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发展趋势论文,业内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地区）经济水平迅速提高，许多产业的发展逐渐接近，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东亚各国（地区）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揭示了东亚地区不断增强的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以及该发展趋势与东亚产业结构整体性演进态势、人均GDP提高之间的内在逻辑。研究结论对中国贸易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策略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 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
准确地定义产业内贸易非常困难，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为了简化统计和准确地把贸易商品区分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很多学者如Grubel和Lloyd(1975)、Greenaway和Milner(1982)，将商品分类号前三位数字相同的商品的双向贸易额作为产业内贸易额。
以此为标准，贸易商品可被划分为10大类（注：(0)食品、供食用的活动物；(1)饮料、烟草；(2)非食用原料、生皮、生元皮、油籽类、橡胶（天然、合成）、木材、纸浆、纺织纤维、天然肥料、金属矿沙；(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煤、石油、天然气及其产品）；(4)动、植物油脂与蜡；(5)化学制品；(6)皮革及其制品、橡胶制品、木制品、纸、纸板、纸制品、纺纱的织物等制品、矿冶、金属制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卫生、水运、供热、照明设备、家具及零件、旅行用品、服装及附件、鞋靴、仪器、器材、钟表；(9)难以分类的其他商品。），其中第0+1、2+4类和第3类商品大多是传统与初级产品；第5类与第7类商品大多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第6+8类商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第9类包括邮件、武器等非常规商品，未纳入本文讨论之中。
（一）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G&L指数）
假定
分别表示一国（地区）第i类产品组合或产业的出口值(FOB)和进口值(CIF)，那么，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ITT)可以表述如(1)式。
一般说来，0≤IIT≤1，当IIT越接近1时，说明该国第i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大；反之，当IIT越接近0时，说明该国第i类产品产业间贸易的比重越大。
如表1所示，在1990-1996年间，东亚国家（地区）各大类产品，尤其是第5类和第7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除日本和印度尼西亚之外，其他各国（地区）的第7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较大。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在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较小的情形与它们本身产品的竞争力相符：日本在该类产品方面有强劲的竞争力，而印度尼西亚在该类产品方面竞争力较弱。但在此期间，它们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还是有了一定的增大，这说明仍有趋于产业内贸易的倾向。事实上，在1990-1996年间，日本第7类产品的出口增加了不到50%，但进口却增加了1.3倍，而印度尼西亚该类产品的出口增量则远远大于进口增量。表2则显示，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重心逐步向第5类和第7类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倾斜，而第6+8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中所占比重正在逐步减少。由此可见，产业内贸易正日渐成为东亚经济体之间贸易的重要形式，而且这一形式还在不断地增强。
表1 东亚国家（地区）各大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情况（G&L指数）比较：1990与1996年
国家
产品类别
（地区） 0+1 2+4 35 7
6+8
日本 0.090.120.050.990.301.00
0.060.180.070.890.460.94
香港特区 0.680.870.420.830.960.91
0.680.770.620.880.880.95
新加坡0.840.921.000.830.990.76
0.870.980.890.950.960.76
韩国 0.740.200.120.510.970.38
0.510.250.270.820.890.92
马来西亚 0.830.280.430.330.840.92
0.660.240.500.640.961.00
泰国 0.400.780.120.240.540.96
0.400.990.390.580.580.92
菲律宾0.770.780.170.300.460.97
0.700.860.210.220.790.91
印度尼0.540.890.300.310.080.68
西亚 0.980.700.450.450.440.58
中国大陆 0.680.820.390.720.670.66
0.690.530.920.660.780.64
说明：各国（地区）对应的两行数据中，第一行为1990年的数据，第二行为1996年的数据；由于缺少泰国1996年的出口数据，所以表中相应数据是根据其1997年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台湾因相关资料不完全，而且统计口径不一，所以未将其列入。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93与1997年度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而得。
表2 东亚国家（地区）第5+7类产品与第6+8类产品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1990与1996年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93与1997年度相关数据整理并计算而得。
（二）修正的Glick-Rose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出口相似性指数与Grubel-L1oyd测度跨国产业内贸易的方法相类似，其优点在于：当它被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出口结构随时间推移趋于收敛时，该指数数值的上升能反映出这个发展中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进与工业化进程(Finger and Kreinin,1979)。
出口相似性指数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域内进行测度，即商品域和市场域（出口目的地）。Finger和Kreinin(1979)最先在商品域内提出了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测度方法，而Glick和Rose(1998)使用了市场域的出口相似性指数，他们的这一用法源自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
Glick-Rose出口相似性指数的数学表述如下：
上式测度了i国和h国出口到k国商品的相似性。X代表出口，i和h代表出口国，k代表出口目的地；
表示i国的出口总额，
表示i国出口到k国的商品额。为了调整国家规模相差过大带来的问题，Glick和Rose在(1)式中使用了出口份额这一概念，即
，表示i国出口到k国的商品额占i国出口总额的份额；同理，
代表h国出口到k国的商品额占h国出口总额的份额。0≤S(ih)≤100，如果i国和h国出口到k国商品的分布完全相同，则该指数值为100；反之，若i国和h国出口到k国商品的分布完全不同，则该指数值为0。
如果假定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在各国都是相应成比例的，那么这种调整可以去除贸易不平衡造成结果偏差的影响。但是总量偏差程度检验仍然是一个问题（注：对产业内贸易测度中存在的总量偏差程度进行检验的方法有许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直观法，另一种是计量法。直观法就是在一个较高分解层次上，例如用SITC第四或第五位数的产品群，来计算产业内贸易规模，本文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为此我们需要一个能应用于高度分解的商品数据公式，上述(2)式可将被进一步改写为下式：
在(2)式中，X的上标l代表第l种商品，
代表i国出口到k国的l种商品占i国出口到k国所有商品总额的份额；同理，
代表h国出口到k国的l种商品占h国出口到k国所有商品总额的份额。
我们对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地区）的出口相似性指数进行了分析。计算所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创立的贸易数据库COMTRADE，它包括了1971-1996年每年东亚各经济体387种商品（工业）的四位数SITC（注：SITC为国际标准产业分类，英文全称为Unired Nations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数据。为了平滑某些商品贸易流的年际变化，我们采用三年数据的平均值为一组。同时，我们选定日本作为参照国，因为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在东亚域内产业转移和传递中起主导作用。分析表明，东亚产业内贸易的产业结构演进的特性是：三个组别的经济体在不同时期，即NIEs在1971-1983年、ASEAN在1984-1992年以及中国在1986-1996年，出现迅速向日本出口结构收敛的倾向，此期间正是日本以直接投资形式对东亚域内进行产业转移异常活跃的时期。从1985-1996年，单个NIEs经济体对日本的出口相似性指数都在持续上升，但是NIEs作为一个整体对日本的出口指数却在平稳下降。对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此期间内，与日本出口相似性较大的那些工业制成品在NIEs的内部贸易中有一个很大的增加，超过了NIEs外部贸易的增加，相同的解释也适用于ASEAN。这意味着直到1997年，东亚各经济体都在不断提高与日本相似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量，因而东亚区域内的产业内贸易也有一个大幅度的增加。在样本期间，中国的指数一直高于ASEAN，这反映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工业化进程偏向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否则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在70年代不可能高达40以上。
二 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的动因解析
（一）东亚产业结构由垂直向水平的整体性演进态势促进了东亚产业内贸易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区域内国际分工格局基本上是一种以线性垂直分工为主的“雁型模式”，即日本→NIEs→东盟四国与中国。相对应地，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呈现出雁阵形阶梯模式，即技术密集型制成品→资本密集型制成品→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初级产品。80年代中期后，欧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急剧增强，迫使日元升值，日本加快了对东亚区域内的直接投资，投资额从1985年的10.32亿美元猛增至1995年的178.91亿美元，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直接投资带动了东亚域内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和连锁变化。东亚其他国家（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继起追赶，产业结构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不断趋近（注：值得注意的是，三组国家向日本出口结构收敛的三个相应的阶段也正是日本以直接投资形式对东亚域内进行产业转移和传递异常活跃的时期。），例如1988年，香港特区、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的彩电、冰箱、计算器等产品便在价格或综合性能上优于日本。因此，在原有垂直分工的基础上，东亚各经济体的水平分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表现为产业内的“产品差别化”分工、企业内的“生产工序型”分工和“零部件专业化”分工等形式。
东亚各经济体通过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积极参与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无疑增加了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相互流动规模。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资料(1998)显示，日本因零部件与中间产品的外购而大大增加了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进口：1990年，日本从NIEs进口的工业制品比重已超过70%，从东盟四国进口的工业制品比重也上升到20%左右；1994年日本进口总额中加工产品高达到50%左右。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被列于SITC同一级别的分类，这种状况使得产业内贸易计量的结果直接表现为该类贸易规模的扩大，这一点在产品复杂程度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表现得比较充分(Caves,1981)。
（二）东亚各经济体人均GDP的提高奠定了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物资基础与市场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各国（地区）对农产品和各种初级产品的需求下降，对制成品的需求上升，并且最终需求逐渐由非耐用消费品变成耐用消费品。Linder(1961)与Balassa(1986)等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显示，人均GDP的变化与消费者对变体产品的需求呈正相关，即人均GDP越高，消费者对变体产品的需求就越高，这无疑会推动产品向差别化方向发展，进而促进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
为检验东亚各国（地区）人均GDP与产业内贸易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OLS进行回归分析。以X表示一国人均GDP（以美元计），产业内贸易比率则沿用前面计算的各国（地区）产业内贸易指数，并以Y表示，样本区间选用1985-1997年。考虑到东亚各经济体产业内贸易比重与各国（地区）独有特点密切相关，如新加坡和香港特区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转口贸易国（地区），因而产业内贸易比重明显高于日本，所以我们分国家（地区）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85-1997年间，东亚各经济体的产业内贸易比重与人均GDP之间正向相关，尽管两个变量之间的系数不太大，但是具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虽然各个函数的拟合系数
有所差异，但是东亚各经济体间产业内贸易比重正随着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回归系数显示各经济体的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其产业内贸易比重就会增加0.7-23个百分点不等。
三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与修正的Glick-Rose出口相似性指数，对东亚区域内自80年代中期以来到90年末之间的贸易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研究证实了这一地区确实存在产业内贸易比重提高的趋势。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1985)认为，“与产业内贸易相对应的产业多数是高加工程度和高技术投入的制造业，它对资源转移的影响较小，对要素相对价格的影响不大”，“这些产业部门与国内其他产业间的连锁效应要远大于劳动和原材料密集投入部门，会带来一种动态的、有辐射力的效应”(Singer,1950)。因此，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趋势对充分发挥一国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之引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长期以来，封闭落后的产业结构致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长期在低层次徘徊，制约了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制成品贸易所占比重已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1999年的89.8%，但劳动和原材料密集型产品（按原材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计）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也由同期的37.8%上升到47.4%。中国第6+8类商品在总贸易中的比例始终超过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第5+7类商品，且位居东亚首位，而第5+7类商品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仅高于印度尼西亚（见表2）。因此，东亚产业内贸易不断增强的趋势为改变中国这种出口以劳动或资源密集产品为主的外贸结构、建立有利于中国经贸长远发展的支柱产业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应该利用这一趋势来扩大中国的产业内贸易。为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可以利用非均衡协调手段促成和强化产业聚合力量，通过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重点保护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通过对瓶颈产业和薄弱产业的重点扶持来缓解结构性约束，从而加大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强与发达国家间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和生产，加快中国产业技术改造，提高产业层次和水平。与此同时，规范政府行为，优化产业组织政策。利用市场化和法制化的手段来协调条块之间的关系，打破行政性垄断，统一国内市场，提高产业部门的集中度，规范扰乱市场秩序的竞争行为，培育有利于规模经济发展的市场结构。
其次，企业应当重视和加强产品差异化的创造，这是发展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微观内核。在产品差异优势中，品牌是实行“差别战略”的重要手段，它不但体现在质量和技术上的垂直差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产品的营销渠道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水平差异上，这些差异性极大地增加了产品出口的附加值。事实上，中国目前的许多产品在垂直差异上已经不逊于东亚其他国家，但由于缺乏著名的品牌和可靠的销售渠道而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应有的价格，也就失去了产业内贸易的意义。因此，中国的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形成一套统一、完善的机制，强化产品的差异性，从而创造出中国的国际名牌，使已有的产业尽快加入到产业内贸易中去获取应有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