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认识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阶级民主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4-0012-06
在百年中国思想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个词汇能够像“民主”那样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和钟情的了。的确，凡是不满意中国现实并力主改革的思想家，无不将民主悬为政治改造鹄的，无不期望中国早日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因而晚近以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始终与西方思想和制度相呼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因素也就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走向。作为西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思想轨迹不能不受西方民主的影响。探讨其一生对民主的探索和实践进程，厘清毛泽东究竟是如何认识并扬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因素，无疑对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同时代政治领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价值判断——短暂的思想启蒙
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的滥觞应是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这一段历史时期。自1840年以降，中国的历史实践就不断被各种西方因素嵌入或浸润，各种包含西方民主碎片的经济、政治思想陆续流入中国，并对中国的历史实践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思想的传入和影响到“五四”前后达至高潮。由于政权更迭、儒家权威崩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出现真空，西方先进思想加速传入，而民国政治的混乱，也促使国人更深层次地反思晚近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得失，希图更全面的突破。在救亡大旗的召唤下，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着眼于人性的解放和思想的启蒙，希求通过民主政治内在精神即“民权平等”、“主权属于人民”之类民主理念的探讨，以此作为接纳西方政治制度的先导，从而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同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也将民国政局纷乱的原因归结为国民思想的愚昧。“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1]305。曾经着力研读大量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并沉浸于德国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毛泽东很自然地将目光放在哲学伦理学上。“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86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非普及哲学不可”，“今日变法……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才是“大本大源”，在毛泽东的脑海中，这“大本大源”也就是“思想道德”，所以，“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则沛乎不可御矣”[1]85-86。
与《新青年》强调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权利相同，毛泽东所强调的“思想道德”也是建立在个体（“我”）的基础上。“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而即使世界上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1]147-148所以，道德并非来自社会、历史等任何外在标准、规范或律令，而只来自于个体：“个人有无上之价值，有百般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可见，毛泽东认可个人的解放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个人的“无上之价值”何在呢？就在“实现自我”：“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虽然此时毛泽东并不清楚“实现自我”的最终为何，“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然而就当下而言，改造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治即为最现实的目标。“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89所谓“大同”者，此时在毛泽东的眼中则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所体现出来的“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善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1]454等等。他初步认识到具备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和自由、独立、平等等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规范以及开放、进取、创新等行为品格和社会心理的国民才是西方富强的真正社会基础，社会改革的途径必由个人的“实现自我”开始。
既然“实现自我”的目标已经确立，那么又该怎么做呢？新文化运动将矛头指向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希望以西方的个人主义取代中国的传统道德，从而确立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深信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的毛泽东，借助赵五贞因被逼出嫁、轿中自刎这一社会事件在长沙发动思想运动，揭露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抨击吃人的旧礼教、旧道德。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将目光仅仅停留于此，素有“实践家”之称的毛泽东不愿将自己局限在单纯的哲学思考上，他无意也没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实体做进一步的探究，而将目光转向了现实斗争，转向了阻碍国民实行民主权利的强权上。通过对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过程的考量，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而“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1]293对于打倒这些强权的方法，他寄希望于“民众的大联合”。“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1]339。在毛泽东的眼中，近代国家的政治多为不同强权的联合所把持，所以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而民众要想争取自由和民主，必然要通过自己的联合来打破这种强权的联合。西方国家的近代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而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厉害，“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以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而且“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农民、学生、教员、妇女各界联合起来，最终实现民众的大联合，以求得国家的最终独立和富强。然而设想是美妙的，现实却永远是残酷的。作为“民主大联合”思想现实化的“湖南自立运动”在政治搏斗中迅速枯萎。毛泽东通过个人“自我实现”求得政治改良一途似乎走到了绝路，“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1]548。现实斗争的残酷容不得个人觉悟的时间和空间。恰逢其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苏俄革命的成功给了陷入思想困境的毛泽东新的光明。个人觉醒失败了，大社会的革命改造却可以成功。怀着强烈救亡意识的毛泽东迅速地接受了被称为“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2]600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脱离了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思想。
至此，毛泽东的思想最终落到现实政治上来。思想启蒙已经被救亡大潮所淹没。这也是晚清以来的历史大势。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和群体对自由、平等、民主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主旋律总是那样激动人心、萦绕人耳，使“五四”前后所谓“从宇宙观到人生观，从个人理想到人类的未来”这种种启蒙所特有的思索、困惑、烦恼，都很快被搁置一旁。不复是“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3]，而是“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4]522。已服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迫切地希望以新掌握的思想武器完成中国大地上的“改朝换代”。与此同时，毛泽东哲学思考的重点也从唯心的“个人”转变成唯物的“集体”，从“此岸”到“彼岸”的地位转换使其开始习惯性地用“阶级”来审视和考量西方民主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地在理论和实践中否定西方民主所倡导所追求的种种个体自由、个性解放等属于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许多东西。而这些否定和批判主要是救亡——革命——战争的现实要求，而非真正学理上的选择。毛泽东更多是持一种唯物主义的批判眼光看待西方民主，虽然他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对封建专制的否定，肯定其进步意义。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将西方民主归为服务于资产阶级的虚伪民主。他不愿意也没时间对隐藏在西方民主中最具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做一个深入的了解。而就其早年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著作而言，也多是由严复等人翻译过来的“二手货”。译著本身存在对西方原著的再认识，从而使其带有明显的“个人印记”。这固然使国人更易接受，却也或多或少失去了原著的若干重要精神。毛泽东终生并未去过任何西方国家，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始终缺乏一种直观认识，这种欠缺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而在当时，“对革命胜利和国家富强的追求压倒了一切，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它要求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等启蒙宣传，也不会鼓励或提倡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之类的思想，相反，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任何个人的权力、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渺小而不切实际”[5]27-28。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革命形势的需要和晚清以来对民主理解的实用主义倾向也使早年笃信“平民反抗强权即为‘德谟克拉西”’的毛泽东对民主的价值判断逐渐出现偏移。在他心中，民主不是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而仅仅是通往胜利途中的一件工具。国人引入西方民主主要不是出于个体解放和社会发展的价值目的，而是从救亡的角度寄希望于其能够成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武器”。因为这个“武器”代表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并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弥漫开来。但在救亡情绪的影响下，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和定位一直没能真正走出“实用主义”的局限。虽然“五四”时期大有将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高度，但建设的成果依然有限。短暂的思想启蒙过后，民主依旧回到最初的“工具”定义上。“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6]368将民主视为手段，而不是将其放置于目的的高度，必然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将民主定义为一种“方法”，这样，民主作为最高目的的崇高性就失去了，也一并失去了其最为重要的稳定性。在毛泽东晚年，随着现实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制度框架的建立，他执意要发动“大民主”，号召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大多数人民来反抗“走资派”控制的“官僚化体制”，无疑是其早年对民主价值判断发生偏差种下的恶果。这一偏差无论对于毛泽东，还是对于饱受创伤的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一场悲剧。
二、制度碎片——有益的思考与实践
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民主，作为外来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理论，其在中国的命运，就不能不受中国历史条件的制约。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在经过了早年的思想启蒙后，始终用批判性的眼光汲取西方民主元素，而实用主义的延续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使他仅仅关注西方民主可资借鉴、为我所用的具体制度上，从而缺乏一种客观而整体的宏观审视，始终是零散而不成系统的碎片。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些制度碎片是有益的思考和实践，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建构和改造留下了宝贵遗产。
1.新民主主义思想框架指导下的参议会制
抗战期间，中共面临着双重身份的困境：一方面，中共作为在野党，向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要求分权，要求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应得到各民主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因此其形式只能是西方式的民主；另一方面，中共在根据地内的局部地区又处于执政地位，其民主政策和制度构建必然带上共产党人的鲜明特征，必然不同于西方式的民主。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曾经采用苏维埃民主制，但在抗日的条件下，这种制度已不适用，因其不利于最大限度地吸引各抗日党派、阶级、阶层参加国家的管理和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在近代中国，向来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民主共和国，人民始终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而毛泽东认为最合适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实施的可能。根据上述情况，中共中央经过多次研究，决定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形式，采行议会民主制。各抗日根据地一般建立边区、县和乡三级政权机构，以参议会作为政权的组织形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边区、县和乡三级参议员，分别组成边区、县和乡三级参议会，作为抗日根据地内各级最高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参议会在由人民选举组成后，即以人民代表的身份选举同级政府，监督、弹劾、罢免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公务人员，创制法律。参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监督和罢免各参议员。按照中央的决定，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下半年经过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了自乡（代表会）、区至县、边区各级议会，边区议会制民主初具规模。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7]103在毛泽东的眼中，民主，尤其是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从来都是具体的。民主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也没有哪一种民主形式贴上了专属于某一社会的特殊标签。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形式可以为我所用，促进现实政治的发展。而参议会制也从更深的层面体现出了他对民主的思考。从毛泽东民主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民主更多的被理解为一种制度，即民主政体。其在回答英国记者贝特兰提出的“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的问题时明确指出，民主就是“民主共和国”[8]382。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借鉴的参议会制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通过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创立的“一般民主”（谢觉哉语）的成功“改造”，根据地政权以制度规范各阶层代表参政的合法性，保证了参与渠道的有序和畅通，并使得权力的行使得到有效的监督。同时，在制度的规范下，普通民众的民主权利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一旦民众真正获得民主权利，那么他们所发挥的力量准是巨大的。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在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所意识到的那样，现在人民已经开始熟悉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真正获得“为之而战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将继续为此而战斗——向着企图从根本上灭绝中国的日本人，向着“任何限制或者剥夺他们新近得到的东西的政府”，“正如日本人不能打败这些民众的力量一样，国民党也不可能将这些力量打败”[9]15。这些都一一投影于毛泽东的心中，他所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对西方民主形式的借鉴，而是在借鉴与对比中寻求一种超越。
2.构建中国政治新制度
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各国革命，必然以民主为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国家政权的巩固与维持就必然要以民主为准绳和动力。毛泽东虽然未必读过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但以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对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刻把握与他所采取和实施的策略，表明他与托克维尔都在思考和要解决好一个相同的命题：现代国家必然是民主国家，但民主的设计和架构却是多样化的，并不只有美国（欧美）一种。
马克思主义国家制度学说认为，国家是由国体和政体辩证组成的，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国家的政权组成形式。而政治制度“是多层次的结构，内层是国体，中层是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以及政党、公民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等，外层是一系列具有明显可操作性的规则、程序、方式等”[10]。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确立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三层立体式结构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实践。其内核是作为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它也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中层是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包括人大制度、单一结构制度、直接参与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外层的是可供政治实体直接操作的各类具体的规则、程序、方式等。这种立体式民主制度设计显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同时也是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扬弃。它把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设计扬弃为中国的综合的、系统性的民主架构。这样，民主制度系统便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吸收了欧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优点，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的具体国情，毛泽东对西方民主的扬弃亦由此而发。
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一直投影于毛泽东的心中，使其对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有着本能的反感，毛泽东已经初步认识到一国的政治体制构架只能是在自己国家延续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的基础上生成，而不可能凭空移植或者完全借鉴他国的政治体制。正如密尔所言：“政府不能靠预先的设计来建立。它们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一国人民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该国人民的特性和生活成长起来的一种有机的产物，而决不是故意的目的产物。”[11]6这也是新中国的政治构架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苏联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强权、取得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他始终关注的是始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如何在有着五千多年封建因袭的古老中国真正施行，而不像民国时期仅仅将民主停留在人们的口头，政治现实却屡屡让人失望。亲身经历并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渐渐把民国政治混乱的原因归结为对西方体制的一味抄袭，归结为没有注重自己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同其早年希图“改造哲学伦理学”、强调实现个人价值大有不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民主实践从来都是将中国的具体国情放在思考的第一位、出发点，他要寻找的道路是一条深深根植于中国国情，又不同于西方和过往的“民主新路”。正是在对民主的这种理解之上，毛泽东亲身参与设计了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构架，使它显示出浓郁的中国特色。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民主制度扩展为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共体，形成民主制度的系统，为新中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能不承认，在战争岁月的磨砺和对现实政治的深度思考中，毛泽东完成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局部超越，无论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直接借鉴，还是在扬弃西方民主制度上所构建的新中国政治体系，都直接表明了毛泽东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而是实际上已将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具备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共性价值。然而斗争思维的延续没能使毛泽东的这种思考持续下去。他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借鉴只能是一些制度碎片，而对更深层次的思想价值方面的内容汲取甚少，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元素和救亡大潮的影响下，毛泽东对代表西方民主核心价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关注不多的，因为它们不能带来对现实政治的帮助，不能给当前战争胜利带来直观的效果。虽然抗战时期的参议会制和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都凸显了作为民主价值的平等、宽容及妥协等精神，然而这些并不是建立于其坚实的民主价值判断的基础上，而是现代制度设计的必然结果。在简单地将民主等同于“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框架下，使得毛泽东对民主价值判断的偏差越来越严重。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任务是争取战争的胜利，而民主作为保证抗战顺利进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的手段被一再强调。时间一长，民主作为手段作用的一面势必强调太多，客观上势必影响到对民主本质的理解。例如，当1939年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可能成为时局最大的危险时，毛泽东就提醒党内干部：“目前应强调反对投降（强调抗战）”，“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8]234。“手段论”的加深，必然导致民主制度建设的歧途。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因袭严重的国家，要建设一个现代的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其直接影响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实现其民主政治的理想时，由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不健全，以及人民参政程度的不足和缺乏政治监督，抛开国家机构的束缚，以自己超凡的个人魅力和巨大威望，直接诉诸于人民大众来实现其理想目标。用传统的非理性的个人崇拜代替制度所具有的发展功能，从而带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有违现代理性的悲剧。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不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才建立起现代的民主制度，而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民主政治的建设不过刚刚开始。
三、骤然迷失——因果循环的政治轮回
1976年，沉迷于自己晚年的民主设想的毛泽东在混乱的现实中与世长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善良的愿望总是走向反面？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大民主”运动没能带来中国民主政治的复兴，反而导致了民主和法治的衰败。破碎的民主镜像，给毛泽东的离去留下了无限的悲怆与遗憾。当历史风云散去，在理想与现实的政治轮回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点端倪。
1.思想与制度失衡
晚清以来中国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民主建设必然走制度优先于思想的道路，西方民主作为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良剂传入中国，兼具启蒙与救亡双重性质的民主很快就失去了其启蒙意义，逐渐转变为最具感召力和实际功效的救亡工具。毛泽东便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接触和认识西方民主的，早年在其心中种下的思想萌芽并没有茁壮成长。相反，却瑟缩于具体的民主制度背后。而现实斗争的急迫和接踵而至的一个个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的政治判断，即西方民主已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后彻底没落了，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与借鉴只需从其有益于中国民主实践的具体形式上，而对制度背后的思想价值方面从不做过多的停留，最终造成民主思想与民主制度的严重失衡。然而毛泽东却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本来诞生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吸取了资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一切优良的传统和思想。它的三个来源便充分的表现了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历史基础上，才产生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成为无产阶级进行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武器。它批判、揭露、抨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质，也仍然是以接受和消化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整个文明的进步（其中就包括自由、民主等政治、文化、思想意识各方面）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共产党宣言》也才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鲜明而深刻的基本命题”[5]32。但是，中国近代却没有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主义。短暂的思想启蒙也因救亡情绪的浓重而被迫中断。无论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和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上，都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也就是说，长久的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到人们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是“五四”一代知识群体所没有想象到的。成长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在潜意识中高估了革命的现实价值。无论是早年的反抗强权、争取民主，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有一种倾向，即以革命运动代替正常的思想启蒙。他以为只要一场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彻底冲刷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国民劣根性，建立起现代国民的心理基础。这也是毛泽东将自己最后的群众运动定名为“革命”的原因之一。然而这一切仅仅是他自己的美妙设想。革命没能带来新的思想启蒙，反而使旧的思想和势力借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前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就已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这是毛泽东不曾预料到的后果。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不代表一切都会走上正常的轨道。没有思想支撑的制度，就像海市蜃楼，虽然有霎时的绚丽，但转眼间就会烟消云散。
2.拒斥西方民主的文明成果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列宁有一段名言：“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12]630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没能走脱列宁的语意范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借鉴并成功超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内容，但这不代表毛泽东从心中认同西方民主背后所代表的思想价值。相反，毛泽东对这些是嗤之以鼻的。在早年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凌辱中国，及仿效西方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民国政治如何不济之后，毛泽东对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博爱”有着本能的反感。作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矢志奋斗，带领受尽压迫、剥削的苦难中国人民走出一条有别过往的民主新路。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喜讯曾使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对田家英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毛泽东对自己参与创建的政治制度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曾自豪的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们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6]50醉心于新中国民主成就的毛泽东相信，无论是君主制，还是总统制和王国制，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东西都是形式，而内容和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样，在晚年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西方民主价值被贬斥一空。他不愿看到在自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上，使曾经矢志打破的资本主义因素重新出现。为了保证革命和建设的纯洁性，毛泽东敏感地观察着身边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党和国家正在延续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政府曾经使用的官僚统治时，他感到极大的忧虑。这对极力寻找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和过往的民主新路的毛泽东无疑是一种否定。在革命胜利前曾经告诫自己的同志要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毛泽东将其归结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官僚主义是现代国家的必然弊病。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束部分用“金子的牢笼”比喻这一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弊病。对于如何打破“牢笼”，韦伯把任务交给了“克里斯蒂玛”型的政治领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恰好和韦伯不谋而合。面对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历史局面和各个阶层对民主的普遍要求，毛泽东没能客观理性地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在现实政治发展中落实民主，改革具体制度，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将一切都斥之为“资本主义复辟”。而民主思想的缺席，又使毛泽东过多地依靠意识形态来填补思想空白，从而将中国的政治发展引入到一个虚妄的政治话语与传统民本主义的乱阵之中。最终，他无法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只能选择“继续革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民主新路。
四、结论
终其一生，毛泽东对西方民主的认识始终是散乱、不成系统的。作为西化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政治领袖，毛泽东早年接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启蒙并深受影响，但晚近以来的历史大势和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都使毛泽东将目光主要投放于西方民主制度上，而对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内核始终认识不足，尤其是对西方民主思想所蕴涵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具有共性价值的核心精神没有深刻的认识，将其一概视为虚假的、欺骗性的。革命形式的急迫和伴随而来的胜利使毛泽东始终不曾把民主精神和制度放在等价的天平上，虽然其在制度方面完成了对西方民主的局部超越，但由于始终没有正视民主精神的价值判断，导致在其晚年的政治实践中，由于现代民主思想的缺席，尤其是对民主核心价值的忽视，使得他不断用意识形态填充思想空白，最终使中国的民主进程迷失在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话语里。毛泽东一生的民主思考告诉世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宣称独占了此中的奥秘”[13]6。如何正视西方民主所蕴涵的价值判断和制度构建，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和过往，又避免陷入形式上民主的狂热与迷失的道路，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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