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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路，至今为止，不外宣传教育。无疑，宣传教育是很重要和必不可少的；然而，最有说服力的往往不是言论（图片、建筑物、博物馆等等包括在内），而是生活本身：生活最能教育人。为什么在爱国问题上中小学生最好、大学生次之、在职人员再次之？大概能够说明，教师、教材的说服力比不上社会现象的说服力，教师教材的教育效果抵不过受教育者亲身遭遇的事实。所以，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思路是以事实教育人们，其主要工作应是营造应该有的社会状况。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仅是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而应是全党和整个政府的工作。要通过多种途径从事精神文明建设，特别在物质文明建设中进行精神文明建设。
收入分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手段或途径之一。例如，党和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过“读书无用”论，大众传媒也从来没有宣传过“读书无用”论，但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就是相信读书无用；过一段时间，人们又相信读书有用，由什么造成的？由收入分配。
“分配不公”主要是个伦理问题
何谓“公平”？通常认为，做到“按劳分配”就是公平。这样认识是不全面的。“按劳分配”来自西方的“资产阶级法权”，大体是从纯经济观点出发考虑分配问题；而且完全忽视了政府干预社会分配的功能，即政府有不完全按劳动量，甚或扩大开去，不完全按经济准则，决定分配额的权力。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分配不能从纯经济观点出发决定，还必须考虑伦理因素。现在的正规说法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大意是纯经济原则放在第一位，还要顾及伦理原则。目前有的经济学家主张，只要“效率优先”就够了，因为要实现“效率优先”必须以“机会均等”为先决条件，而“机会均等”就是公平，于是无须再谈“兼顾公平”。这种观点从纯经济角度出发，不适合中国社会的情况。一般的中国人讲“公平”，主要地或基本上是从伦理角度出发，他们实质上不太接受“按劳分配”原则。这对经济发展会有不利影响，所以现在为了经济能够高速发展有必要强调“按劳分配”原则。“效率优先”之实质就是“按劳分配”优先。如果纯以“按劳分配”原则决定分配，即以纯经济观点处理分配问题，中国人会认为不公平。所以效率原则只能是“优先”，在实际处理分配问题时必须顾及伦理意义上的“公平”原则。显然，这样意义上的“公平”不是社会自发产生、形成并有效的，而是只能由政府掌握、施行的。当人们认为“分配不公”时，他们实质上是在要求政府干预社会分配；人们呼喊“分配不公”，就是为政府干预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社会支持。总之，在西方社会，收入分配或许是个纯经济问题，而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主要是个伦理问题；现在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应强调收入分配的经济性质，但仍须考虑其伦理性质。“分配不公”恐怕主要不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伦理问题。换句话说，之所以会有“分配不公”，是因为忽视了“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这样一种特殊情况。解决“分配不公”恐怕应从伦理角度入手，而不应从经济角度入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色，在分配问题上的表现是，不能单讲按劳分配，而要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当前我国社会最大的不公是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待遇太低
“不公”就是“不公平”，就是在伦理上没有摆平。“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对这一点，人们没有异议。我们要补充说明的是，两极分化是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不仅经济上不合法的两极分化人人反感，即使是经济上合法的两极分化人们也不能接受。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的正是中国的伦理社会特性。人们不接受两极分化的根源不是经济的，而是伦理的。“脑体倒挂”或“知识分子与公务员待遇偏低”是分配不公的表现，其原因既有经济的，又有伦理的，而伦理原因可能占了较大的成分。
那么，为什么说知识分子与公务员待遇过低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这是因为，从伦理角度看，这种情况社会后果最为严重。
人们常说应当“高薪养廉”，认为公务员薪金过低是腐败的成因之一。此说法固然有理，却不能证明上面所说的分配不公是“最大的”。
论及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就关系到“社会中等阶层”问题。每一个社会的中等阶层或中等阶级都是该社会的中坚力量和道德支柱，担负着维护该社会精神文明的功能。过去几年，有人把“中等阶级”翻译成“中产阶级”，不很妥当。在“中间”这个词中没有明显的“产”的意义。由“中产”的译法，有些读者又联想出“资产”的意义，“中等阶级”就变成了资产阶级。于是，“培育中产阶级”的主张等于“培育新的资产阶级”。这里涉及的理论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是否必须有中等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口号——“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口号针对的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领袖人物，意在扫除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社会是三层结构——党中央、各类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高层、一般群众，那么“文化大革命”意在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两层结构——党中央和群众，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事实证明，两层结构的社会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普通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动不动就集中作用到中央政府身上，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成因之一就是两层结构必定有的效应。
其次的问题是，中等阶层的社会功能是什么。由上述所说，可知中等阶层的功能之一是分散、缓冲乃至克服社会基层的不满情绪，是社会安定的保障之一。拨乱反正以来，中国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三层结构。然而中等阶层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特别是它的精神文明支柱功能没有恢复。其原因有三：一是这个阶层的声望没有恢复。这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后果。尽管已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而且进一步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上述后果仍未有效地消除。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等阶层中出现了新的成员——企业家们。这些新成员缺乏“社会中坚”的自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等阶层的形象，使中等阶层的精神文明支柱功能难以恢复。这些成分非但没有阻隔社会基层的不满，反而引起社会基层的更大不满，并集中指向高层，从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三是所谓“脑体倒挂”，党政干部（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其中大部分属于公务员）与知识分子长期待遇过低，使得中等阶层失去了社会基层成员的羡慕与向往，从而不能发挥其精神文明支柱的功能。“读书无用”论一时流行说明，中等阶层已失去它的道德感召力。
由以上所说可见，中等阶层或中等阶级的存在及发挥作用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待遇低反映中等阶层社会功能削弱，使社会难以健全发展；而且在其功能未恢复的前提下，越发展，不稳定因素越增加。因此，这里的分配不公是“最大的”。
通过提高公务员与知识分子待遇以重建精神支柱
现今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双重任务：一是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一是建设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抓住根本和主干的大动作、大举措。重建精神支柱是这样的大举措，重建社会的“三层结构”也是这样的大举措。调整社会结构要采取多方面的和多种多样的具体措施，大幅度地提高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待遇是其中有较大效果的措施之一。
精神支柱是某种思想或理想。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思想或理想必须有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个社会集团担当其“物质载体”才成其为现实的精神支柱。没有载体的思想或理想只在纸面上存在而没有现实的存在。以下两项是基本条件：第一，这个阶层或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必须身体力行这种思想或理想。只有身体力行，它才成其为“载体”，同时那种思想才成其为全社会的精神支柱。第二，这个阶层或集团必须成为其他社会阶层（或社会基层）的模仿对象，它才成其为精神支柱的“载体”，同时精神支柱才具有现实性。既然“被群众模仿”是中等阶层成其为社会中坚（精神支柱之载体）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这同时也是某种思想成其为现实的精神支柱的基本条件之一，那么造成这个阶层“被群众模仿”的社会状态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工作。
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是：（1）在中国社会， 群众的模仿行为之一般趋向；（2）当前，群众的模仿行为之一般趋向。 这两个问题是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的大题目，需要做调查统计，现在回答根据尚嫌不足。或许可以做个粗略的回答。人们可能指出，群众的模仿行为之一般趋向是趋利。这种答案似嫌过于简单，无法解释历史上的若干狂热风——如全民性的大炼钢铁恐怕要归结于领袖的魅力，而不能说成什么趋利行为。“精神性的”魅力（以及道德意义上的和审美意义上的“感召力”）减少乃至消失之后，群众模仿行为之趋向才会转变为单纯的趋利。当前群众的模仿行为之一般趋向明显是趋利为主，而且有“滑坡”趋势——即其价值取向是“向下的”而非“向上的”，因而趋利性越来越强。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操作过程中，技术性的难题是怎样把这种趋向扭转过来，即：怎样把“向下的”价值取向扭转为“向上的”。
在魅力和感召力方面用力无疑是必备的。更直接而且会立即生效的是使中等阶层中当前有资格担当道德支柱的成分（公务员与知识分子）重新成为基层群众羡慕和向往的归宿。最具可操作性而且操作上简便的办法是，大幅度提高公务员与知识分子的待遇。
或许有人会说，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待遇已经程度不等地有了不少提高，现在比起部分行业工人状况也要好不少，再提高待遇似无必要。
问题其实不在绝对指标而在相对指标。公平问题之本质是各种社会成分之间的相对分配关系是否平衡。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待遇问题之本质是“体面”问题。对知识分子与公务员，考虑待遇问题不能从“他们日子是否过得下去”出发，而要从“他们在社会上是否有体面”出发。有些知识分子或公务员喊“待遇太低”，并不是自己日子过不下去，而是感到自己在社会上没体面。他们的这种主观感受是中等阶层未成为社会基层群众模仿对象的客观情况的表现。知识分子与公务员没体面，精神支柱就没有物质载体因而不成其为精神支柱，精神文明建设就不会收到效果。这部分社会成员有了体面，就会成为社会基层群众羡慕与向往的对象和模仿对象；群众模仿行为的趋向就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向，价值取向从“向下的”转变为“向上的”——本来是趋利，从而背离中等阶层而远去；现在则从趋利转向接近、靠拢中等阶层，从而接受中等阶层施行的教化。“体面”之实质是道德上的感召力，而这是要有物质上的保证的。
知识分子与公务员的待遇问题关系到公平分配，更关系到精神文明建设。分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杠杆，也是调整社会结构的有力杠杆。调整社会结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一定要注重“物质手段”的作用，一定要懂得收入分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强有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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