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北洋军阀史研究述论（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军阀论文,史研究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反动的军事政治集团，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它以1895年小站练兵为契机而崭露头角，嗣后经过十五六年的精心经营得到发展，逐渐形成为一股重要的军事政治力量，攫取了足以左右政治局面的权力，终于乘辛亥革命之机占据了中国的统治地位。在此后的16年时间里，虽然政潮迭起，派系纷争与更易剧烈而频繁，但北洋军阀集团却一直把持了全国的统治权（即使它不够完整和有力），从而出现了一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因此，北洋军阀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上无疑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但与此不太相称的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其他课题那样掀起过热潮，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当然得归根于它的先天缺陷：一则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些反面人物，他们所制造的历史现象也多属黑暗反动，祸国殃民。为什么放着正面人物和光明宏伟的业绩不去研究，而沉浸于历史进展的反面，这至少反映了研究者避免接触阴暗面禁区的心态。二则它也确是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不怎么易于评说指画。三则既乏旧著，又鲜新作，史源犹待开发，无米、少米，巧妇难于为炊。于是自然而然使这一课题一度成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据粗略统计，建国以来至199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为1000余篇，而1980年前的30年仅为130篇；专著更是少得可怜，只有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来新夏著《北洋军阀史略》二种，才免去这一领域“一无所有”的讥诮。田园荒芜急待耕耘！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解放和学术研究气氛的日趋宽松，北洋军阀史这一往日的“禁区”吸引了众多的探索者，研究成果接踵问世，学术水平逐步提高，显现出异彩纷呈、生机勃勃的新景象。
一
北洋军阀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确是一个怪胎。它既兴起于封建专制政权之中，又卵翼于帝国主义势力之下，更以“共和国”的形式执掌统治大权。这一历史现象看起来虽有着诸多矛盾，但其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归于消亡，则绝非偶然。从理论上探寻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必然根脉，并对它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作用等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价，在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中无疑具有打破坚冰、开通航道的重要作用。
关于北洋军阀集团形成的原因问题，长期以来都认为它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彭明认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加上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就成为中国近代各派军阀及其混战产生的原因”（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李新的观点与此大致相同，认为北洋军阀的产生是与中国这个老大封建国家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分不开的，同时也与封建势力依然存在密切相关（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军阀时所持观点的影响。这一论点从宏观上看无疑是可以被接受的，但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与说明。因为，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为什么直至19世纪末才孕育北洋军阀这一怪胎呢？可见，仅仅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的角度去揭示北洋军阀产生的原因，既显得笼统，也有些苍白。1985年，来新夏和任恒俊分别在自己的论文中对此问题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提出了较为接近的观点。他们认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成因，首先是由于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朽和旧军的腐败，迫使统治者为维持其政权的存在与延续而需要建立一支新式军队，其次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再次是列强侵华策略改为通过支持代理人而物色了袁世凯这类人物；而袁世凯在掌握一定权势后，又善于运用权术，抓住时机，使这支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为一个政治军事集团（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任恒俊：《北洋军阀成因浅探》， 《河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 这一论述较之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显然更具体、更丰满，也更具说服力。近年来，不少人又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或角度，对军阀和军阀割据产生的原因问题作了各自的分析与诠释（注：刘晓：《近代军阀政治的起源》，《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刘江船：《试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争鸣》1994年第2期。）。任恒俊也在《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南北新军在建立时间、装备训练、官兵成分、控制防范、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等方面差异的比较研究，对南北军阀形成的原因及其大致过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描述（注：任恒俊：《新军差异与南北军阀的形成》，《文史哲》1990年第4期。）。 这些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探索与论述，无疑丰富了人们对北洋军阀形成原因的认识。
关于北洋军阀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过去一般都认为它是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在政治上充当了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角色。彭明在《北洋军阀（研究提纲）》一文中明确提出，“从阶级关系上看，北洋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的代表，它极力维护和巩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封建统治秩序。北洋军阀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而且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大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但当成为军阀之后，他们大多数都成了大地主”（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吴慧敏则从北洋军阀依仗政治上、 军事上的权势大肆掠夺土地，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并由此兼有军阀和地主双重身份的角度，提出了“军阀地主”的命题（注：吴慧敏：《辛亥革命后军阀地主的形成及其特征》，《经济研究》1980年第9期。）。80 年代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的论者对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是地主阶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忽视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认识，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演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土地逐渐转移到一批以军事起家的新兴的军阀官僚手中，传统的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没落，因此，军阀割据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并非是封建地主阶级，而是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这是旧中国社会病态的反映”（注：唐学锋：《试论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4期。）。而比较多的人则认为北洋军阀集团不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且在某一阶段某些方面已带有资产阶级的色彩（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有的论者更从北洋军阀和其他近代军阀带有近代化特质的角度立论，认为他们不仅是封建权势的代表，同时又是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也有的论者通过对若干军阀官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考察来说明北洋军阀统治集团的性质，认为这个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已与封建生产关系相脱离或转化，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注：魏明：《论北洋军阀官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还有人则从北洋政府的政府行为这一层面的一个特定角度，即经济法制建设情况，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给予了具体说明。认为北洋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法制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比较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其次，中西结合，广采众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第三，较多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于大家立论的角度不同，因而看法上尚不尽一致，而且有的观点容或还有失偏颇，如有的论者提出的部分军阀官僚所拥有的私人资本已属于民族资本的观点，似乎就值得商榷，起码有作进一步论证的必要，因为，如果这一观点成立，则这一部分军阀官僚的身份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而可将他们划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呢？显然，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而尚不能遽下定论的问题。由于社会基础和阶级属性问题涉及到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还需要有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因此，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还有赖于整个北洋军阀史研究工作的深入。
关于北洋军阀的特点问题，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彭明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有三：一是军阀们各有一支为自己争权夺利而服务的军队；二是各有一块可以随意搜刮和统治的地盘；三是军阀大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 李新认为北洋军阀的特点是：（一）采用外国兵制；（二）财政来源已不完全依靠封建经济、举借外债；（三）实行募兵制，兵源主要依靠招收破产农民或其他劳苦群众；（四）不断分裂，乃至发展为各成一派，各据一方，连年混战（注：李新：《北洋军阀的兴亡》，《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 来新夏等则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特点来认识北洋军阀集团：第一，它以封建地主阶级为其主要的社会基础；第二，割据称雄，拥兵自卫；第三，各树派系，荣损与俱；第四，纵横捭阖，制造政潮；第五，卖国媚外，残民以逞。（注：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5－12页。）不难看出，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但在进而如何给军阀下定义、立界说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还比较大。李新在专门论述军阀定义的一篇文章中对军阀作了这样的诠释：军阀是一种特殊的军事集团，它拥有以个人为中心并由私人关系结合起来的一支军队。它通常据有一片固定的或比较固定的地盘，并在这块地盘上实行直接的军事统治。军阀政治是封建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凡实行这种形式的封建统治者，无论其大小乃至贵为天子的全国统治者，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军阀。（注：李新：《军阀论》，《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这一关于军阀定义的论述可概括为私兵、地盘和武治（直接的军事统治）三条，其中是否实行武治是判别军阀与非军阀的最重要的标准。来新夏对此提出了疑议，他认为私兵、地盘、武治只是作军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决定本质的东西。拿这三项和军阀特别是北洋军阀的现实情况相比量，往往有不相符合者。给军阀下定义固然应包含条件，但最终须取决于本质，而最能体现本质的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的行为，或说行动准则。基于这样的认识，他给军阀下了如下定义：“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注：来新夏：《论近代军阀的定义》，《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 ）由于“军阀”这一称谓从其产生和使用情况看，只是用作贬义的政治性通俗名称，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概念，因此，要对它作科学的界定，殊属不易。但尽可能准确完整地表述它的含义，却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它关系到人们对军阀本质的认识，更关系到诸多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
对北洋军阀集团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活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史学界曾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地一概贬斥否定到对其中的某些方面给予适当肯定的发展过程。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北洋军阀的认识与评判局限于阶级关系、阶级本质这一单一的角度，因此，“落后”、“腐朽”、“反动”也就成了该集团的代名词。在对北洋军阀反动本质的揭露方面，黄志仁所撰《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两篇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北洋军阀摧毁资产阶级民主制，推行专制独裁统治，这是对历史发展的极大反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注：黄志仁：《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1期。）而北洋军阀破坏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摧残社会生产力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北洋军阀顽固地推行媚外政策，疯狂出卖国家权益，极大地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二）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浩劫；（三）北洋军阀的横征暴敛，吞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严重地破坏了工农业的再生产；（四）北洋军阀凭借反动政权竭力维护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注：黄志仁：《北洋军阀破坏中国在走现代化道路的史实》，《中国经济问题》1980年第5期。）就北洋军阀的本质而言， 这些论述与评价应该说是切中了要害的。但如果不是从单一角度，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去审视该集团在近三分之一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也很难说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80年代后，不少学者从多种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或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如吴兆清、邓亦兵分别在各自研究北洋建军问题的文章中，对袁世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制度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举措在近代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的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注：吴兆清：《袁世凯练新军改军制及其历史地位》，《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邓亦兵：《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北方论丛》1988年第3期。）。 虞和平通过对1912年至1921年间北洋政府所颁布的40多项经济法规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考察，认为这些法规发挥了以下功能作用：第一，政府经济管理法制化和经济化；第二，企业和企业家法人化；第三，竞争的自由化和正规化；第四，融资渠道的社会化和国有化，并得出了“民初经济法制建设在中国经济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和作用”的结论（注：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而袁继成、王海林两人则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个重大外交事件的是非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与以往判然有别的观点，认为：冷静地把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这两件事放到中国近代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斗争的长河里考察，就会觉得中国参战不是没有道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是有失也有得。（注：袁继成、王海林：《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这些论述反映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一些具体事例或特定方面所起的不可抹煞的作用，那么，对这一集团在其整个兴衰存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究竟又该给予怎样的总体认识呢？来新夏对此提出了以下几点估计：（1 ）北洋军阀集团是维系晚清十余年统治的一个支柱；（2 ）北洋军阀集团是辛亥革命时期转移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3 ）北洋军阀集团所把持北洋政府是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华民国的政权代表（含对外的国家代表）；（4 ）北洋军阀集团为由统一走向再统一的过渡作了铺路工作；（5 ）北洋军阀集团使中国的军制摆脱了旧有的落后陈旧的状态（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研究札记三题》，《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这些估计按过去的观点似有涂脂抹粉之嫌，但应该说是历史真实情况的反映；第二，从中国近代化的全过程来看，北洋军阀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充当主要角色的32年，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时期。虽然由于研究所限，目前对北洋军阀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尚不甚明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一时期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化全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应该说与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北洋军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北洋军阀史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的课题，长期以来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过去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角度立论，而且具有明显的程式化倾向，以致对它们间的关系作了帝国主义是北洋军阀的靠山、后台，而北洋军阀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走狗之类的简单描述；有的论者甚至还把充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统治的工具视为北洋军阀的一大特点（注：彭明：《北洋军阀（研究提纲）》，《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5期。）。之后，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有失简单化的方法和片面的结论逐渐得到扭转。不少论者注意到，卖国媚外并不是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的全部内容，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变幻的，不能采用一成不变的公式去硬套。有的军阀派系确是卖国求荣、甘奉帝国主义为自己主子的，如段祺瑞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即属于此种类型，不少论者曾专门撰书立说，以大量确凿可信的事实给予有力的论证（注：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裴长洪：《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庄鸿铸：《试论段祺瑞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但也不能不看到，军阀有需要向帝国主义投靠求助的一面，又有利害矛盾的一面，笼而统之地称为帝国主义“走狗”、“工具”，不一定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其间关系往往是随时随地而有极多变化和复杂的内容”（注：孙思白：《论军阀史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不少论者从具体史实的研究方面支持和证实了这一观点。如俞辛焞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书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对直奉战争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及其后果，提出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外务省和军部互相配合，执行侵略政策”的观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华手段的诡诈多变（注：俞辛：《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一文评价了张作霖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所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并分析张在该事件交涉中所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其一，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提高，逐渐滋生了维护统治权威，摆脱日本控制的自主欲。其二，受全国反日声势的震慑和影响。第三，与同日本统治集团反对派的矛盾有关。”（注：车维汉：《张作霖与郑家屯事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 ）而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一文则从财政、军火等的支持与援助几个方面，对1922年5月至1924年10 月直系军阀把持北京政府期间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作了初步考察，得出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并不明显的结论（注：娄向哲：《直系军阀政权与英美关系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 年第1期。）。这一观点与英美是直系后台、直系是英美代理人的传统看法有着较大区别。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这种既密切勾结、沆瀣一气，又各怀鬼胎、时起争斗的关系，贯穿了北洋军阀兴衰起落的全过程，并在当时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表现。但由于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资料挖掘不够充分，研究成果又相对较少，且多拘于某一问题、某一片断、某一方面，因此，目前尚难于说清两者关系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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