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少论著在考察孙中山的早年革命活动与庚子勤王运动时，都或多或少地论及孙中山谋求两派合作的种种努力。至于保皇党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做过哪些具体工作，其真实态度如何，则多属语焉不详。其实，在双方互谋合作的曲折过程里，梁启超不仅也曾进行过不无诚意的努力，而且还显示出梁氏政治生涯中少有的果敢与执着；由此带来了自身政治纲领上的某些显著变化，为后世学人研究梁氏思想增添了难度。即便是他那颇招物议的檀香山之行，其谋求合作之初衷亦未曾有变。对梁启超来说，争取合作的结果固然可以说是失败了，但争取合作的过程仍然是真实和生动的。本文拟根据某些已刊资料与未刊资料，对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的梁、孙关系进行个案考察，对梁氏的有关言行做出基本的事实判断，尽可能弄清有关历史真相与线索。至于以孙中山的是非为是非，对梁氏的有关言行进行定性分析与价值判断，则是本文所试图避免的。
一
经过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及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等一连串的严重事件，许多有识之士渐次感到联合各种进步力量共谋救国的必要性。1900年8月27日，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指出：“近阅各处日报，知神京沦陷，翠华蒙尘，北望燕云，无涕可挥。堂堂中国政府，惑邦肇衅，无事自扰，以致宗社为墟，此上下五千年历史所未有，逆藩权奸之肉，其足食乎！此后欲望支那自立图存，全在国民联群壹志，并胆同心，舍此外，无可救药之仙丹。”（注：经元善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总第2429页。）同年，夏曾佑也向汪康年提议：“与中山合，比较妥”，“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此事有数好处：形势极便，一也。全体振动，二也。下合人心，三也。少杀人，四也。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注：夏曾佑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总第1363-1364页。）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就已奔走于康有为与孙中山之间，在日本友人犬养毅等人的支持下，热情饱满地开始同孙中山等人商讨合作事宜。
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说：“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此言未免过于渲染，与实际情况不符。所谓“两党”壁垒森严，你死我活，那是1903年之后的事情。尽管强调反满的孙中山对“勤王”主张持有异议，但是对争取李鸿章、刘学询的合作颇感兴趣，而“勤王”毕竟是庚子“勤王”运动中多数进步的政治力量联合举兵的共同纲领。《清议报》于1898年12月创刊之后，尽管梁启超经常撰文强调“尊皇”，但梁、孙之间的关系并未由此“交恶”，双方的联络与商讨合作仍在继续进行，并且于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之后一度出现高潮。
据陈少白回忆，梁启超抵达日本不久，就主动与孙中山一方直接取得联系。陈说：“梁启超要约期与我们会面，我们想既然他们有心，当然也很赞成，就约在犬养毅家里相见。到时，梁启超到来，他说康先生有事不能来，叫他代表”，结果谈了一个通宵，“不外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过了两天，陈少白受孙中山之托，偕平山周拜访康有为。康有为对合作的态度并不热情，不想会见陈少白，徐勤知道康的意图，诡称康“脑痛”，意欲拒陈于门外。梁启超则不然。正如陈少白所判断的，康门师生对于合作一事“就生出两派的意见”，“理性比较的充分”（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以下简称《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59页。）的梁启超属于赞成合作的一派之首。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尽管康梁一班人与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骨干“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属在逃政治犯，但二者的政治阅历、救国方案与组织体系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加之双方各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信念与抱负，在短时期内找到都能接受的救国方案与合作方案，良非易事。在号称身怀光绪帝“衣带诏”、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是暴力反清之人，属于“大逆不道”的政治犯，自己则是帝党中人，对光绪帝深怀知遇之恩，只因变法失败，才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一旦光绪帝复权，便将前途无量。若同孙中山等人频繁交往，反而容易给西太后一伙提供口实。因此，他一开始就对合作一事无多大兴趣，态度消极。诚如孙中山事后所说：“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会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逋逃外国而倡保皇会也，其感恩图报之未遑，岂尚有他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1页。）若除开康、梁差异不论，此言之于自视甚高的康有为是大体合适的。
曾被康有为参劾的广东劣绅刘学询以考察商务为名，为捕捉康、梁自告奋勇潜赴日本，试图通过争取孙中山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与孙来往比较密切。此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康门师生对孙中山的疑虑与不信任，影响了二者的合作商讨。
对于颇有诚意谋求联孙的梁启超来说，最大的障碍既来自康有为的干预和阻扰，也来自双方在救国政纲上的差异。彼此能否在“尊皇”与推翻清朝之间寻找共识，通过坦诚的对话与相互让步，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至关重要。
商讨合作需要时间与过程，梁、孙双方各自在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同志的活动却没有停止，彼此互争活动范围。华侨和青年学生中出现明显的派性纠纷，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双方的磨擦乃至误解，波澜迭起。从现有资料看，梁启超在对待这些磨擦与误解问题上都不乏全局观念和谋求解决的诚意。
某日，由徐勤出任校长的横滨大同学校里出现“不得招待孙逸仙”的字条，引起孙中山不快，兴中会会员中“有性子不好的，要同他们火并，被孙先生制止，一同出来。从此以后，孙先生亦不再进大同学校了”（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53页。）。孙中山等人不仅责怪徐勤，而且怀疑梁启超从中作梗。1899年1月，矛盾双方为该校干事选举问题互争领导权，闹得不可开交。徐勤等人请出同双方关系密切而且一再主张两派合作的犬养毅担任名誉校长，平息风波（注：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3页。）。
尽管横滨大同学校的派性纠纷告一段落，3月18日的开学典礼既热闹又隆重，但双方的紧张关系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缓解。4月14日，梁启超致函犬养毅，请求进一步调停双方关系。他说：“孙逸仙近曾见先生乎？仆等之于孙，踪迹欲稍疏耳，非有他也。而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敝邦有志之人既苦希[稀]，何可更如此相仇！仆欲一见孙、陈而面解之，先生有暇日，约会见于此间可乎？至仆等与彼踪迹不得不疏之故，仆见彼当面解之也。”（注：梁启超致犬养毅函，《近代史资料》总第74号，第100-101页。）
犬养毅等人的调解颇见成效，梁、孙之间随即恢复通信与互访。孙中山致函梁启超，重提携手合作之事。梁回函说：“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页。）
据日方档案记载，5月1日，孙中山由副岛道正陪同，从横滨抵东京访梁，因梁外出未果（注：日本外务省档案，乙秘第629号，明治32年5月2日。）。梁启超曾有一函致孙：“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13-14页。）有的学者估计梁此函可能是针对孙5月1日上门造访未果而写的，其论据似乎尚欠充分，因为梁函明确提到孙“枉驾报馆”，当指设在横滨的《清议报》报馆，并非5月1日孙来东京走访的梁氏寓所。况且，梁函并未提到孙这次走访横滨《清议报》报馆未遇后是否又赶到东京会梁。
由于资料缺乏，目前我们还无法按照时序将梁启超与孙中山在1899年间的往来与商谈情况清晰地理出一条线索，只能做大致的估计和分析。有关资料表明，自是年夏始，梁、孙双方往来增多，气氛日趋热烈。
6月6日，梁启超与兴中会骨干杨衢云在横滨山下町53番文经商店会谈，“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杨由此对梁颇生误解，认为“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年版，第43-44页。）。杨的这种估计不完全符合梁启超当时的真实意图。梁说“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欲实现联合，不仅需要梁启超耐心细致地做通康有为等人的思想工作，而且也需要兴中会方面适当克服小团体主义，统一思想认识。况且，双方在如何对待光绪帝的态度与方略上还存在原则分歧，有待进一步商讨。
梁启超曾在《杂答某报》一文中提及是年8月他与孙中山在横滨吉亭深夜长谈一事。梁启超长女令娴（思顺）的回忆更为具体，“其先君在日本之次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令娴女士在隔室中闻孙梁二先生高声辩论革命之道，以为二人争吵，急趋探视，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注：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版，第123-124页。）
通过与孙中山的频繁交往，梁启超的思想认识也有所提高。当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以及“率邦人祝圣寿，龙旗摇飏”（注：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徐勤函，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页。）之时，梁启超却在邀集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共谋与孙中山联合，颇有摆脱康有为的遥控与束缚之势。保皇会创办之初，梁启超还“嗤之以鼻”，《清议报》拒载有关保皇会的宣传资料。他在半年前还担心“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民皆蚩蚩，伏莽遍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户窃号，莫能统一，徒鱼肉吾民；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一句话，他那时明确反对暴力反抗，如今却公开提倡“破坏主义”，讴歌卢梭的《民约论》。他说：“譬之筑室于瓦砾之地，将欲命匠，必先荷锸；譬之进药于痞疳之夫，将欲施补，必先重泻。非经大刀阔斧，则输倕无所效其能；非经大黄芒硝，则参苓适足速其死。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此一定之阶级，无可逃避者也。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注：《破坏主义》，《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里所提倡的“破坏主义”，并非绝对的破坏主义，而是在“尊皇”前提下的“破坏主义”。在该文发表之前，他在《爱国论》（《清议报》第22册，1899年7月28日）一文中阐释如何获得民权时，也表达了与“破坏主义”相近的意思。他说：“欧洲各国今日之民权，岂生而已然哉？亦岂皆其君相晏然辟咡而授之哉？其始由一二大儒，著书立说而倡之，集会结社而讲之，浸假而其真理灌输于国民之脑中，其利害明揭于国民之目中，人人识其可贵，知其不可以已，则赴汤蹈火以求之，断颈绝脰以易之”。他把“民权”与“民主”区别开来，“民主”是相对于君主而言，因此，在他的笔下，“以尊皇为宗旨”与“以民权口号天下”并不矛盾，倘若不“开放民权”，难免“激成革命战栗时代”，人民将奋起推翻君主。他的结论是：“今惟以民权之故，而国基巩固，君位之尊荣，视前此加数倍焉。然则保国尊皇之政策，岂有急于兴民权者哉！”也就是说，“兴民权”比“尊皇”尤为关键。）
与此同时，梁启超取得横滨商议会干事郑席儒、曾卓轩等人的资助，在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创设高等大同学校，招收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与湘籍进步青年林锡圭（后又称林圭）、范源濂、蔡艮寅（后改名锷）、唐才质、秦鼎彝（力山）等10余人，以及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等7人，梁自任校长，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据称，“时梁方与总理、杨衢云、陈少白诸人往还颇密，且有联合组党之计划，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梁启超时相过从。”（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3页。）
在此期间，梁启超不仅介绍章炳麟、唐才常、周善培（孝怀）、钱恂等有志之士结识孙中山，而且和江之岛结拜兄弟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学璟等人“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因有孙、康两派合并组党之计画，拟推总理为会长，梁副之。”（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65页，另见《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革命逸史》第6集，第12-13页；等等。）
不久，梁启超起草数千言，以“同门十三人”名义向康有为摊牌，告以“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圣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页。）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梁启超首次认可“共和政体”即民主立宪政体，不再坚持君主立宪政体；二是他并没有放弃“尊皇”初衷，既坚持“尊皇”，同时又接受民主立宪方案，大胆提出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构想，试图通过举光绪帝为“总统”来达到“尊皇”的目的，这既是梁启超在谋求同孙中山等人合作时向对方作出的一个重大政治让步，同时也是他自己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三是他的“尊皇”不再是无条件的，举光绪帝为“总统”的前提是“民心爱戴”，以便符合民主立宪制的选举原则。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上述致康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在我看来，尽管上引文字只是冯自由的事后回忆，并非原函，只是“略谓”而已，但梁氏撰写类似文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既然冯自由对梁氏怀有私恨，“后来捏造无端事实，诋诬不遗余力”，而这段文字并无诋诬梁氏之意，反而可见梁氏的过人胆识。第二，就回忆本身而言，对于梁氏欲摆脱康氏控制和举光绪帝为总统等事关重大和使人耳目一新之方案的提出，当事人或知情者是不大容易记错的。第三，关于梁启超试图摆脱康有为的控制，独立谋求联合一节，还可以陈少白的回忆作为旁证。陈说：“欧榘甲对于什么事情，都说不能做主，总说要回去请教康先生再定。当时我们也曾问过梁启超，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他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主义原是很坚决的。”（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59页。）第四，梁氏在次年致孙中山、桂绶等人的有关函件中，也明确提出了举光绪帝为总统的设想，并非孤证无凭。以梁启超当时发表《国权与民权》、《破坏主义》等激进言论所反映的政治倾向与思想水平来看，当不排除他于1899年下半年就已初步倾向民主立宪制和设想举光绪帝为总统的可能性。
尽管梁启超个人思想产生了飞跃，在商讨合作的过程中向孙中山一方大大地靠近了一步，但矢志反清的孙中山并不接受梁启超关于举光绪帝为总统的合作方案。双方完全达成共识，良非易事。
唐才常是梁启超任教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同事和挚友，林圭则是梁启超在湖南和日本东京的得意门生，彼此就举兵勤王问题磋商颇多。唐、林二人还跻身于在日本的江之岛结义的兄弟11人之中，参与上书康有为的活动。唐、林打算回国，联络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勤王起义，梁启超深表赞同。据陈少白回忆，“一天晚上，梁启超及康有为其他的门生在日本某菜馆开了一个送别大会，送别林士圭（林圭）等回汉口去筹备起事。到会的除了康有为的学生外，有日本的同志朋友，孙先生和我们兴中会的会员多人参加在内。他们知道我船到日本，就派人到横滨码头来接，一同乘车来到东京，把我送到这里来。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在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士圭珍重告别”（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62页。）。
二
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横滨两地谋求与孙中山合作期间，由他起草的“同门十三人”致康函惹怒了师长，遭到康有为严词斥责。此后不久，梁即离开日本，踏上赴檀香山在航程。
关于梁启超离日的动因，不少论著承袭冯自由的叙述：“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29页。）。冯说有两点值得存疑。第一，查阅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1900年2月3日致总理衙门函可知，在梁启超登上檀岸之前，清廷驻檀香山领事馆派员对梁搜查时发现，“该逆所带银两不及美洋五十元，与不准登岸之例相符合”（注：伍廷芳致总理衙门函，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5页。）。梁氏此行若果属康有为派专人“携款赴日”勒令离开所致，当不至如此寒伧。而梁启超离日前夕所吟《别伊藤侯》“壮别”诗中，还有“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等句，且自注云：“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运游之费，皆感侯之赐”（注：《壮别诗·别伊藤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6页。）。由此可知，梁启超的远游经费并非叶觉迈所提供，至少可以说，叶觉迈的“携款赴日”对梁启超此行并不十分重要，很难说此时在经济上依赖于康乃梁离日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在“同门十三人”致函事件发生之前，梁就有过应邀赴美洲发动华侨的打算。还在是年5月3日，他就函告妻室李蕙仙：“来同居之说，吾初接来信时，亦有此意，因横滨开女学校，欲请薇君（即康女同薇，引者）为教习，故吾之意，欲令卿与同来也。惟昨日忽接先生（即康有为，引者）来一书，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故又不能接卿来矣。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余万人，人人皆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过是矣。今欲开一商会，凡入会者每人课两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矣。以此办事，何事不成？”“此事为中国存亡之一大关键，故吾不辞劳苦以办之。”（注：梁启超复李蕙仙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77-178页。）陈少白也说：“当时梁启超因为也要向外发展”（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62页。），即离开日本。正是带着筹款勤王的愿望，梁启超在复李蕙仙函寄出不久，即就地在神户、横滨等地以会馆为中心，组织侨商，发起成立商业会议所等组织。他在《夏威夷游记》中亦云：“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86页。）他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旧金山华侨正式电邀。梁启超在为《清议报》刊发《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所写前言即提到：“去年秋冬之交，因美属金山大埠华人致电，敦请往美，遂于十一月由日本首途，道经檀香山，拟小住一月，即便前往。”（注：1900年2月梁启超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清议报》第39册，1900年3月21日。）
揆诸有关史料可知，促成梁启超离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康有为的斥责外，原有赴美计划的确定，旧金山华侨的盛情邀请，回国发动武装勤王的唐才常、林圭等人需要经费，以及梁启超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横滨华侨等对日本政府拒绝接纳康有为重返日本一事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强烈的离日赴美愿望，都是促成梁启超离日远行的重要因素。况且，梁启超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并非檀香山，而是北美大陆，此行并非针对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政治阵地，瓦解那里的兴中会，而是为勤王运动筹款，原本只是顺路经过檀香山而已。他之所以在华侨中热忱宣传康有为的“保皇”宗旨，而不是重点展示自己有异于康的“保皇”思路，大张自由与民权旗帜，主要因为“保皇”旗号在广大华侨中颇有市场，而且当时西太后打算废光绪帝，立载漪之子溥
为帝，也增加了广大华侨对光绪帝的同情。梁启超此行就是为着团结各派政治力量，发动华侨踊跃捐款，支持国内的武装勤王斗争，以武力谋求政治革命。至于勤王之后如何善等光绪帝，是扶持他当君主立宪制的皇帝，还是当民主立宪制的总统，还是另选贤能出任总统，都还是未知数，只能留待将来商讨，当务之急则是力谋各方合作与筹款举兵。
冯自由说：“梁居檀数月，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入彀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钟工宇的回忆说得很清楚，梁启超公开同情光绪帝，主张“保皇”，为勤王而发动捐款，把“保皇”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改革方案”联系起来（注：转引自〔美〕史扶林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丘权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2页。），这完全符合梁启超当时在《清议报》上所发表的有关言论，也符合他离日前同孙中山等人商谈与书信来往中所体现的政治主张，无诈可言。当地爱国华侨和多数兴中会会员并不以梁启超是否革命即是否主张暴力反清来决定对他的态度，前者对暴力反清的兴趣并不比暴力保皇和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更大。孙中山的好友钟工宇在回忆中没有提到梁启超宣扬“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类政纲解说词，无非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梁启超像冯自由所叙述的那样果真说过，但对钟工宇来说，这无关紧要，不曾留下印象；要么是梁启超当时并没有这样说。
其实，冯自由自己在别的场合也承认，兴中会成立之后，孙中山的暴力反清宗旨在檀香山的反响并不那么强烈，孙中山在檀香山还不如4年之后梁启超在檀香山那么大受欢迎，兴中会的反清根基在那里并不厚实。兴中会创立之时，“其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惊走。经总理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为了支持孙中山1895年10月发动的广州起义，被称做“大畜牧家”，“有茂宜王之称”的兄长孙眉，“自愿划拨财产一部为助，更移书檀中各亲友为总理先容”，“更以每头六、七元之价贱售其牛牲一部，以充义饷，邓松盛亦尽变买[卖]其商店及农场，表示一去不返之决心”。尽管如此，孙中山所得并不多，共计“约合香港银一万三千元”（注：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1页。）。冯自由解释说：“当日檀岛各会员资产多非富裕，除服务当地官署及洋行外，或经营小商店，或开设小农场，实力殊不充厚”（注：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华侨与辛亥革命》，第22页。）。应该说，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需要从当地华侨对孙中山“作乱谋反”的政治态度去分析，否则，为何“总理于乙未秋败挫后，是冬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故总理乃有美洲之游”？而4年之后，当梁启超来到檀香山时，那里的华侨资产并不曾获得数倍以上的增加，况且“檀岛政府以防疫故，始火我华民所居铺屋，初议有病疫者之家则火之，其后则议一家有疫，殃及左右两邻。其后又议一家有疫，火其全街，禁令一日数变”（注：《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第193页。梁启超致叶恩（惠伯）函中还提到“烧埠以后，民不聊生，在中华会馆乞米者多至千余人”，对于筹饷“不无窒碍”。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叶恩函，抄件。拙文在引用梁启超的函件资料时，凡《梁启超年谱长编》有的部分，只注《梁启超年谱长编》，凡《梁启超年谱长编》阙如的部分，当注“抄件”，以示区别。该抄件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慨然提供，谨致谢忱。又，《梁启超年谱长编》和梁函抄件的部分标点与个别字句似不确切，作者在引用时作了相应的纠正，恕不一一说明。）。华侨损失不可谓不重，而梁启超能在数月之内为勤王运动收到当地华侨10万元左右的捐款，这无疑应当主要从广大华侨对梁启超勤王宣传的热烈拥护中去寻找答案。
抵达檀香山之后，梁启超借“保皇”之名，发动各方华侨捐款勤王，而期待与孙中山合作和向往民主立宪之念仍然时有闪现，并不曾轻易放弃。
抵檀不久，梁启超即向孙中山函告行程，并且表达自己将在康孙之间继续“调停”的设想。函云：“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向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注：1900年1月11日梁启超致孙中山函，抄件；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7页亦录有此函。）梁函所称“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即指在檀香山为保皇会发展会员，以便为唐才常、林圭等人举兵勤王筹款。他说“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若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还不能说此言就是虚情假意，梁启超的确为之努力过，他在致徐勤函中还特意提醒对方，不要在兴中会会员刘祥、邓从盛等人面前诋毁孙中山，干“掩耳盗铃”之类蠢事（注：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徐勤函，抄件。）。
无庸讳言，对于光绪帝，一向颇重情谊的梁启超仍然敬恋有加，感情至深。在他看来，“人生只一死耳，从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死而复死者，死何足畏！”“至于弟，则前年八月，已是九死之人，此后余生，皆圣主之所赐，自今以往，为君父而捐躯，为国民而流血，固所愿也。”（注：《复金山中华会馆书》，《清议报》第39册，1900年3月21日。）及至西太后谋立“大阿哥”废光绪帝的消息传来，其捍卫君父之念有增无减。就时局而言，在他看来，“保皇”是一个既省力又“名正言顺”的旗号。他在致南洋华侨桂绶一函中即提到：“现时各处捐集之法，虽不相同，大率开保皇会处为多，因光绪帝维新变政而被废，人人共愤，借此为题目，名正言顺也。”（注：1900年3月4日梁启超致桂绶函，抄件。）致巴孖埠保皇会一函也强调：“顷者各埠倡设保皇会，思合大群，养实力，以勤王室，复维新”，“保皇即所以保国，保国即所以保身家，人人有份，无可推让也。”（注：1900年3月17日梁启超致巴孖埠保皇会同志函，抄件。）
在强调保皇的同时，梁启超仍然夹带着早在主讲湖南时务学堂期间就已表露的“反满”民族主义情绪，而且怀抱勤王成功之后举光绪帝为总统的政治构想。同样是在致桂绶的那封函件里，他即提出：“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皇帝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以中国人之多，地之大，财富之饶，若维新以后，经十年则为五大洲第一个雄国矣，我唐人何等荣耀！现时生死关头，在此数年，失了机会，则他日更无可望，故但愿我同人各各勉力而已。”（注：1900年3月4日梁启超致桂绶函，抄件。）
在同年4月28日致孙中山函中，梁启超再次强调这一政治构想。他说：“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聚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另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得千万左右，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注：梁启超致孙中山（逸仙）函，抄件。《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油印本亦录有此函。二者仅个别字句有异。）
尽管立志“反满”的孙中山不愿意听从梁启超的建议，宁愿争取李鸿章或容闳，谋取两广独立，甚至一度想奉刘学询为“总统，或称帝王”（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1-203页。），也不愿拥戴光绪帝当“总统”，因而对梁启超的两次来函都搁置不复，不过，梁启超的建议仍然体现了对合作的期望。若就当时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局势而论，这也不失为一种审时度势的救国方略。梁启超已经把话说得明白：“倒满洲以兴民政”属于“公义”，“借勤王以兴民政”乃“最相宜”；权衡两者，他主张以“勤王”为口号，以“举皇上为总统”为政治目标，用来召集各方志士，共谋救国，而不以属于“公义”的“反满”口号鼓动天下。不过，他认可对方的“反满”民族主义为“公义”，仍然表明他本人并不缺乏“反满”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和康有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即使在数年后同《民报》笔战正酣时，梁的这种思想基础也不因岁月的流逝或论战的需要而彻底抛弃。
由于康有为对“同门十三人”的上书严词痛责，耿耿于怀，梁启超稍改正面顶撞的做法。4月12日，他以质疑的方式函告乃师：“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荣禄）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过，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注：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页。梁函抄件与此书所录相同。）
康有为的“保皇”宗旨与勤王设想一经梁启超几番质疑，即漏洞百出，疑窦丛生。若将梁氏此函与上述4月28日致孙函相对照，也许别具深意。
梁氏致康之函在前，致孙之函在后，前后相距仅半月。梁既然对康的勤王方案已缺乏信心，在孙面前却坚持勤王主张，欲“举皇上为总统”，就显得前后有些矛盾。这是因为，欲期“举皇上为总统”成为现实，也只能以勤王运动的成功为前提。既然谋求勤王在梁看来如此困难重重，毫无把握，“举皇上为总统”就有可能流于空谈。由此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此时的梁启超之所以在致孙函吕再次强调“举皇上为总统”，其实质不过是试图劝告孙中山，在兼顾其民主立宪制理想追求的前提下，接受康有为、唐才常乃至以丘菽园为代表的捐款华侨等多数派别都坚持或认同的勤王主张，旨在尽快团结各方，共谋救国。对梁启超来说，倘若不是为了尽可能找到一个合作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方案，尊光绪帝为“总统”云云并不太重要，至少他自己就已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他既敦促孙中山接受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勤王”方案，又在康有为面前怀疑勤王方案的可行性，试图规劝康氏正视同“反满”要求相吻合的民主立宪制方案的可能性，仍在为二者之间争取一种有助于携手合作的政治共识，缩小二者的政见间距。尽管梁启超还不曾为此找到一条十分清晰可行的思路，但仍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充满信心。
梁启超另有致康有为一函云：“行者（即孙中山，引者）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注：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1页。）此言常为不少论著所引用，以便强调或突出梁启超企图排挤和阻挡孙中山反清革命活动的恶劣动机与宗派行为。倘若阅读全函，则不难发现，梁氏此函的基本话题却是强调“同门无人才”，试图将保皇会自身的华而不实同孙中山等人扎实的组织活动作比较，旨在激发康有为拿出整顿“同门”、切实领导勤王运动的行动来。况且，恰恰是在被《梁启超年谱长编》编者删节的同一函中，梁启超还明确反对“同门”骂孙中山等人为“卤莽”、“大言无实”、“叛逆”等“狭隘”不实之词，并且公开为孙中山的同类言论辩护，肯定孙中山的才华。请看：“弟子今言及此事，又不得不冒嫌疑以谈及行者。盖行者之为人，虽无论何如，若其用心此事（指密谋武装反清，引者），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本有才之人，而用功于此事者数年矣，而我辈今始入行。今日我辈骂行者前事非，恐我他日所行，尚不及彼前事也。我辈骂彼为‘卤莽’，我辈自问能免‘卤莽’二字乎？我辈骂彼‘大言无实’，我辈自问能免‘大言无实’四字乎？我辈笑彼‘结识无赖’，然我辈今日欲做事，方知非‘结识无赖’不能为功也。我辈骂彼为‘叛逆’，此二字岂可妄以加入哉？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曾何足怪？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何‘叛逆’之可言？以此当知我辈之必与行者为难，实不免狭隘之诮矣。弟子今日复为此言，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日日忧思如结，故日间大庭广众谈既往、道将来，神气飞舞，夜间柘坐独思，念既往、计将来，辄促仄无以自安。自立储伪诏既下，天下涌动，靡不责望我辈，而我辈曾无分毫之力可以副人望。念及此，不如无生。今日成我辈第一机会，失此不图，后更无望，奈更无所凭借以用此机会何？弟子前此濡滞之罪，既无可赎；然内地无人，虽尽其力张罗于外，恐终无济也。”（注：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抄件。）
可见，梁启超对康有为与同门人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对孙中山及其暴力反清活动的正义性的维护又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梁启超对孙中山并非毫无保留意见或偏见。在他看来，孙中山“常作大言”，有些不切实际，“徒使人见轻耳”，希望康有为在这方面不要效法孙中山（注：1900年3月20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3页。）。由于孙中山在梁离日后对合作一事不够积极和主动，孙与刘学询的暗中来往也使梁有些困惑，梁启超难免对孙产生不信任感（注：1900年4月5日梁启超致叶湘南、麦孺博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不过，从整体上来看，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仍然不低，他经常叮嘱同门师友善待孙中山这样的难得之才，不曾改变谋求合作之初衷，希望尽快克服“同门无人才”的局面。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3月28日致澳门《知新报》同人书中说得最为透彻：“布置义举，其条理多端，未知诸兄近所擘画若何？弟意窃以为网罗豪杰最要。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网罗之为要，人人皆知，然如何然后能网罗，则不可不用功夫。大约‘阔达大度，开诚布公’八字，为不二法门矣。此八字之好处，人人皆知；然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弟每自省，常觉得如是。请诸兄亦日日以自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遇有豪杰才过于我，而心术可信者，我当下之，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我辈同门之人才，既尽见矣，以是区区者，果能扛起天下事乎？必不能矣。既不能，则势不可不求诸于外；一有圈限，则外者不入，永无增长之期矣。又，我同门之一弊，必其人之才力受我节制，我然后纳而受之，此必不能得豪杰也。其人如易受节制者，才必不如我，得之何益？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然后可也。然欲收罗之，必非可恃小术数，亦惟曰‘阔达大度，开诚布公’而已。”（注：梁启超致《知新报》同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
尽管梁启超知道“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注：何擎一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留批注，《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8页。），但他还是要说。在同日致康一函中，他仍然强调：“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办天下之大事，非尽收天下之豪杰不可。”（注：1900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0页。）稍后，由于谋求赴美一事受阻，托人赴美筹款又无着落，梁启超的情绪明显低落，从焦虑转向自责，甚至翻出曾国藩文集，效法曾氏的克己修身，反省“去年悖谬已极”，对长者“不够”（注：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6页。），但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仍然坚持打破门户界限。他对康说“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能前说，不敢因噎废食。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达大度，而莫恶于猜忌。盖猜忌二字，最易距人于千里之外也。夫子所责弟子多疑之说，弟子今知其蔽，痛自改之。然此义乃欲施之于同门不同门，皆如是也。弟子总觉得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诚恐声音笑貌之间，距人千里之外，故每书辄斤斤然辨之也。”（注：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2页。）
因为梁启超在康有为面前不厌其烦地为争取与孙中山合作而犯颜抗争，再三批评“同门无人才”的现状，甚至在一些函件中对王觉任、徐勤、麦孟华等康氏所依赖者有所批评，不仅康有为对他十分反感，而且主持澳门总机关的王觉任等人也大为不满，恼羞成怒。他曾自告奋勇请缨去香港、澳门一带襄助策划勤王全局，康氏置之不理；他曾就全局规划、组织联络、军械购运、暗杀与绑架计划等多次致函澳门总机关，王、徐二人也迟迟不作答。在保皇会中，他成了孤独的清醒者和一厢情感的发纵指示者。
及至7月中间，长江流域举兵勤王在即，梁启超奉唐才常等人函催，放弃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赴美机会，匆匆回国。离檀前夕，他还兴致勃勃地函告孙眉：“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注：1900年7月17日梁启超致孙眉函，抄件。）然因种种因素制约，他仍然不曾如愿。他折回上海时，即传来汉口事变的不幸消息，勤王运动迅即瓦解。梁启超逃亡香港，设法与孙中山密友陈少白取得联系，重提合作之事，并责成徐勤起草合作章程，然后取道新加坡赴澳洲筹款。徐勤却对梁启超阳奉阴违，梁离港后，合作一事又不了了之（注：详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64页。）。
关于梁启超的“保皇”主张，陈少白有过一段评价：“实在说来，梁启超个人对于革命向来甚少反对，而不少赞成，看他的文字，这层意思，时时会流露出来。说他没有宗旨，恐不足以服他的心。但如他真是以救国为目的，那末革命就可以救国，何必一定保皇。若果说非保皇不能救国，恐怕理论上也讲不通。康有为是一定要保皇的，不过他的地位和环境，与梁启超不同，所以故为曲说，亦未可知。简直说，革命与保皇，亦不过救国之一策。梁启超之活动，弃保皇而取革命，你责他对于他的老师不肯服从则可，至若对于救国，又何尝有分毫异处？况且他们北京戊戌之役，原是贪懒趁便的，救国并非保皇，保皇二字，系失败后方才无中生有的生出来的，故此说梁启超没有宗旨，他心里一定不服，救国才是他的宗旨呢。当时他不能简捷直白的说出来，不是一时糊涂，就是他的气魄薄弱所致。”（注：详见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1册，第64页。）
陈少白以朴素平实的笔调，承认梁启超“对于革命向来甚少反对，而不少赞成”，承认康梁师徒在“保皇”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较之冯自由的同类评述，显然要客观和可信得多。不过，陈少伯还不曾把梁启超了解透彻，没有完全把话说到点子上。他说，梁启超的“宗旨”不是保皇，而是救国，“救国才是他的宗旨”，此话固然不错，但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终近代中国之世，救国与否并非问题之关键，无论是梁启超、孙中山、康有为、唐才常，或林圭、丘菽园、汪康年、容闳，彼此间的政见分歧并非要不要救国，而只是如何救国。用陈少白自己的话说，“革命与保皇，亦不过救国之一策”，梁启超本人提倡“保皇”的实质，与其说是救国，不如说是为了联合各派谋求政治革命，“保皇”只是他所选定的旨在争取多方合作的一个政治旗号。这是陈少白所不曾领会的，更是陈少白和孙中山等人所不能接受的。
在夏曾佑看来，欲使各种政治派别取得合作，“须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始能有济。此种人立极大之功，而不能有所表见，惟仁者任之。”（注：夏曾佑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二），总第1368页。）可以说，本属康派系统的梁启超就曾是这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为了团结合作的全局，他奔走两头，积极争取，虽然在康、孙两边都不讨好，康、孙等人都对他多有指责，误解重重，他都坚持不懈。他大概属于夏曾佑所说的那种“仁者”，是难能可贵的顾全大局者，而不是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政客或假装激进的政治骗子。康、孙二人最终不曾握手言欢，实非梁氏始料所及。后世研究者有足够的理由重视梁氏当年为争取两派合作所体现的坦诚与尴尬，抹去某些强加于他的误解，而不是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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