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招募：规则、数量与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数量论文,规则论文,结构论文,中国共产党党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1）03－0046－07
截至200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达到7799.5万，与该年世界各国人口数据做比较，在全球237个国家与地区当中，相当于第16位，少于第15位的越南（8162.5万），多于第16位的埃及（7471.9万），成为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大政党。从1921年建党初期的57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撇开中国人口基数大，中国共产党先后成功地制定并实施了革命和改革战略，从而夺取政权并巩固了执政地位外，有策略地组织了党员的招募工作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
在对政党的研究当中，极少有论者关注到大众型政党党员的招募工作。Maurice Duverger是个明显的例外。在他看来，并非各种类型的政党都需要普通党员。实际上，党员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干部型政党演进到大众型政党阶段产生的。前者的主要政治活动是精英主导的选举，而后者则意在对特定社会类属的人群进行政治信念的训导，并希望由此获得一大批政治上忠诚于党的教义的追随者。在分析大众型政党严格的党员招募规则时，Duverger认为，早年受到既存体制排斥的经验，足以解释这个问题。随着社会主义政党被体制所接纳，这些严格的招募规则“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形式，并迟早要被丢弃。”① 也就是说，被既存体制接纳的程度决定着大众型政党党员招募规则的严格程度，二者呈负相关。党员的招募不仅仅需要形式上的规定，还需要具体操作党员的招募工作，从而对党员的数量、不同阶级阶层、年龄、学历和职业的构成比例加以控制，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在一项由两位日本学者SATO Hiroshi和ETO Keiya主持的实证研究中，他们利用1988年、1995年和2002年CASS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年代招募党员、调整政党结构以适应变迁的社会经济环境时，所遇到的主要困难。他们的结论是，“市场化的进展使得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难以在城市中招募到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党员。”② 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改革在政治垄断之外创造了新的资源，并因此提高了教育和专业技能的回报率，从而减少了民众对政党的依附，尤其是削弱了那些有着良好教育、专业技能和经济资本的人的入党积极性。
应该说，无论是Maurice Duverger或者是SATO Hiroshi和ETO Keiya的研究，都揭示了大众型政党党员招募中的部分规律，但是也都存在一些缺陷。Duverger的观点指出了存在于既存体制外的大众型政党的一种生存策略，即为了防范现政权对政党的渗透、破坏，必须建立起严格的党员招募标准。但是，这就忽略了同等境况中，大众型政党的另一个同等重要的生存策略，即为了防止在现政权打击下党员的散失，为了巩固自身的存在，并壮大自身的力量，必须加速党员的招募。党员招募的速度越快，党员招募标准的严格性就不能不大打折扣。进入体制内之后，大众型政党的党员招募又要区分出不同的情况。一种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党被既存体制容纳的情况。党员的招募标准确实如Duverger所言，变得形式化了，且渐趋无足轻重。另一种则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建立了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在后一种情况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往往意味着很高的政治收益，为了防范、排斥涌来的政治投机分子，政党倒是更有可能严格党员招募标准，提高入党门槛。SATO Hiroshi和ETO Keiya的研究假定了民众入党的功利性动机，并因此推断市场化改革会削弱民众的入党积极性。首先，它对民众入党动机的假定就过于狭隘。由于目前缺乏可靠的数据，我们难以确定7000多万党员中，不同入党动机各自所占的比重。如果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形式来看，影响政治参与的因素至少包括纯粹的经济动机、党派认同、意识形态因素、工作场所和生活社区产生的交互影响等。其次，它的结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招募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尽管市场化的改革确实造成了某些困难，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始终处于缓慢且稳定的增长状态；而党员中不同年龄、学历、职业的构成比例也呈现了更为复杂的变化，但绝非是背离市场化改革的趋势的。
接下来，本文将使用所能收集到的资料和数据，包括党章中关于入党资格的规定、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及其各种构成比例的数据，对上述两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1）就招募党员的规则而言，本文认为，影响因素绝非仅仅既存体制的排斥与接纳，还包括加速党员招募的生存策略。这就使得党员招募的规则以及具体过程，呈现更为复杂的变动模式。（2）由于缺乏直接的数据支撑，本文无法推断不同入党动机的比重，因此只能进行党员结构数据的宏观分析。这种分析应该能够说明，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结构调整、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一
党员的招募条件写入党的纲领、章程当中，标明了成为党员的资格要求、年龄限制、对介绍人的规定、考察预备期的时限等内容。下表是根据历年中国共产党的纲领、章程中关于党员部分的有关规定整理而成。
身份规定指的是，有无对入党者国籍、社会成分的明确说明。如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规定，“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类似的规定一直延续到1928年。事实上，真正明确提出入党者的身份规定是1945年。该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申请入党者被区分为5个类别，分别是1类：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2类：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3类：其他社会成分；4类：脱离其他政党加入的普通党员；5类：脱离其他政党的负责人员。年龄规定标明的是申请入党者的最低年龄限制，自1945年规定为18岁之后，再没有更改过。和入党介绍人有关的规定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涉及到入党介绍人的数量、资格和是否存在类别差异。最后是预备期时间的长短。
从列表可以看出，以建国为分界线，党员招募条件经历了一个先简单、再繁复，最后逐步规范化的过程。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在路线方针、活动经费等方面都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更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新近成立的政党，要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获得认可，尤其是建立和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都不得不借助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党必须把自己塑造成国际共产运动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的角色。在党员的资格条件上，就表现为党员招募的国际色彩，并特别指出，任何共产国际承认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党员也自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个时期尽管共产国际对党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但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纳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没有政治上的意义，故而从1928年开始，成为党员的资格条件中取消了“无分国籍”这一内容。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党员121万，毛泽东思想也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正统地位。此时党员招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着不同政治经历的入党申请者加以甄别，为此设置的资格条件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不仅将入党申请者归为五种不同的类别，而且详细规定了不同类别的入党申请者需要不同条件的介绍人、适用不同的考察期，并且由不同级别的党组织审核其入党申请。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定了入党申请者需要的年龄限制。1965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了执掌政权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党员招募的条件，此后在年龄、介绍人、预备期和负责审核的组织等方面，基本上不再有新的变更。唯一比较突出的一次调整是1969年取消了入党预备期的规定。到1977年“文革”结束，关于入党预备期的规定就迅速得以恢复。此后关于党员招募条件的主要变化，发生在入党的资格条件方面。1982年，知识分子得以和工农、革命军人并列，具备了申请入党的资格，2002年则将“其他革命分子”改为“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到，受到既存体制排斥的大众型政党往往要平衡两种不同的政党生存策略，从而形成复杂的党员招募规则。对于政党主要的社会基础，不仅不会提高入党门槛，反而会简化入党程序，以保证政党能够从中吸纳足够的党员；另一方面，对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则采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加以甄别、考验和录用。自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以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乡村建立起人民公社体制、在城市构建起国有经济为支柱的单位制社会。国家主权的确立、社会基础的大规模改造，都为简化入党程序提供了条件。总体水平上，党员招募的规则趋于一致，标准也更为严格。
如果我们假定，党员招募规定的严格性与党员的忠诚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则可以看到，建国以前，对于构成党的社会基础的那部分阶级群体，其入党的资格条件、介绍人和考察期等规定都比建国后更为宽松。当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体制外政党时，成为中共党员就个人而言往往意味着非常高的风险。如何尽可能多地招募党员，扩充党的规模，就成为了事关党的存亡发展的关键问题。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员的招募当然不再存在外部的风险性，而是需要甄别、排除那些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入党的投机分子。为此提高入党的门槛，加强党员招募工作的管理就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初步的假设：入党的个人风险越高，在党员忠诚度与政党规模之间，政党越倾向于降低入党门槛，尽力扩充政党规模；入党的个人风险降低、收益逐渐提高，政党将提高入党门槛，对申请加入政党者的政治忠诚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党员的招募不仅仅需要形式上的规定，还需要加以具体操作，从而对党员的数量、不同阶级阶层、年龄、学历和职业的构成比例加以控制，以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就此而言，建国以来的具体进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1949年，终于1976年。这个阶段党员招募工作经历了大幅度的起伏波动，往往是在急剧扩张之后，继之以紧急叫停、全面整党。以浙江省的数据为例，可以看到不同年份招募党员的数量最大相差有300倍之多，其中又明显存在几个起伏。
浙江省1951－1974年党员招募数量③
这种起伏波动当然并非浙江一省的特征，全国皆然。1949年，中共招募党员共140万，占该年党员总数的31％。④ 考虑到建国初期，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极低，而各种政权接管、社会经济结构改造任务极为关键且繁重，加速党员的招募工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城市中，急需大力发展党员。为此，195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要求“在三到五年内要从产业工人中接受三分之一的人入党。……保证无产阶级成分在党内的一定比例，今后对农民党员的发展应加以限制。”⑤ 党员人数的急剧扩张往往是以降低入党门槛为代价的，不少地方采取“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把党员条件降低到一般群众的水平”。⑥ 1951年3、4月，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开始了建国以来的首次全面整党。根据1954年发布的《中组部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及发展新党员工作的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党约有不到10％的人是不合于党员标准的。”⑦ 然而，整党结束不久，党员招募工作的步伐又大大超越了拟定的计划。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组织工作座谈会上，原定1955－1957年三年完成的接收党员400－500万的任务，改为1956－1957年接收453万党员。并提出二五期间每年新增党员120万，三五期间每年新增党员150万的目标。还是以浙江省为例，1954年浙江省党委计划在农村发展党员2.5万名，实际接收5万名。该年全省党员总数是13万多，也就是说一年当中，仅农村新增党员就达62.5％。1955年又提出该年年底将农村党员从8万发展到20万的目标。1956年全省实际发展党员12万，其中农村党员8.7万。对比整党期间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党员招募工作的扩张速度。1952年浙江省全省招募党员是2475名；1953年计划接受党员4万名，实际接收党员也不过是19846名。⑧ 接下来则是新一轮的整顿，并导致招募工作大幅放缓。全国范围内的调整从1961年开始。根据1965年中组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6年接收党员意见的报告》，1961年以来全国党员人数仅增加60万，基本停止接收新党员。并且在1963年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一次重新登记，清除不合格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造成的后果是青年党员数量急剧减少，一线党员过少的问题也非常突出。⑨ 事实上，1965年即是新一轮扩张的开始，该年接收党员94万，第二年新增党员便猛增到322万。从建国到“文革”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党员招募的扩张与收缩基本上是党建国家逻辑的展开，扩张意在保证政党对社会经济的渗透、控制与动员，收缩则是为了确保招募党员的政治忠诚，提高政党的凝聚力，保证政策的有效贯彻实施。“文革”开始以后，出于政治运动的需要，“文革”领导小组发布《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提出“吸收富有造反精神和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人入党。”为此不惜取消党员预备期的规定，大批吸取新党员，形成所谓双突，即“突击入党，突击提干”。这一阶段党员人数从1968年的2200万增加到了1975年的3337万。
就党员招募工作而言，“文革”的结束不仅意味着，出于政治运动的目的突击发展党员的情况不再出现，更重要的是，党员总体规模的稳定。衡量的指标即是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可以预料的是，当这一比重达到一定的水平，基本能够满足政党的渗透、动员功能，则招募党员过程的波动将趋于缓和。因此，第二阶段招募工作的重点也将从数量因素转移到结构因素上去。从下图可以看到，当党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于4％的时候，年均增长率逐渐趋于稳定，大致处于2－3％之间。这种稳定性还表现在，对文革期间入党的1137万党员的整顿上。在1984－1987年的整党工作中，最终被清理出党的有65万人，仅占1987年全部党员的1.36％，占文革期间入党人数的5.72％。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口比和党员年均增长率（1949－1997年）⑩
针对党员的结构问题，在1990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中，提出了新时期发展党员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根据1989年底的统计显示，全国工业、建筑、交通、邮电通讯企业，没有党员的生产班组达到37.3％，10年以上没有发展党员的村党支部占10％。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大学生中党员数量的减少，造成党员总体文化结构偏低的局面没有有效改善。为此，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问答》中特别强调，“党员队伍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影响着党的战斗力。”《问答》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党员工作，指出“曾几次发生过在运动中突击发展党员的事情，只考虑某种需要，不顾客观可能，使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进入到党内来。”并重申，发展党员必须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不搞成批发展，突击发展。同时各级党委要加强计划指导，根据党的任务和工作重点的改变，调整发展党员的工作重点，尤其是扭转党员群体中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分布结构不合理的局面，切实改变生产一线党员、青年党员和文化程度高的党员数量少的状况。(11) 这种结构调整的具体成效如何，我们放在下一节具体分析。
从上述可见，建国以来一系列因素决定着党员招募工作的具体进程。首先是党建国家逻辑下，政党对政府、社会的渗透、控制和动员。这既是当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政党的成员招募、组织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建国初期，党有着强烈的需要加速发展党员，以求完成对政权的建构与控制，实现对社会的渗透与动员，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得以借助强大的组织系统贯彻实施。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甄别入党者的动机、考察其政治忠诚的难度。具体表现为党员招募工作的大幅度波动，时而急剧扩张，时而又全面收缩。随着党员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党相当程度实现了控制政府、动员社会的目标，这种波动的局面才得以放缓。
其次，党员招募不仅仅涉及单纯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党员群体的结构特征，尤其是不同阶级阶层、年龄、学历和职业的构成比例。这不仅关系到党的性质，更关系到党实现各种政治功能的能力。由于党员的结构始终在变化，党员招募工作又往往存在制度惯性，一定阶段形成的党员结构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就发生种种比例的失调，需要不断地加以有意识地调整。
此外，特定的政策性因素也会影响到党员招募工作的具体展开。这尤其表现在1978年以前，种种政治运动往往有意识地针对特定群体放宽入党门槛，或者封闭入党的途径。1978年以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放弃掉以政治运动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这种影响逐渐消失。
总而言之，建国以来的历程表明，当党员人数占到总人口的一定比例时，当政党—国家本身经历了从政治动员向社会经济建设转型之后，数量因素和单纯的政策因素不再影响党员的招募工作，在逐渐有序的规则化框架下保持对党员结构的调整，成为了党员招募工作的基本目标。
三
进一步分析党员结构的调整，尤其是在顺应和主导70年代末以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面，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与不足，我们需要对党员结构和人口结构的若干特征进行比较。
首先是性别因素。以下是男女党员的构成比例。从中可以看到，男性党员始终占到党员的绝对多数；与此同时，女性党员的比重也在缓慢地上升中。
中国男女党员构成比例(12)
纵观中共历届党代会重要文件，唯一一次明确涉及妇女问题的是1928年六大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该议案实际上划定了妇女问题在中共总的政策议题中的地位和形式。该议案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并不能脱离党所领导的阶级革命，“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13) 因此，必须保证党对妇女运动的组织与领导，即在党组织、工会和农协中设立相应的妇女委员会。到1949年，妇女运动的组织工作统一归属到“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该组织于1978年最终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其主要职责就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指导各级妇联依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和妇女代表大会决议，开展妇女儿童工作。一旦设立了隶属于党领导的专门机构，而且考虑到妇女解放涉及到相当广泛的社会事务领域，中共显然无意于激进地扩大对女性党员的招募。另一方面，女性党员所占的比例始终保持了缓慢但持续的增长，这应该是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职业发展机会等方面的进展保持着同步。
其次是学历因素。学历构成的比较最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党员结构、提高党员素质方面的成绩，以及党员身份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所具有的吸引力。
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阶段，党员中的学历构成都远优于人口的学历构成；此外，随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党员相对于全国人口的学历优势更趋向于高中以上阶段。如果横向比较的话，党员中各学历构成比例增长最快的是大学及以上学历部分，增加了将近9倍。早在改革开放前期，中共就强调了“使发展党员工作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适应。”具体表现为，到1988年止的党员招募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超过2/3，专业技术人员中，党员占到了1/3。(15) 我们再看2000年以后的资料。2005年，中共发展新党员247万，其中学生73.4万（29.72％），工人22.6万（9.15％），农牧渔民49.2万（19.92％），机关干部20万（8.10％），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57万（23.08％），军人、武警21.7万（8.79％），自由职业者3.6万（1.46％）。(16) 2008年发展党员280.7万，其中学生106.7万（38.01％），工人20.9万（7.45％），农牧渔民55.9万（19.96％），党政机关工作人员12.3万（4.39％），企业事业单位管理、专业技术人员58.1万（20.74％），其他职业26.8万（9.57％）。(17) 如果排除掉工人、农牧渔民、军人和武警部分，其他职业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比重明显更高，而他们总共占到当年招募党员数的60％以上。单看学生党员的部分，中共党员的年龄限制是18周岁以上，该年龄以上学生基本都是大学生，由此可见从大学生中招募党员占到总数的将近40％。
在SATO Hiroshi和ETO Keiya的研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提高了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大大降低了入党的吸引力。显然这是对市场化改革的一种僵化理解，即将市场化改革与政党国家体制相对立，前者的进展必然是后者的退却。问题在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政党－国家主导的过程，这符合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即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欧美国家。同时也说明，尽管改革确实在一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党国家控制资源的散失，从而有可能弱化政党国家的控制能力，执政党却成功地进行了自我转型，能够适应改革的过程，并从中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政治资源和租金。因此，即使是从功利性动机的角度分析，也不能说市场化改革全面弱化了社会精英入党的积极性。事实上，多项社会调查显示，虽然在私企和外企中，党员身份并不能带来显著的收益，但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党员身份对职位升迁和薪酬却有着正面的影响。
结语
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亨廷顿从社会政治转型的角度对政党—国家体制的形成做了阐述，其要旨在于，随着传统政治系统的瓦解，强大的政党组织成为了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不是政党反映国家意志，而是政党缔造国家，国家是党的工具。政府的行为只有反映了政党的意志才是合法的。政党是合法性的根基，因为它是国家主权、人民意志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化身。”(18) 这种强大的组织能力当然不是政党理所当然地具有的，而必须通过对社会经济结构的渗透与管理、对各种社会精英的吸纳得以实现。要实现这一目标，保持政党的特定规模是第一位的条件。我们的研究显示，在急于扩大党员数量，突破规模限制的情况下，政党的党员招募工作必然在数量和质量之间寻求平衡，从而表现为大幅度的波动格局，时而急剧扩张，时而断然收缩。同时，宏观政策的变化、政党高层的权力冲突也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只有当党员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大体达到占总人口的4％以上，数量因素才开始淡化。发展党员的工作趋于规则化，同时更注重调整党员群体的年龄、职业和文化结构。市场化的改革确实造成若干问题，恰恰与两位日本学者的推断相反，突出表现为工农群体中党员吸纳工作放缓，而且这个问题早在80年代就得到反映。另一方面，在吸纳包括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等各类实际或潜在的社会精英方面，对于一个致力于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政党来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这也说明了党对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控制和主导，同时也强化了当下的精英主导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政治格局。
注释：
① Maurice Duverger,Political Parties.Methuen & Co.,LTD.(1964:London)pp73.
② SATD Hiroshi and ETO Keiya,Party Membership in Post-reform China:Age,Educational Attainment,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y,in :Restructuring China:Party,State,and Societ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 Door”edited by NAKAGANE Katsuji and KOJIMA Tomoyuki.Tokyo,the Toyo Bunko(2006).
③ 根据《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数据整理而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④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⑤ 朱敏彦、李学昌、齐卫平：《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
⑥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编：《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大事记》，求实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⑦ 转引自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历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8页。
⑧ 根据《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党史》的数据整理而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⑨ 《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5页。
⑩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成。
(11) 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问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6页。
(12)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整理而成。
(13) 《妇女运动决议案》，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中心，网址是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429.html。
(14) 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而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统计资料的缺失，只能选择相邻年份的数据进行对比；此外，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也需要考虑到。比如说，文盲人口的统计，1964年是按照13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统计；1982、1990和2000年则是指15岁及以上不识字人口；而党员中的文盲显然是指18岁及以上不识字的党员。
(15) 《中国共产党80年事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5页。
(16) 张荣臣编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机制》，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7) 《200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8)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