的专业教育”。报告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核心的内容包括:(1)将本科教育改为招收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教育;(2)图书馆学教育应设在综合性大学内,模仿“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注:美国的综合性大学教育体制和我国有所不同。在通常的学科专业里边,除了和我国一样的从本科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专业系科以外,还有一种称之为"Prolessional School(专业学院)”的专门培养各种专业人士的研究生院。除了比较熟知的医学、法学、工商管理等专业学院以外,有些大学还设置了其他各种各样的专业学院,其中图书馆学院就是其中一种。这类专业学院的重要的特征就是在课程设置以及教学上强调专业的实践性,在体*

上具有比较强的独立性。)的教育体制;(3)最低教育年限2年,第1年为基础课程,第2年为包括实习的专业课程;(4)设置一专门机构来制定图书馆学教育的标准。(注:小仓亲雄。ァメソカの图书馆思想研究。东京:日本图书馆协会,1977年p.278-287。)卡内基财团接受了Williamson报告的主要观点,在1926年制定的《图书馆服务10年计划》(Ten Years Program in Library Service)中具体规定了图书馆学教育的资助计划。

与此同时,应卡内基财团的要求,作为专业团体的ALA(美国图书馆协会)开始对图书馆学校的改革问题进行研究。1923年ALA建立了图书馆学教育分会,开始探讨统一的图书馆学校设置的最低标准和ALA认定程序,并准备筹备建立一个具有研究性质的高水平的图书馆学“专业学院”。

在当时酝酿作为候补大学的名单中,为什么会选中芝加哥大学的,目前还是停留在各种猜测之中。但是芝加哥大学在1921年开始就有意设置图书馆学专业这一事实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当时的图书馆长Emest Dewitt Burton深感高标准的图书馆人才对图书馆的重要性,曾建议过当时的校长开设图书馆学院。这个建议到了1923年,Burton自己担任大学校长以后,开始变成了一个具体的行动。当向卡内基财团提出的100万美元的资助申请得到批准以后,1926年学校董事会通过了GLS的建院计划。

这样在卡内基财团、ALA、芝加哥大学的三方通力合作下,1928年,世界上首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图书馆学教育的“专业学院”GLS在芝加哥大学正式开学。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GLS首任院长为教育学教授George Alan Works。

Works在组建教师队伍时一反以往单纯从图书馆实践工作者中选拔教师的传统,而是聘请了具有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的其他学科的教授。其中包括了对阅读研究有很深造诣的教育学教授Waples。Works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研究规范引入到图书馆学之中,把GLS办成一个“全新类型”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在GLS简介中,Works非常鲜明地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他认为,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研究者之间既有密切的关系,但更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最终当然是为了图书馆实践服务。但是,这种目的的实现不是直接的,是需要通过一定的转换过程的。这个转换过程就是图书馆员对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理解,并在实践过程中加上自己的新的知识和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体现图书馆学研究的价值。因此,图书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图书馆员能以一种“科学的”角度来从事日常的图书馆工作(注:"The Graduate Library School,1928-1929,"University of ChicagoAnnouncements,29,1928,p.3,转引自:吉田右子シカコ大学大学院图书馆学部にちけろ研究の概念:创设期を中心に图书馆学会年报Vo1.38,No.4,p.157.)。他就是在这种对于图书馆学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独特的解释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办学思想和原则的。具体来说,Works的目的就是要把GLS办成一个高水平的“纯粹性的”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机构,通过从事规范性的研究活动,来训练和培养图书馆学高级人才,从而提高图书馆工作的社会地位。

今天看来,Works这种办学思想,对于建立大学研究生院水平的图书馆学教育来说,无疑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当时深受杜威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影响的美国图书馆界来说,他们更希望GLS能够培养具有“实务技能的高度化和精致化”的“实用人才”,而不是那些只在大学里通用的所谓的“研究人才”。Works的办学主张和当时创立GLS的ALA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所以,GLS开学没几年,就招致来自ALA为代表的图书馆界人士的猛烈批判,认为GLS的许多研究工作,是和图书馆工作无关的“陌路的研究”。ALA和非图书馆学出身的“外来者”所支配的GLS之间的裂缝不断加深和激化,以至于Works刚刚上任就不得不辞去院长的职务。尽管在其后任Walps,特别是图书馆学出身的L.R.Wilson1932年上任以后,开始着手修复了和图书馆界的关系,但是围绕着GLS图书馆学研究究竟应当以大学的“学术标准”为主,还是以图书馆的“专业标准”为主之间的对立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2.2 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环境

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的形成和该大学的当时的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GLS成立的时候,正是芝加哥大学以社会学为中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最为兴旺的时期。这是理解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研究特点的重要的线索。

考察3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环境,不得不提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1983年与芝加哥大学同时建立的社会学系,是3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之一。尤其在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创立了后人称之为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在当时的首任系主任,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A.W.Small的领导下,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和采用客观的定性研究方法,以芝加哥为都市社会调查的“田野”,开展了都市生活、文化冲突、种族问题等各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都市民俗学、都市生态学、社会病理学等新的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其中尤其著名的是被丹尼尔·贝尔等人列入1900-1965年62项重大社会科学进展之一的R.E.Park和E.W.Burgess所从事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注:丹尼尔·贝尔著,范岱年等译。第2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p.11.)。他们对都市生活中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用人类生态学这一独特的视角进行社会调查分析,并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的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也有它的鲜明的特点。Small强调社会学研究必须具有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客观性”和“实证性”。R.E.Park和E.W.Burgess则完全继承了Small的思想,对“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的理论构筑倾注了大量的努力。他俩共著的被称之为“绿色的圣经”的《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1921年)是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经典理论著作。他们认为“社会理论要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研究和经验的社会科学”(注:秋元律郎。都市社会学の源流。东京,有斐阁,1989年p.118.)。这个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他们主张对社会问题的研究,要严格按照“科学的程序”来收集各种经验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客观分析,形成科学的结论。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和排斥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对研究过程的干扰,从而达到具有客观性的科学境界。其次,这个学派非常强调原始定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通过对参与生活过程中获取的各种直接观察的数据、各种社会生活的原始数据,甚至日记、书信等各种个人数据的收集,进行各种定性分析,揭示各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这个方法曾经被作为区别于重视统计方法的哥伦比亚学派的一大特色。但是到了30年代以后,芝加哥学派的定性研究的特色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特别是由于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William F.Ogbum加入到芝加哥大学以后,也把统计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带到了芝加哥大学。尽管在初期也受到了一些主张个案研究的社会学者的抵抗,但最终统计调查方法也和个案研究一样逐渐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研究者所接受(注:铃木宏等编。都市化の社会学理论:シカコ学派ガろの展开。东京ミネルゥァ书房,1987p.154.)。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对推动社会学从“哲学思辨的学问”发展成为一个以经验归纳为特征的经验科学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GLS正是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风气极盛,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完善的时期成立的。这一特殊的学术环境对GLS早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Works到Wapls、Berelson等早期的GLS的代表人物,都是“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积极倡导者,对图书馆问题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证和经验研究,河井弘志曾经对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阅读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GLS早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的Wapls等人的一系列的都市社会中的阅读调查研究,无论从方法上还是理论解释上,都明显地烙上Park和Burgess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影响的痕迹(注:河井弘志シカコ学派の读书研究(1)。图书馆学年报Vo1.26,No. 2,1980.p.91-92.)。

除了这种学术思想的互相影响之外,芝加哥大学校园的跨系研究风气也是芝加哥学派图书馆学得以形成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与当时也开设图书馆学院的密执安大学、伊利诺斯大学相比,芝加哥大学的规模比较小,所以格外重视跨系的共同研究。这为GLS积极地融合到芝加哥大学的学术环境,开展广泛的跨学科交流,把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引入到图书馆研究,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在1930年的GLS学术活动记录中,记载了和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开展的各种“跨系研究项目(Inter-Departmental Resea-rch)”。其中有L.L.Thurston的“阅读效果的心理学研究”、Ogburn的“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变化的研究”、Thompson的“图书馆史研究”、巴特勒(P.Butler)的“图书馆学的思想史的研究”、W.S.Gr-ay的“公共图书馆的管理和成人阅读的调查研究”等(注:吉田右子シカコ大学大学院图书馆学部にちけろ研究の概念:创设期を中心に图书馆学会年报Vo1.38,No.4,p.157.)。这些研究后来都成为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仍然被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所阅读,成为图书馆学史上的“经典作品”。

综上所述,芝加哥学派的形成是以规范图书馆学教育和提高图书馆学研究层次为方向的20年代后期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和以重视实证研究和跨系研究的芝加哥大学的特殊的学术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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