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组织、动员网络与中国民间救灾部门的发展_汶川论文

民间组织、动员网络与中国民间救灾部门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员论文,民间组织论文,中国民间论文,部门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汶川地震的灾后救援和重建见证了规模空前的民间自愿参与和社会动员，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中国民间社会发展的研究兴趣。然而，作为这场巨灾推动的民间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专业民间救灾力量的兴起和发展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救灾在中国是一个国家高度垄断的公共事务领域，民间力量能够在这样一个领域发展出独立的议程、组织和资源，对传统国家主导的灾害治理带来了新的变化动力，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新现象。

      本研究基于两年多时间的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以及深度访谈，尝试以民间组织为基本分析单位，勾勒中国民间救灾力量发展的基本图景，并通过社会网络的分析路径来解释这个民间公共部门兴起和发展，尝试建立更具普适性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主要观点：一是中国民间救灾力量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国内，包括资源、技能、社会资本以及组织这些关键要素。二是中国民间救灾力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这个新兴民间部门重要的组织和行动特征，是民间组织之间高水平、有意识的网络联系。密切的跨组织甚至跨行业联系，不仅能够支撑频繁的集体行动，成为专业民间救灾部门快速发展的关键推动力，还成为这个新兴民间公共部门重要的自我再生机制。

      在接下来的正文部分，作者首先会对现有的关于涉及民间组织网络和灾害治理的研究进行简单的文献回顾，指出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自己的研究贡献。第二部分是对中国民间救灾在2008年前后发展沿革的一个简单梳理。第三部分是对2008年之后民间救灾网络化进程的分析。第四部分，笔者会对2008年以来出现的主要救灾网络进行比较和归类，总结其基本的组织和政治特点。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结论，将讨论民间救灾网络发展对中国灾害治理带来的影响及其包含的政治意义。

      一、民间组织、社会网络与灾害治理

      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社会网络既被视为一种结构，也被理解为一种行动。本研究对这个概念的界定更接近社会动员研究，社会网络用来描述不同行为体为了实现某种共同目标而开展的具有一定连贯性的互动。这些互动通常都围绕着不同结点(包括组织和个人)来进行。社会网络描述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层级化色彩比较淡，更突出自愿性和互惠性。在灾害研究这个跨学科性很强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既有的或者新产生的社会网络对于人类灾害应对行为的影响。已有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有助于民间组织更有效地在灾害应对过程中传递信息、动员资源以及采取集体行动。①许多研究还证明，社会网络的有无和强弱能够影响灾区内外社会参与灾害治理的水平，进而影响灾害治理的效果，包括灾前减防以及灾后救助和恢复各个阶段。②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出现的大规模民间参与和社会动员让研究者注意到民间组织在中国救灾行动中的重要性。还有研究注意到了民间组织网络联系对动员社会参与的重要性，并且将这种变化视为这场巨灾促成的民间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佐证。③不过，既有的对于自然灾害和民间力量相互关系的研究多数着眼于类似于国家社会关系这样的宏观层面议题，对国内民间力量崛起和发展的中观或者微观层面原因的探究略显不足，对民间救灾部门具体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策略，以及社会参与的发展给中国灾害治理带来的具体影响，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④

      本研究认同多数涉及自然灾害和民间社会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汶川地震为民间力量参与救灾提供了重要机会空间和有利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但是，本研究不认同这场意外的大危机成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结构性变革的关键结点，这场大灾本身有可能只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催化剂，而不一定是后者的直接原因。对于民间救灾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具体部门而言，汶川地震这场危机本身也并不足以成为民间救灾部门形成和发展的充分条件。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汶川地震之后对社会参与救灾的政治空间重新收紧，参与救灾的中国本土民间组织非但在专业化水平上没有明显提升，参与数量还不升反降。更为专业化的民间救灾力量一直到2011年左右才迎来比较积极的发展转机。因此，要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探究中国本土民间力量为什么会参与组织、资源和政治压力都很大的灾害治理，并且为什么会取得比较快的专业化成长，还有必要考察和比较其他层次和方面的因素，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力量自身的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可能带来的影响。

      二、中国民间救灾在2008年前后的发展

      1949年以后，中国的救灾工作从组织到资源长期被政府垄断，民间自发参与一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重新兴起，但主要是以捐助的形式出现。独立的民间组织参与灾害应对，则到21世纪才重新出现。2003年“非典”危机见证了早期的民间组织参与灾害(广义上的灾害)应对和公共服务供给，一些草根组织参与了面向弱势群体的宣教和基本医疗服务。⑤2008年初的南方雪灾则触发了更大规模而且自主性更强的民间救灾动员，也是最早的针对自然灾害的民间组织集体行动。这场席卷中国南方多个省份的气象灾害导致电力基础设施受到大规模破坏，交通瘫痪，数百万计旅客滞留，一些重灾省份还有许多村镇停水停电，甚至与外界失去联系。中国政府对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做出了比较迅速的反应，但是对灾民的救助则显得相对迟缓，很多偏远的重灾区在灾害爆发半个多月以后还没有得到有效救助。国家失灵给社会参与和民间动员提供了新的机会，灾区本地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民间组织利用原本就存在的省内外组织网络，动员物资救助相对偏远的西南省份农村灾区。虽然这场社会动员很快就因为政府在春节前的强力介入而失去了动力和影响力，但却为日后民间参与救灾积累了经验，日后发展起来的民间救灾的一些基本要素也在这场动员中初步显现。首先，这场民间灾害应对见证了民间组织更具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作为这场抗灾动员的重要发起者和参与者，不论是贵州还是浙江的民间组织，都来自中国非政府部门发展的非热点地区。而通过这场救灾动员，这些非热点地区的本土民间力量不仅展现了一定的行动能力，还体现出强烈的跨组织、跨地区联合行动意识。也正是这些相对新兴的民间力量，日后成为中国专业民间救灾部门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其次，这场民间抗灾动员体现了民间力量有意识的跨组织联合行动，而且这些联合行动很大程度上以民间组织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组织网络作为基础。比如，贵州省内民间组织早在21世纪初就尝试建立联合行动平台，加强不同领域的组织和资源的交流整合。⑥而像浙江、广东等外省民间力量在助学和扶贫领域也与贵州省内民间力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动员网络，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动员渠道。⑦这些因素使得受灾严重的贵州成为民间抗灾动员和联合行动最活跃的地区。第三，这场社会动员体现出新兴互联网通信技术对民间救灾的重要性。在这场社会动员中，电子邮件群和QQ群在信息传递和跨组织协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2009年以后类似微博、微信等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这样的动员手段在往后的民间救灾实践中得以延续，并且变得更加重要。

      南方雪灾几个月之后爆发的汶川地震无疑是中国民间救灾发展的转折点。民间力量参与汶川地震救灾非常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规模和深度都空前的社会自主动员以及跨组织、跨地区的网络联系，这样的联系为日后民间救灾的发展在行动策略和组织形式上都奠定了重要基础。汶川地震民间集体行动和动员网络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512志愿救灾服务中心(简称“512中心”)和NGO联合协调办公室(简称“NGO联合办公室”)。这是由本土志愿者自主发起的两个跨组织协调平台，也是救灾领域民间动员网络建设的早期实践。这两个平台在地震发生之后短短几小时就建立起来，成为后续信息传递、资源动员以及灾区外部民间力量进入灾区并且联合行动的重要制度基础。⑧实际上，除了这两个较为知名的平台，许多外来的民间救灾力量都是通过某种形式的自发协调平台和组织网络进入灾区的。这些组织网络往往由某个省份比较有资历和经验的民间机构或者志愿者牵头，并作为省内民间力量相互联系、协调的结点。高水平的相互联系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展的民间联合行动，不仅更有利于相对弱小的民间组织(尤其是相对国家机器而言)在极为复杂的灾情条件下更为有效地开展救灾工作，还能够增进社会资本，促进不同组织和志愿者之间的合作和信任。类似于512中心和NGO办公室这样的跨组织协调平台是一种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应急安排，但是在汶川地震救灾行动结束之后，已有的合作经验、信任和共识依然存在，并且被民间力量有意识地通过更有目的性的行动和制度建设来加以维护和增进，比如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会议，线下或者线上的讨论，各类虚拟和现实的培训和演练，以及更加正规的组织建设和网络建设。

      汶川地震触发的社会动员还进一步强化了民间组织对互联网的依赖。同2008年初的雪灾应对一样，汶川地震之后进入灾区的众多志愿者和民间组织通过电子邮件、网上论坛以及类似QQ这样的社交媒体进行相互联络、传递信息以及物资动员，但是汶川动员的规模更大，复杂程度更高。汶川地震之后，类似于微博和微信这类更加开放而且机动性更强的社交媒体迅速兴起，成为民间组织相互联系和动员的重要手段。许多民间组织都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工具上建立组群，开设公共账号，并通过这些网络平台来开展前面提到的各种活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基于互联网的联系和活动为致力于救灾工作的民间力量在没有灾害的时候依然能够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甚至保持有效的知识和技能增进，能够为更有效的灾害应对和动员奠定基础。前文提到的各种活动和能力建设，有很多就是在网上进行的。根据笔者的观察，很多相熟的志愿者即便在线下都相互使用彼此的网名，有些相互接触比较频繁的志愿者甚至不清楚自己同行的真实姓名。

      汶川地震还增强了民间组织同商业力量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这种联系发展成民间救灾的重要特征。在汶川地震之前，商业精英同民间组织和公益事业之间通过基金会的形式已经建立起比较稳定、密切的联系，像南都、友成、腾讯公益等由商业精英建立或者参与的私立基金会在2008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资助本土草根民间组织开展公共服务。汶川地震之后，这些基金会资助民间组织开展灾后应急和重建，比如友成基金会资助民间组织在震后发起的应急协调平台和联合救灾行动，壹基金、南都和友成等非公募基金会联合官办慈善组织和基金会以及商业力量，在地震灾区资助了一系列有民间组织参与的灾后硬件和生机重建项目。汶川地震以后，这些大型基金会不仅继续对民间救灾提供资金和智力支持，一些商业精英还直接参与民间组织的决策，推动民间救灾行业发展。在这方面，壹基金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如今，中国民间救灾力量已经形成了一些长期保持活跃的专业组织，并且开始具备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从工作内容来看，民间组织已经开始超越应急性很强，并且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的灾害救援物资动员，在野外搜救、灾情信息传播和管理、救灾物资管理、公众教育以及更加新兴的社区减防灾能力建设方面都展现出越来越专业的能力(见表1)。

      

      三、2008年之后的挑战及其网络联系的强化

      汶川地震为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会和资源条件。更重要的是，这场巨灾还极大促进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民间力量之间的联系和动员网络的发展，为民间救灾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2008年以后，中国连年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对于在汶川地震积累了一定实践经验，并且获得了一定机会空间的民间力量来说，这应该能够为它们拓展民间救灾事业提供持续动力。然而，民间救灾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发展并不顺利。尽管一些参加过汶川救灾的民间组织后来又连续参与地震、干旱、洪水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救助，但总体来看参与救灾的组织(特别是受灾省之外的组织)越来越少，参与者面临的筹资压力也越来越大。与汶川地震之后社会行为体和社会资源大规模涌入的盛况不同，2008年以后，只有诸如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和壹基金等少数资助机构还在持续地支持民间救灾项目，而有能力的执行方数量也非常有限。实际上，除了业余户外救援队以及来自西部灾害多发省份的、主要从事农村工作的NGO，参与救灾行动的其他类型民间组织在汶川地震以后并没有明显增加。⑨

      (一)能力不足与外部限制

      民间救灾发展之所以遇到阻力，既归因于民间组织自身能力不足，也归因于外部条件的改变。对于绝大多数致力于拓展救灾领域的中国民间组织，大多数参与的是灾后紧急救援和临时安置阶段，在救灾的这些任务阶段，政府主导的政治动员和商业动员无论是在筹资能力、技术手段抑或组织管理方面都具有社会动员难以匹敌的优势。从其他国家积累的经验来看，更能发挥民间组织优势的是资金需求有限，但是需要深入社区，并且更注重弱势群体社会需求的灾后恢复重建。但是现阶段的中国民间组织大多数不仅不具备足够的社区工作技能和专业人才，也缺乏能够支撑长周期社区救灾项目的资助。目前大多数面向民间救灾的资助还是三年以内的短期项目，不足以满足动辄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社区恢复需要。有民间组织和志愿者敏锐地注意到中小规模的灾害可能成为民间力量介入救灾工作的重要方向(中国每年都会发生大量只能进入政府三级以下响应，甚至不能进入正规应急响应程序的中小灾害)，但实际上民间组织目前很难针对中小灾害动员有效的社会捐助，前文提到的能力缺陷也同样阻碍它们有效地介入中小灾害救助。尽管2008年以来很多民间组织努力通过创新来开拓筹资渠道，比如出售专业服务和产品(比如救生培训、救生产品)，借助新的互联网平台发起社会募捐，以及通过移动社交媒体来动员小额募款等等，但是依然难以建立足够稳定的常态化筹资渠道。如果没有像汶川地震或者玉树地震那样伤亡严重，容易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极端灾害，民间组织的筹资压力依然难以缓解⑩。

      从外部环境来看，政府持续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官办慈善体系公信力下降对公益事业的整体冲击，也进一步恶化了民间救灾组织的筹资环境。中国还没有发育出成熟的民间公益生态，政府依然在公益领域扮演主导性的角色。政府主导性尤为突出地体现在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性支配上。在救灾领域，虽然自然灾害本身(特别是重大灾害)越来越能够触发规模可观的自发社会捐助，但是这些社会资源大多数都被政府吸纳和支配，流向民间组织的极为有限。即便是2008年汶川地震，政府为自主的社会资源动员开辟了空间，但最终行政体系和官办慈善组织支配了超过九成的社会捐助。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在汶川地震之后不但没有松动，反而加强。比如，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财政部发文明确要求社会捐赠只能由官方指定的几大慈善组织接收，并且由青海省政府统筹使用。(11)

      政府垄断对民间公益和民间组织的负面影响还因为官办慈善体系的公信力下降被进一步放大。2008年以后，在动员社会捐助方面被赋予垄断权力的官办慈善组织由于缺乏透明度以及管理不善，不断引发争议。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和红十字会商业系统争议，让官办慈善体系的公信力和筹款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这场危机不仅直接伤害了官办慈善体系，还波及尚显稚嫩的民间公益，进一步恶化民间组织本来并不乐观的筹资环境。2012年初爆发的云南彝良地震，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就感受到了比过去更大的筹资压力，连此前被证明比较有效的网络筹款都遇到明显挫折(12)。

      (二)主动联合与专业网络建设的出现

      尽管面临内在的能力不足和外部限制，民间组织开拓救灾领域的努力却没有止步。而且恰恰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民间组织更坚定地通过加强相互联系和动员网络建设来谋求组织个体和整个民间救灾行业的生存和发展。2011年盈江地震并不算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害，也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但是对民间救灾的发展却显得意义重大。一批参加过汶川和玉树地震救灾的民间组织有意识地以联合行动的方式共同参与了这场地震的救灾，并且有意识地建立统一的跨组织、跨部门协调平台。尽管这场救灾社会动员缺少社会关注度，但却让民间组织积累了重要的集体行动经验，加深了民间力量对“联合救灾”的共识，也为更专业的救灾动员网络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盈江地震之后，一些在汶川地震时期就合作过，并且积极参加盈江地震救灾的西南省份民间组织自发建立了被称为“联合救援”(UR)的地区性民间救灾组织网络，希望能通过资源共享和联合行动来应对本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13)。而2008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救灾的友成基金会也在盈江地震之后成立了专门机构来推动更加专业的救灾组织网络建设。此外，一些2010年前后就已经初步成型的其他涉灾民间组织网络，比如以业余户外搜救组织为主要成员的壹基金联合救援和蓝天救援队，也在这个时期继续发展，成员不断增加。尽管这些组织还没有将救灾或者灾害管理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但是它们通过连续参与救灾行动，有助于扩大灾害议题在民间公益圈的影响力，为这个民间部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组织和资源基础。

      2011年到2012年，除了盈江地震，许多曾经参加过汶川和玉树地震救灾的民间组织又连续以联合行动的方式参加了针对西部地区地震和水旱灾害的救援行动。通过连贯、频繁的实践积累，民间组织的专业化程度持续提高。例如，民间组织自己建立和管理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开始出现；灾害管理专业能力培训项目越来越受重视；一些机构还尝试对应政府的危机管理体系建立民间组织的灾害分级响应和动员机制，试图让救灾行动更加标准化。

      这个时期还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快速发展和普及的阶段，新的通讯技术不仅降低了灾时集体行动的成本，提高了危机条件下信息分享和物资动员的效率，还能够让民间组织在无灾时期也能够保持频密、高水平的互动，而后者对于专业民间灾害部门发展的重要性甚至要强于应急性很强的救灾动员。从能力建设的角度来看，开放、实时的互联网社交媒体被用来开展各种在线培训，这不仅使得分散在各地的成员可以就地参与，大大降低了能力建设的成本，还让灾害领域的民间参与变得更加持久和常态化，有助于专业水平的提高。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网络社交媒体通过维持和促进日常交流，有助于增进民间救灾力量的集体认同和相互信任，增加社会资本，这反过来又为未来的集体行动奠定更好的基础。到2012年，许多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都普遍使用诸如QQ群、微信群以及YY语音平台等社交媒体工具来开展日常交流和培训，而微博和实时聊天工具则成为灾害响应阶段非常重要的信息发布、资源动员乃至流程管理的工具。到这个阶段，基于新媒体的虚拟结社已经成为民间救灾组织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芦山地震：民间救灾发展的新转折

      民间组织历经数年的能力建设和网络搭建成果在2013年的四川芦山地震得到了集中展现。地震发生之后一小时，四川省内外的民间组织就已经通过既有的网络动员在地伙伴进入灾区，迅速向外界传递灾情信息和救灾物资需求。而且得益于网络建设水平提高以及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这场救灾社会动员能够更高效地将救援力量向非热点的灾区基层延伸，通过发达的网络联系和更便捷、实时的技术手段寻找偏远的救灾“盲点”，并且向这些“盲点”动员救灾人力和物资。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通过过去两年时间积累的联合行动经验和网络建设成果，能够以比过往更快的速度建立起更具包容性、更规范的跨组织、跨部门协调平台。前文介绍过的壹基金联合救灾和华夏公益服务中心，就是灾区民间力量协调平台的代表。它们在地震当天就通过自己分布在灾区及其邻近地区的伙伴成员在震中建立起前线指挥部，成为协调外来社会组织和资源进入灾区的重要枢纽。四川省内的民间网络也在救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汶川地震时期延续下来的以成都市民间组织为关的本地网络在震后第一时间发起了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简称“420联合救援”)，动员了几十家本地民间组织参与救灾。民间组织协调平台的进步还体现在跨部门协作上，特别是民间组织同政府之间的协调，比过往更加主动。比如420联合救援的骨干成员原本就同政府有密切联系，并且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个协调平台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四川省团委的支持，在灾区成为沟通政府和民间力量的重要渠道(14)。像壹基金联合救灾以及作为友成基金会在四川省枢纽机构的NGO备灾中心也在灾区前线主动同地方政府建立协调机制。

      芦山地震还为民间救灾网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首先，芦山地震让民间救灾组织获得了规模空前的社会捐助，也为民间救灾网络的发展提供了非常直接的动力。芦山地震之后，以私立基金会为代表的民间组织获得了大量社会捐助，有些私立基金会吸纳的社会捐助甚至远远超过官办公益组织。出现这场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郭美美事件”的后遗症，可以理解为公众对官办慈善体系的一种“不信任投票”，也是民间慈善数年来有意识增强自身透明度和组织能力的一种回报。大宗的资源一下子缓解了民间救灾力量在筹资方面的困境，而民间组织也通过自己搭建的网络体系将这些社会资源转移给其他民间力量，特别是在地民间组织，有针对性的资助民间救灾和灾后恢复项目。这反过来也有助于增强民间救灾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促进整个民间救灾行业的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壹基金。作为芦山地震社会募捐的成功典范之一，壹基金在震后募集到超过2亿元的捐助，让它有比较充沛的资源用来资助更多的在地伙伴开展较长周期的社区恢复项目。其次，更多元的跨界网络联系开始出现。比如，除了不同的民间组织和组织网络之间的互动，官办基金会也开始搭建救灾网络，有意识地吸纳民间组织作为网络成员。此外，这场救灾还催生了如基金会协调会这种由资助方建立的协调平台，官办和非公募基金会都参与其中，有助于整合灾后涌现的庞杂的社会资源。

      四、主要的民间救灾网络及其特征

      本研究关注的民间救灾组织网络是那些具有较为稳定的成员、治理结构以及任务内容的组织集合，不包括那些针对某场灾害临时组成的伙伴关系。本研究按照网络本身的组织特点，发起者身份以及成员构成特征来对当今活跃的民间救灾网络进行大致分类。

      (一)网络的紧密程度

      网络紧密度(cohesiveness)主要通过网络成员之间互动的频率和质量这两个主要指标来衡量。这些互动既包括“面对面”的直接互动，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基于互联网的虚拟互动。紧密程度较低的网络，其成员往往在无灾条件下的互动比较少，直接互动和集体行动主要出现在实际的灾害应对过程中。相应的，有些救灾网络的成员不仅会在有灾条件下集体行动，无灾时期的互动也比较频繁。至于互动质量，则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内容体现出来。更高质量的互动包括比较正规并且对产出有一定要求的专业化培训、工作坊乃至演练，而且面对面的直接互动更多。在当今比较活跃的救灾网络当中，华夏公益服务中心属于相对松散的网络，其成员无论是平时还是应急条件下主要都是通过互联网来进行互动和联系。而蓝天救援队的成员虽然分布在全国不同省市，但在平时会通过网络论坛和其他网络社交工具进行交流，还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地组织户外演练，其成员的直接互动频率和互动质量都更高。如图1所示，竖轴代表网络紧密度，越往上表示紧密度越高，网络成员在常态条件下的直接互动频率和质量更高；越往下表示紧密度越低，网络成员的密切和高质量互动更多出现在危机条件下，平时的互动水平则比较低。

      联结机制是网络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它能够反映出什么因素在促成和影响网络成员的联系和互动。目前中国民间救灾网络主要的联结机制包括成文治理章程、项目资助、能力建设、合作经历(包括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的合作经历)和个人友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能力建设这个机制，它主要是在没有灾害的时候，民间组织进行联系互动的重要方式。由于民间救灾领域有能力的执行机构稀缺，致力于拓展民间救灾部门的基金会开始有意识地资助甚至自己主持专项救灾能力培训项目。这样的能力建设项目通常是开放的，参与者并不限于已有的网络成员，因此也不仅仅是一种网络联结机制，还演化为网络成员招募手段。友成基金会是比较早采取这种网络建设策略的机构，后来壹基金大体上借鉴了这种网络扩展模式。

      在图1中，横轴代表联结机制，越靠近右端机制越正规(比如正式章程和项目资助)，对网络成员的约束就越长久，约束力也越强；越靠近左端(比如个人友谊)非正式色彩越重，对网络成员的约束越短暂，约束力也越弱。

      

      图1 民间救灾网络分类

      (二)发起者与成员的特征

      除了紧密度和联结机制，其他一些能够对救灾网络特征带来显著影响的因素还包括发起者身份和成员构成。发起者身份可以大致分为自助者和行动组织两大类。前者以基金会为代表，后者则包含基金会以外的大多数民间组织，包括注册和没注册的组织，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以直接提供公共服务作为组织的基本定位。基金会作为资助方，主要工作是提供资金，原则上不直接参与在地的救灾公共服务供给。通常由基金会发起的网络，发起机构由于要对捐助人负责，对组织网络的任务定位和执行过程会进行比较清晰严格的控制，因而这类网络的正规化程度相对会比较高。较早出现的由基金会推动的民间救灾网络包括2009年成立的壹基金救援联盟以及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简称“友成基金会”，在2011年建立的民间灾害应对网络)。前者是壹基金联合民间户外救援组织建立的全国性组织网络，后者则是依托于自己在多灾地区建立的枢纽机构发展地方组织伙伴。2011年以后，友成逐步淡出民间救灾网络建设，壹基金成为这个领域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芦山地震之后，官办公募基金会也开始搭建以民间组织为主要伙伴成员的救灾网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扶贫基金会建立的人道救援网络。至于官办基金会对民间救灾网络发展的影响，不是本文重点，笔者会另文展开讨论。

      另外，中国民间救灾网络的成员构成对网络的结构和运作特征会带来重要影响。中国救灾民间组织大体上有3个来源。第一个是户外运动俱乐部及其衍生出来的业余救援队。这类组织在中国民间救灾力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不仅数量重多，而且跨地区网络建设起步比较早。这些组织及其成员基本上都来自城市，参与者的经济基础较好，自由支配时间相对较多，能够采购比较好的技术装备(有些业余户外救援队的专业化程度甚至强于一些地方消防队)。这类组织还具备其他涉足救灾的民间行为体所没有的组织优势。比如，它们能很好地将日常活动同应急行动结合在一起，网络紧密度更高。在没有突发情况的时候，这类组织会照常组织训练。而一旦出现灾情，平时的户外训练和搜救经验能够直接应用到灾后救援行动当中。另外，这类组织对互联网社交媒体的运用非常早，借助网络开展跨地区集体行动能力比较强。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户外爱好者自发建立的网上论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线上和线下结社，逐渐形成全国性的组织网络。无论是平时还是在应急条件下，这类组织都高度依赖互联网来进行信息传递和行动协调。以这样的组织群体为基础，衍生出当今两大比较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民间救灾网络，即壹基金救援联盟和蓝天救援队。

      民间救灾组织的第二大组织来源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服务型公益NGO，而且在网络发展的初期以从事农村社区发展工作的NGO为主。这类组织普遍接受过相关领域国际NGO的资助和培训，它们的领袖和骨干也普遍有国际NGO的工作经历，很多成员在2008年以前就已经合作过或者相互熟悉。这类组织建立的网络往往更注重正式治理架构和章程的建立，更追求常态化的合作关系。汶川地震之后形成的512中心和NGO联合办公室这两大民间协调平台的骨干力量正是这类组织。2008年以后，这类组织基于汶川地震救灾甚至是更早之前的合作经历和资源渠道，形成了两种网络建设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区域性网络，比如主要活跃于四川的512中心，以云南和贵州的组织为骨干，主要活跃在西南省份的“联合救援”(UR)，以及由UR衍生出来的“壹基金-西南民间联合救灾”。另外一种路径则是全国性网络。其中，友成基金会在吸纳服务型公益组织建立民间救灾网络方面更具开创性。友成基金会在2010年玉树地震之后成立了民间灾害应对支持中心，作为推动专业民间灾害管理力量发展的支持平台。友成基金会以这个平台为核心，尝试在灾害多发省份搭建一个能够延伸到基层的三级灾害应对网络。友成救灾中心作为网络的最高层级，主导筹资、能力建设以及灾害应对过程的宏观协调。第二个层次是分布在灾害多发省份的“枢纽机构”，这些机构都是富有社区工作经验，能力比较强的服务型公益组织。友成基金会主办专业能力培训项目来有意识地挑选和增强这些地方枢纽机构，再通过这些机构进一步在基层发现和培养更为草根的在地组织作为灾害管理的具体执行方，在灾害发生以后，这些枢纽机构还会成为灾区前线民间力量动员的重要协调者(15)。虽然后来友成因为任务重心调整，逐渐淡出全国性专业救灾网络建设，但是友成开创的借助能力建设以及依托地方精英组织的组织发展策略和动员策略，对其他民间灾害组织以及组织网络的发展依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NGO备灾中心和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这个两个专业灾害NGO为例，作为当今民间救灾领域专业能力和影响力都比较突出的组织，它们的创办人都参加过友成的灾害管理培训项目，各自组织的任务定位和工作方法上都受到友成民间灾害项目的影响(16)。而以主要从事农村工作的服务型公益NGO为主要成员的“联合救灾”(UDR)网络，也将专业能力培训作为伙伴招募和增进组织间联系的重要手段。

      民间救灾网络的第三大组织来源是更为分散的草根公益组织。这类组织来源比较庞杂，但依然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特点。比如，大多数这类草根组织来自传统上缺乏国际机构关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内陆省份，而且很多组织还来自非中心城市。这些组织从事的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特别是面向城镇弱势群体的特殊公共服务。这类组织一开始往往以省为边界进行现实和基于互联网的相互联系，2008年汶川地震触发的全国性社会动员为不同的地区性网络建立横向联系提供了契机，跨省、跨地区的网络联系开始增加。同前两类组织形成的救灾网络相比，这类组织形成的救灾网络在结构上较为松散，筹资渠道更分散，专业化程度更低。大多数这类组织只有在发生较为重大的灾害的条件下才参与救灾工作，并不把灾害管理作为自己稳定的工作内容。这类组织网络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华夏公益服务中心。

      五、结论：民间救灾网络化及其对灾害治理的影响

      总的来看，有意识地网络建设和扩展，成为民间组织克服生存困境并且谋求民间救灾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同诸如环保、公共卫生和教育这些发展更为成熟的民间公益领域相比，民间救灾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国本土，尤其是组织和资源这些关键要素。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在参与救灾的时候选择联合和网络建设，这一方面是由自然灾害以及救灾工作本身的复杂性和跨地域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民间组织自身通过反复实践摸索出来的经验。通过相对扁平、灵活的网络联系，可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增强民间组织自身的影响力，克服自身在能力上的弱点，既有利于组织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行业的发展。

      民间救灾力量及其网络化发展还能够促进中国灾害治理的整体进步。首先，民间救灾力量的发展能够提高灾害治理的社会参与水平，在国家以外造就更有能力的灾害治理主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前活跃的民间救灾组织及其网络大多都来自灾害脆弱性(vulnerability)较低、灾后反弹能力(resilience)较强的东部省份和大城市，但是这些行为体越来越注意在多灾的西部地区发展当地组织，在西部地区积极开展本土组织能力建设，开展公共教育。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些努力有助于增强多灾地区自身的灾害应对能力，对目前国家主导的外补救济型灾害治理模式是一种有益补充。其次，民间救灾网络体现出的非营利部门同商业部门的紧密互动，能够促进整个灾害治理领域的跨部门合作，这对于中国的灾害治理而言，无论是从动员社会参与，还是从资源筹集，抑或是从具体的治理技能创新的角度来看，都将大有裨益。

      

      ①Danielle M.Varda,Rich Forgette,David Banks,Noshir Contractor.2009."Social Netowrk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Disasters:Issues and Insights Prompted by Post-Katrina Research," Popular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8,pp.11-29.

      ②Larry Suter,Thomas Birkland,Raima Larter.2009."Disaster Research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Examples of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Dynamics 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Popular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8,pp.1-10.

      ③Guobin Yang,Sichuan Earthquakes and Relief Efforts: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EAl Background Brief,No.389.Singapore:East Asian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Jessica C.Teets,"Post-earthquake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Efforts: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98,2008; 330-347.

      ④目前国内已经出现对于参与自然灾害治理的社会行为体的研究，但是对专门从事灾害治理的民间组织的个案和综合性研究仍然欠缺。

      ⑤Shawn Shieh and Guosheng Deng,“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The Impact of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on Grass-roots Associ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65),2011:181-194.

      ⑥访谈No.12(参见附录)。

      ⑦访谈No.9和11。

      ⑧访谈No.2和3。

      ⑨笔者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访谈，以及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2010年以来发布的灾情简报整理的信息。

      ⑩在中国的常见自然灾害当中，洪灾是中国最常见也是造成损失最严重的灾种，但是突发性和伤亡严重的强烈破坏性地震更容易引起媒体和公众关注。

      (11)《地震捐款五年流变》，南方都市报，来源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3-08/14/content_1914605.htm，2013年8月14日访问。

      (12)访谈No.4。

      (13)根据UR其中一位主要发起人的介绍，“联合救灾”作为一种反思和行动理念，出现的时间要早于盈江地震，盈江地震之后民间力量有意识地集体行动和比较成功的救灾实践，加速了理念的实体化。根据访谈No.9。

      (14)访谈No.16。

      (15)参见甘东宇：“跨界合作，共同应对：友成基金会对民间灾害应对模式的探索，”2011年5月12日(由友成基金会提供)，以及访谈No.14和15。

      (16)参见甘东宇“跨界合作，共同应对：友成基金会对民间灾害应对模式的探索，”2011年5月12日(由友成基金会提供)，以及访谈No.14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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