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影响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女性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06)11-0083-07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通讯、交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旨在消除自由市场壁垒政策的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重要的表现是：贸易改变了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业问题逐渐进入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经历了一个视角不断拓宽、探索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
一、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机制
在有关贸易自由化影响女性就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Fontana(2003)、[1] Fofana、Cockburn和Decaluwé(2005)[2] 的观点比较趋于一致，并且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之所以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是因为贸易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或者说，贸易与女性就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这样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的。
根据经典贸易理论，如果一国生产多种商品(产品的要素密集程度又不相同)，则在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要素的方向转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将上升。与此同时，其它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会相对地下降。由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有很大影响，而贸易的不断扩张将会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使各国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趋向均等化，因此国际贸易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实际的贸易过程中，国家将倾向于生产并出口其充裕资源密集型的商品，进口其稀缺资源密集型的商品，充裕资源的所有者将会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资源的所有者却遭受损失。自由贸易正是通过改变不同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使得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使用不同密度的要素)发生转移和重新分配，从而对不同群体(包括不同性别)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影响女性就业和收入分配的程度，要受所在国的客观经济条件以及女性主观因素的制约。
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和产权体系是影响女性获益程度的重要因素。女性是否在对外贸易中获益以及获益的多少取决于哪个生产要素在贸易中是充裕资源，以及女性对该要素所有权的支配程度。Wood(1994)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就业影响，在亚洲和非洲经历了不同的结果。这与它们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亚洲劳动力丰富，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有密切关系。在亚洲，相对于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利，女性更可能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增加中获益。而在非洲，女性在贸易中的获益，更多的是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财产权联系在一起。[3]
贸易带来的产出增长，能否促使女性就业和工资向着积极的方向变化，还取决于所在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性别职业隔离，同时又缺乏劳动者及时获得再培训的有效机制，则会严重制约女性的跨部门(产业)自由流动。同时，女性相对工资的变化程度也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水平、工会的参与程度以及反歧视法规完善程度的影响。
除了上述条件以外，女性的自身素质也会影响其在贸易扩张中的收益能力。贸易对素质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面对新的就业机会，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女性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一般要高于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女性。此外，年龄、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女性把握就业机会的能力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
对于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机会所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大多数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就业机会，其增加的幅度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又有所差异。
(一)贸易自由化对加工业中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
很多跨国分析的文献揭示，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加工业劳动力的不断女性化。例如，Wood(1991)对1960—1985年间35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中的女性就业密度(每100男性工人中的女性工人数量)与贸易之间强烈正相关。在所研究的大多数国家制造业中，女性就业密度从6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明显增加，其中一些国家增加幅度非常迅速，如埃及大约增长了5倍，毛里求斯大约增长了8倍。[4] (168-189)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这些国家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后来对孟加拉国和马达加斯加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两个国家都是近几年发展了出口导向型的纺织和服装业。Paul-Mazumdar & Begum(2000)研究发现，在孟加拉国的服装业，1998年曾创造出大约二百万个工作机会，而妇女占据了其中的2/3；[5] 而Nicita & Razzaz(2003)的研究证实，在马达加斯加，女性占据了14万名纺织和服装工人总量的约3/4。[6]
就贸易自由化与女性就业的关系而言，一国的出口加工区最能集中体现贸易扩张对加工业女性就业的影响。对于在贸易扩张中加工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倾向，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Wood(1991，1994)认为，女性就业密度的增加是生产不断向传统上较多雇佣女性部门转化的结果；Standing(1989，1999)认为，女性化是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替代男性劳动力的结果；[7] (583-602)Elson(1996)认为，女性化是男性工人的工作数量相对下降的结果。[8]
除了贸易影响女性就业的积极效果外，也有学者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女性就业机会存在减少的情况。如Ozler(2000)发现在雇佣较多女性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中，随着对机器设备投入的增加，对女性雇佣的数量在减少。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女性劳动力的排挤效应。他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有可能被技术的发展所逆转。[9] 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进口竞争已破坏了一些行业(部门)中的女性就业。但是这样的数据只局限于局部研究中，目前还不能作出整体性的结论。
(二)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中女性就业的影响
服务业出口的扩张是妇女就业扩大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印度、加勒比地区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信息加工部门。但是，现有文献关于贸易对服务业中比重较大的非正规部门女性就业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事实上，非正规部门也有可能是贸易扩张导致女性就业消极效果比较集中的地方。原因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进出口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大，这可能会使企业破产或企业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不利于增加女性就业的影响。当然，贸易的扩张，也可能会使为大公司提供中间产品服务的一些非正规部门的小公司，在生产规模上随大公司的扩张而扩张，进而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相对于贸易与加工业女性、贸易与农业女性的就业关系研究，目前文献就贸易扩张对服务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贸易扩张对该领域女性就业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明显，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会越来越深入。
从以上贸易对跨地区和跨部门女性不同就业模式影响的文献研究中不难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权体系是影响贸易能否增加女性就业机会的关键因素。伴随着贸易的扩张，非技术劳动力充裕、基础加工业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获益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女性是非技术劳动力，而贸易会使这些国家的充裕资源(非技术劳动力)的所有者明显获益。另外，受产权体系的影响，贸易对女性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对女性所拥有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报酬。正是因为在土地等自然资源产权占有上的相对劣势，才限制了非洲女性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三、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由于贸易通过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会产生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扩张必然会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性别工资差距。但是，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工资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而且，分析的视角也大多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制造业部门，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来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在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方向上，目前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贸易自由化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综合现有的文献研究，支持这个结论的依据主要有：
1.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源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扩张中的比较优势。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在生产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非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贸易扩张的结果，使得发达国家可能专门生产并出口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而进口非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可能专门生产并出口非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而进口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这种现象将会导致发达国家技术工人工资的上升和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下降。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工资趋于上升，技术工人工资趋于下降。结果，发达国家就会出现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的上升，而发展中国家随着贸易扩张的进行，将会出现两者之间工资差距的下降。目前在国外理论界，贸易扩张对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DFID(2000)认为，把以上结论推广到性别工资差距的分析依然适用。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要低于男性劳动力，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张，性别工资差距必然缩小。[10] Oostendorp(2004)曾就贸易对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做过跨国的研究。他选取了1983年—1999年期间来自80个国家的161个职业作为研究对象。经过研究发现，随着贸易的扩张和FDI净流入，发展中国家低技术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一直在缩小。[11]
2.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与性别歧视的昂贵代价有着密切联系。贸易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减少成本的压力将使有歧视偏好的雇主进行歧视的代价更为昂贵。Becker(1971)认为，有歧视偏好的雇主为了满足自己的歧视偏好必然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歧视偏好的雇主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往往低于生产达到利润最大化时所需要的数量，这会导致其利润比没有歧视偏好的雇主要少。他还认为歧视成本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歧视偏好弱，利润大的企业将不断发展，而歧视偏好强，难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从长期看，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歧视型雇主将被非歧视性雇主驱逐出市场，因为后者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因此，竞争的压力越大，歧视成本也越高，雇主也就越有可能被迫减少歧视并增加女性的相对工资和就业机会，结果将会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12]
3.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与贸易导致人力资本性别差距的下降存在着密切关系。World Bank(2001)认为，贸易的扩张会刺激经济增长，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的增加，同时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家庭对其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增加。这些因素会促使人力资本的性别差距下降，从而由人力资本差异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也会下降。[13]
(二)贸易自由化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主要依据是：
1.贸易扩张改变了从事不同技术水平工作的报酬，拉大了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仅就贸易和技术的关系而言，贸易扩张对技术具有补偿效应，即贸易扩张更有益于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劳动者。Greenaway和Nelson(2000)认为，由贸易扩张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假定在大多数国家男性工人要比女性工人有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技能之上。[14]
Zohir(1998)、[15] Paul-Majumder和Begun(2000)[16] 对孟加拉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孟加拉国服装业中，性别工资差距从1983至1990年一直在缩小，但在1990—1997年期间却呈现出扩大趋势。这个变化归因于更高比例的男性从事了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而更多的女工却从事了临时性的低技能工作。Nicita和Razzaz(2003)对马达加斯加性别工资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7]
2.贸易扩张导致女性工人的谈判能力减弱，由此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UN(1999)认为，如果贸易自由化造成的激烈竞争使企业面临缩小成本的强大压力，这将对受影响国家的工人工资有负面效应。由于比男性普遍缺乏技能，女性常被当作临时工雇用，致使她们没有多少能力就工资和工作情况去进行谈判。[18] Levinsohn(1999)对智利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重大调整(包括贸易自由化)期的女性有更高的工作重配率(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的重新配置频率)：厂家在经济萧条时可能解雇更高比例的女性，在经济复苏时可能雇用更多的女性。[19] (321-344)Ozler(2001)对土耳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研究揭示伴随着失业的经常出现，女性对工资和工作环境的谈判能力日益减弱。
Seguino(2000)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性别工资问题进行了研究。[20] 他认为，1981—1992年间台湾地区和韩国性别工资差距的不同，是和这两个国家贸易环境的不同有关。台湾地区女性劳动力密集的部门由于贸易的扩张，资本具有更大流动性。企业通过压低成本来保持其竞争力，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这就使女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减弱，从而使女性的利益更易遭受损失，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相反，韩国是通过鼓励厂商进行技术升级和改进产品质量等手段来维持竞争力，因此女性的利益损失较小。
从以上关于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由贸易扩张引发的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这是因为受不同国情的制约，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以及由贸易自由化引致的间接因素，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方向以及影响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以致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也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纯”歧视下降时，性别工资差距由于职业隔离的存在，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在扩大，而且在国别的分析中，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正规的加工业部门，而对农业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分析却非常有限。因此，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工资变动趋势影响的研究结论，还不是十分清晰，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