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中华民族人格的演变轨迹--兼论中国革命道德与理想人格的塑造_政治文化论文

50年来中华民族人格的演变轨迹--兼论中国革命道德与理想人格的塑造_政治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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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4文献标识码:A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改变传统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的讨论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考察新中国50年来对社会主义新人培养的思想和实践,成功的经验和走过的弯路,或许对今天的大讨论能有一点借鉴。

一、从传统人格到理想人格的超现实飞跃

一位哲人曾说过,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经济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更是一种人格状态。中国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在皇帝的淫威之下,中国人养成了顺从、听话的性格。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统治,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在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小木牌前,中国人心理充满了屈辱,中国人的身心遭到了强奸。在中国人的奴性被强化的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也试图去改变、去抗争,早在1902年至1906年间,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连续撰文19篇,就摆脱中国人的奴性,铸造具有独立人格的“新民”提出了精心的计划。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更是认为,对人来说,心是根本,社会变革必须从国民心理开始,于是他做了整套国民心理的建设计划。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大声疾呼,建立“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人格,而且身体力行。然而,在专制统治之下的中国,这种大声的呐喊还是显得十分微弱。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展开,革命队伍的壮大,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道德体系形成,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成为革命队伍里共同的人格追求。

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到处都焕发出一派生机。新中国,新社会,当然要新的人民,新的生活,新的人格。1949年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写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的题词。1953年毛泽东提出青年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7年,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德智体全面发展。不仅如此,对带着旧脑袋走入新时代的人也要进行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彻底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为此,建国初期在进行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为使全国人民都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多次提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备的五个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必须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如何培养社会主义的新人?在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锻炼,通过批评自我批评的办法都是重要的途径。尤其是要通过抓先进典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等先进典型,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为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于提高革命队伍和群众的道德水平,发扬英雄主义精神,促进革命的胜利,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建国后,党也十分重视这一点。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树立了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的先进典型,在全国人民中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在雷锋的身上,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甘当革命的螺丝钉等高尚的人格精神。雷锋精神无疑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理想人格,其基础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正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所在。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王杰、欧阳海、玉蓉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他们像雷锋那样,处处以大局为重,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一样,社会主义建设大厦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苦干拚命干。他们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是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道德旗帜,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和模仿。正是这种高尚的人格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讲究道德、崇尚高尚、健康向上和充满活力。

全民对理想人格的真诚模仿和追求,人人都在努力达到共产主义的精神境界,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令人费解。但如果把它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审视的话,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共产党执政后,把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道德由局部推广到全国,由革命队伍扩展到全民之中,是必然的走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建国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1956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以后,中国人民在一个全新的制度形态下生活相对稳定下来,这个体制和新的意识形态激励人们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同时,全体公民对先进道德一致追求,是基于对共产党的发自内心的真诚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使他们走出了灾难深重的岁月。对党的衷心爱戴和信任,对共产党的任何号召都不怀疑。再者,建国后经过“三反”运动、整党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本身很富于感染力和号召力。因而,使建国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的塑造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然而,道德是经济的反映。共产主义道德是公民人格的最高理想,它应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的。在建国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理想化的培养中,过多地强调了道德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法制等方面的建设,因此,在取得成果的背后却也孕育着巨大的危机:

第一,政治取代了道德,政治工作是社会一切工作的中心,导致了共产主义信任的动摇。建国后“左”倾思潮的发展,使政治左右了一切。政治泛化现象成为“文革”时期最鲜明的社会色彩。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口号是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以至发展到后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地步。在这种社会氛围里,道德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道德领域里的所有问题如生活作风问题都可以上升定性为政治问题。这种政治泛化的结果,造成了社会道德表面上的“神圣”现象,但一旦告别了政治左右一切的时代,形成道德“神圣”的政治依托便不复存在,道德神圣的光环也就自动消灭了。这样长期以来我们人格塑造和宣传中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道德就显得苍白无力。这种人格培养中对政治人格的过多关注必然导致了对人格其它方面的忽视。

第二,把集体主义严重歪曲,人的创造力受到压抑。集体主义是中国无产阶级道德体系的重要原则,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视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使我们的革命事业不断地取得胜利。然而,革命的集体主义并不排斥个人正当利益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要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文革”时期,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被歪曲,“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在这种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面前,人们谋取个人利益的愿望和动机受到严重的压抑。人的创造能力被约束或者说一定程度上被扼杀。

第三,忽视文化建设,“读书无用论”支配社会。文化素质,是一个高素质公民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本。由于极“左”路线的横行,“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时尚。“读书无用论”泛滥,导致了大学关门,文化教育事业受挫,科技发展的后劲不济,公民文化素质的严重下降。

第四,漠视法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对想破坏的东西都贯以罪名加以砸烂。一个社会公共生活的有序运行靠道德更需要法制。对法制的公然践踏,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公民,他们吃苦耐劳,积极向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们的人格中有着明显的缺陷,就是他们本该进行知识积淀的时候却走出了校园,知识丰厚不如他们的后来者是不争的事实。教训也是一笔财富,对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知错就改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无疑对日后我们正确、务实的时代新人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的回归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民人格又从理想人格回到了现实人格。这种现实人格具有明显的边际人特征。

新时代新人形象人们用“四有”来描述: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

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确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迈开了步伐。打开国门,举目四望,中国同外国的差距清晰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时代新人”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思考的一个严肃问题。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于人,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更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要实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必须通过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培养“四有”新人是新时期时代新人的主要目标,也是对社会主义现阶段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四有”新人的立足点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多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素质。据此,可以构勒出社会主义新人的人格特征:崇高的理想追求;为人民利益而献身的精神;社会责任感;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开放和创新的思维方式;积极的开拓和创造精神;文明的社会交往方式;法律意识和民主观念。

“四有”新人是对社会主义新人发展内涵的多层面理解,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四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它们的内在统一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公民的具体要求。理想是方向,文化是基础,道德是根本,纪律是准则。但就基本内容来说,可以概括为两方面的要求: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是指对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起方向、核心作用;有文化,是要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居基础地位,起标志、前提、精髓的作用。培养“四有”新人是我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总纲领、总目标,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关键性、基础性工程,也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人格。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人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公民的塑造方面,从过分注重思想道德到注意到人的全面发展,提出理想、道德和文化、纪律并重的“四有”,应该说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它反映了在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方面由理想走向现实。

“四有”是一个对现代人的要求,它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而提出的。但是,不可回避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在新旧体制的冲撞中,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这种变化实质上就是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因此,社会主义现阶段公民的人格出现了新与旧、东与西、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等并存共生的情况。一部分人牢牢地坚守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有着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另一部分人则是口是心非,表面上高谈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尽可能地去享受人生,这些人是社会腐败和丑恶现象的代表者。备受社会关注的是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他们被称作是跨世纪的一代,21世纪中国的主人,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成长,他们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不同于他们的长辈,他们思想开放、活跃,敢作敢为,有着系统的文化知识,但他们出生在一个重物质利益的时代里,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他们从传统依附性人格中冲出,在他们身上空洞的政治色彩大大淡化,传统文化的包袱大大减轻,经济实惠色彩大大加重,个人主义色彩大大膨胀。他们中不少人追求享乐,性格浮躁,自私自利,追风赶浪,有人说他们道德水平低下,也有人指责他们是“没有良心的一代”。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看到的是前几代人信仰不断被打破而成年人的世界并没有给他们找到一个有效的信仰体系和完备的行为规范。

现阶段社会人格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激越、茫然、失落、困惑等困扰着相当一部分人思想,现代人格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人格。对此,我们可以担心,但没有必要悲观。这种局面出现的实质是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的转型。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以广阔的胸怀对外来文化以全面的接纳,外来文化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与外来文化进行着相互交流与渗透。尤其是以西方文化中的生活方式、娱乐时尚和价值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形成了外在的压力和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依恋,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冲动,使旧的价值体系崩溃而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转型中,社会人格自然经历着价值空缺和心灵的阵痛。

另一方面,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有一种本性,就是规则化和有序化。但我们必须看到,市场经济是功利性的,左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基本法则是价值规律,货币则是衡量商品价值和人们社会劳动的尺度,也是市场交换过程中人们发生联系的媒介和纽带。市场经济状态下人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这样如果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力等就极易产生商品——货币拜物教,使人反而充当其奴隶。这种异化现象,导致的是拜金主义泛起、享乐主义走俏、利己主义盛行、权力欲望滋生,这是人格的严重扭曲。

健全人格的构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并行不悖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在一个国民素质普遍低下,公民人格不健全的社会,是难以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同样,现代化则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日益完善的环境和条件。所以,要使现实人格走向现代人格,使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成为社会主义公民人格的主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奠定国民人格现代化的必要基础。同时要注意层次的差异,对先进模范人物要宣传,号召人们学习和模仿,又要教育引导普通群众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地做人。其次,大力倡导人的自主和独立精神,鼓励人们自信、自强、自立,尊重人们的人格自尊和自由权利,培养健全的公民人格,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必然趋势,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新中国50年公民人格培养的历程,我们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理想走向现实。目前的公民人格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既有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有西方意识的影响,也没有排除理想主义的成份,不同时代的人格特征,统一融合于现阶段中国人的血液中。过渡是结果也是基础,中国人将带着不同时代人格的特征最终完成现代人格的构建。

收稿日期:1999-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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