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或“没落”的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以为有能力从理论上把握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研究对象的那些新的和难以预料的方面。资本主义在它的每个阶段所控制的空间，也包括它在技术上能生产的商品，都可能饱和，所以说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制度固有的。在苏联解体以后，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心之间利用前苏联那些卫星国的一望无垠的地盘来搞平衡，但反而造成了不平衡。
主题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研究
一、对理论的历史反思
“后马克思主义”有规律地出现在资本主义本身经历结构性变化的那些阶段上。（不言而喻，那些形形色色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彻底没落的宣告，无论它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或是一种历史运动，在这里，都势必包括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之中。）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为了对科学和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进行探讨，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科学。这一方面表明，一举庆祝“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同时又庆祝资本主义和市场的最终胜利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无宁说后者是在预示马克思主义的可信的未来，因此我们可以压根就不理会资本主义的这种胜利是怎样成为“最终的胜利”这样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绝不会用某种方式随随便便从内部加以解决，而宁可说这些矛盾本身甚至是比较符合规律的和正常的，至少在这些矛盾出现之后又被加以理论化了。因此资本主义在它的每个阶段所控制的空间，也包括它在技术上能生产的商品，无论就这些商品的比较经久的耐用性而言，还是就它的潜在的消费者的收入极限而言，都可能饱和。所以说这样的危机是制度固有的，通常将这种危机理解为“利润率的下滑”，看起来，这类危机是每50年或60年就周期性地发生一次。
资本主义当然不仅仅是一种体系和一种生产方式；而无宁说它是至今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一种最具有弹性的和最有适应能力的一种生产方式。它有可能克服这类周期性的危机，这要借助两种战略才能做到：
1、通过体系的扩张。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新中心， （我们可以列举出西班牙－热那亚阶段，荷兰的超级代管，大不列颠帝国，美国霸权地位，此外还有人们打上明显问号的日本崛起的前景），在空间上就会比先前的更广阔，资本主义用这种方式为新的市场和产品开拓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如果人们要追溯历史表述中的另一种有些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可以从18世纪产业革命的产生来谈谈资本主义的民族阶段（这是马克思亲身经历过的，尽管他预言性地使用过这个概念）；此外再谈谈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本国市场的界线于19世纪末被打破，并建立起一定形式的世界范围的殖民体系；最后再谈谈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跨越国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老牌的帝国主义（制度）体系瓦解了，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让出了地盘，这就是由跨国康采恩控制的世界体系，在苏联消失以后，这个体系在欧洲、美国和日本这三个中心之间利用前苏联那些卫星国的一望无垠的地盘来搞平衡，但反而造成了不平衡。第三阶段的痉挛（危机）的形成过程直到冷战结束还没有（如果确实是这样）真正完成，显然这个阶段比先前的帝国主义阶段更具有“全球性”。首先由于像印度或巴西这样的幅员广阔的国家进行的（所谓）调整，更不用说东欧了，已为资本和市场提供了与资本主义过去那些阶段不可比拟的机会，难道这能看作是世界市场的最终的成功吗，而这正是马克思对世界市场的预言，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此外还包含了“对劳动力的全面重构”，而这是人们不得不怀疑的，然而与此同时，内在的阶级动力在新阶段几乎没有时间得以发展，产生工会机构和政治斗争的某种新形式，而世界经济“全球化”转化的程度却取决于这些形式适应的程度。
2、 克服这类制度方面的危机或康德拉季耶夫式的危机还需要第二个条件：就是生产全新类型的商品，求助于革新，甚至求助于技术领域里的“革命”，正如埃内斯特·曼德尔所描述的：这就是指民族资本主义阶段的蒸汽技术，帝国主义阶段的电力和内燃机，在我们自身所处的这个后现代性阶段和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则是原子能和控制论。这些技术实现了两点：它们生产新产品，开辟新的世界市场，它们让世界变得“更小”，并在一个新的全球性的水平上重构资本主义。因此，后资本主义，就其特征而言，它是信息资本主义或控制论资本主义，还不能看作是从经济动机中解脱了出来。
如果人们接受对资本阶段的这种粗略划分，那么马上就会发现，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或“没落”的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1898年伯恩斯坦的后马克思主义和8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都很精确地同资本主义发生结构变化和取得巨大发展的那些阶段相吻合，（在这些阶段上，接踵而至的则会是某种更现代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毋宁说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方案，这种马克思主义以为有能力，从理论上把握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研究对象的那些新的和难以预料的方面）。
二、关于社会主义或关于社会前提
社会主义对自由的憧憬是要摆脱经济和物质上的必然性，实施集体实践的自由，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却同时受到意识形态的两个层面的威胁：一个是世界范围的撒切尔主义本身在分析市场体系时出现的“论战”（斯图阿尔特·哈尔语）；另一个则是更深刻的对反空想和变革的恐惧。显然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论战（与公开的意识形态冲突不同）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使对资本主义的抉择信誉扫地，并使通俗化、天真纯扑、物质利益、“经验”、政治恐惧、历史教训这一系列的综合主题不合时宜，而这些“基本认识”正是人们所企求的，过去人们严肃对待的像关于国有化、调整、赤字开支、凯恩斯主义、计划、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社会保险安全网络、最后是福利国家本身这类事物现在都将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一般来说，这些概念与社会主义是同一的，它们允许人们采用市场雄辩术（Marktrhetorik）去赢得战胜自由派和左派的双重胜利。 因此左派看到自己被置于必须捍卫受欢迎的政府和福利国家的地位上，这大概是由于这些政府和国家具有丰富和高度文明的传统，但在对社会民主制度的批判中又不去辩证地理解历史，这在今天多少有些令人不快。不过首先值得追求的是，重新去理解这样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历史场景和相应的政治策略反应是变化不定的：这也要求对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进行研究，就是说从总的方面来研究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的无历史性（Ahistorizitaet）。
在这段时间，同空想联系在一起的是各种恐惧感，这是由于害怕失去造成我们的现代习惯和欲望满足方式的那些东西才引起的，这些东西在新近的社会弃权，即社会制度的某种激进的变化下就会消失，这种恐惧感在最近比以往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加容易产生。十分明显，贫困阶层寄希望于变革，但由于其自身状况的恶化和大众无产阶级化而代之以恐惧，这不仅仅发生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必须以某种文化诊断和治疗的方式来正面抵制这种反空想的恐惧，不要以为支持和同意市场雄辩术的这个或那个论据就能摆脱这种恐惧感。所有关于人类本质的论据——这一本质在原则上或者是好的和相互合作的，或者是坏的和相互攻击的，但它需要服从市场，尽管并不是服从什么怪物——都是人道主义的和符合意识形态的，（正如阿尔都塞教导的那样），并将被激进决断和集体规划的观点所取代。在这期间，左派必须放手捍卫受欢迎的政府和福利国家，并有力地评击市场雄辩术，因为市场雄辩术表明，自由的市场在历史上是如何起过和正在起着解构的作用。
三、关于革命或关于政治前提
但是，这类论据又反过来以下述立场为前提，即在每一种马克思主义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都是其中心观点，就是说革命本身亟待改进的观点则是后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库中的主要论据。诚然，捍卫这个观点需要一系列的准备步聚：例如，放弃许多我们曾精心加以维护的关于各种各样的历史革命的观念，像攻占冬宫或法国大革命时的网球场上的誓言（Schwur im Ballhaus），我们必须首先抛弃那种将革命偶像化为某个时刻的因素，而不是当作艰难的和错综复杂的一个过程。
社会革命并不是时间连续性上的某个因素，而无宁说社会革命必须置身于一个同步的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一切事物都相互关联。这样的一个体系则要求一种绝对的体系变革而不是某种修修补补的局部改革：这就是说，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求这样一种方案，即对现存社会制度作出一种激进的社会抉择，从长远来看这种抉择在现代舆论斗争的条件下不会是现成的，而是必须重新去发现。宗教的原教旨主义其实就是关于消费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激进的选择，无论这种原教旨主义是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还是基督教的解救神学的原教旨主义，当传统的左派选择，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传统突然间好像不再能加以利用时，这种原教旨主义才得以发展。
我们必须将革命想象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同步体系的解体，——想象为大量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可能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一点一点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或许是一次选举之后或废除殖民统治之后权力更迭而引起的——，但是革命却认可不断扩大的流行的空话和极端的行为。新的流行的要求浪潮，却是来自迄今沉默不语和堕落民众的越来越底层的阶层，甚至使一个公开的左派政府走向极端，迫使这个国家作出决定性的变革，这就会以那种经典的方式导致这个国家（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导致整个世界）走向两极分化，每一个人，尽管是犹豫不决，但必须持一种立场。由于这种不可避免的两极分化对暴力必然就会提出疑问：如果这个过程并不真正地涉及一场社会革命，那么革命就不会不可避免地同暴力联系在一起。如果涉及一场社会革命，对方就会竭力寻求武装抵抗；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暴力尽管不是值得追求的，但将成为一个针对外界的信号或真正发生了一场社会革命的可见的征兆。因此这里出现的较深层的问题并不是革命这个观念总是具有生命力，而毋宁说它是民族自治的观念，这就是说，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体系中，对一体化的经济统一体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说，是否有可能离开统一体，以追求另一种方式的社会发展和实施另一种激进的集体方案。
四、关于共产主义或关于经济前提
苏联解体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失误，毋宁说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成功，如果人们直接将后者理解为一种现代化的战略的话，这正如西方的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因为正是在急速的现代化方面，大约15年前人们就认为，苏联在向西方靠拢（这是一种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令人生畏的观点）。
另外还有三种看法与苏联的解体联系在一起：第一种看法是，内在的同裙带关系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成为80年代世界范围的大趋势的一部分，这一趋势席卷了表现为结构性腐败的西方（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和阿拉伯国家（H.沙拉比所说的新的宗法制）， 之所以不应该从道德范畴来批判这类腐败，是因为说到底，这种腐败的产生在于这个社会的最上层用非生产方式积累财富。这表明，这种停滞同尽人皆知的作为金融资本的某种东西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此外资本的不同阶段好象是通通都驶向一个终极目标，也就是使生产向投机过渡，同时使价值失去其内容，而以抽象的方式显现出来（同时，这并非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结果）。还应该着重指出，像效率、生产率和国家的偿还能力这些范畴在西方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也就是说，它们的结果只在一个领域发挥作用，而在这个领域形形色色的不同现象相互展开竞争：效率比较高的和比较有创造性的技术只有在它进入它的力场并且同时又展开竞争或者面临挑战时，才会排挤旧的机器和旧的生产场所。但是这里也有问题，价值的生产必须不同于可以进行比较的生产率本身的判断，它是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要加以区分的后现代化或信息化，控制论工业，它的价值生产现在在理论上还说不清楚）。更大的价值可能借助较古老的或投入大量人力的工艺技术生产出来：但是这种关于价值的观点也只是在孤立的和半自动的现代化构想中才具有重大意义，这样一种构想在世界市场上既不能吸引资本也不能吸引投资。
这就导致我们来探讨第三个论点，也就是苏联“变得”无效率和解体。当它企图从现代化阶段向后现代阶段前进时，企图与世界体系协调一致，而世界体系与它自身的领域的某些东西相比却发挥着更大的不可比拟的生产率阶段的作用。于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文化动力（消费主义，新的信息技术等等）的推动下，卷入了一场可计算的军事技术竞赛，它们这些卫星国长期以来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与世隔绝，并在同一个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空间里发挥作用，它们以负债和商务共存的集约化形式，不理智地给它们的机构施加无休止的压力，对外界说来这个压力是很独特的。人们可以将这一结果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对轻型建筑物的破坏相比。事实上，这一结果已证实了伊曼努尔·瓦勒尔泰因的有预见性的警告，苏联集团尽管至关重要，也不会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而它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一个反制度的区域，人们在这个被明显扫除干净的区域里只是看到了几块生存下来的飞地，在这些飞地上可能还将继续进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试验。
五、关于后资本主义或关于文化前提
各种马克思主义，如同思想和理论上的抵抗形式这样的政治运动一样，是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体系中产生出来的，（或者按曼德尔的说法，是从后现代主义中，即信息资本主义或喹国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同那些在资本主义的现代阶段或者说第二阶段，即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形式加以区分。这些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激进的态度，它们不同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上保持其特点，并且从根本上去研究像物化和消费主义这样一些现象。
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不是这两个领域潜在的分离的结果，事实上在今天，文化已广泛地商业化了，它已获得这样的特征，人们通常看作是商业化的或经济类的东西却被大多数人看作是文化现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将所谓形形色色的对社会景象或消费主义的诊断纳入这类特征之中。
一般说来，马克思在做这类分析时具有理论上的优势，这一优势就在于，对商品货币关系拥有一个非道德概念。道德的热情孕育着政治行动，但是很快就会消失，并被吸收，很少倾向与其他运动分享特殊的请求和主题：但是只有这种融合和构想才关心政治运动的发展和开展。反过来也可以说，道德化的政策得以发展的地方就是对社会结构的认识和测量受阻的地方：因此，宗教和种族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人们在看到社会主义失败时表现出来的愤怒，理解为一种绝望，而这种绝望却致力于用新的动机去填补那个真空。
至于谈到消费主义，可以认为，作为生活之路的消费主义的经验，对人类社会说来，是必需的，同时在历史上也是重要的，但是对世界的绝大部分人来说，消费主义的嗜好在客观上反正是难以实现的。因此60年代激进经济学的有预见性的诊断可能在全球领域的新的世界体系中得以证实，这一诊断是，资本主义在不断制造新的需要和欲望，而这个制度又无法满足，就此而言，资本主义本身也是一种革命力量。
在理论界有人认为，像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无法控制的资本以及社会形象这些迫切的现实课题都或多或少同黑格尔称作缺少内容的抽象有关。（这种抽象同人们称作异化的东西相反）。
如果人们要论及全球化和信息本身这一课题，首先就要论及下述辩证逻辑的怪论，就是说新世界网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前景，不仅从左的方面而且从经济上或者说从右的方面，陷入一种看起来不留情面的困境之中，这同今天的世界体系丧失独立性有关，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要实现它的独立而又要脱离世界市场已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根据纯粹的思维劳动去发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因为在现实中，结构性的矛盾的成熟逐步使预见新的前景成为可能，当然我们可以至少在意识中记住那些决定性的困境，因为我们要牢记关于全球是一个整体的思想，这正如黑格尔说的那样，“在否定之后”我们才能最终富有活力地到达彼岸，在那里才能期待新的事物出乎预料地出现。
（摘自德《论据》1996年第213期）
宁跃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注释：
本篇译文转译自于尔根·佩尔策的德译文，已解决版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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