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都督论文,日本论文,关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关东都督府为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地区设立的租借地管理机构。关东都督府下辖民政部和陆军部，分别负责管理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民政和辖内的驻军。其间，关东都督府经过了几次改组。其中，1919年关东都督府经过机构改组，原关东都督府内设的民政部被改组为关东厅①，原关东都督府内设的陆军部则被改组为关东军司令部。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关东厅又被改组为“关东州”。
关东都督府是续“满铁”、日本总领事馆之后日本在东北设立的三大机构之一。关东都督府也同“满铁”一样，在其内部专设机构，负责东三省政治、经济、物产交通、军事国防、自然地理和文化教育动向调查。
有关日本对东北调查的研究中，有关“满铁”调查部对于东北调查的研究论述较多。相比较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日本关东都督府的东北调查的研究论述不多②。
鉴于上述情况，本文以日本各研究机构及公共图书馆所藏的关东都督府各种东北调查报告集、出版物以及日本国内各文书馆馆藏相关档案文献为线索，厘清关东都督府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各种东北调查情况，并试图以此为研究中心探讨关东都督府对东北所进行的各种调查的调查内容、调查目的等。
一
关东都督府成立于1906年9月，系由日俄战争期间成立的关东总督府改组而成，负责管理从沙皇俄国手中接手的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租借地。按照日本相关的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由都督、民政部和陆军部组成。其中的民政部下辖庶务课、财务课、土木课、警务课、监狱署等③。按照地域划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的调查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大连、旅顺、金州等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调查。有关这一部分的调查情形，由于受到所藏档案机构的借阅限制，目前尚不能通过档案文献的查阅了解其中的具体详情。从我们目前查阅到的文书馆和档案馆中相关文献目录上，日本关东都督府自设立之初，就开始了对辽东半岛租借地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调查。这些调查包括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编写的《关于金州附近苇席生产流通调查报告书》、《瓦房店地区果物流通组合调查报告书》及《关东都督府内简易人口调查统计表》等，涉及辽东半岛边界地地形、河流山川、辖内人口(职业、人口构成、收入等)、气象(含陆地和海上)、产业、土地(含城市内房屋所有人，农村土地所有人及佃农耕种、地租、地税等)、交通(含陆路和海上)、鸦片馆、农业(含经济果树种植和畜牧业)等。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调查东北地区的第二部分为辽东半岛租借地外的对奉吉黑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调查。有关这一部分的调查不仅涉及范围广，涵盖了奉吉黑三省地区及内蒙古东部的广大地区，而且其调查的时期跨度也非常长，从1906年9月设立之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期长达近40年。就其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调查内容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于奉吉黑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的商业、农业、畜牧业、特产、土地、交通、物价、租税等涉及东三省地区的商业贸易情况及各地政情和军情等内容。
从目前收集到的相关文献出版物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最早对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系列调查的日期始于1910年前后，早期的调查主要按产业进行了调查。从当时的相关刊行物上看，这一时期主要的调查有《关于满洲大豆的调查》(1909年7月刊行、1912年1月再版)、《关于满洲棉布的调查》(调查人为山田亮、刊行日期为1908年)、《南满洲纸类》、(调查人为小田关小郎、1916年刊行)、《满洲柞蚕》(1917年刊行)、《满鲜葡萄业视察报告书》(调查人为川上善兵卫、刊行日期为1914年)、《满洲大豆及加工品》(1915年刊行)等④。这些小册子页数少，装订非常简陋，除了注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和刊行日期外，大多没有注明调查人员姓氏。其中，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早期调查并刊行的小册子《关于满洲大豆调查》，其调查时期为1909年7月间，刊行日期为同年12月，页数为211页，B5版纸型，手写刻字版印刷。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蒙古东部地区的大规模调查的高峰期为1915年至1918年间，其中这一时期对东北地区及蒙古东部地区所进行的“满蒙”经济系列调查最具典型意义。
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调查多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形式刊行。按照目前我们从国内公文书馆、图书馆藏书中收集到的相关出版物看，列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刊的有11册⑤，按照内文及扉页上的序文，其调查情况如表1所示。
其中，《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一册，⑥由洮南(原属内蒙古，现属吉林省)方面调查复命书和郑家屯(现为吉林省双辽地区，以下同)方面调查复命书两部分组成。依内文显示，洮南方面调查人员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嘱托”⑦北村吉藏⑧和添田泽三，调查期间为1915年1月至同年3月间，期间的调查路线为自四平站出发后，经八面城、三江口、郑家屯和巴音他拉⑨后北上抵达图什业图旗后，又西折经达赖汉王府领地后，穿行东扎鲁特旗抵达西扎鲁特旗王府所在地。在西扎鲁特旗王府逗留数日后，北村一行又返回西扎鲁特旗分歧点南行，经开通县⑩下辖的公营子、王家子、白塔子折回巴音他拉，其后经巴音他拉经由三江口、郑家屯原路返回四平站结束调查。北村等人在洮南地区的调查项目主要分为上述地区的自然地理地貌、道路交通及交通车辆、运费、城乡民居饮食起居(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家畜种类及数量和可供放牧的操场、牛马羊猪驴等家畜的死亡率和繁殖率、动物皮毛的产量、未耕土地情况、农业耕作用具、土地所有情况、各地农产品收获、土地所有人与耕作人关系、农业移民与地租、传统手工业中蒙古纸、高粱酒、皮革加工、榨油、砖瓦业、土器制造、毛毡编织、染房、豆素面乳制品等的生产、产量、销售价格及销售渠道；黑林山煤矿的开采情况、动物皮毛的加工、外国日用品中各国商品比例、畜产交易价格、集市及使用货币(含各种货币兑换比率)、钱铺、大车店等主要服务业的规模、营业主等。
在郑家屯调查中，其调查项目主要被分为“一般事情”、“纯蒙古产业状态”、“蒙古主要城镇”、“金融事情”、“蒙古人的生活费及购买力”等六个大项。其中，“一般事情”中主要调查内容为四平、郑家屯、开鲁县及巴音他拉地区的沼泽、山川、气候及上述地区内蒙古族居民的文字、人口、性格及衣食住行和宗教情况。“纯蒙古产业状态”调查项目中主要调查了上述地区蒙古族居民的畜牧饲养、农业耕作和工商业店铺及贩卖物品种类；在“蒙古主要城镇”调查项目中，北村等人主要调查了郑家屯、巴音他拉及开鲁县三个乡镇的交通运输(陆路和水运)、商店数量和种类及其中外国人经营的商店数量、日本商品种类情况；此外，北村等人还主要调查了上述地区商品交易及居民生活中商品买卖的各种货币兑换率、物价(家畜、日用品、食宿费用等)及金融机构(含钱铺、当铺、洋行等)；在“蒙古人的生活费及购买力”项目中，北村等人主要调查了当地蒙古族居民的年收入和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所用开销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二册全书由221页组成，活页印刷，竖排版，32开普通装订(11)。以内文判断，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此次派遣的调查员为“嘱托”添田泽三，调查期间为1915年8月6日至同年12月3日，调查地路线为吉林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郑家屯、阿尔科尔沁(现阿尔山、科尔沁旗)、巴林府、林西县、赤峰、开鲁县、通辽县等地。调查的内容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商业习惯、交易物资种类、价格、方式、通用货币、商人出生地、商号、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年均消费物品种类、农业和畜牧业的主要经营种类、土地耕作法、兽医数量、相关收入、蒙古盐产地、所有人、经营者、蒙古盐的产量、主要流通方式、价格、税收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三册由288页组成(12)。调查员为宫崎吉藏(旧姓北村)，调查日期为1915年至1916年的冬季。调查路线为内蒙古的哲里木盟西北部和索伦部南部地区及黑龙江省的一部分地区。调查分为地理、畜牧业、农业、林业、工业、商业、金融、地方警备和官制等九项，调查的内容为洮南县、齐齐哈尔等地区的运输、运输车辆、家畜饲养状况及交易情况(含定期集市)、牛、马饲养及死亡率、农具、耕作方法、土地地租、产量、地价、森林分布、森林种类、伐木及交易价格、木材运费及加工业、布匹销售及生产、香皂及钟表等日用品的销售、火柴及酒类销售路径、动物皮毛加工、流通渠道、上述各地农产品定期集市、中医药药材种植及销售、金融机构、通用货币种类、上述地区的驻军及治安状况、蒙古各地旗的人数、官吏及喇嘛庙状况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六册(13)由上、下两编组成，调查人为古曳好，调查地点为“旧海龙府下辖的西丰、西安(现吉林省辽源)、东丰、海龙(现吉林省梅河口地区)、辉南及柳河6县”(14)。该书内文中没有注明调查期间，但依印刷日期及该书刊行顺序推测，其调查的期间应该在1916年春夏之间所进行的调查。依据内文，该项调查分为一般调查和县别调查。其中，一般调查项目中，主要调查对象为上述地区的各种税收种类及税金征收标准及土地、农产品交易习惯。县别调查中，依西丰县、西安县、东丰县、海龙县、辉南县、柳河县的县别顺序，分别调查了上述6县的人口、自然地理、主要集镇、县衙军备宗教、农业畜牧(主要为养蚕业)、商店、交易货物种类及交易价格、传统工商业种类、数量、道理里程、运输工具、通用货币、主要金融机构、度量衡、居民日程用品的购买及地方官吏绅士名录等。该项调查有别于其他都督府民政部调查人员所进行的经济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上述地区的物产和交通及运输车辆，用该书内文中的话说就是为了“开海铁路预定线路及附近地区”所进行的调查，可以说是为日本计划铺设的开海铁路所进行的事前经济调查(15)。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七册全书由191页组成(16)，封面小标题为“吉林省中部地方现势概要”。依调查复命书内文，调查员山科启吉所调查的地区中除吉林、德惠市等地为现在吉林省下辖外，阿城、五常、舒兰等地当属现在的黑龙江省下辖地区。另外，按照该丛书的刊行惯例，其调查员结束调查后会马上提交调查报告书，其后接到调查员调查复命书的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会在第二个月委托“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刊行。而山科启吉在1916年10月结束调查，上呈调查复命书后，因该报告书中“所载条项悉数得不到民政部的认可”(17)而没有刊行，直到第二年4月才“依原文”交由大连的“满洲日日新闻社”刊行。其中原委由于缺乏文献史料佐证，尚不得其详。
从调查复命书的内文看，山科启吉此次的调查起点为长春，经农安、德惠、榆树后右折北上，经五常堡、阴背河、拉林抵达阿城，其后，原路返回榆树后南下至秀水甸子，经舒兰、瓦缸、乌拉街、旧站抵达吉林省会吉林。山科启吉的此次调查涉及沿途地理、工商业、农业、矿业、金融、税捐等6项，调查内容包括沿途各县和集镇人口、地理、交通运输(含水运和陆路运输)、工商业中农产品、手工业品、外来工业品的交易种类、价格、商店、运输、定期集市，农业中农产品生产、土地及土地买卖、耕作方式、农人生活状况，舒兰地区煤产量、销售，上述地区通用货币、各种货币兑换比价、金融机构以及吉林省内各种矿税、田赋、契税、木材税、烧锅税、地方税等捐税种类、金额等。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第八册(18)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嘱托”大神正节于1916年11月至1917年3月间，对现内蒙古林西、经棚(19)地区所作的经济调查出差报告书。根据该书内文，此次调查项目主要分为林西和经棚两个地区。在林西的调查项目中，受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遣的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林西地区的捐税、驻军、官衙及农业、金融、商业、交通运输、工业等五个项目，依次调查了税收种类、地价和地租、主要农作物、农具、肥料、货币种类、金融机构、商店经营品种、日本商品的销售情况、道路修筑、大车店数量、传统工业中的酒类、豆类生产及金银、铁器木器和皮革加工、砖瓦生产等情况。在对经棚地区的调查中，“嘱托”大神正节主要将该地区的调查分为了商业、工业、农业、金融货币及捐税、通信及交通机构等五大项。其中，在对经棚地区的商业调查中，受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遣的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畜产品、动物皮毛、食用盐、药材等的交易集市(定期与非定期)、交易习惯、使用主要货币、价格、货源及销售数量；在对经棚地区的工业调查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造纸业、金银铜铁(含农具、马蹄铁)器加工业、成衣鞋铺、木材加工铺、皮革毛毡、马鞍马具、钟表修理、面条(含豆素面)、饭店、大车店、染房、粮店等的数量、经营主及价格等情况；在有关该地区的农业调查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农作物种类、耕作习惯、土地关系、地价、农具使用、农业相关捐税、农作物价格、雇工工资及蔬菜种植和零售价格等情况；在有关金融和捐税中，大神正节主要调查了该地区的车马捐和货币种类及钱庄等情况。最后，大神正节还调查了该地区的电信、邮局、运输工具及道路的主要里程和修筑情况。
《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四册和第十册同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庶务课组织的对赤峰地区的经济调查复命书。按照《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册刊行说明，《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册刊系对该丛书第四册的增补(20)。但第十册，即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嘱托”的调查员三原作一对赤峰地区的增补调查，也为“以赤峰为中心所进行的调查，缺乏详细记述，其观察亦不得正鹄，姑且依所见原文刊行”(21)。由此可见，三浦稔和三原作一所进行的两次赤峰地区的经济调查均不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认可。
从《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中第十册，三原作一所进行的对赤峰地区调查看，三原作一对赤峰地区进行经济调查的时间为1916年9月至1917年3月，调查项目分为“赤峰县内一般状况”和“赤峰事情”两项。其中“赤峰县内一般状况”中所进行的调查有赤峰县的沿革、人口、自然地理、行政组织、宗教、农业及畜牧业和矿业等。在“赤峰事情”项目的调查中，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赤峰人口、主要资产家、税款用途、产品销路、运输机构、骆驼数量、通信机构、商业店铺、出资人、红利分配、中外商店明细、商会、交易习惯、购买力、主要农产品种类及销售、皮毛及药材价格。此外，该调查中着重调查了赤峰县内各集镇的传统手工业中烧酒、榨油、染房、制蜡生产销售及度量衡、货币(含各种货币兑换比价)、当铺等情况。另外在书附录中还统计和罗列了赤峰地区粮行、皮毛店、大车店、点心店、烧酒、染房、铁匠炉、木匠铺、盐店等各商店的店主、资本金、规模等情况。
我们仅从上述调查中可以发现，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的调查地区主要集中在吉林地区中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依现在东北行政管辖区域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主要调查区域为吉林省南部与辽宁接壤地区和辽吉黑三省西部地区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其调查的主要内容以上述地区的工农业物产、商业销售规模、货币交通等情况为主。其调查期间为1915年1月至1918年2月，调查时间跨度达3年之久。至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对东北中部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长达近3年之久的调查，我们将会在本文的后部进行详述，简而言之，我们仅就上述的调查内容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在这一时期中对上述地区的调查其表面上的经济动机非常明显，换而言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所派遣的调查人员中可能系人类文化学或民俗学的学者，但依上述所调查的内容而言，我们并不能由此断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上述地区进行了所谓的民俗文化上的“旧惯”调查，当然更谈不上是人类文化学意义上的民族科学考察。
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出差报告书刊行的同时，该府民政部还从1916年9月至1920年2月间陆续公开出版了系列的《满蒙经济事情》计24卷。该丛书收录了北至中俄边境的哈巴罗夫斯克南至大连地区，东至中朝边境城市西至内蒙古东部等地区的松花江水运、土地贸易、各地商情、货币银行、蒙古土盐、地租、果园种植、羊毛销售、日本商人、东北小麦生产及价格、东北牛骨加工、东北小麦粉大豆出口种植及出口加工、东三省政情及税收、大连港进出口、四平柳河赤峰等地商情、货币种类及兑换率、东北农家农具、雇工工资等各种调查报告。这些调查中既有受该府民政部派遣出差各地后所撰写的各种调查报告，也有一些民间商人、学者和浪人等自由撰写的东北各地调查和考察报告。这些报告虽然不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派员调查那样系统和全面，但这些刊行报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急于调查和了解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贸易和商业信息的迫切程度。
二
在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调查的同时，该府所辖的陆军部也对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各种调查。
如前所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与该府民政部同时期设立，但由于陆军部不为日本内阁所辖，故此陆军部组织条例为日本陆军大臣以敕令第204号形式单独发布。按照其初期公布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相关规定，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为“关东都督所辖”，下辖参谋部、副官部、法官部、经理部、军医部和兽医部(22)。其中，经理部原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内各师团的驻军军费开支收领及编制军部预决算的单位，但从该府陆军部刊行的有关东北调查报告及兵志中，该府经理部还负责对东北兵志地理的收集、调查工作。
从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刊行相关东北调查文献中看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初期对东北及蒙古东部地区的主要调查成果有《满洲志草稿》、《东部蒙古志草稿》、《东部蒙古志补修草稿》及《满洲产业志》四部大型出版物。其中，《东部蒙古志草稿》刊行于1908年3月。该书由3卷编成，可谓是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第一部关于“满蒙调查”成果。依该书内文，作为“满蒙诸物资调查中的一部分的蒙古东部调查”，最早“始于1906年，完成于1908年”，“因无实地调查之经验，其间遭遇诸多预想外之不便及艰难，然幸未中断”(23)。其系列调查中，其调查范围主要以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为中心，北部延伸至蒙古土谢图汗部及南部察哈尔八旗、热河都统所部及锡呼图库伦喇嘛旗等地，调查项目分为移民、土地开垦、宗教与教育、蒙古族风俗(含衣食住行、婚殇嫁娶等)、产业、与清俄贸易、道路交通状况、人口及都镇城市等。
虽然该书自刊印以来，受到日本军方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首部关于蒙古兵志的全书，但也有人指出了该书所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该书“至详细之处甚详，而疏漏之处亦甚多”，且“文体叙辞不一”，“存难解之疑问”(24)。为此，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过几年的细致实地调查，修订并增补了东部蒙古志，并于1914年刊印了《东部蒙古志补修草稿》。通过两部新旧蒙古志对比我们发现，《东部蒙古志补修稿》在原有《东部蒙古志》的体例基础上，主要对毗邻东北西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等四盟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详细调查和记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对东北蒙古地区调查期间适逢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此，该书中新增添了“辛亥革命后”、“共和国政府的蒙古统治”、“俄蒙关系”及“中央行政机构的蒙藏事务局”等项目，对辛亥革命后，蒙古东部地区政情和对外关系进行了添加。
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进行的对蒙古东部调查中，对于所从事调查的人员及调查活动一直不知其详。依内文前后的说明，我们依稀可以了得到，上述对蒙古东部的调查中旭主计、藤田及米田等人被屡次提及。通过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同时期刊行的职员录比对，我们推测，文中的旭主计应该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的部员陆军一等主计旭藤市郎，而文中屡次提及的米田应该为同部部员陆军二等主计米田宽(25)。这样，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满蒙”调查与民政部的调查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政部的“满蒙”调查，主要是专门聘用了部外人员，作为“嘱托”从事调查，而陆军部则以部内的高级军官官僚为调查的主体。关于调查情形，我们依据两部新旧蒙古志，目前所能够了解到的就是，上述接受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派遣的调查人员先行取道北京，访问滞留在北京的蒙古王公和官吏，并取得内地旅行许可后，以私人旅行的身份自张家口进入内蒙古境内进行调查。
此外，关东都督府陆军部还在《东部蒙古志》刊印后，公开出版了《东蒙古》。该书被学术界认为是《东部蒙古志》的简约版，于1915年由东京宫本武林堂出版发行。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有关《满洲志草稿》的调查和刊印晚于《东部蒙古志》。其中原因可能是由于有关东北的地志早在1889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已经根据我国早先刊行的东北文献资料编印了《满洲地志》列入了《支那地志》系列丛书中。其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为战争所需，于1894年刊印了新版的《满洲地志》单行本。这样，与蒙古东部相比较，东北兵备所需的地志就显得不那样急迫。尽管如此，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在1906年成立后不久就组织了以首任经理部部长村楠造为首的东北地志调查班，进行《满洲地志》的文献调查工作。其后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陆军一等主计旭藤市郎、同部陆军二等主计米田宽，及“山田(26)、平手、中村、铃木、藤田、南云、安腾”等主计及“市川、西山等嘱托员”和“望月、白石、中村、织田、桥口”等雇员(27)先后组成调查班，于1908年至1911年间分别对东北各地进行了综合性调查。在此基础上，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于1910年1月开始着手进行满洲地志的编撰工作，同年9月，《满洲志草稿》脱稿于第二年8月刊印首批《满洲志草稿》，并分发给陆军各个单位。
《满洲志草稿》虽然名为草稿，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但长期以来成为日军学习和研究东北地区兵志的必读书。经过其后的几次修订，最终《满洲志草稿》全书由三辑18卷编成。其中第一辑由4卷组成的一般志；第二辑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地方志(28)，合计7卷，第三辑为东北周边接壤地区的地方志和附录。其中，周边接壤地区地方志为3卷，附录由《关东州地方志》、《物资统计图表》、《道路志草稿》和《关东州志补修草稿》等4卷组成。
在《满洲志草稿》内部刊印后的不久的1916年，日本东京的民友社还公开发行了由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组织编写的《满洲产业志》。该书由于是公开发行，故此在日本国内的北海道大学图书馆、东京大学及东洋文库等图书馆均有收藏。该书分为3卷，合计733余页，并附有各种相关统计表和简图。有关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北产业的实地调查，由于文献上的匮乏，不知其详。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上看，我们目前只查阅到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以“成田少佐调查”名义撰写的《东蒙农业》的小册子。该调查报告没有出版社，全文只有58页，可能也为内部刊印的出差报告书(29)。
三
实际上，日本关东都督府设立以来，其下辖的民政部和陆军部及后来官制改革后成立的关东厅及关东军司令部对东北及东北周边的内蒙古东部地区、西伯利亚及朝鲜地区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调查，并刊行和编辑了各种公开的和内部的调查报告书和刊行物。故此，其调查情况远不止前述的几项调查。像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改组后成立的关东厅，对东北地区的调查中还有对东北地区各种矿业、盐业、葡萄、渔业、皮革、鸦片、法规、教育、水力资源、货币金融、对外贸易、土地关系、风俗人情以及东北地区军政、人物动向等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调查，并形成了各种调查报告。其中，桥本益太郎等人撰写的《满洲皮革工业调查报告》(1917年刊行)以及《南满洲矿产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东部内蒙古矿产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满洲产业调查资料》丛书以及《满洲期粮和银市》等就属于这些调查后刊行的调查报告。关东厅成立后，其下辖的内务局、警务局等机构除去对辽东半岛内的各种细致调查外，对东北其他地区的调查报告还包括《满洲水利水源调查资料》(关东厅内务局土木课)系列丛书、《南满洲的神社与宗教》(关东厅内务局学务课，1915年刊行)、《东北四省行政组织一览表》(关东厅财务部财务课，1931年)等。关东厅警务局对东北的调查主要关注东北政局及延吉等地区的治安状况。其中像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关东厅警务局就向日本内阁上呈了警务局根据自己的调查系统调查的有关张作霖被炸情况报告(30)。
从总体上看，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其后的关东厅对东北所进行的调查特征明显。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偏重对东北各地的产业调查。尤其是对辽东半岛租借地周边地区及东北中部地区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调查比较多。而相对于“满铁”、关东军司令部和各地日本领事馆的调查而言，第二个特征就是对东北政情和地方志类的调查比较少。第三就是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调查范围比较有规律。我们按照其刊行的调查报告时期上看，其调查基本上是先进行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调查，然后是毗邻辽东半岛租借地的当时奉天省内的调查，其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调查重点迅速转移至当时奉天省北部地区的吉林地区和奉吉两省西部的内蒙古东部地区。
相对于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及其后的关东厅偏重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特征，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及其后的关东军司令部的调查则偏重于对东北军事、政治及军事战略意义上的产业调查，其调查特征也非常明显。其中像前述的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所作的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志及东北产业调查，及该部所属儿玉秀一郎的《赵将军的财政政策与奉天恐慌》(1907年刊行)、《军事上观察之满蒙一般状态图表》(1914年刊行)等均属于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对东北地区的调查。
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北所进行的各种调查，其目的不言自明，就其目的和背景而言，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的调查背后也有其不同的目的和背景。
首先关东都督府在设立之初就有台湾总督府的官僚大量调入。关东都督府设立之初，因身兼台湾总督府总督的“满洲军司令部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之故，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被聘为新设立的“满铁”公司首任总裁。在此前后，随后藤新平的到任，后藤新平带来了自己的亲信中村是公、石塚英藏、相贺照乡、杉浦俭一、岛村幡彦、浦太郎、栗原贞吉、村上庸吉、入泽重麿、田中刚辅、山路魁太郎等30余名台湾总督府的高级官僚分别出任初期关东都督府民政部的民政长官、警视总长、庶务课长、大连民政署署长等职。上述这些台湾总督府的高级官僚不仅是后藤新平的亲信，也是在台湾以从事台湾土地、旧惯、原住民、鸦片专卖等各种调查而升迁的高级官僚。这样，这些台湾总督府“调查员”出身的高级官僚的到任对于关东都督府在设立后不久就开始对辽东半岛租借地内及毗邻的奉天省进行各种调查不能说在一定意义上颇具影响。
其二，关东都督府在设立之初，辽东半岛地区人口稀少，产业基础薄弱，其税收收入不足以填补和维持骤然庞大起来的关东都督府的财政预算，这样，关东都督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不得不依靠日本本土的中央财政补助金来维系其年度的预算平衡。为扭转这种依靠中央财政补助金来维持关东都督府运营的局面，关东都督府采取了鸦片专卖及通过土地调查整理地税收入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大连港及满铁铁路线等辽东半岛所处的货物运输等独特的地理条件来提高年度财政收入，关东都督府初期进行的租借地内及毗邻租借地的各种产业调查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目的来进行的。另外，在关东都督府设立初期，日本当局调任了后藤新平等大批台湾总督府官僚来关东都督府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考量。1895年日本窃据台湾，设立台湾总督府后也面临了同样的财政困境，以至于当时的日本当局内部出现了为减少财政重负，转手台湾的议论。而后藤新平等人到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局长(其后台湾总督府官制改革，改称民政长官)后，通过鸦片专卖、土地旧惯调查来整理财政，才使得台湾总督府逐渐摆脱了日本中央政府巨额的财政补助金的困境。
与第二点相关联，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借欧美等国混战之际，依靠造船业和运输贸易大发战争财，迅速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蓄积了大量资本。为此，日本趁欧美等国无暇东顾之机，利用军事和经济影响力加大了对中国各地的军事和经济控制。其中，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二十一条”交涉企图控制袁世凯政权外，进行资本投资占领中国各地市场也是其经济控制的目标之一。关东都督府在1915年至1918年间集中对东北中部及内蒙古东部地区所进行的各种大规模经济和产业调查可能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进行的。在关东都督府的上述大规模调查后关东厅所组织的“满洲经济调查会”进行的前后六次大规模对东北各地金融、银行、水产、工商业、交通、产业发展对策等的调查(31)也是属于在上述背景下而展开的。
其四，关东都督府作为日本政府的海外殖民机构之一，也作为执行日本政府国策的执行机构之一，同样也肩负着在“满蒙”地区内进行各种势力渗透的“重任”。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对东北地区及周边的各种调查也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像其后的关东厅警务局对张作霖、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人物的动向调查，对黑龙江省、吉林省及奉天省各地军政人物的家庭、资产、学历、经历调查及对东北军事的调查，更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背景下关东都督府进行的调查背景和原因。
关东都督府作为日本政府在海外殖民地的机构之一，同“满铁”、关东军司令部及领事馆对东北进行的各种调查中，既有其机构性质上的角度分工，也有共同合作上的调查。其中像关于东北地志的调查中，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在前期的东北产业调查就采用了该府民政部的调查。另外在东北经济产业调查中，“满铁”调查部、日本领事馆的领事报告以及关东军司令部所进行的调查中均有相当部分重合和相同领域的调查，但是从总体上看，上述四个机构的调查均有着各自的专业角度和使用目的。其中像“满铁”调查部的调查更多为满铁沿线的产业调查，其目的在于使得“满铁”在货运方面的商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所进行的东北产业调查更多的是在于从军事战略角度上调查东北地区的交通、水流、气象及可供军事用途的军事战略物资方面的调查；而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所形成的定期的各地“领事报告书”(32)，则从日本商人更能够及时获取东北各地产业进出口数量、价格、运费等，以利日本企业和商人进出东北，为日本企业和资本提供东北经济信息平台的目的考虑。
虽然上述在东北的日本四个机构有着不同的角度和目的对东北进行的调查中，既有相当的重复，又有各自的调查报告，但正是这些对东北的不同调查才构成了日本对东北的综合的整体性的调查。这些调查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日本对东北进行各种经济、军事和政治外交上势力渗透的需要，也为后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在事变后迅速扶植亲日势力建立傀儡政权，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提供了关键性的基础。借用一位我国东北史研究者的话说，日本对东北的调查就宛如手术台上的放大镜，小到童谣、儿歌、车店招牌，大到山川，均有详细调查和记录，以至于我们今天研究近代东北都不得不参阅当时日本所遗留下来的各种出差报告书和调查文献。
固然关东都督府对东北的各种调查数量和规模远不及“满铁”调查部所进行的调查规模，但是我们从关东都督府对东北的调查中也可以得到一些带有现实性的启示和借鉴。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发展乃至走出国门之前，都需要这种对投资地区的各种经济产业、地区民情、当地政策法规、政情、金融环境、当地工资水平、物价、气候条件、道路水网和交通等进行详细的多方面的考察和调查，才能使得我们的企业和机构迅速占领战略高地，以确保企业和机构能够在当地取得长期的发展。
注释：
①关东都督府因其后的机构改组，其名称上经历了三次变化，本文为研究叙述上的方便，统称为“关东都督府”。
②就日本国内学术界研究而言，有关关东都督府东北调查的研究也不多。其中主要研究论著有吉田顺一《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对东部内蒙古调查报告书》(载于《日本蒙古学会纪要》1998年第29号)、江夏由树《关东都督府及关东厅的土地调查事业研究》(载于《一桥论丛》1987年第97号)等。
③按照《关东都督府官制》规定，关东都督府下还设有都督府官房秘书课、文书课和外事课。另外，1919年经过关东都督府官制改革，由关东都督府民政部改组设立的关东厅所属机构均有变动。其中，关东厅下辖的机构有警务局、土木局、文教局等。
④上述调查报告书大部分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一部引自日本旧书网中所载书志信息。其中，《满洲柞蚕》为私藏本，2011年2月13日购于日本东京神田町一旧书店。该书水浸、虫蚀及缺页严重，无版权页，封面上仅能依稀辨得“大正6年、满洲□□柞蚕、□□□□政部庶务课”等字样，扉页上部有“东□□社情报室”图书藏书章，下部印有“关东都督府寄赠”字样。通过相关书志查阅，该册子可能与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洲柞蚕》为同一书籍。
⑤《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系列丛书所刊行的数字结果系我们目前从日本全国图书电子检索系统中查阅和调查的结果，不一定是该丛书全部的刊行册数。
⑥《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一)》，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⑦“嘱托”为日本各种机构聘用的有一定资历，且在一定期间内专门从事调查或研究工作的人员。“嘱托”在工作期间，享有薪水和各种工作补贴，但不属于聘用单位的员工，一旦指定的工作结束或聘用期满，即行解职。
⑧北村吉藏后来改姓宫崎吉藏。
⑨现称之为内蒙古通辽市，以下同。
⑩依所附之调查路线图，应为“开鲁县”。
(11)《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二)》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
(12)《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三)》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
(13)《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三)》现藏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另根据其扉页，该书刊行于1916年9月10日，为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印刷。
(14)引自该书扉页部。另外上述地区当时为奉天省辖内，现为吉林省管辖。
(15)开海铁路、四洮铁路等为日本在攫取南满铁路支线后，为保证南满铁路货物运输对东北地区的垄断的而计划修筑的四条支线铁路线，为此，日本将上述铁路线的修筑案同东北历届当局提出交涉，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的所谓的满蒙铁路交涉悬案。
(16)现藏于神户大学社会学部图书馆。
(17)引自《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七)(吉林省中部地方现势概要)》扉页。
(18)《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八)》现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
(19)现为内蒙古赤峰克什克腾旗地区，以下同。
(20)《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四册刊行于1916年8月，调查员及调查日期详见表1。
(21)引自神户大学社会学部图书馆藏《满蒙经济调查复命书(第十)(赤峰事情》，扉页。
(22)1906年7月31日敕令第204号《关东都督府陆军部条例》。《官报》第6927号，1906年8月1日，第6版。
(23)引自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东部蒙古志》(下)，1908年3月(大空社，2006年复刻版)，附录第2页。
(24)引自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东部蒙古志》(上)，1908年3月(大空社，2006年复刻版)，第5页。
(25)参见《旧植民地人事总览(关东州篇)》，日本图书中心，1997年复刻版，1908年至1910年度部分。
(26)即山田久太郎。山田久太郎为日本富山县東砺波郡人。日俄战后随军来到大连，先后参加了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经理部的“满蒙”地志及经济调查。其后，辞去陆军部主计职务后，滞留大连从事东北地区城市和乡村调查及交通商业调查研究，先后执笔和出版了《满蒙都邑全志》等书。后迁回日本本土就职于北日本新闻社，先后担任记者、编辑、主编及社长等职务。
(27)《满洲志草稿》(第一辑)，kuresu出版社，2001年复刻版，第1-2页。
(28)其中第1卷至第4卷为奉天省志，第5卷至第6卷为吉林省志，第7卷为黑龙江省志。
(29)该调查报告现收藏于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农林水产省和京都大学农学部图书馆(引自日本亚洲研究所编《旧殖民地关系机关刊行物综合目录》，第115页)。
(30)有关关东厅警务局上呈给日本内阁的张作霖被炸情况报告请参阅拙稿《日本媒体中的皇姑屯事件》(收录于郭俊胜主编的《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263页)。
(31)“满洲经济调查会”设立于1922年11月，1932年7月解散。期间进行了6次大规模调查。其中，第1次调查时间为同年12月，调查内容为“满洲产业开发方案和政策”。第2次调查时间为1925年6月，调查内容为“关东州水产振兴问题”、“关东州生产物品进口税问题”；第3次调查时间为1926年6月，调查内容为“满洲今后十年应实施之重要产业计划”；第4次调查时间为1928年8月，调查内容为“日满贸易振兴方案及政策”、“在满洲日本人工商业者的银行贷款利用状况”；第5次调查时间为1930年12月，调查内容为“在满洲中小工商业振兴方案及政策”；第6次调查时间为1932年5月，调查内容为“满蒙产业开发贸易发展方针及政策”等。
(32)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所报告的领事报告书中，关于东北各地经济及产业贸易情况部分以《满洲事情》的形式进行了刊印，并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