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江[1]2004年在《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与回归》文中研究指明选择“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与回归”这个题目，源于我对经济学理论现状和应用现状的思考。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无庸讳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理论的泛化和格式化问题。所谓泛化，就是将经济学解决不同时期特定问题的结论，当做了经济理论本身。就如同将小学生计算应用题的答案，当做了数学本身一样。所谓格式化是说，二十世纪经济学对数学技巧的追求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脱离了大众，窒息了思考。二是理论应用上的庸俗化问题。在几百年的发展中，经济学领域沉淀了无数形形色色的观点。于是，“拿来主义”大行其道，就公共政策发表一点有“理论依据”的看法，更成为“勇敢者的游戏”。之所以会出现理论的泛化、格式化和应用的庸俗化问题，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今天的经济学离它最初的逻辑起点太远了。就象凯恩斯所说的：大家可能不追问某个理论的前提，但却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结论。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对经济学两百多年来的发展进行一次梳理和综合，提取其中最基本的假设、原理和分析方法，以指导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 1890年，马歇尔对经济学产生以来，主要是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发展进行过一次综合，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综合生产费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理论所创立的均衡价值论，迄今仍是研究市场资源配置的核心指导原则。马歇尔所锻造的另一个分析工具——边际替代的概念，则被证明在包括非市场选择在内的广阔领域，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马歇尔之后，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则将二者综合起来，形成了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派”。萨缪尔森的综合，说到底是“折中”。在他的体系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裂痕依然存在，人们依然把它们看作是两个逻辑前提、两套分析方法。特别是随着宏观经济学各流派轮番登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只好不断改版补充新的理论观点。如此“综合”下去，经济学的智慧将被淹没在文字材料的“海洋”中。 本文试图进行另一种形式的综合，就是要在分析方法上进行梳理和廓清。如果说萨缪尔森的综合是由简到繁，本文则要删繁就简。我们要以马歇尔的新古典体系为参照点，前后延伸一百年，提炼和总结经济学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进行一次回归，放在我们所提炼出来的参照系中，考察它们的发展和动态。按照这一目标，本文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上篇，运用逻辑的方法，对经济学两百多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综合，从中提取出叁个假设(经济人假设、资源稀缺假设和私有产权假设)、叁个原理(最大化原理、平等交换原理和供求原理)和叁个分析方法(个体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方法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以此来作为我们把握整个经济学发展脉络的参照系。 下篇，在简要回顾马歇尔之后经济学的百年发展历程的基础土，提取出通常认为与新古典分析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异的四个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回归。这四个问题分别是: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问题，博奕、信息和预期，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和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分析。我们回归工作的目的是要表明，这些方面的发展，不过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具体应用。 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问题”一章，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对比了圣彼德堡悖论、弗里德曼的风险效用分析和卡内曼的展望理论，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风险因素进入效用函数的方式不同。 在“博奕、预期和信息”一章，我们论证了博奕论在研究对象、分析方法和均衡界定等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致性，指出博奕分析的困难在于缺乏必要的辅助性设定，博奕论本质上是个人决策理论的扩展。 在“宏观经济学的总需求分析”中，我们基于最大化原理构建了一个很小的分析模型，证明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再到弗里德曼的需求理论，其中的实质性差别仅在于市场利率能否灵活调整。 最后一章，我们使用一个标准的供求分析模型，在不同的假说条件下推导了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总曲线，并简要评述了各流派的政策含义。 本文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创新。一是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以马歇尔所建立的新古典体系为基准点，对从斯密至今经济学两百多年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跨度的综合。这项工作迄今还没有人做过。二是在研究成果上，本文基于最大化原理，对“阿莱悖论”和“偏好逆转”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而人们通常把这两个问题作为否定经济人理性的有力证据。本文考察了博奕分析的困难、根源，并基于一个附带预期的个人决策模型，重新定义了几个重要的博奕均衡的实现条件。本文通过对总需求分析和总供给分析进行回归研究，在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面取得了进展。叁是在具体的理论观点上，本文首次区分经济人的强假定和弱假定，尝试性地提出了流动性陷阱的弱假说形式，并在逻辑上严格证明了弗里德
任劼[2]2016年在《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叁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既是约束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术界普遍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破解“叁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农民收入的低水平状态不但影响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提是正确有效地衡量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不再适合使用单纯的收入数量进行衡量。收入质量概念为评价收入水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以收入质量理念为思路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需要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的潜力巨大。因此,测算农民收入质量并探究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将深入探究我国宏观视角下的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其内容与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从现实和研究背景出发,此部分讨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由文献综述和评价得出主要研究问题,通过概念界定提出了农民收入质量等概念,最后根据理论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指数的测算,由第叁章和第四章组成。第叁章分析了收入质量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根据指标选取原则,选择了15个指标构成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该体系构建基本正确合理。第四章在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的基础上,采用1997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使用熵值法获取各指标权重,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测算我国历年各地区的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并以正态云模型为评价方法,对2014年全国各省份的农民收入质量进行模糊评价,得到相应的评语等级。第叁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村经济贡献——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由第五章和第六章组成。该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五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VAR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消费的总体及分维度影响、滞后影响和门槛效应。第六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中介变量检验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投资的总体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质量对投资存在的门槛效应,信贷配给在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信贷在该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第四部分为全文总结,由第七章和第八章组成。第七章通过上文研究内容,从基于促进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视角进行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政策分析。第八章在总结全文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研究展望。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由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14个指标构成。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质量在区域间差异极大,说明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现象十分严重。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考虑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和各维度得分均值,农民收入的充足性和结构性重要程度较高,其他维度亟待重视。(2)我国农民收入质量与收入数量存在脱节现象。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变动体现出在波动中增长,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更加贴近。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呈现沿海及毗邻地区较高、边境地区较低、西部内陆地区最低的辐射状分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然处于收入质量的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收入质量仍有较大改善的空间。(3)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显着影响农民消费。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当年农民消费增长1510.4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中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均显着影响我国农民消费,但收入成本性不显着。我国农民消费存在较为明显的“惯性消费”现象,农民收入质量与农民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及互为因果关系。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增加1单位,下一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3058个单位,但两期后农村居民消费将减少0.2588个单位。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4508。我国农民消费欲发生突破式增长,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农民收入质量是根本。(4)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同样显着影响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下一年农民投资增长489.3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均显着影响下一年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3464。信贷配给是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的关键中介变量。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直接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542;通过信贷影响农民投资的间接影响较小,路径系数为0.2635。农民收入质量的提高是提升农民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的核心因素。
聂文军[3]2003年在《亚当·斯密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经济伦理学作为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门交叉的或边缘性的学科日渐兴盛。经济学与伦理学在体系或形式上的最初分野无疑始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是我们研究经济伦理的最宝贵的初始理论资源。研究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从而建构切合我国实际的经济学理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而且对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具有借鉴意义(第一章)。 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于十八世纪。整个欧洲的文化传统、他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潮是产生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尤其是重农学派和大卫·休谟、弗兰西斯·哈奇森、贝纳德·曼德威尔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叁章)。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自由主义把维护个人私有财产，排除他人、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一切正当活动的强制与约束放在首位；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中心地位，认为个人本身才是目的，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手段。因为自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是自由的个人，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给予斯密很大的启迪，特别是该派以“自然秩序"为核心的伦理观念为斯密所继承和发展。在直接影响斯密的思想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休谟；休谟对同情的探讨和把德性与社会的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特点，都为斯密所继承和发展。哈奇森的直接教育以及他的道德情感论思想，直接激发了他对道德情操问题的思考和写作；而曼德威尔关于“私恶即公利”的偏激思想和言论，促发了斯密对交换、分工和“看不见的手”的伦理价值的思考和说明。 本文的创新主要在于从斯密的着述中梳理出他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以他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把握为出发点来梳理和建构其经济伦理思想(第二章)。本文认为对于“亚当·斯密问题”的非比即彼的不同看法都只是看到了斯密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矛盾性把握的一个方面。在斯密的内心里或潜意识层面上，他早已形成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一方面，他通过旁观者的同情过程所形成的道德约束，使个人的利己冲动受到约束，尽量保持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并由此给予利他的行为以相当的发展空间，通过人们之间的相互情感作用与评价过程来协调经济与伦理、人性的利己与利他的关系;另一方面，他通过“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在体制的、制度的层面上说明了个人的利己行为自发地产生利他的道德结果，从而解决了自利与利他的矛盾。同时，我们还可以对“亚当·斯密问题”进行社会学的考察，即把这一“问题”作为一个蕴涵着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关系范畴放在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可以看到，“亚当·斯密问题”呈现为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 斯密在形成了关于经济与伦理关系的看法之后，把研究工作的重心’厂经济学方面。他把自由、自然秩序、个人自利和正义的这些具有着不同功能和价值的观念作为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或前提(第四章)，自由、自利和正义等内容或规定是以现实的人为载体，通过行为主体—“经济人”的活动来实现的，“经济人”的活动反映和体现了这些基础性的伦理规定(第五章)。在斯密看来，“经济人”的活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被纳人到一个井然有序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之中。在分工、交换和看不见的手这些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下，实现了个人利己与利他的协调统一(第六章)。在他看来，个人的一切经济行为不仅通过制度的中介作用使得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道德性质，而且由于经济生活的内在要求，个人为着自利的目的也应当形成相应的谨慎、正义等德性(第七章)。 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内容丰富，观点深刻。总的说来，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特别是其关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是近代以来对经济(学)与伦理(学)关系的理论探索的最初阶段，蕴涵着未来思想发展的丰富的理论生长点。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我们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思考深有启发，特别是斯密对“亚当·斯密问题”的解决方式，对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统一起来，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2和指导作用（第八章入
富丽明[4]2016年在《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空前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既把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拓展到全球,也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拓展到全球；经济全球化既把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动力拓展到全球,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全球化既推动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使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面临威胁；经济全球化既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经济利益,也加大了南北的经济水平差距。全球化既表现为全球经济活动的现象,也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经济制度的运动轨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虽然穷国和富国的世界经济结构依旧继续,但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取得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经济浪潮的引领者,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增大。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也急需中国实施前瞻性的举措,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发展和再繁荣。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建设新型国际合作关系的重大举措,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在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普遍认可的同时,一些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有观点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为工具,对沿线国家进行“新殖民主义”侵略,“中国威胁论”之说泛起。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发达国家借以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的有效途径?面对全球经济的转型,广大发展中国家又该如何取得经济的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提供了两派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范式。有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一派倾向于“剥削观”,一派倾向于“互利观”。实际上,现在热烈讨论的经济全球化问题,在历史上都有其学术渊源,深入挖掘两派理论的形成、演进及在历史上曾有过的争议,可以更深刻的理解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实质以及发展趋势,以便进一步认清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本文以经济全球化理论的“剥削观”和“互利观”的分歧为研究主线,在纵向上,结合经济发展现实,从全球化的动力、生产格局、国际交换、贸易利益分配、政策主张等视角详细梳理了两派全球化理论的路线演进,构建了两派理论的起源及嬗变的谱系,较为系统的阐释了每派理论的产生、内部修正、演进及最新发展。在横向上,对两派理论从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基础、理论体系、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比较,并评析了两派理论的争论焦点及其相互批判。本文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优秀内核,深入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然后,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球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本文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对我国构建新型对外开放格局的指导意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对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借鉴意义,并给“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剥削。但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大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能量,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全球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化。当然,广大人民的斗争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化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在当代,任何一国都不能脱离全球化独立发展经济,由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既存在国际剥削的一面,又有使各国互利的一面,兼具破坏性和建设性。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自主创新能力来增强国际竞争力,要采取合理引导外资流向、防范金融风险等措施来抵抗国际剥削和霸权主义、保障本国经济安全,还要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建立新型的国际合作关系。另外,中国也要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倡导自由贸易,优化资源配置,给经济注入活力。第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逐步实施,更加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并不排斥非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基于经济技术分析的优秀内核,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全球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不但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也能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经济的再繁荣。
韩立达[5]2004年在《我国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国内外学者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均衡、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房地产经济周期以及经济预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详细地分析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的方法，预警指标体系和预：警界限，最后建立了我国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并结合成都市房地产市场时序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文首先详细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周期、不确定性与房地产预警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结合我国房地产预警的实践及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建立了房地产预警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以一种新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内在逻辑规律，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警情、警兆及警限等有关问题的理论分析。其次，本文以房地产经济周期并结合周期变动的特点来建立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为主线，其主要分析方法是经济学的理性分析和实证研究，同时在对相关城市房地产市场进行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了一些计量经济学方法，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直接运用。事实上，现有的城市房地产预警在理论研究特别是实证分析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如果仅注重理论分析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分散的多角度的论述能给有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方法，所以，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收集相关的实证资料和大量的数据。 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房地产经济预警理论的分析，应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确定相应的预警指标体系，并通过对典型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数据来检验我们建立的理论和方法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使理论能够应用于实践。 论文的第1章是作为导论和引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背景与主题、研究意义、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及研究方法与研究特色等进行了提纲挈领地阐述。 论文的第2章到第3章是对城市房地产经济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关于房地四川大举偏士学位论文产经济的长期均衡、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房地产投资与GDP的双向因果和协整关系、房地产经济周期以及经济预替理论方法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详细分析。首先，论文借用了目前被学者接受的四象限分析模型对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均衡状态及内部依存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究，指出了房地产市场长期均衡存在大量不确定的外部干扰，这些干扰既有来自包括经济增长、长期利率、金融信贷等为主的宏观经济变t，也有包括政府资助房地产(住宅)、地方政府的开发管制、金融监管措施、房地产税收等在内的公共政策影响。由于这些外部的千扰，会使房地产经济面临大盘的不确定性。紧接着我们对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展开了分析，它主要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基础、不确定性研究的计级经济模型选择以及房地产经济运行中的大t不确定性问题，针对房地产经济外部干扰而引起的内部传导，有针对性的阐述了房地产经济的不确定性的类型和形态，其目的是为后面建立城市房地产预替系统和预替指标体系奠定理论分析基础.然后，我们结合葛兰杰(Granger)双变盆因果性检验模型，对我国房地产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算结果显示，房地产投资与GDP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且是长期平稳系列，这从定盆分析方面验证了房地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对基本理论分析的深入，我们开始在此基础上对房地产的经济周期展开讨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和经济周期理论、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随机经济周期理论、国内外房地产周期波动的理论研究、经济预普的研究范式等。这些基础理论的分析为建立城市房地产预普系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佐证。在本章的最后，我们结合当前对房地产泡沫的讨论，分析了房地产预替与房地产泡沫的关系，详细探讨了房地产泡沫的基本含义、房地产泡沫侧度方法、关于房地产泡沫与房地产预替监测、关于房地产“泡沫”的控制策略等。 论文的第4章是本文的总体分析框架。在探讨了国内学者对房地产预普系统的一些较为有代表性的定义后，界定了城市房地产预替系统的基本内涵，较为全面地介绍和评析了城市房地产预普方法.从系统论的原理出发，提出了我国城市房地产预普系统的构建思路，尤其是构造了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与国家房地产预替系统之间的关系和连接思路，对计算机技术在房地产预替系统中的应用也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分析模块，从而为后面各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理论分析构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的第5章到第7章是对建立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具体动态和详细的分析，也是本文的重点。由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透彻，又有定量分析并基于实践基础的警情指标是房地产预警系统的关键和核心。为此，我们详细分析了房地产的投资过热和投资萎缩等房地产经济的不正常表现，从理论上和实践中分析了房地产警情的基本特征和各种实际意义，进而对房地产经济警情进行了界定。然后通过对价格指数的含义及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分析，提出了房地产价格指数是反映房地产经济等情的核心指标，为了深化对房地产价格指数的认识，我们详细分析了房地产价格指数的含义及特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以及我国
上创利[6]2012年在《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认为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十二五”规划将“科学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其主线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重大变革,随之以往的国际分工模式、全球贸易体系、政策目标倾向、生产制造方式已发生全面调整。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到增速减缓的时期,资源、市场、技术等方面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资源紧缺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已经成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新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关键抉择。流通产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重要载体,具有多元化、覆盖面广、关联性强等特点,其发展方式转变在诱导投资、促进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现阶段,从理论角度看,关于流通产业及其发展方式的研究存在内涵界定不清、研究视角单一及流通理论研究滞后等问题,现有研究成果不能为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有力支撑；从现实角度看,我国流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发展方式粗放、流通效率不高、流通企业管理手段和技术落后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流通产业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研究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流通产业为研究对象,将研究范围界定在商品流通的范畴,以发展方式转变为切入点,结合理论演绎、模型构建、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等方法,在明确界定流通产业及发展方式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国内外比较分析基础上,对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阶段性测度、内容体系构建、影响因素分析等做了全面阐释。最后,提出了关于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建议。首先,论文从结构主义非均衡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两个角度入手,证实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分析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现状及发达国家发展方式演变的特征,为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借鉴和思路。针对我国目前农产品流通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产品流通模式后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适合于“东亚流通模式”,但根据我国国情,也应分地区、分阶段借鉴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其次,论文在理论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阶段性测度。综合测度结果显示：2005年以前,由于要素投入效率低下、流通体制不完善等原因,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不明显。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流通产业发展方式发生了明显转变。但是,根据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得分结果,表明现阶段流通产业发展方式在转变的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实质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流通成本和流通速度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缓慢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总体趋势表现平稳,人力资本和流通经济效益的提高等对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流通产业结构不够优化及流通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进而说明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再次,论文结合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产业链整合的机理,说明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论文依据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和原则,在对流通观念、流通功能、流通模式、流通产业结构、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内外贸流通一体化、流通政策和流通效率八个方面全方位考察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体系。最后,从流通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流通产业融合与创新、人力资本投入及流通产业进入退出机制四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规范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为相关部门的具体实践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政策依据。本文依据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流通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对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做了深入分析,创新之处在于：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内容体系的构建、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这些创新能够为我国流通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决策支持。
邹治[7]2012年在《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高校扩招以及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大学生的数量日益增多，部分大学生不能及时就业的局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确评估和判断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状况，科学预测高校毕业生的失业趋势，从而合理采取措施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预防失业风险扩大的系统研究亟待深入。因此，本研究所做的主要工作和相关结论及创新点是：结合系统科学以及经济预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理论模型，即由数据信息系统、分析评价系统以及政策实施系统构成的，包含警情、警源、警兆叁大指标体系，集合了组织、信息监控以及政策决策等机制，从而实现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风险进行预测、预警，并采取措施预防警情发生的复杂系统。研究对系统理论模型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行了具体的设计、分析和阐述，并对系统的警情判定、警源分析以及预测、预警等功能进行了实例的分析与探讨。与以往研究只是对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进行局部或粗略的设想相比，本研究不仅完善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理论探讨，也为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在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招生、就业政策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当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从就业率指标的变化以及薪资、就业相关度、就业区域、行业和单位属性以及择业成本、周期等方面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从而证实了我国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警情。与此同时，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缺乏完善的高校毕业生失业评价指标体系，现有的指标界定不规范、统计方式方法不完善，使得数据资料缺乏统一标准，从而制约了对高校毕业生失业状况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在此基础上，研究对高校毕业生失业概念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提出了构建数量与质量指标相结合的警情指标体系，不仅丰富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研究的内容，也推动了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评估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基于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本以及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失业原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系统中的各主体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阐述，从而明确了我国高校毕业生宏观结构性失业和微观选择性失业主要是受到经济、社会就业、高等教育以及个人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宏观影响因素转化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建立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警源监控指标体系，为进一步的预警分析奠定了基础。研究通过指标的时差分析进一步明晰了各因素对高校毕业生失业的影响机理及影响程度，提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的国情导致了我国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及其结构的不合理是我国当前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吸纳能力较差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幅度不减而人才培养质量未能有效提升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扩大化的关键诱导原因。研究借助系统分析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为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的类型、成因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拓展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视角。在对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预测功能实现的探讨过程中，侧重于多种定量方法的探索与比较，对各种方法的适用性、差异原因进行了分析判断。研究结果显示，传统的时间序列计量模型ARIMA模型、适用于少数据、贫信息的灰色系统模型以及对于数据要求较低、学习功能较强的神经网络模型对于高校毕业生失业率的预测均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在预测精度上，传统的计量模型对于数据的要求较高，因而精度较差；灰色系统模型对特定时点的预测精度较高，但过程拟合精度较差，具有一定局限性；神经网络模型则拟合优度较高，时点精度略低于灰色系统，是对我国当前高校毕业生失业趋势进行预测的综合效果较优的方法选择。这一结论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出现时间短、波动大、数据资料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比较客观的检验结果。对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警报发布探讨中，根据系统构成要素的两种耦合方式——警兆预警和警情预警分别进行了讨论。通过对警源监控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筛选确定了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的警兆指标体系，进而采用扩散指数法对预警区间和预警线进行了判定。而鉴于我国当前高校毕业生失业警情指标体系的数据基础还不完善，因此警情预警路径主要是基于现行的单一的失业率警情指标的预测结果进行了预警判定的探讨。警情预警和警兆预警两种预警方式的结果均显示我国当前高校毕业生失业的预警区域在轻警区，但预警指数长期处于较高位置，接近由轻警区向中警区转变的临界区域，失业风险不容忽视。而结合对于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状况的质量分析，基于社会用人单位在招收大学生以及给付薪酬观念上的偏见以及大学生及其家庭就业观念的偏差等都会进一步造成大学生失业问题的突显，同时由于我国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没有配套，大学生失业很可能将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以往的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研究多数是基于定性分析进行判断，而本研究基于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的整体分析，将警情预警和警兆预警判定方法与警源分析相结合，运用多元回归扩散指数、德尔菲法等多种方法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的趋势进行了分析判断，为正确认识我国高校毕业生失业状况及发展趋势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依据。最后，研究根据当前的预警判断及分析的结果，为提升高校毕业生就业，防范失业警情的恶化，从推动需求、改善供给和促进供需匹配等角度提出了调整产业经济政策，围绕创造就业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拓展就业途径、完善就业制度保障；适度规划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以及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提升就业服务等多项措施。
蒲德祥[8]2015年在《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说明自人类社会以来,构筑幸福便永恒地存在于一切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之中。近年来,“幸福”成为人们热议的主导话题,构建幸福社会,建设幸福中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幸福理论,因为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是历史与现实交融中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亘古永新的探讨主题,己深深根植于各种思想史、学说史中。因此,本论文以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幸福为主线,研究探讨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思想。为此,本论文系统梳理和挖掘经济学自诞生以来的幸福思想特别是斯密在1790最终修订《道德情操论》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这一100年间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并在反思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历程基础上,尝试提出了古典经济学的幸福内核并以此为基础对其进行了经验验证以为建设幸福中国提供借鉴和启示,是本文的研究意旨。首先,对于理论部分。本论文以财富与幸福为主线展开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最高代表以及多棱折射。其包括的内容主要涉及叁方面：一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思想渊源,阐述了古希腊以来到斯密以前的幸福理论,主要涉及色诺芬、曼德维尔、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主观价值论的幸福理论；二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斯密的观点并分析了斯密的幸福思想来源,提出并阐明了幸福革命的到来,从人性视角、制度或政府视角、财富视角和道德视角讨论通往人类幸福的可行之道。基于此,本论文认为斯密在其两部传世之作中所阐述的思想是试图建立一个富裕和自由的幸福社会。因此,本论文认为,斯密是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最高代表。其后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都是在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框架内添砖加瓦以使他所构建的幸福社会实现之；叁是探讨了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多棱折射。本论文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尝试基于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模型建立了一个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体系,即从斯密的幸福大厦到马歇尔的幸福大厦的100年里,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经历、知识和社会背景所描绘的幸福蓝图。在对待斯密所构建的幸福社会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悲观者,巴斯夏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乐观者,边沁、西斯蒙第和边际学派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支持者,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反对者,汤普逊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冲突者,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折中者,马歇尔是古典经济学幸福思想的综合者。他们所阐述的幸福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斯密的幸福社会模型,为增进人类幸福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动力。其次,对于实证部分。本论文在系统梳理和挖掘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基础上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核心因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发现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可归纳为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六个核心因子。为此,我们以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和制度为自变量,以幸福为因变量设定模型为：幸福=f(财富,人性,美德,人口,对外贸易,制度),但由于人性、道德这二个变量进行衡量存在一定困难以及一般把人口变量当作特征变量在模型中加以考察。最终,我们设定的模型为：幸福=f(财富,对外贸易,制度)。在此模型基础上,我们应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CGSS2005对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进行了经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1)从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总体上,收入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有显着的影响。从其分项指标来看,绝对收入呈倒U型关系,相对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影响,收入差距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负而影响,收入支出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影响；(2)从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着的正效应；(3)从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贸易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分项指标来看,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着的正效用；(4)从分群回归结果看。不管是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东部居民还是中西部居民,收入对居民幸福感均有显着的正效应。制度和对外贸易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其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收入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支出对不同群体均有显着影响,而收入差距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贸易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进出口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其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从制度分项指标对其分群来看,政府效率、财产权保护和公共品供给对高收入者、城镇居民和东部居民不存在显着性,但对低收入者、农村居民和中西部居民有显着的正效应。总之,改革开放所推行的对外贸易和制度建设带来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的提升表明,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所包含的思想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最后,通过本文的理论诠释与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启示。中国经济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一场以民生幸福为目标的革命正在悄然兴起。在建设“幸福中国”、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这决定了政策必须围绕以幸福为中心作为其发展目标。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想观念,从效率经济转向幸福经济；关注弱势群体,缩小幸福“鸿沟”,切实改善民生幸福；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提高各阶层居民幸福感；加快制度建设,构筑幸福政治,为民生幸福保驾护航。
武晓光[9]2016年在《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寻求新的经济动力源成为中国经济健康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是对调整经济结构而言还是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言,分配都是一个离不开的因素,合理的分配能够成为刺激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我国目前的要素报酬现状而言,劳动要素报酬占比从从1990年的53.49%下降到2014年的43%,与发达国家的70%左右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按要素分配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中央层面看,自中共十五大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以后,中共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指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十八届叁中全会更是在坚持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基础之上,又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一系列中央文件的出台都是从收入分配中的要素分配角度来阐释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的研究成为了经济学界的理论热点。经济学家在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一点上,基本取得了共识,但究竟是“按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还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物质财富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分配”,还是“按照生产要素对社会财富(价值)的创造所做的贡献分配”等问题方面依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按要素分配理论演变的研究,给人们以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启发,这对于澄清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加深对按要素分配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会有重大帮助。同样,通过对按要素分配理论演变的研究,对于我们真正理解和落实党的按要素分配政策,对于当前要素分配问题的合理解决,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种要素分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可以使我们在研究当前经济问题时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以前经济学家所走的老路。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观察某种事物时,向后退几步,也许可以更清楚的看到事物的整体,从而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观察的对象。从对过去人们的研究中,从对以往的学说的研究中获得一些新的理论启示。研究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是研究关于按要素分配理论发展的历史,主要阐述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开始历经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现代经济学时期的着名经济学家及各个经济学流派对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观点。在阐述每一位思想家或流派对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观点时,本文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着重从以下叁个方面加以说明:(1)各个思想或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2)各个思想或流派在按要素分配理论上的主要观点和理论贡献;(3)各个思想或流派在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总之,本文力图通过简明新颖的结构安排,梳理出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来龙去脉,以便我们更好地把握在经济发展史中按要素分配理论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本文根据经济学史上按要素分配理论发生的思想脉络,将经济学说史中按要素分配理论史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四章:第一章为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的真正兴起和发展,主要阐述了自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以来到约翰·穆勒为止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历程;第二章为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扬弃,主要阐述了马克思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形成逻辑及理论内涵;第叁章为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按要素分配理论的“精致化”,主要阐述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约翰·贝茨·克拉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按要素分配理论;第四章介绍现代按要素分配理论和回归返璞,主要阐述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和·托马斯皮凯蒂的按要素分配理论;通过阐述,本文认为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变历程。虽然从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开始,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发展在要素报酬真正来源上有了初步科学的解释,然而经历亚当·斯密的摇摆式研究之后,按要素分配理论逐渐走上了两股轨道,一股是从大卫李嘉图以来的约翰·穆勒、马克思等人的能够正确反映按要素分配理论实质的发展方向,一股是从让·萨伊以来的经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一直到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回避按要素分配理论实质的发展方向。之所以造成这种分歧,是否坚持劳动价值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分享经济理论的产生和2014年托马斯·皮凯蒂使按要素分配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从对理论实质的回避逐渐开始正确认识问题所在是按要素分配理论发展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按要素分配理论的研究将会逐步回归其实质所在。关注劳动要素报酬在分配中的地位是未来按要素分配理论发展研究的真正方向。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事学术研究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俄国着名生理学家巴普洛夫曾经说过,科学的发展将随着研究法的成长而前进的,科学研究的头等重要的任务乃就是制定研究法。为了做到对按要素分配理论演变的更好研究,本文采取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解读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力图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架构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对经济史上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文献解读和比较分析,探索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脉络,客观地描述和评价按要素分配理论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理论传承、理论地位、理论贡献和理论启示,进而揭示按要素分配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
谭正[10]2016年在《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新新古典综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西方经济学在近现代历史上共经历了叁次革命和叁次综合,各次革命均会提出和以前经济学理论不一样的探究范式,而各次综合则会将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后两种不一样的探究范式有效综合,集中到一个更宽阔的架构中。革命和综合交替出现的形式反映出经济学不断前进发展的需求,也反映出人类思想的不断深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时期,西方经济学出现了第一次革命,这次革命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作为标志,确立了以财富生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突破了过去只注重财务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反映出当时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换。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的时期,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出现,其以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标志,将前古典经济学的财务管理与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创造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反映出当时工业革命结束后社会精英分子对人类科技与文明遗产的态度变得更加包容。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初期,近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出现,学者利昂·瓦尔拉斯的研究着作《纯粹经济学要义》、学者卡尔·门格尔的研究着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以及威廉·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等书籍是第二次革命的标志,这次革命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理论,提出将人的心理要素当做探究对象的主观价值理念,即边际效应理念。随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阶段,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代表着经济学第二次综合的出现,其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观与边际革命的主观价值论相整合,前者的要素投入理论被称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供应理论,而边际效应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诉求理论,创建了均衡价值理论。第叁次革命和第叁次综合发生在20世纪的30年代至50年代之间,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与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分析基础》分别是第叁次革命和第叁次综合的标志。第叁次革命首次提出将国民经济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研究的范式,对自由放任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与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了反思,提出国家干预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第叁次综合则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的国家宏观层面的分析范式进行理论整合,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独领风骚,70年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学派逐渐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官方地位,到80年代西方又推出新凯恩斯主义直接将西方经济学的争持推向了新的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个新的流派逐渐诞生,其将新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货币主义等重要理论范式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对现代的一些经济问题和政治决策进行分析,即“新新古典综合理论”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就是基于“新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创立背景、主要观点及模型以及政策主张进行探讨,通过将其与新古典综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之间的对比,确定这一新的综合学派对经济、市场、企业的现实作用,以期能够给更多研究新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机构和学者一定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西方经济学的综合与回归[D]. 张宝江.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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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比较[D]. 富丽明. 辽宁大学. 2016
[5]. 我国城市房地产预警系统研究[D]. 韩立达. 四川大学. 2004
[6]. 流通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上创利. 哈尔滨商业大学. 2012
[7]. 高校毕业生失业预警系统研究[D]. 邹治.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2
[8]. 古典经济学幸福内核的理论诠释与实证检验[D]. 蒲德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15
[9]. 按要素分配理论的演变[D]. 武晓光.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10]. 宏观经济学的新发展：新新古典综合研究[D]. 谭正. 云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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