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困境解析——以H社区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现阶段论文,困境论文,农村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4)06-0023-07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背景及困境——村民在当下文化生活中的无所适从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这种风险不仅仅体现在贝克所说的制度性风险中，更加体现在拉什的“风险文化”当中，即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一方面，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影响了作为个体人的文化生活；而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体系对城市和乡村中传统社区的挤压，人们在得到感官的、物质的满足的同时却因精神上过于空虚而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渐渐感到被隔离，孤独、紧张、压抑等充斥了人们的大脑。缺乏了精神生活的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心灵上的扭曲。在农村，“快速的市场经济、现代传媒及社会流动，深刻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样式，传统的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文化与活动，要么本身被现代社会宣布为愚昧、落后，要么被市场经济所边缘化，农民在快速的社会变动中，不再能从一直以来的传统中获得人生的稳定感，又不能从以广告和时尚所引领的消费主义价值观中获得现代的人生意义，因为他们现金收入有限。这样，农民就被抛入到一个传统已失，现代又不可得的尴尬境地。”[1]这种尴尬导致了农民的精神生活逐步荒漠化，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力日益丧失。因此，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迫在眉睫，通过加强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找到契入村民精神生活的钥匙，使每一个个体行动者能够共享现代化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硕果，这是作为政府的一种文化理想，也是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共同的文化诉求。 然而，当前我国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却遇到了瓶颈。一方面，在半城市化现象和城市病在我国发达城市中不断蔓延和恶化的今天，城市文化日益强化，乡村文化不断衰落，农村文化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村民享受的公共文化权益远不及市民的丰富，城乡居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这进一步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在农村备受冷遇；另一方面，现有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陈旧、形式单一、囿于城市的文化服务形式，脱离地方文化结构，忽视村民的主体地位，导致了城乡文化服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人生价值追求也迷茫无助。因此，本文认为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沟壑日益拉大的背景下，不能一味地注重宏观方面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量化结构，更应该着重于从农村文化自身结构的微观视角来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把村民的适应问题及其对文化服务的能动作用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二、既有研究与反思——着眼于村民主体地位与农村文化特质的话语缺失 在目前有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当中，学者们都认可现阶段中国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着很多弊端和不足，表现在供需矛盾突出，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服务水平不平衡，服务错位；文化市场秩序混乱，非法经营活动猖獗；公共文化业务经费不足，公共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服务机构运转存在较大困难，文化人力资源缺乏等方面(刘卫、谭宁，2007；龙兴海、曾伏秋，2009)。造成这些不足的原因，大多数学者都归因于政府，比如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投入不足；政府对民间文化组织与市场参与文化服务供给缺乏必要的支持与规范；农村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工作人员的业绩考核评价制度不健全等(龙兴海，2009；王爱民，2008)。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提供服务的供给方式则必须是多元化的，应混合采用免费直接提供、全额出资购买和对公共文化服务给予适当奖励等方式(窦维平，2005；李燕，2006)。另有学者从农村公共文化状况及其制度困境、农村文化服务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创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创新与平台构建等三个方面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进行了论述(曹爱军、杨平，2011)。叶南客研究员(2008)从农民的主体地位出发，一方面，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在其建设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关系，形成“政府支持、农民志愿、社会参与”的农村文化发展模式，避免出现政府供给的不是农民所需求的，而农民盼望的却又是短缺的尴尬现象；另一方面，应培育农村文化人才，壮大农村业余文化队伍，扶持农村文化经纪人队伍，通过农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文化建设，促进农村文化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学者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文化服务的现状，意识到了城乡文化服务的巨大差距，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状不容乐观，农民的文化生活也不尽丰富，农村的文化发展滞后于城市文化发展；二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滞后的原因，认为农村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应该基于社会公平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来寻找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关于政府转型、财政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建议，力图从体制、机制、管理等各个角度找到政府如何解决农村文化发展滞后的钥匙；三是在讨论如何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时，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正如叶南客研究员指出的，“政府供给的不是农民所需求的，而农民盼望的却又是短缺的尴尬现象”，文化服务大多以城市为蓝本，提出的对策基本都是立足于以城市为主导的，多考虑如何以城市带动农村，未能根据城乡的不同文化特质来探讨如何推进城乡文化的和谐发展；四是从学科视角上看，目前对于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研究多来自于文化理论研究者、公共管理学者以及各政府部门和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从社会学视角探讨文化服务的研究比较少见。农村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是外在结构性力量与内在个体行动者的能动反映的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现有研究对村民的主体地位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对农村的文化特质未能进行透彻分析，只是单纯地希望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重新设计，来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清晰，从而使得这种文化服务成了“装在套子里的文化”。我们应该认识到，研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应以行动者即村民为主体，使文化服务适应农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进而形成村落的文化认同，并最终实现政府和谐文化的价值理想。 三、农家书屋——H社区曲高和寡的公共文化服务 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正被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大潮推涌着向前滚动：传统农村村落转化为现代城镇社区；传统村民化身为现代市民。中国快速城市化中出现的亦城亦乡的过渡性社区是地方对城镇化实践的现实回应。这种改制型的农村社区不是自然性的变迁而是一种人为性的村庄改制，因而应将其定义为“转制社区”。[2]这些地区虽然经过人为改制变成了城市，但是实际上在转制过程中村庄要受到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及组织的制约，具有行政村的特征。本文的研究着眼点是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农村转制社区的农村文化服务实践现状。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情况，笔者于2014年春天对苏北地区某市H社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实地调研。H社区北枕滁河，南邻老山，是Y街道办事处所在地。2000年以来，H社区经过两轮区划调整，由原来的H村、D村、Y村、F村、街道居委会以及林场合并而成，面积为14.8平方公里，其中圩区面积为6.2平方公里，山地丘陵和街道平原面积共8.6平方公里，H社区下辖6个片区，居民2197户，共6489人。2013年，社区集体经济收入为77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861元。近年来，在区委宣传部及上级宣传部门的关心指导下，荣获了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07年，H村还被中宣部评定为全国唯一以村集体申报的新农村建设示范典型村。2013年H社区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投入达到了150万元，先后共组织文艺演出、掼蛋比赛、演讲比赛等文化活动20场次，农家书屋共藏书1300余册。 1.失落的农家书屋——H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图景 斑驳的树影下，一幢两层楼的灰色建筑伫立在村东头。落日的余晖照耀在它泛黄的桌子上，偶尔一丝微风飘过，浮起书上的阵阵灰尘。空荡荡的房间里，偶尔会有放学孩子们的嬉笑声，那笑声在幽静的“图书馆”里面，显得格外刺耳。日暮萧萧之时，书屋在“犬吠一声村落闲”中，孤独又落寞。这是笔者所调研的某个村“图书馆”即农家书屋的调研景象。书屋里那落满厚厚灰尘的书，那寂寥的借阅室，沉默的图书交流点，生动地演绎着这个农家书屋动情的悲哀，近乎无情地证明着该村所谓文化服务的失落。 “原来设想的并不是这样子”，书屋里唯一的工作人员、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说：“镇政府搞农家书屋是为了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我们认为盖个漂亮点儿的房子，再进一些书，自然就会有人来看书了。另外还准备了一间屋子作为图书交流室和活动室，用来给村民读书交流或者组织文化活动，可是村里一直就没有几个人来，有的人翻翻书就走了，有的人在外面转转根本不进来，后来这个书屋干脆就成了野孩子躲猫猫的地方了，晚上这里更没有人敢来，村里人还给它起外号叫鬼屋。” “原来我想得挺好”，村里的一个教师、该村有名的“文化人”说，“原来以为书屋设置好之后，会像城里的公共图书馆一样，各类书籍琳琅满目、一应俱全，村里面缺的就是这种文化机构。但是没想到，图书室里面的书目不但不全，而且都是关于科技种地的，这些知识回家上网就能搜到了，干嘛来这里看？真的很失望！” 一个设计精良、政府用心良苦的农家书屋，为什么会从定位于“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的漂亮图书馆沦落到给“野孩子躲猫猫”的“鬼屋”呢？一个被村里人给予较高期待的文化机构，为什么会辜负了村民们的拳拳期望？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种“文化服务”单调乏味的展现形式绑架了村民的文化需求。书屋的繁华与落寞，只是一种表面景象，隐藏在背后的原因是文化服务对村民在“享受”文化服务过程当中的主体地位的漠视，这也是该村文化服务与生俱来的在深度功能上的缺陷。成功的文化服务可以围绕主体发挥多种服务功能，这种生机和多样性会产生更多的生机，而沉寂和单调则让生机远离。政治家充满艺术色彩的简单想象总是可以唤起设计师和使用者的向往，让他们不得不喜爱。但是在现实中，只有切合村民需求的多样化功能的供给，才具备实际魅力来引发自然的文化之流，吸引源源不断的使用人流。书屋同其他璀璨的文化服务设计一样，不是一个行将就木的摆设，也不仅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更是以村民为核心的一个生动多样的功能性整体。 2.多重功能的有机整体——H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功能 正如前文所说，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是一个抽象物体，更不是政府设立的孤立收藏品。一旦脱离了具体行动者的使用和参与，它们就不具有任何意义。那么到底文化服务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呢？笔者认为理解文化服务的功能，应该从文化服务的主体——村民出发，以村落特色文化生活的结构为落脚点，滋生文化服务本应具有的生活功能和文化认同功能，从而实现政府“和谐文化”的价值诉求。 (1)从空虚到满足——村民文化生活的丰富土壤：村民生活的维度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歌式微。” 这首恬静怡然、乡情荡漾的诗句，来自王维的《渭川田家》，寥寥几句将农村生活的充实和闲适跃然笔上。而这种充实的田园生活，在当今的农村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制度与市场的双维作用下，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一方面，转型中的村民逐渐从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中抽离出来，游离于传统农村的社会结构之外，逐渐成为原子化的孤独的个体。越来越多的农民感觉到空虚、寂寞；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市场经济及现代价值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的生存价值边缘化，农民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地位，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而不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他们因此有着强大证明自己人生意义的内在需求。所以文化服务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村民个体的文化生活需求，这也是文化服务的本源和终极意义。这种生活需求的满足指的是为村民构建一个公共的、有品位的、适合他们需要的文化场所，在这里，村民可以获取知识、了解信息，成长自我；在这里，村民可以找到心灵的满足，可以实现人生意义，丰富文化生活。正是这种琐屑、真实、一地鸡毛的文化生活，使文化服务场所成为了文化服务的总体框架构想与具体的个人文化需求之间的重要实现领域，成为了一个村落中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交融、栩栩生辉的关键地带。 (2)从变动到稳定——村落文化共识的再构建：村落文化共识的维度 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拥有一种地方性共识，这种地方性共识包含价值与规范，是农民行为的释义和规范系统。但是在当今农村，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流动日益增强，市场经济下人们“唯利是图”地追逐个人利益，乡村社会趋于陌生化，人际关系的纽带逐渐松弛，乡村人心涣散、文化乏味、集体感和凝聚力弱化，乡土性的核心内涵——村民与“乡”和“土”的关系不断地瓦解和裂变①。原有的地方性共识也因此陷入变动之中，新的共识又尚未定型，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日益凋零。另一方面，由于工业文明的不断侵蚀，村庄边界的日渐模糊，农村社会多元化、异质性的增加，村民的就业、收入、交往、兴趣、品味、爱好、需求都出现了差异。这种“斑驳而实在的阶级阶层结构本身又深嵌属于它们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以其特有的意义、符号、语言和生活方式，表达它们各自不同的实在，或表达它们共处、共享一世的整体”。[3]根据格尔茨“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②的观点，可以认为文化别具一格拥有独特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可以通过地方文化特有的意义、符号、语言和生活方式及其现实的内容蕴意的传播、互动和交流，达成人与人之间以至某种共同体内部的沟通、对话和仲裁，进而形成共识和团结。文化服务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构筑了一个发挥文化特殊魅力的精神家园，在这个家园中，村民可以通过文化知识的获取、文化生活的共享，增加心理层面的归属感、认同感、被尊重感和幸福感；在此基础上，公共文化服务可以对村民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进行整合，进而形成村落的集体意识，增进村民彼此间的信任关系，从而达成对乡土的文化认同。 (3)从忽视到关怀——政府文化价值理念“世俗化”的路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社会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决定》中首次把“人人共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作为和谐社会总体价值诉求的一个基本价值维度，建立“人人共享的和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价值理想，也成为了和谐社会观的文化表述。[4]但是如何实现这种人人共享的和谐文化？长期以来，农村在中国一直都是一个落后、愚昧的文化代名词，农村人被误解为是一个具有携带乡下口音、行为粗鲁、喜好封建迷信的符号特征的人群，村民的文化需求也一直被政府忽视，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下，一味地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关怀层面的“人人共享”的和谐文化，很容易被消费成一个给政府方便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口号，一种与全球社会文化变革接轨的动人姿态。[5]如何能让文化从空洞的理论关怀走下圣坛，契入到农村去？如何将和谐文化终极价值理念“世俗化”到村落中的每一个村民上？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开创了使农村居民平等享受文化权利的路径，是包容性公民文化权利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它也是政府对文化进行治理的着力点，政府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潜移默化地向村民推介其倡导的文化价值，达至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可见，文化服务应该致力于为国家、为村落和村民搭建一个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文化空间和精神天地。这种服务一方面是政府实现自己和谐文化价值理念的方式，另一方面又为村民们提供了享受文化生活和共建文化认同的营养土壤。 四、“装在套子里的文化服务”——忽视主体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被赋予了太多的期待，承载了顶层设计者太多的梦境。但是它们并没有众望所归地改变村民的文化生活状态，没有满足不同特质的村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其本身也受到了所在村原有的文化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甚至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看似美丽，却又虚无缥缈。 1.“陈芝麻烂谷子”——与时代脱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在农村庞大的资金投入、笨拙的无效率而又拥有咄咄逼人的权利的官僚制高大阴影下，本应作为文化服务主体的行动者的身影却愈发渺小。文化服务内容陈旧，忽视村民基本需求是H社区文化服务的最大特点。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在农家书屋看书和借书的人十分有限，书屋成为一种摆设，进书屋借阅图书往往被视为另类。在H社区，所属区宣传文化部门组织的“电影下乡，好戏连台”活动中，这个6000多人口的乡村，一场电影不超过200人观看。很多人不关心电影什么时候放映，也不关心放映什么影片，去的村民也只是单纯地想凑凑热闹。一方面是政府的公共文化资源不停地加大投入，另一面却是无人享用文化资源而造成的浪费，这种现状是文化服务与农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错位的必然结果：H社区农村文化书屋里的图书报刊大部分都是陈旧书刊，有些图书即使是新书其内容也比较陈旧，图书更新落后于群众与时俱进的阅读需求；电影下乡的影片有些还是十几年以前的影片，即便新近几年的电影，村民也大都通过电视或网络看过，文化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这样的场景提醒我们，公共文化服务应该引领时代、关注时下、聚焦时尚，它只有在尊重当地文化现有特质的基础上体现当前时代最富普遍意义的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和情感状态，才会被人们所关注、所记忆。文化服务应该“从当下切入，从时下人们普遍熟悉甚至现在发生的某些现象、动态、问题入手，满足百姓最迫切、最期待的文化需求”。[6]脱离了以民为本的基本出发点，任何文化服务都变成了盒子里面的收藏品，凄凉又冷清。 2.“高山流水”与“阳春白雪”——与生活脱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平时集市上商家为宣传所提供的帅哥辣妹表演少有人驻足观看。H社区的广场舞成员有的已经60多岁，但她们的表演却吸引了这个6000人的社区的多人前来观看，居民自发编排的生硬的僵尸舞，群众却看得津津有味。电影放映没有几个人观看，但春节时中学组织的文艺表演却吸引了千人观看。社会学家甘斯在他的《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品味分析和评估》一书中，通过观察具体的个人或群体在文化取向上的差异，提出了“品味文化”的概念，他将价值观和审美标准视为界定品味文化的根本，而那些对价值和品味文化内容做出相似选择的使用者则被描述为品味公众。甘斯进一步区分了五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品味公众和他们的文化：高雅文化、中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和准民俗下层文化。③虽然甘斯偏重于阶级文化审美一致的观点不能完全作为我们看待农村文化需求的依据，但是却佐证了拥有不同品味文化的人群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需求这个基本立场。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必须贴近村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村民的文化层次决定了其所需要的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应是比较直观的、生动有趣的产品与形式，必须贴近农村的生活实践，反映农村的时代风貌，特别是与农村传统生活习惯和地方文化相适应的文化服务内容。看电影、听戏曲，打造农村的影剧院和小剧场的形式，这些文化产品虽然是送到了村民家门口，但是这种公共文化服务形式与内容却是为迎合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而设置的，与村民的生活习惯并不适应。H社区还新办了一些艺术品和书法展览，与农村的生活实际脱节严重，不少村民反映“这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这些文化服务自然成为了“高山流水”与“阳春白雪”——一个与村民生活严重脱节的亭台楼阁。 3.整齐划一与形式单一——与多样化的村落地方文化服务需求脱轨的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要与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相适应。每个地区都有其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村庄是农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基本单位，村庄社会结构不同，生活在村庄的村民和农户就会有相当不同的应对生产、生活和娱乐的方式，也就有相当不同的行为逻辑。”[7]因此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应该是根据不同村庄的文化特色量身订造的文化服务，而不是运用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形式临摹出来的文化服务模具。H社区提供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过于单调，过于形式化，纯粹为文化而文化，与当前农村发展的实际严重不符，更不能形成形式多样但又彼此相互联系的公共服务有机整体。H社区兴建的农家书屋、定期举办的“电影下乡、好戏连台”的文化活动，一些附庸风雅的艺术品、书法展生搬硬套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形式，没有能够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内容创新，未能实现服务形式的丰富化，特别是定单式服务。究其根源，这种僵化的文化服务是对村民对于文化服务的能动性作用与地方文化特质的漠视，严重忽视了村民对于他们亲身参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抹煞了地方文化结构对于文化服务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重视微观主体能动作用与地方文化特质的发展愿景 根据文化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的观点，文化社会学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文化现象，另一种是运用文化视角来研究社会现象。[8]周怡认为：从前一种研究向后一种研究的转向标志着文化社会学在社会学这块领地里的真正崛起和自主。伴随着这样的转向，文化社会学本身的理论取向也越来越从精英的霸权文化取向转向平民精神的亚文化取向，从注重精英文化转向了对亚文化或弱势群体或大众文化的强烈关注。[3]“文化与结构一致的概念日益失宠，人们已经不再固守两者之间的‘自主’或‘因果’的传统话语，而取文化和结构相互建构、文化差异、文化多元、文化联结松弛的全新话语。”[9]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滞后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很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不但要对农村的文化、文化服务进行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和观察，更多的需要对很多不言自明的概念和惯性思维背后的假设和权力关系进行分析。而这正是当今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最为缺乏的部分。 1.注重宏观结构下微观主体的能动作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理念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了“文化堕距”(Culture Lag)概念，用于表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社会变迁速度上所产生的时差。他认为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所构成的，在文化的整体变迁过程中文化的各部分的变迁速度并不一致。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最快且往往会引起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随之发生变迁，而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因此成为物质文化的适应文化。这种变迁速度的差异将会导致“文化堕距”现象的产生，即旧的文化会出现在新的物质条件中。[9]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建立在优先发展城市的背景下的，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自然会出现城乡文化建设在财政投入、设施建设、创新水平和消费能力上的“堕距”。虽然“文化堕距”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物质文化的变迁本就快于适应文化，但是“文化堕距”如果长期得不到弥合或缓解，反而不断拉大，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失调，从而引发社会问题。要改变这一现状应该在文化服务的财政机制、文化资源、供给方式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改革。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思路下展开的。但是这类研究思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从文化变迁上论述文化，却对本土居民的适应问题和地方文化的自身特质研究不足；二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完全忽视了行动者对于文化服务的能动作用。 实际上，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在各自的语境中实践着多面性的发展话语，共同建构着各自不尽相同的地方性文化。也就是说，在建构农村文化的过程中，行动者即村民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在村庄内部结构域系统变迁中，我们看到，虽然村庄的同质性被抛弃，但并没有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绝对割裂，传统总是楔入现代，总是触碰现代，总是与时俱进，自我更新。”[10]因此衡量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现状，不能戴着“滞后”色镜审视农村文化，而要意识到农村文化不是文化滞后的糟粕，农村文化是外在结构性力量与内在个体行动者的能动反映这一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户籍政策和文化政策的作用，包含着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强势形塑，包含着传统地方文化传统的生息繁衍，更加包含着作为行动者个人内心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信仰的“惯习”。因此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迟滞，绝不是因为少建了一所文化馆，少搞了几个农家书屋，更不是因为农村文化的滞后，而是因为农村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系统，我们忽视了这个系统中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互动作用，忽视了地方文化自身的结构特点，一味地钻研如何在国家结构层面即精英文化层面上主导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走向。 2.从需要到资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愿景 “文化不过是以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线形式(如一支射向祀子的箭)来传播，这个观点忽视了包括参与者之间对话的交流方式，也忽略了对文化产品的各式各样的使用。”[11]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依赖于将文化服务的客体——村民主体化。这种主体化意味着文化服务研究思路上的转移，意即不但围绕着村民的需要，还要挖掘和动员农村特有的文化资产优势，积极主动寻求服务路径，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笔者在这里借用社区中的“优势—资产”④社区发展模式的概念，提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需要一种“优势—资产”发展理念，即重视农村地方文化的优势，集中关注、深入发现、积极挖掘并有效利用地方文化传统的优良资产，发挥村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12]。具体来说，这一理念的内容有着独特的涵义和价值取向。 首先，这一理念在文化服务方向上更关注村民们在文化生活上的优势，或者关注地方文化传统的优势，而不是只关心村民在文化设施上少什么，村民文化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遗风恶俗。比如H社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里孕育了独特的手狮舞，这项舞蹈产生于太平天国时期的民间艺术，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通过区文化部门的深入挖掘和创新发展后屡获嘉奖，目前已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的代表人物邵金宝、陈先翠已被评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每逢省、市、区重大传统文化活动，单位、企业庆典，H社区手狮舞都是众人围观的焦点。应着重这些社区的优势，进一步丰富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 其次，在服务策略上，更注重村民的自主地位，提高行动者自发创造其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丰盈闲暇时间的能力，强调村民在文化上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再次，在服务方式上，由政策性主导转向民主性的引导，在尊重村民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创造文化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方式，尊重和保护地方文化传统。 总之，这一模式要求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上，不要用“滞后镜片”了解和看待农村文化，而要用“资产镜片”改善甚至是欣赏农村文化，注重农村文化的优势，调动行动者享用他们自己设计的文化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村民改变其文化生活方式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打造出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才是一个多样性与功能性并存的有机整体，才能更好更合适地嵌入到行动者的生活当中，形塑村民对地方文化的新的认同感，从而为实现我国城乡文化和谐的美好愿景奠定基础。 ①熊凤水在他的《流变的乡土性：内核机理与理论对话》中提出乡土性的内核机理在于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村民同土与乡的关系也在不断演变，导致了乡土性的流变：土地与农民的关系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直接收益转为直接受益、间接受益与彻底脱离三者共存；村民同乡的关系已经由原来的经济层面、行政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三者高度合一，转变为现在的分离、错位和胶着状态并存。 ②格尔茨这里所说的意义是指包含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的思考，文化分析本身就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理清意义的结构，并确定这些意义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正是在对文本进行深描过程中，文化滋生了增进研究对象群体间认同的功能。 ③虽然甘斯强调，阶级文化划分紧紧表现在分析理论层面，因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并不能够做到被文化严格控制，他只是根据变动不居的文化和相对稳定又不断流动的公众，用两者的关系勾勒出了大致的文化分层图像。但是笔者同意周怡(2003)对于甘斯阶级文化划分的观点，即文化并不像脱衣穿衣一般容易得到或者抛弃，很多微妙而细枝末节的文化会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体现在社会分层领域的文化自我对于深刻理解城乡居民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以及村民自身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④“优势—资产”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概念，源头来自于John Kretzmann和John L.McKnigh(1993)提出的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强调从社区本身出发，动员社区的资产、优势、能力，促进社区发展才是长久之计。笔者这里借用这个社区发展的理念意在强调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理念应着重强调村民和农村自身文化特色的主体地位，这也是笔者对未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一个期待愿景。标签：农民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论文; 农村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 传统村落论文; 经济论文; 书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