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新军[1]2006年在《教育技术的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文中研究指明从教育技术发展变迁的角度,研究探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规律、运作机制和现实对策。结果表明: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撑,而现代教育技术将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深刻变革,从而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建设因为寻找到适合国情的现实道路和有力支撑而成为可能。
李琼[2]2002年在《教育技术的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文中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基于我国现实国情，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发展仍存在相当的难度，推进这场改革的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以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有限的教育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局面促使人们在教育手段方面另辟蹊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技术逐渐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动力，充分开发利用教育技术将有力地促使高等教育加快大众化发展的进程。 回顾和反思教育技术的变迁史，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历史性实践和经验已清晰地印证：教育技术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每一次教育技术革命都曾对高等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需要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撑，而现代教育技术将在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深刻变革，从而使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体系的建设因为寻找到适合国情的现实道路和有力支撑而成为可能。因此，现代教育技术将成为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主要教学手段之一，我们应树立起与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相适应的人才观、教学观、资源观、规模观、发展观和价值观，以寻求高等教育大众化跨越式发展。 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促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问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应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巨大作用逐步实现高科技水平与高人文素质、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从而消除教育技术化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教育技术的进步并不足以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形式的作用，而应达致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的完美融合。
李晓倩[3]2008年在《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文中研究表明透视当今高等教育纷繁复杂的表象,制度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近30年来,新制度主义理论蓬勃发展起来,为人们分析研究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我们观察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独特视野。在这个视野下,高等教育制度变迁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联动的过程,而其本质则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改革开放实行之初,高等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即已被确立。虽然叁十年来,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高等教育领域并没有实现巨大的突破性进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等教育中久拖不决的问题大多与制度有关,在追求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十分关注高等教育的制度发展,把建立科学现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于其上的制度能否对它产生适当有效的刺激,并保证它能够得到一定限度的报偿与好处,这就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源动力。因此,高等教育成熟的标志就在于高等教育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本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在分析如何使高等教育制度更有效的基础上,以质量为目标构建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从而为制定和实施高校教育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基本的前提是分析和正确认识政府、高校与市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对待高等教育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本文通过对新制度主义基本理论的分析,以及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历程梳理,分析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现状,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与我国现实国情,指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有效途径。
朱艳[4]2012年在《制度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文中认为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既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地迫切需要,也是促进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结构失衡、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社会引领性不强等问题是影响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健康发展的障碍。因此,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选择高等教育结构这一课题显得尤为重要,能够帮助我们深化对高等教育结构变迁本质与规律的认识,能够使我们对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问题有了更为理性地思考,对中国未来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研究依托于“中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研究”这一国家课题,以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历史时间为序,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同形理论对高等教育结构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阐述和分析。其中,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过程进行详细阐述,总结出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的主体力量、制度变迁类型与基本特征；在对扩招十年中高等教育结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同形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成因分析,最后从政府、市场和大学叁个主体出发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走出现存困境的路径。在研究中采用了制度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历史比较分析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法。研究发现：①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在60年(1949-2008)的变迁中始终伴随着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些制度安排对高等教育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部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史。②制度环境的变迁与高等教育自身制度安排的改变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的两个重要变量。但是,1由于制度环境的差异,政府、大学和市场叁个利益主体力量的对比有着明显地差异,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地权力分化。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制度环境,都不能抹煞“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这一基本事实。③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高等教育结构变迁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制度变迁类型,即经历了经济体制的转变、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转变和国家一些重要政策的变迁。④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变迁是以自上而下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伴有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不断寻求社会认同的制度变迁过程。⑤在十年扩招里,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增长凸显了高等教育结构趋同、资源配置不均衡及社会适应性与引领性不强等问题。运用制度同形理论对高等教育结构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时,可以看出,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和社会规范机制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制度成因。最后,根据上述研究,从政府、市场和大学组织叁个主体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走出现存困境的政策建议。
邵波[5]2009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50—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经济发展、国家转型和教育民主化思潮等因素的联合推动作用下,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出现了一个规模高速扩张时期。美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教授在系统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指出高等教育由于量的扩张必将引起质的改变,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成为了指导各国应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预警理论。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方向发展,高等教育的教育对象越来越趋向多元化,高等教育的主体不再是培养精英人才,而是着重培养应用型、职业型专门人才。作为高等教育基础与核心的高深知识也越来越趋向实用化,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社会职业岗位的要求不断提高,技术人员出现了明显分工,有的侧重于技术科学的研究和新技术的设计,有的侧重于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侧重技术开发与应用的人才已成为独立的人才群体,出现了对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传统的以科学范式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知识模式已不能满足和适应工程、技术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都要求高等教育走出高楼深院,遵循市场的规律和要求,重新进行自己的功能定位,扩展自己的功能范围,不仅要培养从事“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人员,更多的是培养从事应用领域的各类工作人员,以满足经济、社会对人才类型的多样化需求。在此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应用型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和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并存的二元结构,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多层次和多规格的体制。德国、美国、英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地区在高等教育由精英向大众发展的过程中,重点建设和发展的应用科学大学、社区学院、原多科技术学院以及科技大学等都属于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应用型大众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概念及提法尚不统一,但是通过考察和研究上述国家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机构特征,我们可以发现,应用型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然结果,是不同于传统学术导向型高等教育的,以复合性应用型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职业和应用导向型高等教育,是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养成的有机统一,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世纪之交,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名义,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高等教育量的大发展。在此过程中,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的发展对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一批新建本科院校在发展过程中,提出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日益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了我国地方性普通本科院校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存在着种种误读,而且由于我国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因而一方面需要从高等教育大众化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影响进行理性解读和反思；另一方面,从国家、社会等各方面加大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促进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并最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大众高等教育发展体系。
刘淑芸[6]2014年在《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重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已进入较成熟的阶段,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转轨现象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其研究方法对于探索我国处于转型期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设十分契合。文章基于新经济制度学制度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以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和方法为研究基点,以我国的高等教育评估发展演进和评估制度变迁为主线,对重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进行了论证。通过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在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实施机制的现实状况；理清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逻辑关系和交互作用,力图在评估制度演进的动态中去找出存在问题的缘由和改进的方法、路径。在对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进行国际比较中,发现制度变迁过程是制度的自然演进和制度的理性建构两种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过程,合理利用两种路径的作用将会推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进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改革的重点,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就成为国家治理的现实任务。可以肯定地说,现实的内外在动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迁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和适宜的条件,重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已成为现实的选择。依托政府(国家)力量把握制度变迁方向,在“国家治理”层面先行进行制度改革和制度变迁是时代赋予的重任。只有破解路径依赖困境,打破既有评估制度“锁定状态”,才能找到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发展的突破口。在研究视野上,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放在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考量,不仅关注评估制度本身,还关注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将评估制度变化的动态性内生到整个发展中,将科学性和发展性通盘考虑,以动态研究方式,审视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过去、现实和未来；在研究方法上,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尝试从理论上突破“评估”本位研究的局限性。从纵向结构上,按照历史演绎的方式,分析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演进中“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作用及发展的路径,突出分析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问题,并在制度“变迁”中寻找研究解决办法和策略；从横向结构上,按照教育评估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方法和观点,对制度变迁的趋势、制度重建的动因,以及影响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制度变迁的主体,也就是组织、个人或国家的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对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重建的路径选择,从国际化视野探讨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重建的重要意义和科学方法。
蔡明山[7]2016年在《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文中提出我国现有教育公平的研究中对高等教育公平的关注不够。已有对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也主要是关于公平问题的,对公平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中国高等教育公平政策、制度、实践中的理念为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公平理论。采用诠释哲学、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关系论等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上主要是一种宏观考察,以高等教育系统论和公共性理论为基础,以理论演变、重大政策和制度变革实践为视角,探讨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不同内容和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对理论的正当性和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分析,提出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对中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研究,应从问题研究的范式向理论研究范式转变,从“公平与效率之争”和“精英与大众之争”的话语范式向把公平作为一个开放性话题的研究范式转变。在西方,经历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脉络,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分配正义的公平理论、平等主义的公平理论和竞争公平的公平理论叁大体系。从西方传来的高等教育发展叁阶段论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公平理论的演变逻辑:从高等教育特权化到高等教育平民化的公平理念。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文本与变革实践中自觉践行的公平理念包括:一是平等主义的公平理念。主要是对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的公平保障,如“工农”、“大众”话语范式、“半农半读”和“半工半读”教育形式的举办和对少数民族的倾向性与优惠性高等教育政策;地域平等主义理念;女性高等教育受教育权的实质建构。在平等主义理念变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以“教育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为话语范式的不当做法。改革开放后,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平等主义理念呈现了法制化特点: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理念法制化;不同类型高等教育受教育权得到法制保障。地域平等理念发展成为地域公平理念并体现在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中,主要是扩大地方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和高等教育为地方服务的职能、扩大地方管理高等教育的职能。二是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包括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待遇、对弱势群体的特别对待、提升和改善弱势群体竞争条件等为内容的分配正义意义上的公平理念。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扩招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改革行动,既可以从平等主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结果意义上的公平理念,也可以从分配正义的角度理解为一种扩大受教育机会的公平理念。作为中国本土生长的一种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公平共享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的公平理念。叁是竞争公平的理念。高等教育竞争公平的理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后得到丰富和完善,内容包括:机会的公平,即从权利平等向机会平等和机会公平转变;选择的公平,即开放性高等教育系统的建立、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公平选择等为内容的公平理念;保障多样性价值的公平理念,包括包容多元文化的民族高等教育体系的确立、面向农村举办高等教育等;旨在扩大受教育机会的成人高等教育和其它教育形式;面向天赋不足者或技能有所长者举办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确立多元化人才培养目标等。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种理论,应具有正当性和理论善的品格,同时作为一种倾向于行动的理论也应具有时代适切性。在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应然的高等教育公平理念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下叁个方面认识:一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具体内容为受教育权平等保障、优惠性对待、特殊群体和特定高等教育类型特殊对待。二是尊重差异与多样性保障。这主要是一种高等教育个体公平的理论,包括选择的公平、促进社会流动和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流动的公平、符合个体和特殊群体所需的公平。叁是竞争的公平。包括从机会平等到机会公平的竞争公平理念的转变,具体体现为同等对待、规则公平和正当竞争;扶持优势群体;奖励优势群体;各得其所的发展机会;组织公平竞争;禁止抢夺的公平竞争基本秩序的维护;倾向于提升弱势群体竞争能力的公平等。
徐自强[8]2013年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根据教育部2012年11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的数据,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在高等教育、教育经济或劳动经济及社会结构领域都凸显了各自不同的表现,这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制定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视角审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中的具体问题也是本文的初衷。倡议联盟框架是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个较为新兴的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它突破了传统政策过程理论在分析新的政策问题时所面临的瓶颈和局限,将政策子系统、倡议联盟、技术性信息、政策信念体系等一组鲜活的变量放在一个至少10年的较长时段中对越来越复杂的政策问题予以解构。基于此,本文将以倡议联盟框架为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对代表不同政策行动者或倡议联盟的文本集合的内容分析和对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高校毕业生及其家长、高校就业指导教师等)的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和展现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的路径、动因和走向,并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设计提出建议。通过对文本集合的内容分析和相关对象的实证调查,研究主要发现:(1)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共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年至1985年的统包统分阶段;1985年至1999年的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阶段;1999年至2003年的自主择业阶段;2003年至今的灵活就业阶段。其中,1952年至1985年的统包统分阶段确立并沿用的是国家导向政策范式,1999年至今的自主择业阶段和灵活就业阶段均属于市场导向政策范式下的毕业生就业模式,1985年至1999年的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阶段是一个由国家导向政策范式向市场导向政策范式转移的阶段,2003年至今的灵活就业阶段出现了发生第二次转移的萌芽。(2)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中的第一次转移是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学习发生的综合作用,第二次转移萌芽的产生则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政策学习尚未发生。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子系统的主导联盟也发生了由国家或政府主导联盟向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主导联盟的转移,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则作为积极的政策行动者逐渐参与到了政策过程中。(3)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信念体系中的深层核心信念未发生根本转变,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处的根本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迁;政策核心信念则经历了由重大转变到出现萌芽的过程,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从一个单纯的高等教育与劳动经济相结合的领域,逐步转变成为一个链接了高等教育、劳动经济或教育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政策问题;次要方面信念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子系统中的各个政策行动者的指导性工具、关注主题、参与方式、价值取向或价值立场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4)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变迁对目标群体即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产生了直接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变迁过程中均出现了因政策性或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政策利益受损”问题。表现在高等教育、劳动经济、社会结构和就业政策本身四个层面上的政策性或制度性因素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利益诉求都产生了影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基于生存层面和基于发展层面的利益诉求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反映和满足。对2013届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对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与部分应届毕业生及其家庭的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在自身就业意愿方面和就业政策的执行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多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会作出多种考虑,同时还会受到家长意愿与家庭资本的影响,此外,不考虑政策性就业的毕业生更倾向将基于生存层面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置于首要影响因素,而有意愿政策性就业的毕业生则更倾向将基于发展层面的“发展机会与空间”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和信息获取内容;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中的叁大核心内容——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基层就业计划和就业指导服务——在执行中的效果均不甚理想,以高校毕业生个人或群体利益诉求出发的政策设计较少且存在冲突。综合两方面的结论是,最终会导致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利益受损”。在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在现阶段和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构想,针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政策利益受损”问题,政策主体在重新界定和构建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和满足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表现出来的关于生存层面和发展层面的双重利益诉求,即生存层面上的将用于高等教育投资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从而获取回报收益;发展层面上的公平地享受接受高等教育和谋求劳动择业的机会,在不受就业歧视的条件下,对社会阶层中的高位阶层机会展开公平竞争,改变自身以及家庭的命运实现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鉴此,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应从高等教育、劳动经济或教育经济和社会结构叁个范畴或领域入手,赋予政策子系统其他积极政策行动者(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以较强的行动能力,正视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产生的信念冲突,构建适用于现阶段高校毕业生个体和群体在就业中利益诉求的政策信念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制定权威决策,逐步确立人本导向的政策范式。
宜勇[9]2004年在《大学组织结构研究》文中提出本研究聚焦于组织理论的发展、社会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大学组织结构的创设与选择。运用历史与比较的方法，阐述大学组织变革与创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教育学的视界和自我体悟的维度，运用反刍的方法，把握大学组织的特征与问题，解读大学组织的文化特质与组织特性；从组织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大学组织创设的理念与原则；从组织构架理论的角度，探究大学组织的构架与要素，构建学校——学院——学科二级机构叁级管理的新的大学组织结构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大学组织的基本特点、组织目标、组织特征、组织结构，提出关于大学组织结构动态选择的对策建议，指出大学学生组织的变革的基本方向。本研究力图从下列六方面表达自己的观点。 第一，通过对国外大学组织结构的历史钩沉和对国外大学组织结构演变脉络的梳理，本研究发现西方大学组织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结构简单划一，但当高等教育处在大众化或普及化阶段时，大学组织结构形式多样，层次分明，适应性较强。反观中国大学组织结构，在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整齐划一的组织结构。中国高等教育业已迈进大众化的门槛，但大学组织结构仍沿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的组织结构，与大众化对大学组织结构的多样化要求极不适应。因此大学组织结构亟待变革与创新。 第二，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设，最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大学组织的目标、使命、性质、功能以及本质特征，这是保证组织结构有效发挥功能的关键。结合大学的发展历史以及本人对大学的感悟，本研究认为：穷理尽性是大学亘古不变的理想与使命；对知识的渴求、真理的探索、科学的崇尚，对社会进步的超越个人功利的关怀和改造世界的责任是大学组织文化的特质；教育性、学术性、民主性、开放性、松散性和双重性是大学组织区别于其它任何组织的特性之所在。 第叁，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设须在组织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组织理论一般把组织的结构分成科层制、事业部制和矩阵制叁种类型，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具有简单、垂直、线性、平稳、集权等特点，事业部制组织结构具有多样化、规模大、中层权力大、垂直分权等特点，矩阵制的组织结构具有以工作任务为中心、协调性强、横向交流、选择性分权以及灵活性强的特点。组织理论认为，组织结构设计的应遵循目标统一、分工协作、管理跨度、权责一致、统一指挥、集权与分权结合、精干高效、稳定与适应结合、均衡性九条原则。本研究根据上述理论，结合对大学组织的解读，提出了“一切以学术进步为本”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均衡配置”的大学组织结构设计理念，以及体现与贯彻这一理念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学术、对待学者、对待学科的问题。 第四，从大学组织架构理论的视角看，本研究认为：学科是大学组织的细胞，是承载大学活动最基本的组织单位，是体现和实施高等教育叁大功能的最为基层的学术组织。学院是大学组织中承上启下的中层组织，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而学院制是保证这一层组织发挥效能的最佳制度形式。作为大学组织中最高层面的学校一级，提出了其主要的职能应是设定总体目标、研究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公共关系、实施监控考核等五大职能，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把握学校的组织发展与变革。本研究通过对基层学科组织详尽的阐述，充分说明了学科细胞之于大学组织的重要作用，大胆摒弃了传统大学组织中教研室和学系的组织形式，构建了学校—学院—学科二级机构叁级管理的新的大学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构架有利于充分发挥学院组织在行政管理和办学过程中的能动性，有利于科学有效地进行权力分配和职能划分。这是本研究的创新所在。 第五，根据上述的研究结果，提出了大学组织结构创设与动态选择的对策，试图给不同类型大学的组织结构选择提供原则的指导。依据学界对大学层次的一般分类，即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叁种类型，并对这叁种类型大学结构中的学科、学院、学校叁者的连接方式、管理重心，结构类型按实际的运行进行了界定:以知识创新与学术发展为取向的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适宜采用柔性化的矩阵结构，管理的重心下移至学科这一基层的学术组织;以知识应用与社会发展为取向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组织结构的选择适宜采用扁平化的事业部制结构，管理重心在学院;以知识传授与学生发展为取向的教学型大学，组织结构选择适宜采用刚性化的科层结构，管理的重心在学校一级，学校主导型，管理垂直化。 第六，大学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设，理应包括大学学生组织。这一点往往容易被许多大学组织结构的研究者所忽视。本研究认为，当代多样化的大学教学体系、社会化的后勤服务、数字化的大学校园以及民主化的社会思潮是大学学生组织变革的客观要求。大学学生组织的变革应遵循回归主体、回归生活、回归社会的教育理念，朝着思想教育咨询化、成才选择自主化、第二课堂社团化、生活服务社会化的方向演进。与此同时，把握与处理好学生自主与学校主导、学生道德自律与他律以及学生服务中产业性与事业性之间的关系，是进行大学学生组织变革?
智学[10]2008年在《从边缘到中心：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研究》文中指出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系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社会子系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类生产方式的持续变革,高等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高等教育逐渐从远离社会的“象牙塔”,融入社会发展的“边缘”,并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自身的功能也不断拓展。鉴于此,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把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本文力图以“边缘—中心”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解读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的演变历程。阐明河北省高等教育实现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础和现实途径。本研究认为：高等教育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力量”,首先需要自身具备走向社会中心的能力——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充分整合,产生有效的能量,并向社会合理释放这种能量,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突出表现在培养人才、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以及直接的学术性服务叁个方面。高等教育正是通过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活动不断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并通过这一过程赢得社会的支持,从而形成促进自身发展的不竭动力。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但各级各类院校在应对社会发展需求时,存在模式趋同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突出表现在办学定位、教育内容、以及学校发展路径的选择等各个方面。如果不能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科学地整合,就会造成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紊乱,从而影响走向社会中心目标的实现。因此,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基本路径之一,就是建立起合理的高等教育功能体系以及相应的保障调整机制。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以“边缘—中心”理论的解读为切入点,围绕河北省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历史演变为主线来展开。本研究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选题缘由与研究现状,提出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阐明河北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发展阶段的划分及原因。第二章主要分析了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理论基础。从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所发挥作用的角度,对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内涵、条件、主要特征及发展原则进行了探究。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就不同时期河北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叁大基本功能的发展逐一分析介绍,挖掘了各项功能的历史及作用,理清了发展脉络,总结了历史成绩和局限。第六章揭示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并借鉴发达国家推动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经验,提出河北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政策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陈述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创新之处和不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当代河北省高等教育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详细分析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的实践,提出了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中心与其功能释放性和协同性的统一,与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统一,以及与社会互动性的统一。本文阐述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内容可以作为其他研究者研究相同或相似问题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教育技术的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J]. 石新军.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教育技术的变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D]. 李琼. 湘潭大学. 2002
[3].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D]. 李晓倩. 大连理工大学. 2008
[4]. 制度视角下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D]. 朱艳. 大连理工大学. 2012
[5].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研究[D]. 邵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09
[6].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重建研究[D]. 刘淑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7]. 高等教育实践中的公平理念研究[D]. 蔡明山.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8].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研究[D]. 徐自强. 南京农业大学. 2013
[9]. 大学组织结构研究[D]. 宜勇.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从边缘到中心：河北省高等教育发展取向研究[D]. 智学. 河北大学. 2008
标签：高等教育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大学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教育技术论文; 社会公平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政策评估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就业政策论文; 中国教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