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矛盾论文,趋势论文,时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6-027-008
当代世界已经进入了被有些学者所指称的“新全球化时代”。如果说，马克思当年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和“世界普遍交往”观的恢弘视野和科学方法论，深刻揭示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及其历史命运的紧密联系，揭示资本主义文明随着自身矛盾的发展而被更高类型的文明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所取代的客观必然性，那么，今天我们深入剖析“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与趋势，则能够以高度的理性自觉融入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并增强升华时代精神，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信心。
一、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扩展与深化
恩格斯深刻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p177]他还强调，“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2-p728]资本主义文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深刻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2-p744]当然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矛盾的萌芽。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产生于它取代封建主义文明之时，这一矛盾随着社会基本矛盾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深入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同步地得到扩展和深化。因此，全面而准确地分析资本主义文明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层到深层的演变，对于科学地洞察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命运，十分重要。
春江水暖鸭先知。生活在西方世界的具有较高现代文明素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较早感知了资本主义文明矛盾，予以关注甚至表示忧虑。早在1956年，斯特雷奇就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造成不平等和权力集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当代美国重要学者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指出，西方社会是“不协调的复合体”，经济、政治和文化各自拥有“效益”、“平等”、“自我实现”三个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3-p41～4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在199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把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作为矛盾的对立面，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雅克·阿塔利在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7年夏季号发表的《西方文明的冲突》一文，则针对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观点，指出：它们不是互相促进，而是互相“促退”，互相拆台。这种互相促退的力量根源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作为其统治力量的大资本集团。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都有不少缺陷，而且越来越可能失效。除非西方以及它的自封的领导——美国开始承认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缺点，否则，西方文明必将逐渐没落，最终将自我毁灭”。应当说，他们确实从一定侧面窥见了西方文明矛盾的实质。当然，由于种种局限性，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系统性、深刻性和过渡性，往往缺乏认识。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扩展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
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和危机，总的发展趋势是由单一性向综合性发展。在早期，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文明危机”的集中表现。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统治，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并不能使文明成果的创造者享受本应享受到的文明果实，而是财富与贫困在资本家和工人“两极”的“积累”。于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时激化，以“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常常把资本主义这个“文明社会”的丑恶一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马克思称资本主义文明为“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而今，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演变成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即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经济政治实体。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缓和了因自由竞争制度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剧烈破坏，维持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继续存在，同时又使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突破单一领域的限制，成为一种系统性、综合性的矛盾，将危机引向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即使在最发达的美国，贫富悬殊也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连当年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奥莫也哀叹：与其如里根总统所说美国是“山顶上一座辉煌的城市”，毋宁说美国存在着“双城”，一个富人的美国，一个穷人的美国。正如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分析的，在这种“确定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的机制中”，能够找到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起源”。[4]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必然孕育出两种对立的文化：“富豪文化”与“贫困文化”。更严重的是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价值观或偏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洞”，其精神和文化的堕落已严重到使美国“内部腐烂”的地步。垄断资本与权力结合，导致政治上的腐败。《购买2000年总统》一书的作者查尔斯·刘易斯说：“我们的民主被既定的经济利益操纵了。”盛行于中上层的这种腐败风气也腐蚀着底层的广大群众。克林顿在担任美国总统时也这样说：美国正处在“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之中。[5]总之，全社会都陷入了布热津斯基所描述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之中，道德颓唐、精神空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社会财富大量浪费，以及民族和种族矛盾、排外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复活等等问题，层出不穷。布热津斯基在列举了困扰美国的20大难题后，无可奈何地叹道：这些涉及价值观和文化的问题，是“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矫正的”，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6-p125]
第二，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现。
我们知道，马克思既讲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把人作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生产出来”，又讲过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必然导致劳动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二者岂不自相矛盾？不然。前者讲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对人的文明素质的塑造功能，后者则是讲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本身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社会产品“文明性”的损伤和破坏作用。所以，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自相矛盾，而是马克思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在“新全球化时代”，这种矛盾更加凸现出来。具体表现为：首先，一方面，人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素养不断增强，但在另一方面，更多的人缺乏精神支柱和价值追求，信仰缺失，心灵空虚，找不到“精神家园”。其次，一方面，人们尽情享受着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但在另一方面，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孤独感与日俱增，冷漠绝望心理不断增强。再次，一方面，人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具备了多方面的现代人素质，但在另一方面，更多的人与主流社会发生隔膜，甚至抱有怀疑和敌意，从而滋生卖淫、吸毒、酗酒、抢劫、凶杀、直接对抗社会的黑帮等丑恶和犯罪现象。
第三，由民放—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
中国学者卫建林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整个人类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在一定范围内，南北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有全球性质的延伸和扩展。无论是富国和穷国的关系，还是‘全球的北方’和‘全球的南方’的关系，归根到底都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7-p11]全球化的推进，使资本主义文明矛盾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升格”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它的表现，一是为国际资本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与创造更高的全球社会总体生产力和物质文明的矛盾和斗争。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发优势和强大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综合运用军事征服、政治控制、“经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手段，从发展中国家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筑起“繁荣”、“富裕”的“资本王国”，而发展中国家人民则陷入贫困的深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康德苏认为，无法忍受的贫困是对全球化世界最大的系统化威胁。[8]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也明确指出：“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9]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反文明行为必然会极大地阻碍和破坏全球社会总体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与之斗争，力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要实现全人类、全世界各国逐步共同富裕的全球化，促进全球社会总体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创造更辉煌的物质文明，并使之为全人类所共享。二是向世界强制推行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与争取世界实现真正民主化的矛盾和斗争。深深植根于美国外交传统中的核心观念是“天赋使命观”，即认为美国人有义务来改变世界，“拯救”世界。从“美国领袖论”，到“西方中心主义”，以及“新干涉主义”、“新国际主义”、“民族国家终结”、“国家主权走向消亡”、“人权高于主权”、“民主国家国际组织”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充分暴露了强权政治的“民主文明”的本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刻的持续的民主化和文明化，代表了世界范围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三是大搞“文化霸权主义”与坚持不同文化和文明取长补短的矛盾和斗争。美国企图凭借“强势文化”地位，将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置于全球统治地位，并用它来“同化”甚至消灭其他文化和文明。这种做法，正在遭到包括第三世界和一些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坚决抵制。而世界人民坚持的不同文化和文明取长补短、交流融合的潮流，则势不可挡。
第四，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从获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出发，西方工业文明（或曰“技术文明”）的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存在片面性、畸型性。它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环境的污染等反文明效应。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这种发展模式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扩展到全球范围。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消耗着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20%，消耗的物质材料和能源却占全世界的80%，人均消耗量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35倍和50倍。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5%，却每年消耗掉全世界开发资源的34%，人均消耗能源及产生的废物分别是发展中国家的500倍和1500倍。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并相应排放有害物质，我们需要20个地球。[10]而它们使用的主要原料，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把污染环境的第二产业大量迁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使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急剧恶化。同时，南极上空臭氧层的空洞，环境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粮食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生态文明危机”，已经严重危及人类文明的根基乃至人类自身的生存。近年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整个人类更加“荣辱与共”的新全球化时代，建构和实行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全球价值规范和生态伦理，摒弃导致“生态文明危机”的西方工业文明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是当代人类应有的文明自觉和理性选择。
二、引起文明发展规律的重大变化
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扩展与深化，推动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进化。这是一个合规律性的过程。一方面，资本主义文明的演进，遵循着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演进，不可避免地引起文明发展规律的重大变化。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上把握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规律，对于认识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研究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规律，必须首先肯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遵循着“文明时代”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最主要的有：第一，文明随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而发展进步的规律。马克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11-p347]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社会分工，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中向前发展。第二，以鄙俗的贪欲作为灵魂推动文明发展的规律。“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p177]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促进文明的发展，不管是振兴教育，推动科技进步，还是繁荣文化艺术，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聚敛财富。第三，文明在对抗中发展进步的规律。“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1-p104]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工人与农民的对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成为推动资产阶级文明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同时应当懂得，对于认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规律尤为重要的，是洞察全球化的推进使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发生了哪些规律性的变化。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第一个特殊的规律性现象，是它能够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更新进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3-p275]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出现，根源于社会化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变动性品格。这是前资本主义文明根本不具备的。高度社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经济形态，把一切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都当作商品来生产，并投入到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去实现其价值，以满足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殖的目的。商场如战场、胜者全得、败者覆亡的“铁的规律”，迫使资产阶级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断进行自我“革命”、自我“扬弃”，以增强获取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善推动文明发展的制度条件和运作机制。
强有力地激发人们享受文明成果的多方面需求，并使人在发现、创造和满足这种需求过程中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也是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一个独特的规律性现象。在前资本主义的文明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而且，人的需求是受到贬抑甚至批判的，中世纪流行于欧洲的禁欲主义和中国宋代开始流行的“存天理、灭人欲”理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4-p393]在资本主义的文明模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4-p104]资本主义不仅不断产生出种类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的需要，而且鼓励和引导社会成员去“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为此，就必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也就是说，使社会成员成为具有多方面文明需求、又具有高度文明创造能力和享受能力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人”。[14-p392]这种“需求—能力”双向互动机制，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以比过去时代快得多的速度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
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另一个独特的规律性现象，就是以科学技术这种“文明中间的精致的东西”铸造出强大的“加速器”，促进现代文明“加速度”地向前发展。科学被马克思视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如果说，前资本主义时代是人类科学技术萌发和极其缓慢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则使之进入了“加速度”发展的新时代。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全球化，既是人类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产物，又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及其文明作用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资本主义在进行全球扩张的历程中，已经进行了多次科技产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及时而广泛地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并推进生产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变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巨大的财富和文明成果，实现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另一方面，以科技成果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进行变革，促进其科学化、现代化、文明化，推动社会的进化和转型。18世纪下半叶，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宣告了机器大生产时代的来临，把人类从农业社会带进了工业社会。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又使人类跨进了电气时代的门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原子和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则把人类带入原子和电子时代。80年代后半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掀起科技革命新高潮，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成了新的主导产业，率先迈向了信息时代。1999年，美国经济学教授拉迪·多恩布什在德国《明镜》上发表了《伟大的繁荣》一文，对于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在内的整个人类社会在20世纪所取得的文明成就作了充分的评估。他指出：“从生物学到国际互联网，革新的种子发育出即使是最大胆的梦想也无法想象的福利。”“无论是汽车、电视机的人均占有量，电话通讯成本的下降，还是电子计算机容量爆炸性地增长都体现了这种进步。根据这个标准，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
在与更高类型文明的长期并存、竞争和交融中，矫正文明进步中的某些偏颇，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又一个区别于前资本主义文明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前资本主义的文明，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能够批判地吸取以往人类文明的成果，但是，一般来说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吸纳将取代自己的更高类型文明成果以有效矫正自身偏颇，因为更高类型文明一旦出现，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或无可避免的衰落。在剥削制度下所创造的人类文明中，唯有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与将要取代自己的社会主义文明的长期并存，一边展开激烈的竞争，一边吸纳社会主义文明的成果矫正自身的某些偏颇，使自己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与危机，走向“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1933年的“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28年10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几个月以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弗曼·泰勒就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的文章，提出了“指导性计划”这一重要概念，提倡用“指导性计划”对资本主义市场进行干预。从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内，批判先前那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同情、赞美计划经济，以至鼓吹“将计划引入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出现了。1933年新任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泰勒的建议，果断实行以用国家宏观调控来指导市场经济为实质的“新政”。由此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赞誉者称罗斯福新政为“渐进的社会主义”，头脑僵化的反对派则大为恼火，抨击罗斯福“新政”中渗杂着激进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并说罗斯福实行“新政”是在摧毁美国自由制度。罗斯福的回答是：“我们正在为自己和世界拯救一种伟大而珍贵的政治体制而战斗”。应当说，在当时确实是社会主义文明成果“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资本主义文明。就连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否认这一点。历史学家卡尔指出，“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15-p23]也有学者以调侃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历史的辩证法：“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象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悠久的成效，却反而是救下了它的死敌一命。”[16-p11]凯恩斯总结了“罗斯福新政”的经验，以“凯恩斯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变革，最终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模式的根本基石。此外，如让工人参与一定程度的管理，建立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也都得益于资本主义文明以社会主义文明为“导师”，引领自己纠正偏颇和积弊，绕过急流险滩，在文明进步道路上迈上新的台阶。
三、开拓向更高类型文明转型的广阔道路
根据对人类文明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规律和趋势的深刻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必将出现一个以消灭阶级剥削为主要特征的、更高阶段的文明。这是意义深远的新的文明转型，是人类文明史上无比壮观的东方日出。“新全球化时代”实践的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矛盾的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不正在开拓着向更高类型文明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转型的广阔道路吗？
从历史的长过程看，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早已开始，而且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在十多个国家实现了这种文明转型，并使新型的文明显示了自身的优越性。然而，由于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又出现了文明的倒退。对此，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欢欣鼓舞，叫嚣“社会主义失败”了，历史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制度而“终结”了。这无疑加强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和强势地位。这些情况，使国内外一些原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新的文明转型的历史大趋势也产生了疑问。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只要以科学的方法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文明矛盾及其发展规律，把握新的文明转型的大趋势，就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深信不疑。
新的文明转型之所以必然发生，是因为在“新全球化时代”，必然创造出实现这种文明转型的物质、文化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条件。资本主义的文明矛盾，植根于对抗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之上，而这种生产关系又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17-p33]“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及其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18-p550]在“新全球化时代”，科学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成为推动整个生产力发展、历史前进和文明进步的更加强大的革命性力量。世界普遍交往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扩展和深化，既创造着推动新的文明转型的强大物质条件、文化条件和多种多样的“过渡环节”，又使它的发展达到了地域上的极限。在世界普遍交往实践中日益觉醒的第三世界人民和民族，不仅以自己更加自觉的创造性实践造就文明发展进步的各个方面条件，而且掀起新一轮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从而为新的文明转型创造社会政治条件。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新型文明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优越性的越来越充分显示，对于仍然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必将发挥有力的感召、吸引和示范作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者也具有压力和引导作用。上述诸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必然会在全球各地创造出丰富多采的突破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樊篱，实现新的文明转型的形式和途径。
历史辩证法告诉我们，文明的转型，同一切事物的根本质变一样，具体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一切都取决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用暴力手段还是用和平手段实现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意义重大的新的文明转型，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应当由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正是遵循这种科学的思想路线，以列宁和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特殊机遇，在20世纪上半叶领导俄国和中国等国家的人民以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式成功地实现了文明转型。我们不能借口历史条件的变化否定这类文明转型，但也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抱着这种形式不放。在“新全球化时代”，从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可能会更多地采取以下几种形式和途径。
其一，通过资本主义文明在不断解决自身矛盾中的进展，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过渡点”和“过渡环节”，逐步向社会主义文明接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7-p520]由于股份公司是在信用制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也把信用制度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7-p521]列宁也曾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9-p266]在全球化过程的演进中，资本主义文明大大增强了在解决自身矛盾中前进，通过自我否定而不断创造出逐步接近社会主义文明的“过渡点”、“过渡形式”的能力，使这种“过渡点”和“过渡形式”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态势。例如，从整个生产、管理到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全面社会化，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逐步扩大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日益完备的法制和法治，等等，就是一个个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过渡点”和“过渡形式”。
其二，通过从资本主义文明中分化出来的社会主义文明因素的“解放”，即由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的孕育生长，从量的积累到实现质的飞跃。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p60]列宁讲得更明确：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包含着它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19-p267]在“新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社会主义文明因素有了新的增长。如所有制方面的合作工厂、农村合作社，分配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西欧国家实行的最低工资限额、超额累进税制、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养老金、美国家庭补贴、教育补贴等，涵盖医疗、教育、培训、文化、娱乐、治安等各个方面的、提供低费用甚至免费服务的社区服务机构的发展，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差别大大缩小，等等。[20-p429～433]新文明因素量的不断增长，积以时日，就会逐步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在这个点上，只要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社会力量努力推动，“量就会转化为质”（列宁语），就能实现飞跃和质变，使社会主义文明因素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下“解放”出来，新的文明转型也就实现了。
其三，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新型文明的渗透、压力和引导作用，促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加速转型。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文明在同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比、竞争和交融中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使它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点，现在连不少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也公开承认了。瑟罗认为，“为了繁荣兴旺，人类需要有一种对更完美的社会的想象力”，把新的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思想引入现在并不完美的经济制度。“过去150年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提供了这种新思想的来源。来自这两种制度的某些因素渗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21-p17]布热津斯基也承认：“共产主义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22-p3]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毫不讳言对社会主义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吸收，甚至标榜自己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的特征。至于这些社会主义文明因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渗入”、压力和引导作用，将使资本主义文明走向何方，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不能正确回答的。但也不乏具有更高明的真知灼见者。法国学者登霍夫写道：“或许资本主义也会毁灭，并被一个吸取了教训的社会主义所挽救。这种想法并非像听起来那么不可想象。”[23-p5]连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对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如此憧憬，并对它的实现充满信心，那么，我们——生活在已经实现了这种文明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并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正抓住“新全球化时代”机遇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的人们，不是应该更加满怀信心地将这一宏伟而壮丽的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吗？
［收稿日期］20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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