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剧变论文,热点问题论文,国外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西方有人曾经把它看成是共产主义气数已尽的标志，说什么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工业社会的初期遗留下来的古董，现在世界正在进入历史上共产主义之后的阶段。他们显然是把苏东剧变所显示的这些国家领导推行的错误路线的破产，当作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失败了。实际上，由于社会主义始终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中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存在着，因而在苏东剧变以后，世界上一直有各种不同倾向的力量在研究着社会主义，有的从苏东剧变中研究教训，有的预测社会主义的未来，有的分析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的联系实践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某些方面，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系列热点问题。
一、对苏东剧变解体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
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对苏东剧变的性质，有六种解释模式，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模式、列宁主义的解释模式、改良共产主义的解释模式、后现代主义的解释模式、反共产主义的解释模式和自由主义的解释模式。
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模式的特征是否认苏东剧变是革命的，而把它们看作是反革命的。哈贝马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中欧和东德日益明显地表示出下层不再愿意、上层不再能够以旧的方式继续下去；在那里，把矛头指向国家安全的是群众的愤怒，而不是一小撮进口的奸细。
列宁主义的解释模式以一位保守的历史学家的说法为代表，认为苏东剧变的性质是一场保守的革命，是长期革命过程内的自我净化。哈贝马斯也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这种解释模式不能说明由苏东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条件所引起或产生的诸如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那样的社会运动和冲突，而且中欧和东德的政治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自我矫正界限。
改良共产主义的解释模式以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思想为指导，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许多理论思潮相一致，认为列宁主义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解，由于促进国有化，从一开始就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前提，为自发、极权、官僚主义的权力结构开路。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应当使国家社会主义彻底民主化，发展出一种真正比西方的大众福利国家的民主政治更为优越的新社会制度，即一种以社会主义市场为依托，以立宪民主政治为模式，与发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对等的社会制度。
后现代主义的解释模式，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一场结束革命时代的革命，它撕裂了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年中理性所产生的恐怖。
反共产主义的解释模式，认为苏东剧变标志着由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开始的全球内战的最后胜利，是一场转而反对它本身的更高程度的革命。
自由主义的解释模式，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标志着极权主义在欧洲的最终消失，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时代正在结束，社会组织方面的自由思想以立宪民主、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论的形式正在流行。
关于苏东剧变的原因，国外的社会主义研究大体上提出了四种说法：
一种说法归因于缺乏政治民主。如波兰的沙夫就说，苏东剧变是放弃民主、接受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而付出代价的结果，在不具备必要的主观条件的国家引进社会主义就必然要用暴力去建立和维持专制政权。斯洛甫说，苏东剧变不仅得到大多数工人阶级、而且得到一大片执政党党员的支持，如不承认这个现实，社会主义的未来将是暗淡的。
第二种说法从经济竞赛中找原因。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家弗兰克认为，苏东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最近的技术革命期间，苏东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并驾齐驱。假使苏东的经济成功了，苏东的社会运动、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民主的要求都发展不起来。
第三种说法认为苏联的科技落后、过时是主要原因。如卡斯特尔斯认为，苏东的崩溃，是和经济、技术上的结构性变化密切相关的。苏联没有能力补上信息革命课，它把本国产品的15%、预算的25%用于军事，把许多部门置于军事监督之下，但其军事机器却由于美国1983年的星球大战计划而在技术上迅速过时。1971年以来苏联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不断下降，1985年达到停滞状态。
第四种说法认为，苏东剧变是共产党意识形态实践中基本要素的僵化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纳波利塔诺说，这些基本要素有：夺取、行使政权的观念，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作用，作为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人统一政党的职能。
二、对十月革命的分析
西班牙的克劳丁认为，十月革命领导人的目标是正直的，但却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他们相信经济完全国有化、取消市场、党的绝对专政会造成更加公正、自由的社会。然而，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却被高层官僚组成的统治精英们独占了。在实行贫困的平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统治阶级特权金字塔，只能是兵营式共产主义、权力乌托邦。
英国的霍布斯鲍姆在转入新改良主义阵营以后认为十月革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依据的只是三个未经证实的假定：资本主义的崩溃、革命扩展到德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认为十月革命不是错误、偶然事件，也不可避免，它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
波兰的维尔布兰认为，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实际上只不过是农民革命，是农民的最贫困阶层的革命。滋养它的因素是社会结构本身，大大超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范围。德国革命的经验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本身并不能动员广大群众用充分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尽管这种革命的思想体系认为革命的根源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
俄罗斯的布兹加林认为，十月革命诞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是一个病态的早产儿；英国的季克京说它是人工的流产儿。
三、关于社会主义的主体
早在苏东剧变以前，西方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就认为，从1918－1923年西方革命失败以后，西欧的工人阶级之所以一直没有起来革命，是因为科技革命所造成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新崛起的白领工人具有与传统无产阶级不同的特征。因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主体的论述提出质疑。例如著名的德国学者费切尔在《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1980）一文中就说，今天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固守小资产阶级行为准则，不再是革命主体；社会主义的中心已从物质生活的贫困转到精神上的苦闷；靠工薪生活的上层人士夹在异化劳动和商业化业余活动之间，觉得生活无意义。社会主义的“道德主义”色彩越来越浓，更多地把新一代社会理想作为基础；在为结束资本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道德、文化、生态动机大大超过单纯的经济动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国家内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在1977年为3∶2，但很快达到1∶1，这意味着革命将越来越少依靠体力劳动者来实现。
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的主体继续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沙夫说，科技革命促进了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传统意义上的劳动正在消失，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消亡，操纵生产过程的学者、工程师、技术员、经理人员逐渐成为垄断新的生产资料信息的占有者阶级，乃至统治阶级。
卢森堡认为，在劳动自动化使手工劳动工人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就应特别重视同自称“底层阶级”、“新社会运动”等不属工人阶级的集团的联系。
特扎诺什说，传统工人阶级没有成为最大的社会群体，这就为克服社会主义唯一主体论创造了充分前提；唯一主体论在苏联等国家导致了错误的实践，在这里，以社会主义为名的革命，是在只有很少产业工人的农业国进行的；工人阶级趋向减少，使得社会民主党使用了“全民党”、“跨阶级党”的概念。但是，从薄弱的社会主义主体论到无所适从的主体论，再到社会主义无主体论，就使社会主义显得只有一种道义的或理性的推动力，并最终导致了实际的解除武装。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技术革命缩短了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劳动时间，也使以前以雇佣劳动为主的所有制关系的异化逻辑地发生了重要的替代性变化，消除了商品生产和服务性生产中异化——剥削——支配关系的最重要根源。面对多层次技术社会的到来，社会主义要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社会为出发点，放弃以劳动为中心的经济主义观点，设想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主体。
法国的高兹则认为，历史没有使无产阶级成为历史主体，相反，一种按资本主义的逻辑和需要发挥作用的技术创造着无产阶级。这种无产阶级如果夺取了资本所设置的统治机器，将再生产出同样类型的统治，变成功能上的资产阶级。总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不但不能控制生产资料、而且其直接利益和社会主义合理性不一致的工人阶级；工人不再要求从劳动中得到解放，而是要求摆脱劳动。于是，他认为，在后工业的社会革命中，主体和动力是非工人——非阶级的，即把劳动当作由外面强加的责任来体验的阶层；其目标是废除工人和劳动，而不是占有并以此来重新获得自己活动的权力。
四、关于决定论和价值观
决定论和价值观历来是西方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如葛兰西就猛烈抨击过决定论，认为这里由工人运动早期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对立的、在被压迫阶级处于防御地位时易于发展的补偿性思想；而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变成领导阶级时，就应尽快抛弃这种历史的天命思想，否则就会以踌躇、消极、白痴式的自我满足去取代首创精神和主动性。但抛弃决定论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费切尔则指出，社会主义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成为一种道德、政治要求。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说过，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在质量上比资本主义好；某种道德的价值观念从来必不可少，但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却从未把这种价值观念看成一种推动因素。所以，要抛弃从历史理论角度推论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做法，而从道德角度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苏东剧变以后，决定论和价值观继续成为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讨论的课题。如埃及的阿明说，把社会主义看成必然性领域的事物，认为意识不是其实现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只把社会比作自然，把社会领域中的客观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还原论做法，都是不对的。比利时的曼德尔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等人始终否认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思想；他们把资本主义的未来描述为在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之间的两中择一；而为了避免野蛮状态的出现，使群众、社会主义者从事自觉的、有组织的活动就是必不可少的。
五、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也是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一个重要话题。德国的费切尔曾概括前此讨论中的观点说，变革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真正解放，是对人和个人的各种潜能的解放；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并不必然产生“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在没有民主结构的情况下，公有制只是另一种统治工具，马克思就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例，指出国家所有制和独裁的结合；只要需求和物品、服务之间有差距，“对物的管理”就意味着对作为分配对象的人的统治。只有生产者自己进行管理，即通过民主方式制订共同性的生产计划，公有制才能导致社会主义。而这就要求有科研、结社、出版的完全自由。卢森堡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就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其意义更为重要。
在苏东剧变以后，国外的社会主义研究结合剧变的教训继续探讨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如南斯拉夫的弗兰尼茨基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不平等、异化的根源，但是，并不是任何公有制都是正面的、有生产效率的；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只有负面意义；在社会主义的变革过程中，必然要有长期的混合经济阶段；如果强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那就会加强政治官僚主义而削弱劳动者的权力。
波兰的沙夫则指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概念的基本要素，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工人阶级的根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他认为，社会主义70多年的实践证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实践并没有证实私有制阻碍而社会所有制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实践也没有证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生产过剩危机会起消极作用。马克思无法想象社会主义国家会通过市场经济、对私有经济让步等办法来探索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产生于市场经济，而产生于过分的中央集权；在技术工艺的进步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的今天，“小的是美好的”以全新的方式提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问题。
六、关于社会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研究者历来把人的解放列为社会进步的首位标准，而贬低生产力发展的意义，并为此提出了种种论证。
一种论证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以人的解放（即把人从异化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关系中解放出来）代替政治解放，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只是真正解放的重要前提。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葛兰西越来越把进步限制在提高社会共有的物质生产力的范围内。斯大林则认为进步的核心是生产力的增长，要在生产方面赶超发达资本主义，认为把进步只局限在消费领域，就会使社会主义失去其真正的目标。以晚年卢卡奇为导师的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则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日常生活，把人从异化劳动、物化关系中解放出来，才会实现社会主义。
又一种论点认为，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解放劳动力的观点，把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归结为其一个方面：加速发展生产力，并以此而竭力扩大国家权力。
再一种论点认为，把社会主义的目标规定为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资本主义，那是把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束缚在一起，使社会主义不能克服生产力拜物教，不能缩小人对劳动机器的屈从程度，不能重新组织以消灭异化劳动为目标的生产。
七、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在苏东剧变之前，费切尔曾报道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正从革命转向和平过渡。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权力依靠的支柱，不再仅仅是暴力，也有对下层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意识形态统治，而最大、最有说服力的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是关于国家管理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的思想以及经济增长、货币稳定、收支平衡的主张。只要国家行使这种新功能，就难以在人民中间唤起革命倾向；二是因为阶级斗争日益演化成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斗争，即争夺对人民思想领导权的斗争。
苏东剧变以后，人们在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种观点以弗兰尼茨基为代表，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和进程，信息和科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国家的作用，非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运动比共产党人更好地理解了新形势，为此他们选定了通过旧制度的改良进行缓慢的长期进军的道路。
西班牙的卡里咯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从会在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中找到不少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一原则出发。他指出，今天某些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构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只要用国际层次的政治行动来改变其实质就可以了。
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观点则认为，根据新思维，要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别不是成为敌对的动因，而是成为相互交流、健康竞赛、共同发展、共同创造的动因；无论从政治中、还是意识形态中都要取消敌人的形象。
八、关于计划和市场
计划和市场是苏东剧变以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观点五光十色，大致有三类：
一类是狂热地反对计划而维护市场的观点。如意大利的佩利卡尼认为，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出，用国家这支看得见的手去取代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将创造出在技术工艺、精神道德方面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组织类型，但在实践中产生的却是经济的完全政治化、没有能力保障有限资源合理使用和生产力的发展的极权国家。这说明蒲鲁东是对的，马克思是错的，科学社会主义很不科学；市场是永恒的公民裁决，是自由和合理经营的基础，统一计划只能使经济核算成为不可能，经济合理性丧失殆尽。总之，集中计划是阻塞机制，而不是发展工具。
另一类是全盘否定市场的观点。比利时的曼德尔自称是和民主多元论联结在一起的民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拥护者。他说，在大生产和大工业的领域中赞美市场经济是犯了时代错误，所有资本主义大公司都预先对自己的年度生产或十年生产作出计划。
埃及的阿明认为，失业、世界发展的两极化、生态浪费等，全都是市场的必然产物，市场的合理性在再生产着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
美藉德裔学者弗兰克认为，市场化至多只能用性别、阶级、种族集团、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化，去取代另一种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化。由共产党统治所衍生的腐败、特权多半能被市场经济所消灭。但是，前一种两极化却可能在种族、民族、国际上发展，所以，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加剧国内、国家间种族、民族的紧张、冲突和运动。
1996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有1500人参加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还有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糟的特性结合在了一起，认为市场同资本主义的本质相联系，市场经济是造成官僚制的根源，资本主义之所以会被社会主义取代，就是因为市场经济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还有一类是居间的观点。如沙夫认为，苏东的事例说明，错误不在计划，而在于给计划经济强加的糟糕解释。计划能够预测国家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方向，所以计划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必须在各自的范围内，在每国的经济生活中共同有效地发挥作用。
英国的米利班德也指出，问题不在于是否应有市场，而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应占有的地位以及需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涉及国际和内部安全事务的领域是不允许有市场和自由经营活动的，国家干涉主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只在于如何使这种干涉主义为社会服务。
苏东剧变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就市场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美国学者罗默认为，社会主义的标记是平等主义，而民族的市场社会主义则代表着获致平等的最好希望，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并未挫败这种希望。他说，存在着对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见解，一种是新古典派的见解，它把市场看作是在有才能的个人中间组织竞争的最低限度的结构；另一种见解则把市场看作是人造体制的复杂网络的组成部分，一切个人的贡献都可通过它而得以消毒和精炼。后者认为市场可以和社会主义并存。有人认为南斯拉夫经济在70年代的失败是市场社会主义不灵的证据，罗默则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方面在南斯拉夫实验中并不存在。他以提倡和保卫一种把市场体系的力量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结合起来的新模式为己任，这种新模式兼容着效率和平等。
在当前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有的主张在某种形式公有制（证券经济）的前提下，保留资本主义劳动、资本主义市场及其运行方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以政治民主作保证；有的主张赋予劳动者以管理企业的权利，同时限制、调节和取消资本市场，使自治的企业通过自治的银行向公共投资基金借贷资本；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制度是阻止经济向民主化方面转变的主要障碍，建议通过专门法规和国际协定对它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削弱它的权力，而企业则实行由政治权利来协调的股东、企业人员、用户三方的共同管理；有的主张把计划和市场在民主领域内结合起来，认为企业自治和全社会的计划投资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开辟了前景，将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有的建议用税收所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都能自由地获得有关技术、价格、工资、商品等经济信息，从而打破资本的垄断、削弱其剥削能力，最终导致资本市场的取消，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条件。
英国学者狄梵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缺陷，是缺乏任何改造的视角和远见，它反映了左派没有超越对国家主义的正当拒斥。他说，市场社会主义是坏的意义上的乌托邦：在废除了私有制的经济中，有可能主要通过间接控制去进行计划和调节。可是，为什么国家管理或工人管理的企业，要在一个受调节的社会主义市场里也去追逐其狭隘的私利？其次，市场社会主义的逻辑是，在那里有无差别对待的调节，就是说，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企业；再次，市场力量的强制性加强和再生产着异化，企业中的工人体验着无力和不能参与到对他们具有主要影响的决策的关系中去。人民被当作工具来对待，被当作由胡萝卜和大棒刺激体系所操纵的客体，这种体系加强了他们狭隘的自私自利的意识，而不是被鼓励沿着自我活跃化的主体的方向去改造自己。所以狄梵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今天最迫切的需要，是发展一种自治社会主义的模式，一种不是建立在市场力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协商协调的基础上的民主计划模式。
九、关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客观基础
曼德尔认为，生产力的国际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的国际化和阶级斗争的国际化。他说，今天，700家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市场，它们使任何一种国家政策，使任何一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抵抗失效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至少就长期而言，这是无产阶级有必要和有可能复兴的客观基础。要么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建立，要么是死亡，要避免威胁着我们的灾难，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是唯一可能的未来解决办法。他强调说，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是下个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将来既不会有后工业社会，也不会有计算机社会；既不会有知识权力代替资本权力，也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衰亡。
弗兰克也认为，生产力和资本的国际化，排除了把个别民族国家同处于领导地位的、囊括一切的世界体系分割开来的可能性。
十、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
尽管在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目前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也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矢志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智利共产党前总书记科尔巴兰坚信人类将重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资本主义绝对无力解决个人和全人类的问题。
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古普塔说，某些“模式”的社会主义出于某种原因失败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美国共产党领导人霍尔认为，虽然从短期看，苏东剧变是一个倒退，但从长远看却是前进了一步，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
日本学者伊滕诚教授说，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理论和思想。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尝试的好时机。
瑞士日内瓦市长埃德雷尔也说，他相信总有一天将会出现一种与在东欧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新型的社会主义。
美国学者马布拉尔教授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危机，增强着他关于社会主义的选择仍既有重大意义、又有政治必然性的信念。他强调必须敢于具有历史性的想象力，敢于做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总有一天，社会主义会象凤凰那样，从1989－1990年的所谓“死亡”状态中获得新生而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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