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论断是科学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党的路线和工作实际。四年多来国际风云变幻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两种改革开放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并不因为某些人不承认或者竭力反对而消失。在改革开放已经深入开展的今天，抽象地讲，大都赞成改革。但是，对于改革的性质、改革的对象和内容的理解，却有很大差别，甚至截然相反。这就决定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存在。我们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应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本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则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认为改革必须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不能深化，不能搞彻底。显然，两种看法是对立的。
对改革的性质、对象和内容的这两种对立的判断，从理论上讲，根源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即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和状态的判断。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批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性质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它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因而不会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也不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社会主义社会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因此，它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完善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矛盾的性质决定了改革的性质。那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从理论上讲，显然是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本不同的性质。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根本错误正在于此。
毛泽东同志还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状态。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状态已同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同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基本上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克服这些不完善的方面，解决矛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的任务。而且在旧的矛盾解决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改革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而要随着矛盾的出现而持续地进行。
可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而且是基本适应局部不适应的状态。因此，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性质相适应的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改革其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如果撇开政治立场的原因不说，单从思想认识来讲，是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具体状态，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包括其中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部分，都当作改革的对象了。
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哪些是适合生产力性质，因而必须坚持，哪些是与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不完善的方面”，因而必须改革呢？邓小平同志针对我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现实存在的矛盾的实际情况，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在这里，邓小平同志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严格区分开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即按照四项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制度，从经济上讲，也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基本方面。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有它的历史的由来，并曾经起过历史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已经逐渐不适应、甚至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了。而且它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达到这样的程度：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不是这一体制的个别环节、个别领域，而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模式本身。因此，仅仅在原有体制的范围内采取一些修修补补的措施已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根本改变整个经济体制的模式，转换经济运行的机制，即由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放生产力。这样，邓小平同志就从理论上科学地规定了我国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根本改变原来的已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矛头不能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思想是一贯的。早在1978年他就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中，“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
持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人，在方法论上往往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的经济体制混淆在一起，笼统地、不加区分地谈改革，仿佛改革就是否定过去的一切，什么都要改。他们总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对立起来，认为党的基本路线中这两个基本点无法统一，似乎四项基本原则是深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只有抛弃四项基本原则，改革才能深入开展下去。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可以而且应该是统一的。两者统一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之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因为它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场所；之所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因为原有的经济体制已经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对之进行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应该看到，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观，不仅有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而且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方面，从国际环境来说，我们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既定方针不会改变，遏制我们发展、强大、统一的图谋不会放弃。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摧毁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堡垒，置我于从属的地位。他们虽然出于现实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虑，需要同我们进行接触、打交道、发展关系，但是，这种“全面接触”、“发展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对中国的政治产生影响”，其实质是促使中国从内部发生“西化”和“分化”，使中国发生类似于苏联那样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受其影响而主张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对待改革，希望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成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方面，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由于1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治、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体国情，为了发挥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有益的补充作用，我们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扶植、鼓励和引导的政策。随着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我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及其发展要求的，因而是应该长期坚持的政策。但是，不能不看到，经济上多种成分必然带来多种意识形态。而且当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在政治上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例如，宣传劳动价值论过时了，资本也可以创造价值，因而私营企业不仅不存在剥削，甚至更好地实现了“按劳分配”；有的私营企业主宣称，主体不是封的，谁行谁当主体，公开要求自己由“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有人故意渲染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国有经济比作“一堆破铜烂铁”，声称消灭国有经济是自己的“任期目标”；有人从政治上提出“寓党于政”，要求取消基层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在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中的领导作用；有人宣传工人不是企业的主人，股东才是主人，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求依靠能人、“大款”发展经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若干重要表现。
可见，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有其滋生的土壤。尽管其表现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隐蔽一些，有时公开一些；有时处于辩解的守势，有时处于嚣张的攻势，但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将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的始终。有必要提醒一下，正因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越需要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保持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优势，并使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和领域占支配地位，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正因为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越需要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正因为有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要求，越需要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而且在社会生活各个具体领域中注意发挥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必须从政治上来看待两种改革观的分歧和斗争，因为它决定着改革的政治方向，决定着我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根本原则问题。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他告诫说，要“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但是，近年来，一股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潮侵蚀了一部分党员、干部的头脑，他们否认两种改革观的存在，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分歧和斗争。
江泽民同志最近向全党发出号召，“要讲政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而“今天我们要坚持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他强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在事关方向、原则的问题上，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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