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跨越”设想历史地位的确证——与一种否定观点的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确证论文,地位论文,观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设想)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有关研究成果不在少数。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比较新颖，即一些学者对“跨越”设想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提出了怀疑，否认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跨越”设想①。对于同一认识对象而言，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弄清楚马克思是否提出了“跨越”设想这一史实，无疑是判断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的前提。因此，“否定论”的提出，将学术界不够重视的问题凸显出来，这对于促进和深化有关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否定论”的主要观点及其论证，笔者不敢苟同。在我们看来，此事不仅关涉对“跨越”设想的历史地位和基本价值的认同，而且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解，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
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论述是丰富的，不能将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与其他文献割裂开来，也不能用正式复信来否定复信草稿。
“否定论”论据之一：虽然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有“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但在正式复信中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对此有过思想上的酝酿，而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一个人的思想只能以其公开的讲话或正式的文字表达为依据，马克思的正式复信才是他最终的真实意思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的研究是持久而深入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文献也是十分丰富的。其中，马克思直接而集中的论述至少有三次：1877年11月他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81年2月至3月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及其正式复信；1882年1月他与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撰写的序言。人们提及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一般总是与他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联系在一起，这只是因为马克思在复信草稿中使用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文字表述而已，其实就思想的主要内容而言，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在该信中明确反对人们机械地搬用《资本论》去认识俄国的历史和现实，并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②可以说，这一思想与后来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这是一份正式的声明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澄清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世界历史哲学的错误。马克思的这封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③。直到1884年3月，恩格斯才将此信复制并寄给了查苏利奇。此前查苏利奇为了得到马克思的明确意见，于1881年2月写信向马克思请教，这才有了马克思的复信草稿及正式复信。
尽管马克思在四封复信稿中，对查苏利奇所提出的关于农村公社命运问题发表意见的具体文字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是，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核心思想却是一直未变的。“跨越”设想在复信草稿中提得非常明确，在正式复信中虽然没有使用“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提法，但是对这一思想的表达也是非常明确的：“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④
既然马克思的四封复信稿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他几易其稿，最后只是给查苏利奇寥寥几行的回复，并且没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类的用语呢？我们认为，在几易其稿的过程中，马克思肯定进行了斟酌，但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他在俄国农村公社有无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而在于如何既要从理论上说清问题，又要满足查苏利奇的要求即马克思的回复能够公开发表以消除俄国人在此问题上的争论。看样子，由于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敏感性，加之马克思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他并没有能做到这一点。此外，马克思的前几稿中所包含的对俄国封建统治者的尖锐批判和主张俄国革命的内容，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也不适于在俄国公开发表。因此，马克思在正式复信中对查苏利奇说：“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于发表的简短说明。”⑤
如果说出于各种顾虑，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中关于俄国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思想还表达得较为含蓄的话，那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则没有了这些顾虑。“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俄国可以在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更为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视作马克思生前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总结性结论。
可见，根据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没有“卡夫丁峡谷”的文字表达，就断定马克思没有提出“跨越”设想，这是一种主观片面的理解。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将有关材料联系起来综合理解，不能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与其他文献割裂开来，也不能用正式复信来否定复信草稿。
二
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是其早先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不能用早先思想来否定晚年思想。
“否定论”论据之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曾指出：资产阶级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愿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进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世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资本主义的规律正以“铁的必然性”向前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工业发达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这说明，资本主义有其产生、发展乃至灭亡的客观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发展阶段”。
众所周知，任何人的思想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也不例外。但人的思想变化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例如，有的人后来的思想是其以前思想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前后一贯；有的人后来的思想与以前的思想大相径庭，前后矛盾。在马克思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以后，他的思想变化显然属于前一种情况。我们既反对所谓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论，也不赞成简单地以马克思早先思想来否定其晚年思想的做法。
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研究和揭示，是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重心。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即“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坚持和运用由其创立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科学揭示。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这反映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和一般，而不是人类社会局部发展的个别和特殊。当时，时代给马克思提出的重要理论任务是要将唯心主义从历史领域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因此他更多强调的是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无意当中犯了恩格斯后来所说的“过错”⑦。当然，这一理论上的“过错”，只是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强调得不够”而并非没有论述。在他们的早先著作中，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过一些论述。例如，在早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就曾以北美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的跨越发展，以英格兰和那不勒斯被诺曼人征服为例，说明封建制的跨越发展。
马克思晚年重点研究了社会发展的特殊情况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以摩尔根《古代社会》为代表的关于史前社会研究的一系列新成果的问世，为马克思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提供了史料依据和研究素材；俄国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俄国知识界关于农村公社前途的争论，则具体地将俄国农村公社有无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他的面前，为他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跨越”设想就是他晚年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从“跨越”设想的内涵来看，马克思既坚持了他早先创立的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他认为，某些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外界的影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不必亲历资本主义发展的苦难，就在于它有可能向已经经历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学习，把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拿过来为其所用。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也就不会有“跨越”的可能。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到达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两条途径的关系是：前者是一般，后者是个别；前者的实现是后者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在前者实现了的情况下的一种可能的结果。马克思晚年的设想不仅没有否定早先的思想，而是深化、完善了早先的思想，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辩证法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的具体论述虽然有所不同，但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不能用恩格斯的论述来否定马克思的设想。
“否定论”论据之三：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中指出，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还指出：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
我们将有关文献综合起来比较研究一下不难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问题的具体论述确实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例如，关于《资本论》有关内容的适用范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反复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概述限于西欧；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其“导言”和“跋”中，对此都没有论及。又如，关于对俄国公社农民的劳动组合的评价。马克思的评价较高，他认为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⑧；恩格斯则对此评价不高，他认为俄国的劳动组合是一种很原始的形式，具有很强的自发性，不适合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再如，关于俄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马克思指出了它有两种可能的命运：通过资本主义或不通过资本主义，他对后一种可能作了较多的论述；恩格斯则不然，他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基本上否定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的可能，认为民粹派所谓落后的俄国比发达的西方更容易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根本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一般常识⑨。到19世纪90年代，他进一步强调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上的这种不一致呢？
有的两方学者借以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论”当然是不值一驳的无稽之谈；而“否定论”以恩格斯的论述来论证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仅仅是一种思想上的酝酿，否认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更没有两个思想完全相同的人，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但是，我们认为，他们在此问题上的思想差别不是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的差别，只是具体论述上的差别，而差别的产生又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他们各自批驳的对象有关。恩格斯在1875年的论述，批驳的主要是民粹派分子特卡乔夫散布的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优势论”，他自然要侧重强调俄国农村公社的落后性及其要实现社会“跳跃”的巨大困难。他在19世纪90年代的论述，批驳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丹尼尔逊等人不顾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死抱着对农村公社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自然要依据现实强调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马克思的论述集中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俄国革命民粹派运动高涨的时期。按照查苏利奇等人的请求，他的理论任务是要对俄国公社“可能遭到的各种命运发表自己的观点”，特别是“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这种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⑩。因此，批驳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将《资本论》有关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论述变成一般世界历史哲学的错误，从理论上说明俄国有不同于西欧的特点，只要抓住历史给予的机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不通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这就成为马克思论述的侧重点。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批驳的是两种相反的极端观点(即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盲目认定俄国必然通过资本主义或必然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批驳的对象不同，发表看法的历史条件不同，论述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侧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但是，从总体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明确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在内外条件具备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以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依据来说明他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否定，实在是对恩格斯的误解。1875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恩格斯接受马克思的建议才撰写的，也正是在此书中，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有跨越发展的可能，虽然他没有使用“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提法，但其意思与马克思后来表述的非常接近。他说：“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分开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条件。”(11)即使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虽然反复论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否定和批驳的是自由主义民粹派不讲条件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强调和重申的是马克思给“跨越”设定的严格条件，在理论上仍然肯定了跨越发展的可能。1894年即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在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文章中指出：“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12)
马克思、恩格斯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这段代表两人共同意见的简洁表述，把他们各自在不同场合强调的侧面辩证地连结为一个整体，既是对“跨越”设想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设想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确证。
四
“跨越”设想虽因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释力而受到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但同样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不能用所谓国外学者的不重视来否定国内学者的研究和“跨越”设想的历史地位。
“否定论”论据之四：苏联学者、西方学者对所谓“跨越”设想并不像中国学者这样感兴趣，这说明：这一设想只是某些中国学者的理论杜撰，而非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是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渊源的刻意寻找，而非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再现。
国外学者关于“跨越”设想的研究是与其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外有关研究起步早、成果多，国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影响和推动的。
就西方学界而言，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马克思晚年笔记。这标志着“晚年马克思”的“发现”，并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几年之内，该书连出三版，并接连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有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宣称，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就成为日本学界反复探讨的课题，并且日本学者比其他国家的学者表现出更大的研究热情，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并出版了一些研究专著(14)。
苏联很早就掌握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有关资料，但由于理解和判断上的失误，马克思的这份珍贵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长期被束之高阁。同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而言，苏联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对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草稿的关注要早一些，1924年就第一次将之用俄文发表。苏联理论界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和复信草稿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当时的研究比较零散，还不够系统和深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引起了苏联理论界的关注，他们也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前后，一批学者开始发表高水平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如鲁缅采夫的《原始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安德烈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史的手稿篇章》等。
大体看来，国外学者围绕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并结合他的晚年笔记，主要就“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关系、俄国民粹主义对马克思的影响、社会形态发展的“单线”与“多线”、马克思在发展理论上的贡献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其中，巴西的多斯桑托斯特别提到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认为这一设想对于依附论有着重要启示：第一，落后国家不一定要走欧洲的道路，不一定必须经过同样的阶段，它们甚至可能“躲过”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创造一些独特的历史形式；第二，在考察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研究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从而把它同其他的进展和自身发展的特殊历史条件联系起来(15)。
由此可见，对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并非单单中国学界感兴趣，更非某些中国学者的理论虚构。实际上，马克思的部分有关文献在我国早有译本，但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在笔者看来，推动国内有关研究的动因有三：(1)国际学术界“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在对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国内学术界较快地了解到国外有关研究动态，由此启动了此项研究。当时有学者明确提出，鉴于国际上关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热“在几十年以后才波及国内，使我们受到很大的冲击，这一次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研究，我们无论如何要迎头赶上。‘落后是要挨打的’，这个道理在理论研究中也同样适用”。(16)(2)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由于“跨越”设想有着与马克思早先思想不同的理论视角，因此，它展现了以前不为人们所知的“马克思”，显示出巨大的理论魅力，引起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3)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17)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因此，作为理论上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立论根据的探源，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设想自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特别关注。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8)对待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把握。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系统了解“跨越”设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才能弄清楚其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条件，才不至于有意或无意地制造出“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也不至于用马克思的早先思想来否定晚年设想，用恩格斯来否定马克思；更不至于用掌握得并不准确的国外研究现状，来消解和贬损国内研究的意义。
当然，我们肯定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设想，但并不赞成从理论上过于拔高它的做法。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要将自己演绎的“跨越”设想强加给马克思，要着力避免过度解读和思想僭越。马克思虽然从理论上提出了一条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道路，但这只是一种比较粗略的设想，相比其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的分析而言，理论的系统性显得不够，这也是客观条件使然。此外，俄国后来的社会道路并未如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所愿发展。但那属于价值评价的范畴，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历史存在。
注释：
①有关观点详见徐久刚：《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论可以休矣》，载《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孟庆仁：《“跨越”论驳议》，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3期；张明军：《马克思确实没有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答孙来斌先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李伟：《关于国内民粹主义研究的几点讨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3期；甘建民：《试析晚年马克思舍弃“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原因》，载《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为方便起见，本文将这种观点简称为“否定论”，所概括的“否定论”观点均源于上述论文。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注释23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⑩维·伊·查苏利奇：《致马克思(1881年2月16日)》，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家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6页。
(14)See Haruki Wada,Marx and Revolutionary Russia,in Teodor Shanin [ed.],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N.Y.:Monthly Review Press,1983,p.40.
(15)参见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47－348页。
(16)叶林等：《国外关于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6年第3期。
(17)《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18)《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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