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诗社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社论文,南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3-0047-09
清代嘉庆年间，杭州净慈寺住持释际祥在其编纂的《净慈寺志》中，多次提及“南屏诗社”，记载了该诗社的大量活动，并收录数量不菲的诗作。经搜集资料探研，笔者发现围绕南屏诗社形成了一个文人诗僧群体，参与者均为清代中期的著名文士、诗僧、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如周京、金志章、金农、厉鹗、梁启心、丁敬、杭世骏、梁同书、释明中、释篆玉等，皆一时名宿大家。诗社的创作活动与清代浙派诗和浙派艺术存在密切的关系。2007年郑幸发表《南屏诗社考》①一文，对南屏诗社的成员、结社活动和总集编纂情况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了诗社与“浙派”文学的关系。此文揭示了南屏诗社的诸多信息，但关于诗社成立延续时间、主要成员、与其他诗社的关系，以及诗社的文学、艺术成就和价值，还留下诸多探索的空间。本文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作进一步地探讨，力求尽可能完整展示南屏诗社的全貌。
南屏诗社缘起、成员和延续时间
南屏诗社的核心组织者是杭世骏，诗社的成员也大多是与其交好的浙籍文人、诗僧，故关于南屏诗社成立的时间、缘起、延续时间的考察，当以杭世骏为中心。杭世骏(1698-1773)，字大宗，号堇浦，自署智光居士，晚号秦亭老民、春水老人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诗人、画家，有《道古堂集》七十六卷、《词科掌录》十七卷、《榕城诗话》三卷等。雍正二年(1724)中举，乾隆元年(1736)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编修，充武英殿纂修。后因上时务策主张满清用人应当消弭满汉畛域，引起乾隆皇帝震怒，罢职南归，时在乾隆癸亥(1743)年②。
根据记载，杭世骏自京归杭后，创立了南屏诗社。汪沆《道古堂全集序》云：
先生在词馆，应诏陈言无状，奉议落职归。归而杜门奉母，暇则偕里中耆旧襟契及方外之侣结南屏诗社，歌咏太平。③
杭世骏《朝议大夫刑部贵州司主事吴君墓表》一文亦云：
武林自西湖八社而后，风雅衰息几二百年。余被放归田，于南屏开设坛坫。金江声观察、丁钝丁隐君、周辛老、厉樊榭两徵士，牵连入社，与君为文章性命之友。④
吴君即吴震生。上述资料表明，杭世骏是南屏诗社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但南屏诗社成立的具体时间却并非乾隆八年(1743)⑤，而是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杭世骏在为诗社成员释篆玉《话堕集》所作序中说：
岁在阏逢困敦，里中诸宿老闲适无事，扇两湖之芳风，追八社之逸轨，吟兴聿新，佛香时接，牵率入社者，北山则恒公，南屏则让师也。⑥
所谓“八社”指西湖八社，系明代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人祝时泰等人游玩杭州时，于西湖所结八个诗社的总称，其中有“南屏诗社”。西湖八社的特色在于有固定的社友、社地和社约⑦。“岁在阏逢困敦”，即乾隆九年甲子(1744)，此年杭世骏与杭郡诸诗老仰慕前代文人西湖结社之盛事，追仿西湖八社之规约，发起南屏诗社，诗社风气焕然一新。这是杭世骏本人记载的诗社成立时间，确凿无误。南屏诗社成立当年，举办了一场重要的标志诗社成立的诗会——复园之会，其盛况记载在清代嘉庆年间杭郡人吴修辑录的《复园红板桥诗》一卷中。根据卷首丁敬题字，复园诗会的具体时间是乾隆“甲子年(1744)七月十二日”⑧。故可以断定，乾隆八年(1743)杭世骏归杭，九年(1744)正式成立南屏诗社。
南屏诗社成立缘起，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梁同书为丁敬《砚林诗集》所作序有明确记载：
乾隆庚申，同书与先生长君仍叔同入郡庠，始获拜先生于床下。然一城之隔，未暇数数候起居也。越三年，金冬心先生自扬归，先大父馆之桐乳斋中，先生尝相过从。时先君子侍养家居，谈诗话旧，藉以得老人欢，盖皆江干故交也。会其时，乡耆宿或致仕归田，或倦游还里，如顾月田、沈峙公、郑玑尺、金江声、吴东壁、周穆门、鲁秋塍、厉樊榭、杭堇浦、施竹田诸先生，一时并集；而方外则有烎虚、让山，高人则先生与金先生两人，诗社为最盛焉。⑨
乾隆庚申“越三年”为癸亥年(1743)，此年金农从扬州回到杭州，适逢顾之珽、厉鹗、杭世骏等一干厌倦了仕宦游历的同乡故旧先后归集于杭郡⑩，于是众人转而宴集会吟，同气相求，这是南屏诗社成立的直接原因。正如明代方九叙所说：“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11)
南屏诗社的成员，根据杭世骏《朝议大夫刑部贵州司主事吴君墓表》和梁同书《砚林诗集序》记载，有金志章、丁敬、周京、厉鹗、顾之珽、沈埁、郑江、吴廷华、鲁曾煜、施安、释明中、释篆玉、金农、梁启心，包括吴震生、杭世骏、梁同书等(12)。南屏诗社的活动得到同时代杭郡著名诗论家袁枚的高度评价，其《随园诗话》卷三云：
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名士杭、厉之外，则有朱鹿田樟、吴瓯亭城、汪抱朴台、金江声志章、张鹭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门京，每到西湖堤上，掎裳联襼，若屏风然。有明中、让山两诗僧留宿古寺，诗成传抄，纸价为贵。……四十年来，儒、释两门，一齐寂灭，竟无继起者。(13)
引文提及的人物均是南屏诗社中人，其中的汪台即复园主人，是乾隆九年(1744)复园诗会的发起人。复园诗会的唱和诗结集为《复园红板桥诗》，卷末收录有《二十人姓氏爵里考》，是关于与会诗社成员生平的可靠记载。包括周京、顾之珽、金志章、许承祖、郑江、厉鹗、丁敬、梁启心、金农、吴城、杭世骏、鲁曾煜、释明中、释篆玉、崧亭、祝维诰、钱载、许大纶、汪仲鈖、汪台共二十人。(14)这些基本上是南屏诗社成员的全貌了。
此外，需要特别提及的两个人物是舒瞻和汪启淑。舒瞻(？-1756)，他塔喇氏，字云亭，号堃亩，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己未(1739)进士，与丁敬、厉鹗、杭世骏、金志章等交好，尤与施安、释明中最为契合(15)，曾任乍浦(今浙江平湖县境内)理事同知，但其人久不在任，多居于杭城，与南屏诗社中人往来唱和尤多，是其重要成员。汪启淑(1728-1799)，字慎仪，号秀峰，又号讱庵，自称印癖先生，安徽歙县人，徽商，久寓杭州，著有《续印人传》、《飞鸿堂印谱》等，对浙派篆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乾隆十年(1745)与释明中、顾之珽、金志章、周京、厉鹗、杭世骏、丁敬等人创立了东皋吟社(16)。
南屏诗社自乾隆九年(1744)成立，鼎盛期约有十年。及至顾之珽、郑江、周京、金志章、厉鹗、吴廷华、朱樟、施安等相继下世，诗社也渐趋衰落。(17)乾隆四十二年(1777)，诗僧释篆玉的弟子禅一与诗人朱彭、画家沈舲、胡栗、方塘、倪印元、张炳、厉志黼等十六人，推朱彭为社首，复兴南屏诗社。张炳《南屏百咏》序云：“乾隆丁酉(1777)春，适青湖夫子自北旋里，主讲于沈君笠人家，从游日众，炳亦请业焉。青湖夫子于论文之暇，兼许游览，而又与心舟有旧缘，遂偕沈君笠人、胡君三竹结社于山舫中。一月一至，来者日多。”(18)社址依然为南屏诗社旧址，即释篆玉住持过的西湖南屏山万峰庵之山舫，南屏诗社一度恢复了往日盛况(18)。这次重结诗社活动的成果由张炳辑录为《南屏百咏》一卷，保存了同人诗作，也完整记录了诗社的重要信息。朱彭下世后，恢复后的南屏诗社再度寝息，后人登临复园等南屏诗社往昔盛会之地，徒发思旧幽情，已然难觅往日踪迹。南屏诗社成立六十年后的嘉庆九年甲子(1804)，浙江海盐人吴修得到《复园红板桥诗》，仰慕诗社鼎盛时期的辉煌，重加辑录，并谋划恢复诗社，后因事未果，(20)南屏诗社遂寂没无闻。所以南屏诗社的历史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第一阶段，是南屏诗社由盛而衰的转变时期；第二阶段为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庆九年(1804)，为南屏诗社复兴时期。这样的阶段划分，有助于厘清诗社发展演变的历史。
南屏诗社与西湖吟社、湖南诗社的关系
南屏诗社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梳理西湖吟社、湖南诗社与南屏诗社的关系。这几个诗社的成员相互交错，且与南屏诗社存在继承、共存关系，往往被混淆为南屏诗社的别名，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实际上，“西湖吟社”、“湖南吟社”与“南屏诗社”并非简单的同社异名，有必要加以甄别。
西湖吟社的成立时间早于南屏诗社。清人傅王露为释篆玉《话堕三集》所作序文云：“雍正癸丑(1733)归田，徙居武林间，为一二朋好阑入西湖吟社，得识岭云让公。”(21)表明早在雍正元年(1723)西湖吟社即已成立，早于南屏诗社22年。杭世骏有《春日怀吟社诸公却寄八首》诗，回忆了西湖吟社的基本情况，其自注提及的社友包括朱樟、吴廷华、梁启心、吴城、丁敬、汪台、金农、汪沆、王曾祥、符之恒、沈甲、张熷、殳闻望、舒瞻、施安、顾之珽、周京、施谦、傅王露、释明中、释篆玉、金志章、戴廷熺共二十三人(22)。其中正有傅王露，且吟社中人符之恒、殳闻望在乾隆九年(1744)南屏诗社成立之前已离世(23)，这说明杭氏所言吟社正是西湖吟社，而非南屏诗社。乾隆元年(1736)，杭世骏举博学宏词科试，受职居京，直至乾隆八年(1743)被放南归，次年(1744)正式结南屏诗社，西湖吟社中的诗人尚在人世的，均加入南屏诗社。
乾隆元年，杭世骏居京后，西湖吟社一直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后来才出现了湖南诗社，其创始人正是顾之珽。清人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八“顾之珽”条记载：
月田中蜚语罢归，与里中周京穆门、朱樟鹿田、许大纶初观、郑江筠谷、金志章江声、吴廷华东壁、戴延熺鹂亭、厉鹗樊榭、汪台复园、梁启心蔎林、杭世骏堇浦、丁敬龙泓、张湄柳渔、江源敬斋、陈兆仑句山、施安竹田、汪沆西颢、顾之麟寸田为湖南诗社，掎裳联襼，如屏风然。西泠十子后，此为极盛矣。(24)
这里的“湖南诗社”，由顾之珽首议，周京、朱樟、金志章、吴廷华、厉鹗、戴廷熺、江源、陈兆仑、汪沆、顾之麟等参与创立，先于南屏诗社。杭世骏《远村吟稿序》亦云：
忆岁壬戌、癸亥间，顾丈月田以词场宿老，号召同里诗人为社于西湖，月必五、六会，蒸然发动，转相招引，振采胜华，于时最盛。迨月田下世，西湖坛
稍就衰歇矣。(25)
可见最早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顾之珽就创立了湖南诗社，至其于乾隆十年(1745)下世，该诗社遂告衰落，这充分说明湖南诗社与南屏诗社有别。不过，湖南诗社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南屏诗社，所以两者之间存在承继关系，又因两社社址相同，均位于西湖南岸南屏山，以致清人也混指两者，如汪沆《吴太学家传》一文云：“顾月田明府归田后，招里中襟契，结南屏诗社，驾扁舟，策藤杖，春秋佳日，游于湖山幽邃之地。会必有诗。”(26)这里的南屏诗社实则是湖南诗社。清人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三“杭州诸诗社”条云：“南屏吟社，则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兹为最盛。”(27)这里的南屏吟社、湖南诗社实则就是南屏诗社。
南屏诗社的活动、主张与文学艺术成就
与明末清初文人出于政治目的之文学社集不同，南屏诗社乃一纯文学社团，即杭世骏所说的“湖山”之社。清朝建国初期，遗民诗人多借社盟活动抒发故国旧君之思，引起清廷的一系列禁制活动，明令禁止文人结社订盟。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分别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和查嗣庭文字狱、汪景祺案、吕留良案等大案，使得清廷将严酷文网紧紧套在浙省士人的头上，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加速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学社团的解体，促成了纯文学性文人社集的流行(28)。江浙文学生态遂发生重大转型，文人雅士转而寄迹林泉，跌荡文酒，啸歌会咏于湖光山色之间，浑然不涉政事。经历康雍乾三朝的稳固统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清朝处于鼎盛时期，生活稳定，江浙士人对满清的态度业已发生了彻底转变，转向臣服与合作，特别是乾隆时期，对江南文人着意笼络，大批优秀学者、文士脱颖而出。尽管有横亘于前的“满汉畛域”，但江浙士子乐于仕进，仕途顺利时积极参政，解职归田时亦“瞻恋魏阙、葵藿向阳之忱未敢一日忘也”(29)。他如丁敬、厉鹗、金农一流文人，无意于仕途，生活偃蹇，但均将个人兴趣和精力全身心投入到诗、书、画和篆刻艺术的创作中，不问政事。但这并不等于说，诗社中人对政治高压不存于心，浙派诗人群体的出现，正与历史和现实密切相关，杭世骏即为典型代表。杭氏在京为官，因言获谴几至性命不保，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云：“癸巳岁(1773)，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30)可见杭氏之惶恐，这也是当时江浙汉族文士处境与心理之写照。这种植根于恐惧、芥蒂基础上的内在紧张感，也需要加以化解，所以清廷派驻浙省的地方官，部分好尚文学，与当地汉族文士交游，策划主持并亲身参与当地的文学创作活动，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如杭州知府鄂敏、乍浦理事同知舒瞻等。
乾隆初年杭州诗社纷起，诗会盛行，与当时主政的杭州知府鄂敏的支持和喜好不无关联。鄂敏，后被乾隆皇帝改名鄂乐舜，字钝夫，号筠亭，满洲镶蓝旗人。鄂敏主杭为乾隆九年(1744)至乾隆十五年(1750)，正是南屏诗社的黄金时期。乾隆十一年(1746)，鄂敏效法东晋永和九年(353)王羲之等人兰亭之会，主持举办了有六十一人参加的西湖修禊诗会，与会者包括周京、金志章、金农、厉鹗、杭世骏、梁启心、丁敬、释明中、释篆玉等南屏诗社中人。此当为清代杭郡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诗会，其盛况见载与会者诗文集及地方文献中(31)。诗会结集为《西湖修禊诗》，释明中绘图、鄂敏前序，周京后序，由鄂敏汇刊，可见南屏诗社成员是这次修禊诗会的主体。鄂敏前序认为，杭州乃两浙士人荟萃之地，好尚山水清音，故自己有责任“振起斯文，移风易俗”(32)。在他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创建文人诗社，举办文会，成为当时杭州的流行风尚，极大地促进了浙派诗创作的繁荣。鄂敏因好尚文学，得到了清代诗论家的广泛赞誉。法式善说他“文才风流，取重南中人士”。(33)袁枚则对鄂敏大加赞美：“似此贤令尹、贤太守，何可再得？”鄂敏卸任时，向以兀傲狷介著称的丁敬更是“送哭失声”(34)。乍浦理事同知舒瞻，既为袁枚同年进士，又是南屏诗社成员，与浙省文士过从甚密，居杭期间多次召集南屏诗社诗人聚会，流连倡和，极一时之盛。舒瞻生性慷慨，资助众诗人刊印诗集毫不吝啬，“官橐悉为诸诗人剞劂费”(35)。需要说明的是，舒瞻的理事同知身份，在清代官制中比较独特。清廷为了处理旗民内部以及旗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各种事务，在全国设立了理事同知这样一个地方专职官职(36)。舒瞻其时正在任乍浦理事同知，故召集诗会、资助诗人刊印诗集的举动，除真正好尚文学外，意在引导和关注杭郡士夫的文学创作活动，亲近清廷与浙地士人的关系。这就是南屏诗社诗文创作的重要文化背景。
南屏诗社的主要活动是组织同人诗会，通过诗歌、绘画、书法和篆刻等多种艺术形式，摹状山水，歌咏太平，其踪迹遍及西湖诸名胜。探梅觅桂、消夏避暑、觞酒品茗、祝寿过节、追慕先哲前贤之类是诗歌的重要主题。诗社三五成员即可举行一次觞咏活动，社外诗人均可自由参与，聚会的目的仅为诗文创作、艺术鉴赏和消闲交游等，不涉政事，故而未有明代诗社所经历的波折动荡。诗社举行活动时，一般由社长负责召集同人赴会，命题分韵赋诗，聚会结束后记载收录在诗集之中。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顾之珽、杭世骏和释明中分别做过南屏诗社的社长。释明中任社长当在乾隆十五年(1750)前后。丁敬《砚林印款》收有其为释明中篆刻的一枚“两湖三竺万壑千岩”印章，印身题刻云：“庚午腊月篆，祝大恒和尚社长之寿，丁居士记。”(37)大恒即释明中，时年四十岁，这说明在顾之珽、杭世骏之后，释明中也做过南屏诗社的社长，这是僧人做诗社主持人的例子。此类活动与诗作在释际祥《净慈寺志》中有不少记载，释篆玉《话堕集》、释明中《烎虚大师遗集》以及诗社其他成员的诗文集中亦收录颇多。乾隆九年(1744)复园之会，是南屏诗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诗会，与会者二十余人，众诗人们诗酒流连，分韵赋诗，手书成册，由丁敬题字，释明中绘图，集成《复园红板桥诗》一卷(38)。这卷诗集成于众人之手，因而成为重要的纪念品，见证了南屏诗社的辉煌，供后人参详。南屏诗社后期诗人朱彭、沈住、胡栗、张炳等人的会诗成果由张炳辑录为《南屏百咏》一卷等。这些诗会结集活动促进了创作，推动了浙派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南屏诗社的代表人物是杭世骏、厉鹗、丁敬、金农以及诗僧释明中等。厉鹗为旗帜性人物，与杭世骏并称“杭厉”，是公认的浙派诗的中坚，南屏诗社的核心人物。笔者将丁敬、金农和释明中也作为南屏诗社的代表人物看待，是因为三人各自在篆刻、书画和僧诗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是乾隆时期“浙派”文学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未能割裂。厉鹗(1692-1752)，字太鸿，号樊榭，浙江钱塘人，博学多才，著有《樊榭山房集》三十九卷、《宋诗纪事》一百卷，又有《辽史拾遗》十卷、《东城杂记》二卷、《南宋画院录》一卷等，并笺注过南宋周密《绝妙好词》，以诗词成就名。厉鹗乃一狂狷文士，不谐世俗，淡泊功名，一生潦倒，但在南屏诗社中具有很高的声望。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吾乡诗有浙派，好用替代字，盖始于宋人，而成于厉樊榭。”(39)指出厉鹗诗作受到宋人深刻影响，是浙派诗的集大成者。今人刘世南先生将厉鹗的诗论概括为“诗贵清”、“书为诗材”、“反对模拟”和“强调诗必近理”四点，(40)可以看出其与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里所批评的以“书”、“理”入诗的北宋江西诗派的诗论一脉相承。尽管厉鹗论诗主张“诗不可以无体，而不当有派”(41)，但还是因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地域特征而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引领了时代潮流，后人将其诗概括为“宋诗体”、“浙派”，亦实至名归。相较于厉鹗，杭世骏关于浙派诗和南屏诗社文人群的评论比较多，例如他曾在前引《春日怀吟社诸公却寄八首》诗末自注里说：“朱霞、林元诗笔清峭，不入吟社。”(42)这表明南屏诗社及早期的西湖吟社文人群体，不喜清峭苦寒之诗，而是追求清邃出尘、孤淡疏雅的整体风格。杭世骏对僧诗有独到见解，他在为释明中诗集所作序中认为，僧人的生活不为尘世流俗所困扰，兼受空门浸染，无论从创作心理还是创作方法上，均有难以企及的先天优势，只要能够很好地解决诗歌作为“悦性之具”而妨碍禅观的问题，从诗入禅，不以宗门语录入诗，就能够摆脱酸馅气和蔬笋气。(43)这样的主张和见解要比清初王夫之豁达深刻得多(44)。释明中撰有《烎虚大师遗集》三卷，是清代浙派中少有的诗、书、画和篆刻兼擅的诗僧，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名望，其诗歌创作颇具代表性。(45)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浙江钱塘人，与厉鹗并称“丁厉”(46)。除诗词创作外，丁敬的主要成就在篆刻，被目之为杭州西泠印社的鼻祖，浙派篆刻的代表，这正是南屏诗社的一大特色，很多诗社同人都喜好篆刻。丁敬为释明中、金农、梁启心、汪台、梁同书等人摹刻了数量不少的各种印章，一一俱载其《砚林印款》和汪启淑《飞鸿堂印谱》(47)。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号冬心，浙江钱塘人。金农以书画扬名后世，系“扬州八怪”之首，但他的诗作却被忽视。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金冬心诗为南屏诗社派”(48)，其居杭期间的诗歌和书画创作，也是南屏诗社和浙派文学艺术的重要成就。由此可见，南屏诗社并非单纯以诗歌酬唱为业，而是以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交流与品鉴为基本形态，这是其显著特征。
南屏诗社同人的性格和人格因素，对浙派文学艺术的总体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屏诗社中人性情不同，但各具人格魅力，彼此敬重、相互欣赏，温和谦恭，鲜有文人常见的意气之争。顾之珽德高望重，金志章性情闲旷，杭世骏耿直倜傥，梁同书端厚孝义，汪沆博学，周京持重，皆为博雅君子。金农、丁敬与厉鹗三人，则自负兀傲，卓尔不群，穷困一生，如此性格却能得到诗社成员的包容，相处融洽。杭世骏说丁敬：“与人群处辄隙末，意所不可辄嫚骂，累日夕不肯休，余与梁翰编启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不得怒。”(49)这与南屏诗社散漫开放、同气相求、相互尊重的风气分不开。由此，诗社文人凝聚为一个澹泊平和、儒雅纯粹的群体，体现了盛清时期浙派文人的总体特征：内敛含蓄与狷介并存，修养淳厚，学问精勤，在青灯黄卷中怡然自适，能将个人趣向转变为一种时代潮流。这种群体性格对浙派诗风的形成和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严迪昌先生将其概括为“诗情迁变而诗美追求未变”(50)，也即诗歌美学追求没有显著变化，但诗人哀乐的抒露普遍受到节制，人生遭际引起的激愤和凄怆，得到内消和淡释，诗题诗意尽量与社会现实拉开了距离，让心灵徜徉于自然景观，并在创作中济之以学养。这是对南屏诗社文人心态的准确概括。
如果说诗社兴则诗亡，对承平时期的诗社来说，是中肯的评价和判断。诗社聚拢一批志同道合的诗人，如同历代王朝中的宫廷诗人、台阁诗人一样，个人的境遇、生活氛围、思想意识均被局限在同人圈内，眼界狭窄，胸襟促迫，缺乏家国兴亡的感慨，未有人生跌宕的体验，社会承平与政治高压磨灭了诗人的自信和才思，导致创作的诗歌气格不足，刚健未闻。这也是南屏诗社诗歌的弊病，虽说它的积极作用正在于对诗歌“浙派”形成的促进和贡献，但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乾隆四十二年(1777)，朱彭、张炳等人重结南屏诗社时，随着参与人数见多，组织者“恐不羁之士之涉于诙笑嬉亵也，不则习为粗浮怒张言之，发于情而未必止于礼仪”，于是明确规定以南屏古迹为题，以七律限韵的方式，将创作纳入了固定的范式(51)。这说明南屏诗社诗人对诗歌创作有清醒的回避现实意识和明显的自我约束行为，这无疑影响了浙派诗的气骨，使诗歌落入了雕凿用典过甚而生气不足的窠臼中。清人陈衍云：“浙派诗喜用新僻小典，妆点极工致，其贻讥饾饤即在此。樊榭亦然，冬心尤以自喜，此杭州南屏诗社一派也。”(52)此乃实情。关于浙派诗的长短弊病，今人刘世南先生《清诗流派史》、严迪昌先生《清诗史》均有系统深刻的评论，兹不赘述。
南屏诗社的存续及其活动，在清代文学艺术史上的价值在于对浙派诗、浙派画和浙派篆刻的影响，被学界认为是中期浙派也即鼎盛期浙派的代表。今人张仲谋先生说，浙派诗“主要创作活动在雍正朝与乾隆前期。此期诗人以厉鹗为职志，以南屏诗社成员为主体”(53)。明确肯定了南屏诗社诗人群体是浙派诗的中坚力量。蒋寅先生则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揭示了清代诗坛展现出的鲜明的地域特征：“文学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其结果是，“地域文学群体和流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文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为主的文坛格局”(54)。可以看做是对南屏诗社时期浙派诗的实际状况和特征的准确评价。
南屏诗社的评价和研究的未竟问题
今人对浙派诗和浙派篆刻及书画艺术的研究，成果虽不如汉唐文学研究那般汗牛充栋，却也为数颇多。但显著的遗憾在于割裂了文学与艺术的联系，研究浙派文学者鲜有过问浙派艺术的发展，反之亦然。这很难准确反映浙派文人的全部成就和特点。故而以南屏诗社文人群体为目标，综合考察浙派文学、书画和篆刻艺术成就，是最佳的切入点。这个诗人群体中以释篆玉和释明中等为代表的浙派诗僧，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他们与唐宋诗僧群体已大不相同，却有着浙派文人的显著特征，精通诗书画和篆刻，和南屏诗社文士们一起，共同丰富和完善了“浙派”涵义，这正是今后研究工作需要着力之处。目前关于南屏诗社的研究，尚需将诗社成员的个体研究系统开展起来并推向深入，加强诗社成员诗文集以及地方文史资料的整理和出版，诸如《国朝杭郡诗辑》及其《续辑》、《三辑》、阮元辑录《两浙
轩录》、《淮海英灵集》以及丁丙《武林掌故丛编》中收录相关文献的整理，尚有大量工作亟须开展。
注释：
①郑幸：《南屏诗社考》，《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2期。
②陈琬婷：《杭世骏年谱》，台湾“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论文，2007年，80—81页。
③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年版，1426册，第196页。
④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四十五，《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1426册，第641页。
⑤如郑幸《南屏诗社考》、朱曙辉《清代浙派研究》(苏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均认为南屏诗社成立于1743年，台湾学者陈琬婷《杭世骏年谱》则将诗社成立时间上推至雍正十一年(1733)。朱曙辉：《清代浙派研究》，第39页；陈琬婷：《杭世骏年谱》，第6、53页。
⑥释篆玉：《话堕集》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⑦祝时泰等辑：《西湖八社诗帖》，《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2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642—643页。
⑧吴修辑：《复园红板桥诗》，《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116册，第440页。
⑨丁敬：《砚林诗集》，《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同治钱塘丁氏重刊本，第105册，第679页。
⑩关于诸人归集杭州的具体时间，朱曙辉《清代浙派研究》考之甚详(见第38，39页)。
(11)祝时泰等辑：《西湖八社诗帖》方九叙序，《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223册，第641页。
(12)梁同书乃梁启心嗣子、启心弟梁诗正(1697-1763)长子，序文中提到的“先君子”即梁启心。
(13)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三，第64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3—94页。
(14)吴修辑：《复园红板桥诗》，《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116册，第444—446页。
(15)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卷八，第48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张庚：《国朝画征续录》，载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0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458页。
(16)汪启淑《续印人传》卷八《释明中传》云：“乙丑岁，与予暨月田、江声、穆门、樊榭、堇浦诸宗工结社相酬倡。”清·秦祖永辑《七家印跋》收录有丁敬《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印，款文云：“予生平不喜做闲散章，谓其浪费笔墨，不足以名世。乃自与秀峰共东皋吟社称诗颂酒，友契于心……”则汪启淑所结诗社当为东皋吟社。汪启淑：《续印人传》，卷八《释明中传》，《印人传》《续印人传》合刊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秦祖永辑：《七家印跋》，载黄宾虹、邓实主编《美术丛书》二集第三辑，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6年版，第831页。
(17)阮元辑：《两浙輶轩录》，卷十九“梁启心”条下引《梁同书行述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683册，第604页。
(18)张炳辑：《南屏百咏》，《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116册，第511页。
(19)张炳辑《南屏百咏》禅一小传云：“自幼在南屏万峰庵出家，为让山和尚高弟。让山工诗，与城中厉樊榭、杭大宗相友善，结社于本庵山舫中。……继让山之志在于山舫结诗社，朱徵君、方使君同人咸集，一时南屏称盛会焉。”张炳辑：《南屏百咏》，第116册，515页。
(20)黄士珣：《北隅掌录》，卷上：“嘉庆甲子(1804)，吴祭酒丈约于是日(按：指七月十二日)拟是园复举诗社，适园主人有丧事，不果。”黄士珣：《北隅掌录》，卷上，《丛书集成续编》影印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233册，第493页。
(21)释篆玉：《话堕三集》，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第21册，第56页。
(22)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七《岭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135—136页。
(23)符之恒(1706-1738)，字圣几，号南竹，浙江仁和人；殳闻望(1700-1730)，原名继淞，字娄江，号万夫，浙江仁和人。
(24)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八，同治十三年(1874)钱塘丁氏重刊本。
(25)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26册，第319页。
(26)丁丙：《武林坊巷志》“严衙弄”条引汪沆《槐堂文稿》，第4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92页。
(27)吴庆坻著，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7页。原文点校欠通达，此处重加标点。
(28)张兵、张毓洲：《庄廷鑨〈明史〉案与清初江浙文学生态》，《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张毓洲：《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西北师大学报》2011年2期。
(29)汪沆：《道古堂全集序》，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26册，第196页。
(30)《龚自珍全集》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1页。
(31)吴振棫：《国朝杭郡诗续辑》，卷六“孙陈典”条注，清光绪二年(1876)丁氏重刻本。
(32)鄂敏辑：《西湖修禊诗》，《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本，第224册，第87页。
(33)法式善：《八旗诗话》第106条，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附，第494页。
(34)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卷七，第80条，第238—239页。
(35)法式善：《八旗诗话》，第156条，张寅彭、强迪艺编校：《梧门诗话合校》附，第507页。
(36)关于理事同知制度，参穆云鹏：《清代理事同知制度初探》，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7)丁敬：《砚林印款》，《丛书集成续编》影印光绪六年(1880)本，第105册，第759页。
(38)按，释明中所绘为《复园红板桥图》。事具载黄士珣《北隅掌录》卷上，《丛书集成续编》影印丁丙《武林掌故丛编》本，第233册，第493页。
(39)袁枚：《随园诗话》卷九，第83条，第320页。
(40)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268页。
(41)厉鹗：《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厉鹗著，董兆熊注，陈九思标校：《樊榭山房集》文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35页。
(42)杭世骏：《道古堂诗集》，卷十七《岭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136页。
(43)杭世骏：《〈烎虚大师遗集〉序》，载释明中《烎虚大师遗集》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影印本，第10辑，第20册，第757页。
(44)王夫之很厌恶诗僧，将唐宋诗僧诋之为“名髡”、“蔬笋之雄”，认为衲子诗、妇人诗、乡塾师诗与游食客诗者均为“恶诗”。王夫之著，舒芜校点：《姜斋诗话》，《四溟诗话》《姜斋诗话》合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63、195页。
(45)关于释明中，本课题组成员黄晓霞撰有《“画禅诗圣”净慈烎虚禅师释明中的生平交游与文艺创作》，有详尽论述。
(46)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厉鹗，字太鸿，号樊榭，杭州人。来扬州主马氏，工诗词及元人散曲，举博学鸿词，与同里布衣丁敬身同学，时有‘丁厉’之目。”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
(47)丁敬：《砚林印款》，收录于台湾《丛书集成续编》第105册，汪启淑《飞鸿堂印谱》中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48)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第3926页。
(49)杭世骏：《隐君丁敬传》，《道古堂文集》卷三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426册，第530页。
(50)严迪昌：《清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7—788页。
(51)张炳辑：《南屏百咏》，《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清丁丙《武林掌故丛编》刊本，第116册，第511页。
(52)陈衍著，郑朝宗、石文英校点：《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53)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绪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54)蒋寅：《清代文学论稿》“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