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基本思路
1.对计划经济模式下长期形成的传统财政理论进行更新和创新，并不是不要继承，否定以往的一切，也不是小修小补，做表面文章，或者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理论，简单化地拿来了事，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开阔视野，总结经验，去粗取精，调整思路，构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发展的财政理论。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正确论点的产生，都是以往知识单元在新的思路中的重新组合。任何一种理论的创新总是现实的真正科学的概括，并能指导事物朝着新的方向发展。
2.过去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计划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将计划经济体制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现在，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办法是在坚持改革开放中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财政理论必须走出四大误区：只重生产分配关系不断调整，忽视效率的误区；政府管理经济便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误区；多元利益主体被否定的误区。实际上，财政必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清除障碍，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
3.中国市场经济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府公共财政。它应吸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又要使之切合中国的实际，化为人们能看得懂、用得上，行之有效。这里一条重要的思路是要注重财政理论在创新中的实践性、改革性、开放性，强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即发展的财政理论，包括财政怎样推进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分配关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稳定社会经济发展等在内。立足发展、促进发展、加快发展，政府公共财政方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此相关，政府理财思想要来一个大解放，至少应树立新的四大理财观点：开源与节流并重、总量与结构均衡、公平与效率兼顾、国富与民富同步。此外，对市场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浅层次统一、深层次混乱”，要有足够的估计。对于稳定、发展、改革的关系，政府、市场、企业、居民的总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关系；宏观与微观经济活动中的稳与活、管与放的关系等，均应有全新的思考。
4.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方法，需要改变以往僵化、封闭、“小进即满”的状态，跳出财政收支的圈子来认识财政问题，从宏观经济发展和变化去观察其来龙去脉。这是因为认识现实的方法，只有在反映现实本身的客观规律时，才会是正确的、科学的，才能达到理论研究的目的。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之所以显得贫乏、陈旧、落后于实际，与方法不当、方法脱离实际，有很大的关系。由于知识发展水平的迅速加快，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特点，尤其需要讲求方法的科学性，克服形而上学的弊端，用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方法来指导新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才能作出合乎科学的理论方面的回答。例如，依靠体系解决财政矛盾；对先进科技不了解，便意味着对自己落后状态的盲然无知；企业破产是为提高效率付出的代价；管理本身就是一场经济战等，内含着方法的变化与创新。
二、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大难点
5.西方财政理论虽然不过多地纠缠财政本质、财政概念等理论问题，但对什么是财政？财政是干什么的？财政与市场经济的衔接及其机制如何实现？仍然需要得到确切的回答。西方强调财政是政府的公共经济活动。它的存在以市场失效为前提。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它的理论基础。而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可界定为政府安排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对原来理论界提出的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经济管理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它的产生、存在、发展有其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诸条件，包括剩余产品的出现是其产生的物质条件、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国家的形成是其存在的标志。它经历了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不同分配形式的发展、不同类型管理的发展、不同财政范畴的发展等历史性变革过程。据此，财政应区分为四个层次来认识：一是作为经济范畴，这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二是作为经济活动，它是政府的公共经济行为；三是作为经济机制，它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实现方式；四是作为经济管理，它是市场经济模式或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府公共财政，其共性表现为政府的主体性、公共产品性、利益机制性、公平效率性。这本身就是传统财政理论的更新和发展。
6.财政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涉及到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财政职能的确定及范围的选择，成为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另一难点。我国财政理论界提出的“三职能”论（分配职能、调控职能、监督管理职能），如果与西方财政理论中的“四职能”论（配置职能、分配职能、调节职能、稳定职能），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区别。我国从社会总产品的扣除理论出发，把财政只限于分配领域的合理化之内。而西方则从市场配置、政府配置出发，把它和资源优化、收入公平、经济稳定直接相联系，并且作为政府的公共经济活动，贯穿于始终。显然，后者有许多长处值得借鉴。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职能，突出财政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经济稳定的职能，有助于正确地发挥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功能。财政应当在市场经济中努力成为政府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收入公平分配的有效砝码、宏观调控的可靠手段、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至于财政职能范围的调整，哪些该管或不该管，哪些应退出或应增强，则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条件下，是可以变化的，也是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7.财政运行与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性对接，有些什么规律性可循？应该承认，财政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性，而且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可分离。那种认为经济规律和财政规律可以划等号、财政规律就是财政原则的同义词，甚至回避财政规律难点的研究，是不对的。人们提出保证政府正常合理、最低需要的分配规律；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优化资源配置的规律；国家、集体、居民收入兼顾分配的规律；财力总量和结构均衡的规律；政府实现责、权、利、效有机结合和统一的规律等，为我们打开了认识规律的大门。关键是面对丰富的财政实践，不断总结、认识、再总结，知难而进，使之引向深入，真正把握财政运行的规律性。
三、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大主线
8.财政作为政府配置资源的主线，需要按照市场配置、政府配置的理论；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理论；资源足额补偿的理论、资源有效性和制止浪费损失等，深入地阐明它怎么弥补市场失效、怎样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怎样开辟新的生财领域。政府配置资源，必须运用政策引导、体制约束和不能离开市场供求调节。它既是资源整体优化组合过程，也是力求付出成本最低的过程。同时还是为市场基础性配置腾出合理空间、进行合理分工的过程。现在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已从人、财、物扩展到地、时、信息、创造力等诸方面。资产、资本都可以视为人造的生产要素。资源、财源、生产要素的配置为政府理财的开拓提供了全新的契机。
9.财政作为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主线，日益显示其巨大的制导作用。财政宏观调控是一种政府自觉性调控，目的地是于更好地保证市场的自由运行，而不是把市场统死。财政调控利益分配格局，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全面提高社会公共福利、增强中央和地方的调控能力，均有其独特的功能。为此必须建立、健全财政宏观调控体系，把握好调控时机、重点和力度，综合运用经济杠杆实施多种方式的调控。
10.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主线，不能因为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退而牺牲公平求效率，或者是牺牲效率求公平。面对公平、效率这两大目标，如果事先即确定两者不可得兼，其结果必然导致对立或异化。因此，财政承担着公平与效率力求最优组合的任务，必须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之间最佳结合，并把两者的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效率是实现公平的保证，任何只重公平或只重效率的分配，都会使总体目标偏离正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别、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都要求政府按照公平与效率相兼顾，相统一的原则行事，才能逐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保证共同富裕变为现实。
四、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的三大重点
11.财政模式理论创新。紧密地结合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建立财政模式的理论，对于怎样选择有效的财政模式？选择何种财政模式？如何实现确定的财政型模式等，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模式是事物的典型结构及运行方式的理论概括。人们在发展中提出建立生产建设型财政模式、“吃饭”型财政模式、公共财政模式等多种论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模式选择的不同认识，但各有局限性。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模式，不能只“吃饭”和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用行政性为主配置资源去排斥市场基础性配置资源，不能只局限于维护政府消费需要，而把庞大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放在一边。因此，提出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运行的集“稳定、发展、均衡”三位一体的财政模式，是可行和可取的。稳定是基础和前提，发展是目标和后盾，均衡是保证和中心。它不仅把社会经济、财政的稳定，发展生产力、消除“瓶颈”制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任，决量和结构的均衡、各类分配关系的调控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为改善财政的微观基础，转换财源、积累、分配等一系列结构，建立有效的财政运行机制，指明了方向。
12.财政政策理论创新。政策是人们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它有其自身的理论依据、结构体系、目标及手段、效应及方式。进行政策理论创新，就是在于总结我国财政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吸取西方财政政策的有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政策。现在，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国债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都在制订、调整和实施，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财政部政策，统领全局，协调各项分政策，规范总体的财政行为，回答是肯定的。
传统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政策，是运用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的原理，在财政政策领域的高度概括，并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它的许多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光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变化，也需要发展和充实。一个可行财政总政策，必须处理好计划与市场、速度与效益、公平与效率、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之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财政总政策作为政府的总主张，总要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还要确保宏观调控、公平分配、人民生活改善等沿着正确轨道运行。因此，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总政策归纳为：“优化资源配置，调控结构均衡，促进财源建设，合理收入分配，确保公共需要，实现持续发展”，或简括为“总量均衡，结构优化，分配公平，社会进步”，使总政策的目标更为明确，政策效应更便于判断，同时各项分政策也能从总政策中把握住调整、进退的方向与时机。
13.财政制度理论创新。新体制、新制度要求建立新的财政制度。围绕总财力的变化（预算内外财力、体制内外财力、制度内外财力）、国有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实行公司制、发展股份制、强化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两个体系等）、国债市场化的推进（内外债的市场化、内外债的规模和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待业保险为主的建制）等，进行制度方面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还只是起步。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规范性，都需要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制度脱离实际，制度约束必然流于形式。我国财政收入流失严重，税收偷漏现象突出，国有资产流失屡禁不止，资财挥霍浪费成灾，都和财政制度松弛、政策管理薄弱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重建财政制度理论，重组财政制度体系，有其现实的紧迫性。
五、跨世纪的财政理论发展的大趋势
1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立，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国有资产经营职能的分解和分离，跨世纪的财政理论发展，至少在下列几方面将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势头，将进一步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一个股份化改制、集团化改组、民营化改造、利用外资嫁接的深层次企业改革，必然普遍得到推广。这既为财政与所有制关系的改革提供了新的重组条件，又为财政发展与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的财源建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实际上，原来的那一套生产靠计划、盈亏靠财政、发展靠政策，已经基本不灵了。因而按照市场化的要求，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组（调整结构）、改制（转机建制）、改造（加大技改力度）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的同时，把发展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置于重要地位，特别是一些无多少主导产业的地、县，实行宜集体则以集体为主体，宜个体私营则以个体私营为主体的战略，一可以增加社会总供给；二可以消化一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三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四可以增加社会财富，包括财政收入在内；五可以缓解财政增加投入的压力，充分发挥民间资本的作用。这里关键是把发展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不能对立起来，同时从拓展财源建设的高度，把它们双双推向市场，在市场平等竞争中发展和壮大。
第二，财力分配的社会化、一体化、区域化，势不可挡。政府理财面临人口、粮食、耕地、就业、能源、科教、环境等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不从社会化分配的高度确定财政分配，社会总体利益格局、公共福利提高、社会全面进步，都将受阻；不从一体化范围发展财政分配，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或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使城乡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社会政策经济科技一体化等止步不前；不从区域化的标准推进财政分配，各种优势不能互补，资源优势不易变为经济优势，“捆绑式火箭”的功能得不到发挥。所以，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应回到社会中去解决，众多的区域化矛盾，置于一体化中去调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差距，怎样缩小而不是扩大，需要有全新的超前估计和制导，这是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需要。财政通过产业政策倾斜、地区优势互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强化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等，对中、西部地带发展进行支持、引导，可以发挥特有的作用。只有促进中、西部地带和东部地带一样，抓住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放，在增加科技含量、完善基础管理上下功夫，才能改善差距扩大的被动状况。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堵在农村，还是向城市化转移；工业反哺农业，支持农业的现代化，如何起步；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带几千万人脱贫任务很重等，都要清醒地进行引导、疏导、制导，才能防止矛盾的扩大，逐步清除各种大大小小的梗阻。
第四，改善财政理论研究中量化落后的状况，使定性多、定量少、定性不准、定量不清的局面，有一个显著的改善。例如，财力分配中，名义财政收入增长和实际财政收入增长，由于按不变价或按现价计算的不同，再加上通货膨胀率的因素，往往形成完全不同的结论，变成不可比和不可依据的失效信息。又如预算外财力、体制外财力、制度外财力，口径不一，范围不清，规模不实，量度的“水份”很大，对宏观决策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再如，财政政策目标，定性分析多，而对其各种乘数效应等，则缺乏论证。凡此种种，财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许多数量关系，财政实现公平分配的数量关系，财政平衡或赤字的数量关系等长期停留在经验数据判断水平，没有真正形成系统的数量模型分析，这与财政管理现代化是很不相称的。出路就是从改善基础和强化基本功入手，将高等数学应用于财政的定量分析，运用计算机手段，实现财政信息的科学化，提高整个财政理论研究的水平。
第五，逐步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财政理论体系。在吸收传统财政理论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有益成分的基础上，有两种思路可供选择，一是按照市场经济中的财政基本问题构建，包括财政基本理论的发展（什么是财政、财政是干什么的、财政的规律性、公共产品理论）、资源配置与财源建设理论、财政总量与收支结构均衡理论、财政宏观调控体系论、财政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论、财政政策及效应理论、财政体系及制度建设理论（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税收制度、国债制度、补贴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后备制度等各环节的建设）、财政体制改革理论、财政管理现代化等九大块组成；另一种思路是从政策分配的纵深广度与高度构建，可以区分为“五化”（财政分配的社会化、一体化、区域化、综合化、规范化）和“五论”（财政分配过程论、体系论、模式论、机制论、均衡论）进行概括。当然，还有一种观点，即在原有收、支、平、管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如增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共财政的部分内容，充实公共支出的成本——收益分析，删除过时的统包分配、行政指令配置为主等论述，这也不失为一种过渡性的方法。但是要回避财政理论重组、重建，以为可以建立起新的发展财政学，这是不切实际的。何况知识前沿受阻，横向交叉发展必然，各种学科之间相渗透加快，财政理论发展与创新，也只能知难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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