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制”与太行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
崔卓琳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 抗日战争期间， 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村选， 实施“三三制”政策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阶级成份复杂、 意识形态差异、 群众积极性不高等问题阻碍了政策推行， 因此， 有针对性的干部训练、 深入的民主宣传成为发挥“三三制”核心凝聚力的应有之义。 更进一步说， 抗日战争要实现紧拧民族统一战线大绳必须突破体制僵化、 阶级隔阂， 而“三三制”政策的政权分层架构成为解决障碍的关键要素。 毋庸置疑， 以“三三制”为基底的民主政权体系是中共积极建设的结果， 成为中共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取得对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障。
关键词: “三三制”； 太行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 民主政权建设
“三三制”是中国近代史、 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 学术界对于“三三制”的研究兴趣日隆， 学术研究成果蔚为壮观。 主要有美国学者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 王建华《改造民主： 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陈先初《从“三三制”看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求索》2005年第10期)等。 研究学者对于“三三制”研究的地域范围多集中在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 而对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探索关注不够； 在研究内容上对“三三制”政策推广、 政权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缺乏实证性研究。 鉴于此， 本文着重利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档案资料， 系统梳理“三三制”在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施机制， 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 从而分析中共在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的政策推广模式，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方法以及“三三制”政策在抗战背景下发挥的民主效用。
1 开展与布局： “三三制”原则的广泛实施
1939年秋， 晋冀豫边区政府将抗日根据地划分为太行、 太岳两个区。 1940年3月，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指示， 在这个指示中明确提出了“三三制”原则， 即共产党员最多不能超过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 而以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士。[1]33 1940年8月“冀太联合办事处”成立， 并制定和颁布了《施政纲领》， 提出“彻底实现民主政治、 建立廉洁政府”[2]240的任务和目标。 之后彭德怀在中共北方局党校发表了题为《民主政治与三三制的组织形式》的演讲， 讨论通过了《晋冀豫边区村政权组织暂行条例》和《晋冀豫边区村民代表会选举暂行条例》[3]143, 以此为指导， 太行革命根据地内大范围的村选开始展开, 中共以“三三制”的民主形式引导各个抗日爱国阶层参与政权， 并以“民选”的方式重塑根据地政权， 以求在实际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主导权的基础上， 进而达到扩展中共核心凝聚力、 整合抗战力量和服务抗战的目的。 1941年试选的具体情形详见表 1。
表 1 显示， 试选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部分县村开始推行， 但在特殊环境下的行政村试选还不够全面。 1941年太行区村选问题的总结报告指出：“今年的村选是在春耕工作胜利完成、 人民生产情绪极度高涨的条件下进行的， 对敌斗争更加残酷， 要求武装保卫根据地更加广泛、 更加迫切。 在这样的条件下， 决定了今年村选的更严格的意义， 要注意民主民生的工作， 从村选中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注意给予性和动员性、 任务和人民的密切结合。”[4] 对敌斗争和生产建设的双重任务要求各村提高各阶层的参政热情， 广泛参与村选(详见表 2)。
从学生认为这门课程需要改进的方面来看，在学习资源方面，学生希望增加英语歌曲、视频等多媒体资源。在学习内容方面，学生希望能更多地接触到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
各个村庄参加村选的公民人数已初具规模， 女性公民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选举权， 这是民主选举进程中的一大进步。 各村参选公民中， 贫中农阶层所占百分比较高， 富农在一定程度上也行使了选举权， 使太行区各村的村政权建设更加符合民主政权建设要求与目标,也为根据地乡村政权奠定了基础。 另据昔(阳)东县29个村的统计， 村选中新选出的622名村政委员中， 工人(雇农)占总人数的7%， 贫农占总人数的44%， 中农占总人数的34%， 富农占总人数的13%， 开明地主和商人各占总人数的1%。[5] 经过村选， 村政权领导阶级成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42年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选举中， 武乡、 榆社、 襄垣三个县总人数的598名村干部中， 地主39人， 占总人数的6.5%， 富农 92人， 占总人数的15.4%， 中农257人， 占总人数的43%， 贫农 169人， 占总人数的28.1%， 佃农41人， 占总人数的7%。[5]这种结果基本契合了中共试图“在选举中改造为豪绅地主所把持而尚未改造过的村政权”[4]的目标， 以中农、 贫农为政权阶层基础， 重新建构乡村民主政权， 整合权利的要求。
构建PLS模型的第一步是选取主成分，此处选取前4个主成分，然后对CODeff和SSeff两个输出变量进行预测，仿真结果如图3～图6所示。
表 1 1941年太行区各县村选工作统计表
表 2 1941年太行区村参选公民阶层统计表
中共不仅在根据地的核心村庄进行了村选， 在根据地的游击区和敌占区也进行了试选，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多山地分布， 面积广大， 如和西一区交口仅120多户， 有自然村51个， 三区沙峪， 仅 150户， 有40个自然村， 榆太根据地亦完全为山地， 昔西、 平西敌伪组团活动使全部地区成为了游击区， 必须依据各区域不同的情形进行村选， 而且这些地区“环境游击化”， “因过去的遗毒， 对立、 分化”， 敌我斗争上是非常尖锐的时期。[6]因此， 在游击区， 要密切结合群众利益， 粉碎敌寇二次强化治安， 建立村中机构， 加强村镇建设， 提高群众对敌斗争情绪。 1941年太行晋中区村选代表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1941年太行晋中区各村普选代表统计表
与此同时， “在游击区有基础的村庄， 实施革命两面政策， 建立与掌握两面派， 克服过去对两面派在工作上的利用现实和对两面派政权不加建设， 不巩固， 不前进的停滞状态。 执行秘密的群众抗日联保， 以巩固群众组织， 孤立特务， 使敌人的分化政策归于失效， 建立秘密的抗日武装， 开展对敌伪装斗争”[7]， 如1941年辽西进行的敌占区伪村选举， 具体情形如表 4 所示。
表 3 显示， 太行晋中区游击区的村选公民参与百分比总体略低于根据地， 一方面是由于游击区斗争环境艰苦， 建立民主政权条件不充分， 另一方面“在根据地游击区人民的文化水平相当低， 每个村能够认识几个字的人， 都是有数的几个， 在郊区的几个村没有识字的， 村公所书记， 尚得请其他村来担任”， 而且“民众没有民主传统， 干部民主经验很少”[6]， 树立民主思想， 宣传民主建政， “依托群众运动， 进行村选， 改造村政权领导成分， 进行村政权本身的组织建设”成为当务之急。[7]
表 4 1941年辽西敌占区伪村政权干部统计表
村选过程中， 以发动选民为目的的宣传教育是基础， 还要有步骤地进行户口调查、 公民登记、 划分公民小组等一系列工作。 为了贯彻“三三制”， 鼓励抗日爱国各阶层参与民主政权建设， 在调查户口之后， 要针对户口调查结果进行公民登记与划分公民小组， 一般登记公民时， 都是经过宣传解释的， 登记方式有的挨门挨户， 先解释后登记； 有的是在村公所各户来报名登记， 并配合登记烟民， 户口调查等。 但由于解释工作不够， 各阶层对于“三三制”的认识各式各样， 真正统一的正确的思想认识还没有形成， 不仅缺乏对“三三制”政策的战略性认识， 对其组织成分认识也是千差万别。 例如： 关于“三三制”的保证问题， 有的认为是民主就不该保证， 并且说：“‘三三制’本身就限制了民主知识分子。” 有的说：“议员指定， 不然就选不成‘三三制’。” 两者都有偏向， 前者为散漫的民主， 后者为包办民主， 实际上都不是民主集中制， 把民主与集中分开了都是有害的， 一个是空政府主义思想， 一个是专制主义思想。[4]对于“三三制”这些思想上的混乱， 其主要原因还是过去对“三三制”这个政策的宣传解释不够， 宣传工作的疏忽使民众对于“三三制”存在严重的误解， 造成政府与基层工作前后脱节，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政府威信的确立。
从“三三制”原则的实施到“三三制”政权的实现， 中共不仅要克服意识形态的差异， 有效降低阶级成分不同带来的歧视， 还要充分调动一切有利于抗战的积极力量加入政权， 完善政权架构， 整合抗日力量。 如在太行地区许多农村贫富对立非常严重， 高平一些贫民会背锅到富人家去， 或者守井不让富人吃水[9]； 一些领导干部只知道联合上层分子凝结抗日统一战线， 不知道团结下层分子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只知道浅显的国共军事合作， 不知道争取地主、 富农、 资产阶级中的抗日积极分子， 甚至还存在着地主富农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敌对者， 不能被选举担任干部的想法， 排斥地主富农、 资产阶级参与民主活动， 更谈不上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进一步巩固。[10] 针对贫富对立、 群众自发斗争不积极， 有些同志反而害怕进前， 不敢领导。[11]
依照中共的设计， 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乃是使人民与政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其任务乃是沟通上下、 教育人民， 使人民认识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团体的利益， 目前的利益要服从于永久的利益。 同时， 使政府了解民间的情况， 使得政府的政策法令能够灵活地适应于不同环境”[15]。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以“三三制”为基底的民主政权建设达成并满足了应对战争和革命的需要。
2 问题与机制： 破解“三三制”体制性障碍
“将不纯分子清除出去， 把减租减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推举进来， 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政体， 建立起真正符合民意和‘三三制’原则的政权。”[3] 通过根据地各个区域的民主选举， 政权建构更加民主化。 “三三制”不仅在民主政权建设中树立起贫苦农民的阶级优势， 又将其他阶层和开明绅士团结到政权中， 大大发挥了民主政权的凝聚力， 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加强干部的思想文化教育， 及时纠正干部在“三三制”政权建设工作中的失误， 中共决定开展干部训练班， 增强干部对“三三制”政策、 村选、 民主政权的理解， 培养干部“纵向的自下而上的回馈能动性， 横向的同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意识或运作机制”[13]， 使根据地基层干部有效地把握中共政策及意旨、 完成建设民主政权、 整合社会权利、 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目标。 如和西训练村级干部140人， 训练七日； 榆次训练区级及群众干部20人， 训练一日； 寿阳村级干部训练班， 约20多人， 训练21日， 内容即为村级须知及指示， 方法是采取实验的方式， 将训练班作为一个村， 分期进行选举实验。[14] 干部训练改造中解决了干部与群众缺乏上下互动的问题， 教育了干部， 克服了地方干部与群众对立的现象， 有效消除了干部“左”的思想， 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 锻炼了其运用民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其尽快适应当前的民主形势。
从辽西伪村政权干部的阶级构成看， 贫中农的人数多于富农， 但不违背“三三制”原则， 各阶级力量在政权结构中的不完全平衡， 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民族斗争虽然为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并未消失， 华北敌后不同于陕甘宁边区， 华北没有进行过土地革命， 未曾建立过工农政权， 工农群众未曾彻底翻身。”[8] 敌伪区又处在艰苦斗争时期， 因此， 在敌伪村实施与斗争形势相符合的民主选举， 促进敌伪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是对日伪政权、 旧社会封建地主政权的直接打击和否定。
干部则需要更多的精力去了解各村的实际情况， 了解群众对于“三三制”政权的真切反映， 细致严密地布置工作， 同时在政权运行中要加强群众的实际参与度， 如在公民登记中， 尽量发扬群众讨论登记， “和西城南群众讨论时把公民历史上的好坏都给提出来， 除非法定不合格， 表现不好的， 虽给登了记， 但先要他好好改正； 和西敌游区， 群众讨论公民资格时， 都从历史上审查， 把特务汉奸明确起来， 加强对敌观念”[10]。 政治参与与宣传教育的结合， 不仅提高了群众的参政积极性， 而且在无形中巩固和发展了民主政府的抗战凝聚力， 在增强群众自我认同感的同时， 更明确了群众与政府共同的民主诉求。 另外， 在根据地村选中， 赞选与竞选代替了过去的贿选， 赞选是最成功的， 政府把群众所要选的原因及不愿选的原因都列举出来， 进行对比， 明确对象， 如榆次选民提出某某两个都好， 但某人功劳大， 成立抗日县政府； 寿阳代表们在会上提出某某好， 但中途妥协一次， 某某稍差， 但未妥协过， 其他各县都有这样的争论竞选。[10] 政策宣传的群众化普及， 不仅有力地助推了“三三制”在根据地的实行与贯彻， 而且增强了各阶级对民主政策、 民主政权的拥护， 即中共在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同时， 通过政策的宣传引导、 舆论强化乃至“民选”等方式优选出符合民意、 维护民主政权、 拥护中共领导的乡村干部， 中间分子、 各党派代表也逐渐融入到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中。
随着新课改在小学英语教学课堂中的深入，小组合作学习模式也慢慢渗透其中，让学生在与同学的和谐相处中，获得了一定的知识。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漏洞，其中一个漏洞就是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不明确，导致好学生继续进步，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还是停滞不前，这样发展下去很容易发展成班级中的“两极分化”。所以这就要求英语老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要明确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让学生可以共同发展，促进班级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
漏电断路器在建筑电气设计中时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在漏电断路器的选择时必须加强对额定动作电流的限定。①应严格按照标准来限定漏电断路器的电击能量，以防系统末端出现漏电的安全隐患；②做好漏电断路的保护工作是减少电路损坏减少电气火灾发生的有效对策；③漏电断路器的选择也不能大意，应该遵循既定的原则，并且慎重考虑漏电断路器的合理安装地点，以便发挥漏电保护器的作用；④应该清楚地低压配电系统的实际情况，并且在选择漏电断路器型号的时候也应该考虑多方面做出有效的选择。
如前所述， 中共加强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建设一个群众广泛参与、 基层干部忠诚有效的民主体系， 以实现重新塑造根据地民主政权乃至国家政权的理想。 民选干部通过“三三制”进入政权机构是如何参与到根据地的民主运行中， 如何完成与群众的民主交流？中共方面的资料显示， 这基本上是在问题迭出、 政策纠正、 增强干部思想意识教育中不断完善的。 处于政权机构内部的干部最开始总是主观上拒绝、 客观上被动， 他们既缺乏工作实践经验， 又缺少纵向的与群众相互联系的意识， 以致中共的民主政策很难在干部的独立工作中落实。
干部为群众除弊的精神不够， 根据地各县支差都很重， 如为机关干部运煤， 群众叫苦：“民选不民选吧， 只要少支几天差， 比甚都强。” 再如山猪在四区吃了几十亩地， 群众说：“再多锄几遍， 多上几次粪， 山猪不打了， 也是没法。” 这个害如果不除， 已影响到生产， 究竟该怎样除， 干部就没有很好地想办法。[10] 干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官僚作风盛行， 只图简单省事， 单纯依靠主观感受与行政力量， 不注意发动群众的觉悟性与积极性， 在繁重的任务面前与严重的环境当中表现无能， 打不开局面， 完不成任务。 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又采取简单的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缺乏深入群众的工作经验， 这种政策不沟通， 上下不联系， 干部不作为的工作形式和原有民主工作中“左”的遗留仍然严重影响着农村的团结， 使得各阶级对村选干部仍然存在着偏见。
基于此， 中共如果想通过“三三制”来完成阶层梳理， 改造基层政权， 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不仅仅流于形式， 更要使其发挥民主效用， 实现紧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股大绳的理想， 中共就需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完成一种双向的自上而下的民主思想教育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认可互动。 因此， 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是进行宣传教育， 在宣传的过程中， “要确定宣传的基础中心， 要简单， 要扼要”， 如要让群众知道什么是民主政治； 什么是一党专政； 什么是村选， 什么是民选； 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2]， 同时要采取灵活的形式， 利用宣传小报、 座谈会、 民主课堂等被普通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 及时迅速反映消息， 传授经验， 如和西共开座谈会36次， 区村成立宣传站12个， 编村选民主课本上、 下两册， 村选小报300份， 翻译宣传品800份。[6] 以政策宣传为纲要， 民主教育为要领， 中共在根据地群众思想中种下了民主的种子， 群众逐渐增强了民主意识感， 了解了“三三制”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底作用， 降低了过去的阶层隔阂。 随着宣传教育的积极开展， 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逐步走向发展。
从“三三制”原则到“三三制”政权， 是中共经过诸多努力， 通过民主动员、 政策宣传教育、 各级民主选举、 干部行政训练而逐步建立的民主政权体系。 以“三三制”的民主阶层建构为导向， 将政策运行中产生的实际问题转化为政策推行的改造经验， “问题-机制”结构更贴近民主， 更符合抗战的实际需求， 通过政策的外部改造、 内部优化， 将各抗日阶级、 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
3 角色与地位： “三三制”的民主效用
（一）多阅读积累故事。每天在课每周我会用一节课时间，给同学们讲故事，有时是我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绘声绘色手舞足蹈的边说边演；有时我把故事说完，会让孩子根据故事中的角色进行表演，并且允许他们自行改编。这也为他们改变故事和给故事写续集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中共竭力通过各级政权的建设达到控制根据地政权、 实现民主政权建设、 增强政权结构内部凝聚力的目的， 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 进行民主选举， 希望越来越多的抗日爱国阶层进入政权系统，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三三制”政权中， 许多著名党外人士担任了重要职务， 与共产党合作开展工作， 发挥了民主协调作用。 如晋冀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先生是全国知名的大学教授， 晋冀豫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先生是民盟会员， 副主任胡仁奎先生是国民党员， 他们都与共产党合作得很好。[16] 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 有不少开明地主、 名流士绅、 社会学者以及抗日爱国积极分子被选入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 参加了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工作， 既有利于壮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又增强了各阶级与中共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的信心与决心。 而且“三三制”的推行， 使占人民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从社会底层解放出来， 广泛地参与了民主政权建设， 以极高的热情走上政治舞台， 对于今天自己的选举权利格外珍惜， 不仅积极参与选举村政权干部， 讨论民主政府建设工作， 还积极接受宣传教育， 提高自我的民主素养。 那些终年坐在炕头上的老大爷、 老大娘， 也都成了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 他们满怀激情地说：“活得这么老了， 从来没有听说过做官的要有老百姓来选举， 想不到这一生还有这么一天！”[16]
中共不仅代表工农大众的意见， 还代表抗日地主、 商人、 知识分子等的意见， 也可说是代表太行地区一切抗日人民的意见。 “中共愿意， 而且永远预备着与中国一切愿意与其合作的人们密切合作的。”[1]32 纵向的民主思想宣传团结了有效的抗日力量， 反向的政治回馈在民主政权的体制建设中得到彰显。 “在我们实际执行当中， 我们很具体地向我们的全体党员指出， 我们与非党派人士的真诚合作怎样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 总之， 党与非党人员的相互信赖， 在他们共同从事的工作中是增强了。”[1]33 双向的民主互动成为阶级联合的粘合剂， 在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基础上， 发扬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将“三三制”的民主效力注入到自卫战争中。
某高速公路LK250+150—LK264+200标段，路面设计宽度为24m，道路全线设计行车速度为90km/h，试验段设计标准为双向4车道，路面结构设计为4cmAC—16型上面层+5cmAC—20型中面层+6cmAC—25型下面层，由于试验段所处地区属于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极易在高温条件下受到水分侵蚀而发生水损害，对车辆行车安全性产生较大隐患，因此，经道路建设部门研究决定采用SBS改性沥青修建路面，以提高沥青混合料相互间粘结力，提高其抗水损坏能力。
“三三制”政策的实行与根据地的减租减息政策紧密结合。 政治上各阶级积极参与民主政权建设， 经济上倾向于“三三制”的土地分配政策开始形成， 土地开始向农民分散， 如太行北部24个巩固村， 自抗战开始到1943年， 中农、 贫农、 雇农、 工人和小工商业者的土地大幅度增加， 这些阶层买入的土地占各阶层买入土地总数的93.18%， 而卖出土地仅占各阶层卖出土地总数的34.81%。 他们大部分是卖远地、 旱地和薄地， 买近地、 水地和肥地。 地主富农二者合计卖出的土地占各阶层卖地总数的65.19%， 买入土地仅占各阶层买地总数的6.57%。[17] 许多地主转向资本主义经营， 有的变卖土地投资工商业， 有的参加合作事业， 有的改为雇工经营土地或自己参加劳动， 改变了过去完全实行封建地主剥削的情形。 可以说， 根据地的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 这是“三三制”政权实行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必然结果。
万历后，“七子之风未艾，三袁之焰方新”，[2]563七子派末流，“万喙一音”，[2]806“渐成伪体”。[2]806为了扭转食古不化的风气，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开始标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10]5“性灵说”理论也得到了时人的推崇。公安派求新求变的文风，却遭到了四库馆臣的强烈抨击。
在中国的抗战中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 一条是团结全民族， 实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的联合， 一条是分裂民主团结， 反对党派合作， 实行一党主义； 一条是改善人民生活， 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 一条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 削弱抗战力量； 一条是进步的， 一条是倒退的； 一条是光明的年轻的， 引导中国抗战到胜利， 一条是黑暗的腐败的， 引导中国抗战到失败。[18]20 正确的抗日路线就是实行民主政治， 使战争成为人民的、 自卫的、 革命的战争， 改善劳苦人民生活， 发扬他们的抗战积极性。 政策应当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 即抗日党派合作， 团结全民族一致抗日， 不分党派。
4 结 语
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三三制”与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革命根据地“三三制”政策推广和民主政权建设的缩影。建设“三三制”的民主政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 组织一个群众性的组织， 并在提高抗战时期群众抗战积极性的同时， 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凝聚一切政治、 经济、 社会资源为抗日服务。
自从革命根据地推广“三三制”后， 占民众大多数的农民逐渐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活动， 甚至是被选举出来直接参与民主政权建设； 地主富农积极分子、 各民主党派代表逐渐摒弃意识形态差异， 作为民主政权领导成分的一部分参与民主政治决策， 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领导干部； 中间分子也通过“三三制”加入抗战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 “三三制”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生活领域起了发挥民主、 凝聚骨干、 团结抗战力量、 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尽管“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太行抗日革命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乃至全国的抗日革命根据地进行得有声有色， 但仍有许多的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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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Three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gime in Taihang Anti -Japanese Base Area
CUI Zhuolin
(Social Development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rried out elections in the villages of the Taih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and implemented the Three-Three System policy to consolidate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was hindered by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mplex class composition,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the lack of enthusiasm of people. Therefore, paying attention to cadres training and in-depth democratic propaganda became the important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Three System.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he rigid system and class estrangement must be changed. The regime structure of the Three-Three System policy was the key factor to solve these obstacles. The democratic regime based on the Three-Three System was a result of the active constructions of the CPC, and it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PC to unite all the anti-Japanese forces to win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 the Three-Three System; Taiha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 Anti-Japanese War; construction of the democratic regime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1646.2019.05.019
收稿日期： 2019-03-19
作者简介： 崔卓琳(1995-)， 女， 硕士生， 从事专业： 中国近现代史。
文章编号： 1673-1646(2019)05-0100-06
标签：“三三制”论文; 太行抗日根据地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民主政权建设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