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实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和平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4）05-0041-05
自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的世界工业化进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百年间铸造了几十个工业化国家，先后有英、法、德、美、日等工业化强国通过工业化而崛起。历史表明：这些国家的崛起总是和殖民掠夺及列强为分割殖民地进行战争相联系的。我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世界工业化进程，称之为第一轮世界工业化进程，或称之为传统工业化道路。
随着战后殖民制度体系瓦解，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地区）纷纷开始工业化进程，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世界工业化进程，我把它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也可称之为迟到的工业化。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员，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已开始推行工业化，但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
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内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当代国内外的这些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必须完成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历史任务，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必将是一条与传统工业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代国内外条件给中国提供了“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对这历史机遇的深刻认识，给我们展示出一条在今后20～30年内把这一历史机遇付之实践的发展道路。
一 新型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与特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时期。前一转轨，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后一转轨乃经济结构的转变。历史表明，要把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为现代经济结构，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产（主要是工业）和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降低一产（主要是农业）所占比重；特别是要改变就业结构，要大大降低一产所占比重，通过工业化和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进程，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产、三产中去，变成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世界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经过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我国为工业化已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统计表明，在1961～2001年40年间，我国一产（主要是农业）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从36.16％降到15.23％，二产（主要是工业）的比重却从31.88％增到51.15％；一产从业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从77.17％降到50.00％，而二产从业者的比重却从11.16％增到22.3％。这虽表明了工业化的进步，但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二产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值总额中的比重在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占全国劳动力总数一半的农民，仅创造15.23％的商品性财富，却要供养着占全国人口63.9％的农村人口。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出路何在？主要应从工业化和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它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
我国共有劳动力达7.4亿人，约有3.7亿在农村，近二十年来外出农民工约9000多万。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经济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从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将会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及其它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率计，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增加值在商品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
所以，我国二重经济结构的现实，决定了推行工业化乃是我国通往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我们无法超越工业化历史阶段。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又使我国这个迟到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与传统工业化所不同的新特征，即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使我们能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历史使命。
1.我国新型工业化是在信息化时代进行的工业化。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早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而以信息产业为代表高新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其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就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讲，我国的工业化阶段跟发达国家的信息化阶段相比落后了一个历史性阶段，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不应该也不可能凭主观愿望超越这个历史阶段。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信息化时代给我国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应该说，牢牢把握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历史机遇，乃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别于传统工业化的一个最重大的特征。
我们知道，主要发达国家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曾依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等科技力量推进和实现工业化，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信息化为何物。我国推进工业化虽比主要发达国家晚了二百年，但我们既不必也不该亦步亦趋地沿着传统工业化的老路走，先搞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然后搞信息化，搞“爬行主义”，而应该也可以用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必须强调的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决不是用信息化“代替”工业化，其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要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我国来说，传统产业决不是什么“夕阳产业”。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有很强的渗透力和提升力，信息技术可以渗透于从产品设计、研发、制作、管理、营销等整个过程之中，并会大大提升产品质量、效率与效益，使制造业等传统产业能在与高新技术结合的基础上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后发优势。
2.我国应利用和可以充分发挥另一个后发优势，就是迎接世界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潮流，大力引进发达国家（地区）提供的过剩资本和先进技术，跟我国所拥有的比较优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相结合起来，以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重要发展趋向。一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时代，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另方面一些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等）、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日益衰落，有的沦为“夕阳产业”，不少企业移至国外，特别是一般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这两个趋势的结合，在60～70年代曾造就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被称之为“新工业经济体”（NIES）。世界制造业还进一步向其它发展中国家（地区）扩散或转移。我国自80年代初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迎接了境外的产业转移。尽管我国工业化比发达国家晚了二百年，但我们大力引进外资及先进技术，跟国内富裕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市场优势相结合，不仅是我国利用后发优势，也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利用外资金额从2001年底的40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底的5300多亿美元，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雇佣人员达2300万人，各项外经贸业务的从业人员达7000多万人。我国吸引的外资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塘地区这三个地带，我国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也主要集中在这三个地带，来自内地的巨大“民工潮”也主要流向这三个地带，最近调查表明，不仅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相对集中的领域，而且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及通讯设备）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对外资也最具吸引力。决不可轻视“三来一补”之类加工贸易方式，我国沿海地区当初就是从“三来一补”起步的，至今，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出口贸易的55％。加工费虽低廉，但扩大了就业。尽管有人担心，“中国越成功，对劳动力的争夺就越会推动工资成本上涨”，使得“中国可能会失去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光彩”，[1]这个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中国腹地广阔，地区经济差距大，可供制造业基地延伸的空间还很大，等到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也上升到目前沿海的水平，中国也早就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从境外引进的不仅是资本，更重要的是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无论就制造业或高新产业来说，我们能从国外引进并获得的不可能是最顶尖的技术，但可争取引进并获得先进适用的技术。我们决不可对此抱消极态度，不可主张一切靠自己从头开始，搞“爬行主义”，而可采取“拿来主义”，充分利用别人已有的科技成果。关键在于不能躺在“复制”的基础上，而应努力消化、吸收和创新，变成自主的科技成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在日本《读卖新闻》（2003年1月16日）发表文章，强调“东亚经济模式应该从模仿型向创新型转变”，指出“像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必须循此来进一步开拓市场”。只有引进（复制）——创新，后发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3.我们可吸取发达国家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教训，决不走对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对环境实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合理开发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保护和治理环境以造福子孙，走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来。这正是我国在总结国内外长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
二 “崛起”的经济含义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我国在信息化时代推进工业化的基本战略。它为我们牢牢把握这个历史机遇，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可靠保证。只要我们深刻认识和切实贯彻这个基本战略，就能够在本世纪的头20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何谓“崛起”？中国“崛起”对世界和对中国自己究竟具有何等经济含义？值得在此作一简扼的阐述。
1.一般经济含义的“崛起”。从世界经济历史看，一般经济含义的“崛起”，是指一个国家从农业为主的落后国家通过工业化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或“工业经济体”。欧美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二百多年间通过工业化而“崛起”的。从上世纪50～60年代起，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都致力于推进工业化。“四小龙”在东南亚地区率先“崛起”，建成“新工业经济体”，东盟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在上世纪最后30年里也有较快进展。例如，在从1970～2001年这30年间，印尼农业在GDP中比重从35％降到15.2％，而工业的比重却从28.0％增到36％；马来西亚农业比重从28％降到8.2％，而工业比重却从30％增到43.1％；菲律宾农业比重从28.2％降到20.1％，而工业比重则从33.7％增到34％；泰国农业比重从30.2％降到8.0％，而工业比重由从25.7％增到44％。[2]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进步，国际社会称之为“亚洲的崛起”，意味着这些国家（地区）会在未来20～30年内将跻入工业化国家（新工业经济体）行列。中国自然置身于“亚洲崛起”的行列。尽管国际社会在谈论什么“亚洲崛起”或“中国崛起”，也只是表明这个晚来的工业化正在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向工业化经济推进，即使10～20年后工业化任务的完成会缩短跟当今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但差距仍相当大。尽管如此，这个“崛起”的结果，确会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面貌大大改观，可以摘掉“发展中国家”帽子，成为“新兴的工业经济体”或“初级的发达经济”。
2.对于推行新型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崛起”还有一层特殊的含义，即能在本世纪初期阶段把中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新型工业化道路上已走了20年，目前已成为举世瞩目的“制造业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中居第4位，但远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关键在于我国工业部门还缺乏强化的产业结构，还必须建立强大的工业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装备工业。装备工业是工业科技发明的物质载体，是驱动制造业乃至整个工业向前奔驰的发动机。我国装备制造业已有一定基础，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较为雄厚，但毕竟技术基础薄弱，滞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据一份调查报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而居第4位。但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制造”的产品时，却发现更多的是“本国身体，外国脑袋”。我国工业总体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20～30年。[3]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我们热衷于引进技术和设备，却在吸收、消化、创新方面投入不够，导致自主开发能力薄弱；二是外国企业对核心技术严加限制，即使已在华投资设厂甚至设立研发机构的外资企业，也紧抱“专利权”不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速建立和壮大我国自主的科技开发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强大的装备工业。事实上，自本世纪开始，中国工业化已进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新阶段。
中国具有在自主科技力量基础上建立强大装备工业，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之一的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1）中国有建立强大装备工业所需要的广阔的一般制造业基础，它们为发展装备工业和其它重化工业提供了强大需求和市场；（2）我国几十年（包括改革开放以前二十年）工业化的努力，已建立起包括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航天、生化等）在内的多门类的工业生产体系，尽管技术基础比较薄弱，但工业本身配套能力较强；（3）劳动成本低，而且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大，每年有上百万名理工大学毕业生，有40多万名国外留学生，拥有高学位的回国留学生日益增多；（4）随着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增大，近几年中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年吸收外资超过美国而居世界首位，特别是今后外资引进也将在我产业政策指导下向重化工业倾斜。我国的上述优势条件，是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或很难具备的。这些国内外优势条件，若能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定能在新世纪初期阶段，把中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建设成一个新兴制造业强国，建设成一个集工业科技开发中心、加工制造中心、制造品出口中心于一身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这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应该说，像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有条件在今后几十年内建设成这样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
近年来，国内外都曾把“世界工厂”的桂冠戴在中国头上，我很不以为然，中国将在新世纪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之一，跟历史上的“世界工厂”是两回事。历史上英、德、美、日先后成为“世界工厂”时期，制造业均属代表该国乃至世界科技含量和水平最高的龙头产业，强大的制造业曾使他们叱咤风云，称雄于世，跟殖民扩张、炮舰政策和殖民战争紧密相连。而当今时代中国势将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之一，乃是我国新型工业化跟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相结合的结果，当今代表最高科技水平的产业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而非制造业，中国即使建成世界制造业基地（中心），但其综合经济实力尚谈不上世界级经济强国，跟主要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最重要的一点是，跟那与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紧密相联系的传统工业化截然不同，中国不仅跟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是在殖民制度体系的废墟上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而且为了推进工业化，中国除了依赖自身的努力外，还须借助于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国际潮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因此，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和开展国际合作乃是惟一选择。这条国际合作的道路，也正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所要求的。
三 国际合作：和平、发展、双赢
我国“新型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在以信息化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猛发展条件下产生的历史趋势。它要求突破地缘政治的某些限制，超越国界，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各种资源，形成全球规模的商品网络、货币网络、资本网络、金融网络等，把世界各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改革开放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加入WTO就是为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互尊主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合作，更好地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加速我国新型工业化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我国还积极参与和周边国家的多边的和双边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如与东盟10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开展中、日、韩与东盟（10+3）的经济合作，确立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北亚地区合作等，以切实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和平方针，实现共同发展。
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国际贸易可促进资源优势互补，导致“共赢”。发达国家将其业已失去优势的一般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可以延长其此类产业或产品的生命存活期，并为其发展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资源和就业，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从国际的产业转移中可以引进境外投资、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经验，不仅扩大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而且扩大它所需要的重大设备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在这种经贸合作中，中国实际上将它所拥有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广阔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各国共享。美国《纽约时报》2003年3月21日发表记者丹尼尔·奥尔特曼的文章《中国是伙伴还是对手？》，指责所谓“中国将毁掉美国的制造业”的说法是“危言耸听”。他认为，美国有关企业是根据市场竞争规律把产业转移到国外的，“美国企业看到日本、台湾、韩国纷纷来中国投资，把中国大陆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自然应加入到这个竞争中来”。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规律所推动的必然趋势。他进一步认为这有助于推动“美国从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转型”，并引用统计说，过去两年里美国制造业减少了200万个工作岗位，使制造业从业人员减少到1600万人，跟20世纪50年代差不多，可是过去50年间美国服务业从业人数从大约3000万人猛增到1.07亿人。这表明美国并未发生“产业空心化”，而是进行“经济转型”或“结构升级”。此外，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中国进口大批物美价廉的消费品，使美国通货膨胀率减少2个百分点，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和家庭获得实惠。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仅中国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可以跟世界共享，而且中国广阔的市场，也可和各国共享。例如，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近几年增长迅速。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从2000年作为美国的第11大出口市场，到2003年迅速上升为美国第6大出口市场，成为美国农产品、大型机械设备、大型客机、计算机芯片和通讯设备的重要市场。近几年我国与日本、东北亚、东盟及台湾省的进口贸易均以30％左右年增长率增长，我方的外贸均属逆差，2003年逆差额达到15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不等，他们的机械设备、通讯设备及众多初级产品和原材料，都是中国发展经济所需要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的著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在美国《财富》双周刊（2004年3月22日）发表题为《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中国人》的文章指出，不仅美国消费者从中美贸易中得益最多，而且中国成为其亚洲邻国和其它国家重要的增长源。最近，罗奇在北京（4月底）表示，中国进口的迅猛增长，为各国厂商带来了巨大商机。仅2001～2003年，中国就进口了一万亿美元的外国商品，目前，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中国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市场，那么可以想象得到，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进一步向重化工业发展阶段推进，随着中国坚持启动内需并大力提高农民收入，把几亿农民组成的广大潜在市场变成现实市场，中国势将成为世界最大新兴市场跟世界各国共享。在平等互利条件下通过WTO和地区性安排开展的国际经济合作，势将加速经济发展，导致双赢。国际经济合作和地区性合作，无疑需要和平的环境来保障，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将使和平环境得到进一步巩固。尽管合作中间也会发生这种或那种纠纷和矛盾，但这一切都可在各有关方面和国际机构的努力下本着互尊、互让的合作精神得到合理解决。和平保障发展，合作导致双赢，和平-发展-合作-双赢将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强音。
总之，信息化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潮流，已给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而崛起提供了巨大历史机遇。中国新型工业化就是牢牢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利用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地区）转移的历史趋势，实施“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更快、更好地实现工业化历史任务。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可望完成工业化历史性任务，届时中国人均GDP可达到3000美元，可谓完成工业化历史性任务之时，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之日。中国的“崛起”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崛起”必须依靠对外的和平合作来实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这么一条把国内外历史条件给中国和平“崛起”提供的伟大历史机遇付之实践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崛起”，不仅只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意愿”，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进行自觉、长期、艰苦的和平建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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