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农业谈判国内支持削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的削减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宣言论文,部长论文,方案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工业领域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进程有利于GATT达成关税削减的协定。在农业领域，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动机使得未来的谈判充满了不确定性。《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作为WTO农业谈判目前最新的法律性文件，在国内支持等农产品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深入剖析国内支持政策的作用，正确评估《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中的国内支持削减对国际农产品贸易所产生的影响，不但有益于中国在WTO农业谈判中争取主动，而且有益于国内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农业谈判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两个议题。市场准入方面，中国所征的进口关税平均值约为8%，而面对的关税平均值约为28%(OECD，2005)，市场准入的改革可能会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利益。然而，由于中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对的技术壁垒越来越高，尤其是针对中国农产品的反倾销、“特保条款”有可能成为今后的主要出口障碍（程国强，2005），因此，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尽管市场准入的改革得以推动，但是市场的准入机会仍然有限。而同步进行的国内支持的削减对中国的影响，就会显得越发突出。
目前学界关于WTO国内支持改革对中国的影响的讨论很有限，大部分的研究着重综合性的考察贸易自由化和WTO规则所带来的影响，而很少将国内支持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崔卫杰、程国强，2007）。一些研究(Bagwell and Staiger,2001; Koo and Kennedy,2006)认为，削减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很可能会损失进口国和削减国的经济福利。如果出口国削减国内支持将给进口国带来负面影响，那么中国就必须重新考虑进口需求和国内农业利益的平衡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国内支持对农业生产和贸易的作用，估计各国削减国内支持对国际农产品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认为，农业优势国家的国内支持抵消了相当一部分进口国对农业的保护，部分地还原了自由贸易的格局，从而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呈现次优状态。因此削减此类国内支持不仅可能会减少进口国的利益，同时也可能会给世界的经济福利造成损失。作为农产品的进口大国，中国在WTO农业谈判中不宜过多关注国内支持方面的改革方案。
本文在第二部分分析国内支持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第三和第四部分根据《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中提出的国内支持中的综合支持总量和“微量允许”的削减模式，利用GTAP模拟其对国际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格局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模拟过程首先计算了主要国家综合支持总量承诺水平和实际的使用水平，然后去除了名义削减中的水分，从而得到实际的削减比例，之后设计模拟情景并使用模型进行模拟。模拟过程首先计算了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国内支持削减幅度下对其他国家和国际市场带来的单独的影响，尤其是各国福利的变动，然后计算了各国同时削减的综合影响，由此观察《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中提出的削减模式对世界福利的影响。文章最后讨论了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相关文献回顾和讨论
WTO农业谈判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一个自由化的改革进程。谈判将所有扭曲农业生产和贸易的措施大致分为三类，即出口竞争、市场准入、国内支持①。国内支持导致了生产过剩，出口补贴加剧了出口国之间的竞争，边境措施降低了农产品贸易的需求。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农产品的贸易价格下降。一般认为，任何扭曲市场的政策措施都将产生福利的损失，而消除这些扭曲将提高经济福利。如果简单的削减这些扭曲贸易的措施能够提高各方福利的话，唯一的问题是各方如何在一个时期内平行的削减(Oxley,1990; Low,1993; Rhodes,1993; Croome,1995; Preeg,1995)，因为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的渐近的政策改革，不但可以避免对农业产生大的冲击，而且可以保证对等的贸易收益。
然而到目前为止，各利益方只就影响较小的出口补贴的取消达成了协议②。Bagwell和Staiger(2001)认为这是因为作为最小的补贴规模而存在的出口国之间“合作性”的出口补贴，能够最大化出口国的收益。
对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的改革则呈现出另一种状态。WTO框架下的农业的市场准入和GATT框架下的工业品的关税改革有所不同。GATT中的工业品关税协定给政府提供了一种避免陷入类似囚徒困境的贸易战的方法(Johnson,1953; Mayer,1981; Dixit,1987; Bagwell and Staiger,1999)。农业政策中，以市场价格支持为基本政策目标的国内支持与市场准入是相联系的。因此，在农业谈判的提案中，如何平行的削减国内支持措施和降低市场准入壁垒，就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问题（柯柄生，2004）。
对于这些削减可能带来的影响，许多研究进行了讨论。Hertel和Keeney(2005)测算了实现完全的自由贸易将提高世界福利1510亿美元。Anderson和Martin(2005)认为关税削减中的水分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获得收益的风险。市场准入方面，很多研究（Roningen et al.,1989; Anderson and Martin,2005；杨军等，2005；周曙东等，2006）都支持改革边境措施将明显提高各方福利的结论，但对提高的程度莫衷一是。USDA(2001)认为边境措施、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对贸易扭曲分别贡献了52%、31%和13%。Anderson和Martin(2006)认为，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的取消对世界福利的贡献程度可能不到取消边境措施的影响的1/10。
近年来，很多文献研究了总体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和市场准入改革的作用，相比之下，国内支持削减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尤其是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在WTO农业谈判中属于G20集团，主张消除发达国家的贸易扭曲政策，推动发达国家开放市场。一方面，中国希望限制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扭曲性支持，促进建立开放、公平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作为新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中国希望利用WTO规则尤其是8.5%的“微量允许”对国内农业生产提供支持，以平抑国际市场对中国农业的冲击。加入WTO时，中国承诺不使用出口补贴，同时中国的关税水平很低，能够利用的边境措施非常有限。因此，国内支持的作用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研究WTO农业谈判国内支持的削减，对国际农产品市场和中国农业所产生的影响将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干预农业的主要目标是维持农场的收入和市场价格的稳定、确保食物供应、支持农村发展(Winters，1990)。由于各国农业资源禀赋的不同，国内支持措施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农业优势国家，国内支持不但使得以上目标得以确保，而且还可以维持相当规模的农产品出口。而在农业劣势国家，国内支持效率的低下使得农业政策的成本过于高昂，不得不借助边境措施的保护，这使得在自由贸易状态下的进口国可能变成了出口国。这不仅会将农业优势国家的农产品拒之门外，而且会挤占他国的海外市场。农业优势国家如果要保持其农产品的竞争优势，将不得不对农业加大补贴(Rhodes，1993)③。这些补贴降低了农产品生产和出口的成本，抵消了农业劣势国家农业保护政策的部分影响。而农业劣势国家如果继续寻求扩大海外市场，则不可避免的将发生补贴战(Boger，1984)。由此可见，国内支持不仅维持了国内价格和农场收入，而且还具有保持农业比较优势的作用。
国内支持对农业贸易的影响不同于边境措施。后者使农业贸易被诸多因素扭曲，几乎所有的扭曲都减少了贸易，而国内支持扩大了生产和贸易量并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尤其是在农业优势国家。但在农业劣势国家，它鼓励了效率低下的生产和贸易格局，延缓了农业与非农部门之间的结构调整，损失了国民福利④。
一般认为，如果不是为了补偿市场失灵，那么任何扭曲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都将产生国民福利的损失。在农业优势国家（凯恩斯集团），扭曲性的国内支持规模很小，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不大。在农业劣势国家(G10)，此类政策产生的贸易条件的外部性使得相关国家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Rhodes，1993)。美国增加农业补贴以抵消欧盟的影响，这样才能保持属于它的传统的市场。美国的农业生产具有优势，这使得农业支持政策的成本较低(Roningen and Dixit，1989)，从而成为最有效率的供应者。如果这种支持政策维持了高效率的生产，那么对农产品增加产量和扩大贸易量来说，它是值得鼓励的。一般认为，如果去除农业政策的影响，欧盟为代表的农业劣势国家可能将大量进口农产品，因此，农业优势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实际上部分地还原了自由贸易下的农业格局。这些国内支持措施间接的抵消了农业劣势国家贸易政策的一些影响，在鼓励和扩大本国生产的同时，替代和挤出了其他国家非效率的生产和贸易，从而有可能提高了世界的经济福利。因此，WTO框架下削减国内支持的进程，不同类型（农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对世界农产品市场带来影响的途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类似于次优格局。早在Lipsey和Lancaster(1956)的研究中，次优被论述为：如果存在若干种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仅仅排除其中的某一种扭曲，经济体可能不会更接近帕累托最优。
如果国内支持的经济效果能够体现如上的论述，那么重新检讨WTO削减国内支持的经济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被支持产品的净进口国无疑享受了出口国的国内支持的好处，出口国集团本身则可能因为削减国内支持而受损，如果它的农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基于此，本研究模拟《香港部长会议》中的“黄箱”国内支持的削减，考察此次提出的谈判方案的可能的影响，重点观察各主要利益方削减国内支持的单独的影响。研究预期，具有农业优势的国家，其大量削减国内支持将带来世界福利尤其是进口国福利的损失，而农业劣势国家削减国内支持将带来世界福利的提高和自身福利的改善。
三、《香港部长宣言》中的“黄箱”削减模式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定》将国内支持措施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不要求各国作出削减承诺的措施，另一类是要求各国作出削减和约束承诺的措施。除了某些例外⑤，所有被认为扭曲了生产和贸易的国内支持措施都归入“黄箱”政策中，主要包括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休耕补贴等。
《农业协定》规定用综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简称AMS）来衡量“黄箱”政策支持的大小。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规定，自1995年开始，发达国家在6年内逐步削减20%的AMS，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逐步削减13%的AMS。要求各国在执行期间每年的总AMS不能超过各国承诺的AMS约束水平。
多哈回合中，各方对国内支持的削减提出了新的要求。《多哈部长宣言》要求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七月套案》(WTO，2004)和《香港部长宣言》(WTO，2005)规定较高水平的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并提出了三级削减幅度。因此，综合支持水平较高的成员将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
表1 《香港部长宣言》规定的综合支持总量和微量允许的削减
数据来源：Hong Kong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乌拉圭回合后，欧盟保留了超过600亿美元的AMS空间，日本和美国也保留了超过100亿美元的AMS空间。《香港部长宣言》规定较高水平的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进行较大幅度的削减，并提出了三级削减幅度，即WTO发达国家成员承诺的AMS约束水平，超过600亿美元的成员（欧盟），削减70%～80%；除欧盟外，AMS约束水平超过100亿美元的成员（美国和日本），削减53%～75%；其他发达国家成员削减31%～70%。发展中国家的AMS削减参照31%～70%的削减水平。“微量允许”的削减，发达国家成员特定产品和非特定产品的“微量允许”削减幅度为50%～80%。对特定产品的综合支持量在《七月套案》中要求进行限制，并将与综合支持总量进行协调的削减，参见表1。
表2列出了乌拉圭回合规定的部分成员国的综合支持总量的约束承诺水平和近期通报的现行综合支持总量。对照《香港部长宣言》提出的三级削减幅度可以发现，尽管新近提出的综合支持总量最终约束水平削减幅度很大，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如日本，其乌拉圭回合的承诺水平为其留下了足够大的削减空间，因此三级削减对其实际影响不大。由于削减“水分”的存在，因此表2列出了实际的削减水平。实际削减幅度上限为《香港部长宣言》提出的三级削减的上限水平，实际削减幅度下限为《香港部长宣言》提出的三级削减的下限水平。《七月套案》提出作为总体削减的第一次削减，在实施期的第一年及实施期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水平的总和将不超过综合支持总量最终约束水平加微量允许水平加蓝箱支付水平的80%。由于涉及蓝箱削减的内容，因此本研究并未考虑实施期第一年削减20%的内容。而且很明显，这一削减几乎没有实际的直接影响。
从表2中可以发现，欧盟和美国削减幅度最大，韩国的削减幅度也不小。这说明香港会议提出的削减方式的确体现了多补多减的原则。日本由于提前大幅度的削减了支持总量，因此尽管其承诺约束水平很高，但是此次削减对日本的直接影响不大。
表2 （单位：百万美元%）
注：相关数字按照当年汇率折算。
数据来源：根据WTO通报文件整理。
表3 实际削减水平的计算方法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四、模拟方案、结果及其解释
（一）模拟方案设计
本文采用广泛应用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Hertel，1997)，研究基准数据为新改版的GTAP_6数据库更新版，该数据库在GTAP_6数据库的基础上还包含了WTO多哈回合模拟情景。选择的商品种类有：水稻、小麦、其他谷物、棉花、食糖作物、蔬菜和水果、油籽、植物油、动物产品、乳制品、羊毛、其他农产品。主要国家和地区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内地、欧盟、印度、日本、韩国、美国、其他国家和地区。模拟方案将考察不同国家单独削减国内支持所产生的经济冲击，和各国同时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果。
模拟情景1：研究所重点关注的8个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盟、印度、日本、韩国、美国，其综合支持总量承诺约束水平按照上限削减。即欧盟削减80%，美国和日本削减75%，其他国家削减70%。考虑到成员国现行综合支持总量与承诺约束水平的差距，模拟方案计算了在削减承诺约束水平情况下，实际被削减的现行综合支持总量，挤出了削减的“水分”⑥，参见表3。实际削减水平为：澳大利亚32%、巴西0%、加拿大56%、欧盟60%、印度0%、日本0%、韩国51%、美国45%。巴西和印度，其综合支持总量为零，因此不予削减模拟。日本其综合支持总量远小于承诺约束水平，因此在本模拟方案中其削减幅度也为零。考虑到不同国家支持的产品种类不同，因此本研究将实际削减水平（百分比）平均分配到各国存在“黄箱”支持，且其综合支持量不在“微量允许”范围之内的产品。例如，韩国在通报2004年国内支持文件中，只有水稻、大麦和油菜籽存在“黄箱”支持且超过“微量允许”而予以通报，则韩国的实际削减水平51%平均分配到水稻、其他谷物和油籽，每类产品削减51%的AMS。其他产品如牛肉，其支持在“微量允许”范围内，则在模拟情景3和模拟情景4中进行模拟削减。
模拟情景2：研究所重点关注的8个国家，其综合支持总量承诺约束水平按照下限削减。即欧盟削减70%，美国和日本削减53%，其他国家削减31%。通过表3的计算，实际削减水平为，澳大利亚0%，巴西0%，加拿大13%，欧盟43%，印度0%，日本0%，韩国22%，美国25%。
表4 不同模拟方案的国家和削减幅度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表5 不同模拟方案下各国福利的变动（百万美元）⑦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模拟情景3：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美国其“微量允许”按照《香港部长宣言》提出的上限水平80%进行削减模拟。通过表3的计算，实际削减水平为，澳大利亚0%，加拿大1%，欧盟0%，日本0%，美国22%。
模拟情景4：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美国其“微量允许”按照《香港部长宣言》提出的下限水平50%进行削减模拟。通过表3的计算，实际削减水平为，澳大利亚0%，加拿大0%，欧盟0%，日本0%，美国6%。
（二）模拟结果和解释
表5显示了估计的政策改革设想对主要农产品贸易国收入的影响。在单边削减的条件下，美国削减国内支持将增加本国的利益；日本作为美国农产品的进口国，福利损失非常明显；世界市场受此影响，福利损失总额约为0.3亿美元。韩国作为农业劣势国家，其国内支持的削减将带来自身福利的改善，并且会提高世界市场的福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农业优势国家，他们削减国内支持尽管会提高本国的福利，却会给世界的福利造成损失。欧盟削减国内支持会带来本国利益的增加，同时也会增加世界的经济福利，而日本和美国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方案10～方案13估计了综合各国削减方案对全球福利的影响。按照《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中的“黄箱”（综合支持总量）削减模式的上限削减，全球福利将增加约1.9亿美元，下降削减将增加2.1亿美元。世界福利在“微量允许”按照上限削减时将增加0.2亿美元，下限时将增加0.1亿美元。
方案1～方案9的模拟表明，国内支持的削减对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明显依赖于各国农业的比较优势。代表农业优势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国内支持削减将给其他地区的经济福利带来损失。而欧盟和韩国等农业劣势国家的国内支持的削减将给其他地区带来福利的改善。由于表5是在《七月套案》和《香港部长宣言》框架下的模拟结果，各国削减的幅度并不一致，从而带来的经济影响的力度也相差很大。我们测算了方案10～方案11中的各国对世界福利变化的贡献程度，即表6中的模拟方案A和B。在模拟方案A中，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削减国内支持对世界福利的贡献为负，欧盟和韩国的贡献为正。为了更为明确的显示模拟结果，模拟方案C提供了世界各国完全取消国内支持措施后世界福利的变化情况。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农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对世界福利产生负影响，欧盟、印度、日本和韩国等农业劣势国家则为正影响⑨。
表6 各国对世界福利变化的贡献程度（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表7显示了不同模拟方案下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动，农业优势国家贸易条件改善，这也印证了各类削减对福利的影响。尽管在单独削减的时候，凯恩斯集团获利甚少，但是在综合的削减方案下，贸易条件明显改善，国民福利提高较大。这是因为虽然凯恩斯集团的农业和美国一样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其国内支持的规模较之美国要小得多。综合削减方案下，由于贸易转移和贸易创造的效应，其福利增加较大。从表8的结果来看，多哈回合的国内支持的削减将造成全球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减少，贸易价格的上升和贸易额的扩大。由于贸易价格的提高和贸易量的增加，贸易额增长较为明显，由此带动了各国GDP的增长。
表7 不同模拟方案对各国的影响(%)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表8 世界主要农产品市场变动(%)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依据农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不同国家农业政策改革对世界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国内支持作为重要的农业政策，既为农业劣势国家提供了保护，也为农业优势国家促进了农业生产和贸易。由于当前对农产品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美国，其国内支持的规模大、扭曲强，因此，在各国部分的和完全的取消国内支持措施后，世界市场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升反降，贸易价格提高，世界福利受损⑩。由此可见，农业优势国家的国内支持的确抵消了进口国相当一部分对农业的保护，扩大了生产和贸易量，某种意义上部分地还原了自由贸易的格局，从而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呈现次优状态。国内支持只是众多农业政策中的一项，要准确评价多哈回合农业谈判所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对其他农业政策的作用进行谨慎的评估。
表9 美国削减大豆的国内支持对中国福利的影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对中国的影响。综合的削减方案对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综合支持总量和“微量允许”的削减将给中国带来0.2～2亿美元的福利损失。这是因为各国国内支持主要针对粮食、油籽、动物产品和乳制品，这些是中国主要进口的商品，尤其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进口。表9显示了美国削减大豆的国内支持对中国的福利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作为中国进口的主要农产品，美国大豆的国内支持削减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是WTO农业谈判国内支持方面近期对中国利益损益的主要因素。削减国内支持造成这些产品贸易价格的升高，恶化了中国的贸易条件。而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果蔬类产品，除了欧盟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支持规模相对较小。削减国内支持后贸易价格上升不大，给中国带来的贸易利益有限。因此，多哈回合的国内支持的削减将给中国带来福利的损失。
五、总结和讨论
研究WTO框架下的农业政策改革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参与WTO农业谈判的立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察了国内支持在农业贸易中的作用，及其削减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多哈回合的国内支持的削减尽管可以给一部分农业优势国家带来收益，但是全球福利将受到明显的损失。减少了扭曲市场的因素却带来全球利益的减少，这是由于农业优势国家，尤其是美国，其国内支持抵消了进口国相当一部分对农业的保护，部分地还原了自由贸易的格局，从而使得国际农产品贸易呈现次优状态。因此削减此类国内支持不会减弱生产和贸易的扭曲程度，反而会给世界的经济福利造成损失。
WTO农业谈判的三大支柱之一的出口补贴将于2013年取消，未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市场准入和国内支持的改革。劳动密集型的果蔬类产品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而中国出口此类产品面临的多是技术壁垒，关税和配额的改革对此影响相对有限。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中，粮食、油籽、食糖和动物产品均是国外重点支持的农产品，多哈回合削减国内支持将减少其产量，提高其价格，中国的贸易条件将恶化。因此总体来讲，中国将在多哈回合国内支持的削减中受损。权衡国内支持和市场准入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损益，本文由此认为，在新一轮WTO农业谈判中，中国不宜过多关注和倡导涉及国内支持削减的改革方案。
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只是对国内支持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文章还可以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展开。1、处于次优状态下的农产品贸易格局，对于最有效率的生产者，削减其支持措施所带来的福利损失与低效率生产者的比较问题。2、农业补贴措施对比较优势的还原效应。以上两方面的问题的讨论，对于分品种分国别评估国际农业政策改革的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①国内支持中的“绿箱”被定义为没有明显扭曲或者只有最小扭曲的措施。宋海英等(2004)的研究认为一些“绿箱”措施具有较为明显的扭曲作用。
②2006年取消棉花的出口补贴，2013年取消所有的出口补贴。详见《香港部长宣言》。
③根据WTO通报文件计算。在欧盟，1995～2000年年均至少545亿美元的财政被用于市场价格的维持，这一数字在2001～2003年间约为323亿美元。美国1998～2001年均保持了至少146亿美元的市场支持。
④根据Roningen和Dixit的计算，日本、美国和欧共体每向农业转移1美元，国民福利（消费者和纳税人承担的费用）会损失1.5美元。
⑤主要是“蓝箱”政策。
⑥由于实际使用的AMS低于AMS的承诺约束水平，因此在削减AMS的承诺约束水平时，未必能够有效的限制实际使用的AMS水平，尤其是在实际使用的AMS远低于AMS的承诺约束水平的时候。而实际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是实际使用的AMS，因此在考虑削减AMS的承诺约束水平所带来的实际影响的时候，需要挤出削减的“水分”，即实际使用的AMS低于AMS的承诺约束水平的差值。
⑦福利以货币收入的“等价变化”衡量。
⑧不包括削减国本身。
⑨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在C中的影响为负数，这并不表示中国的农业具有和凯恩斯国家一样的比较优势。之所以为负数，是因为中国在以2001年为基期的GTAP_6数据库中，国内支持为负支持，即从农业中征收产出税。巴西在C中的影响为正数，也是因为在GTAP_6数据库中，其主要的农产品存在产出税。同样取消征收产出税的情况下，中国对世界福利的影响为负而巴西为正，这也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⑩一、受模型的限制，本文没有考虑农业内结构调整和农业与其他产业的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调整成本的影响，因为资源在不同部门间的转移和流动并非没有成本。如果考虑这类成本，那么单独削减国内支持带来的福利损失可能还要大一些。二，本文所讨论的WTO的改革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农业以内，但是模型中的福利变化包含了工业、农业和服务业的综合变动的效果，是一般均衡得出的结果。因此，如果将视线集中于农业一个部门，那么单独削减国内支持带来的福利损失可能还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