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彪[1]2002年在《国家宏观调控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市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演变。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宏观调控理论主要有“纯粹的”自由经营论，“纯粹的”国家干预论和适度的国家宏观调控论。凯恩斯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西方国家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到有国家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有经济计划、财政货币政策。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完全排斥市场和市场经济，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最终从以行政强制控制为特征的统制经济转入市场经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具有巨大历史作用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控转到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上来，建立起相应的调控体系，改革经济计划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后，在国有经济部门实行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不稳定性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国家宏观调控应着力避免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协调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
刘建平[2]2014年在《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复苏具有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复杂特征。中国率先实现了复苏,但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并存的复杂态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政策目标在保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难以取得均衡。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和困难,对中国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实践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宏观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又产生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事实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下一轮危机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现代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种政策手段。经济实践当中这些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忽视差异化而呈现一刀切的常态,常常容易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探索和建立差异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传统的宏观调控增添新的手段,并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工具。回顾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以总结相应的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范式,探讨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差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完善、思路和对策对于解决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交替使用也面临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的困境。通过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问题,可以在实践上丰富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和产业指向,实现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政策效应,避免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式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回顾和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以及在调控实践当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范式。重点研究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及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主体行为差异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并从区域政策入手,以空间和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优化宏观调控的对策。本文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等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国家关于宏观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了一国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客观依据。本文系统回顾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过程和效果,总结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分析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部分缺陷。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与原因,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手段选择和应用、决策机制以及宏观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问题。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体现,包括区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城乡发展差异化以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差异化等。分析了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差异问题,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包括目标差异、行为差异等。分析了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行为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对宏观调控产生的效应。本文分析了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总结了转型经济在形成路径、发展主导模式以及总量和结构问题并存的特殊性。分析了转型经济因其特殊性而对宏观调控提出的系列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宏观经济调控要创新思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并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牵引作用。同时,提出区域政策是宏观调控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构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的优化对策。
龙开胜[3]2009年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演变、机理与调控》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地非农化进程不断加快,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由于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征地矛盾日益突出,农民权益受到侵害,以至于失地农民生计困难,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在工业化、城镇化推动建设用地扩张占用耕地的同时,数量巨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动受到国家严格限制,很少用于二次开发利用,未能发挥存量资源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城乡土地资产价值日益显化,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流转逐渐盛行。但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在法律上并不得到认可,城乡土地市场仍然处于分割状态,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较低,这不能满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科学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及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等目标的指引下,加强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范、有效管理显得尤为必要。本研究通过总结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历史演变过程,分析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探讨流转调控的基本原理和策略,提出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制度框架和立法建议,以便推动流转交易的规范有序进行,为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战略下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经验和理论借鉴。本研究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进行具体分析。在本文看来,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已经为理论和实践界所重视,针对各试点单位实践经验的总结,以及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创新与改革的研究比较全面,特别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受到广泛关注。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既是土地物质载体的流转,也是土地利用权利的流转,是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涉及土地供需均衡、权利均衡以及市场与政府干预等众多内容。土地供需均衡理论、地租地价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国家适度宏观调控理论、系统论与控制论以及法和经济学理论在资源配置、权利结构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协调、复杂事物的发展与管理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领域有着深刻的阐述,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实质性内容和方法论有着重要的启示。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建立以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禁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建设用地的自发、无序流转逐渐盛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探索、规范管理逐步加强,促进了流转有序进行。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不断扩大,交易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规范管理措施日益加强,收益分配逐渐向农民集体和农民倾斜,取得了显着成效。同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也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城乡土地市场不统一,公众认识不一致,配套措施缺失,具体操作困难,农民土地权益缺乏保障等挑战。因此,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已极为迫切。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演变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分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计量模型以及模块化方法,从形成机理、驱动机理和运行机理,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为什么能够形成、什么因素推动其不断发展以及流转交易系统如何运行等叁个层面,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机理问题。在机理分析过程中,形成机理和驱动机理更多的是关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宏观方面,它们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运行机理则深入研究完成一次流转交易的细节问题。形成机理的研究表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是集体建设用地的商品属性、建筑地租以及建设用地的资本功能等内部因素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资源的稀缺、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分配方式的变革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且流转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于法律的允许规则而存在,其能否形成与法律是否允许流转完全是两个概念。驱动机理分析进一步阐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正是非农产业发展,农地管制制度加强,以及土地市场化程度提高,改变了城乡土地需求结构,显化了土地资产价值,促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按照市场规律进行配置,从经济和制度上驱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不断发展。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不但对流转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还推动着流转的不断发展。运行机理分析则表明,一次流转交易从开始到完成,实际上等同于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转,这个系统包含若干基本过程且存在流转决策、要件审查、交易合法性审查、土地使用权转移等关键节点和土地登记、市场机制、公众参与等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共同因素,时间耗费是流转经历的众多环节所带来的主要成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客观规律表明了流转调控的必要性和依据。毫无疑问,流转调控的目的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不同流转调控政策的实施,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存在明显差异,政府主体间的传导路径适合于行政指令调控,中间信号变量型的传导路径适合于市场调控；而不同传导路径下的信息反馈机制以及传导时滞同样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加快流转调控传导效率,减少调控传导时滞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单纯市场机制、数量配额控制、最低交易价格管制、收益分配制度等可供选择的调控工具中,任何一种单一的调控手段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均衡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调控需要依靠公益性用地与经营性用地调控的差异化、土地供给弹性与刚性的结合、最低价格管制的同时提高农地经营补贴、流转收益权与管理权分离、破除集体经济的“囚徒困境”等策略的配合实施。最后,通过对流转演变、机理和调控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本研究将相关结论上升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本文认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的基本结构由调控层、管理层、市场运行层和监督层等四个层面组成。在宏观调控层和管理层的前提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发生流转交易,市场运行层因此处于核心地位,而监督层又对其他叁个层面进行监控,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发挥预期作用。由于各层次相互联系且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并且,在吸纳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详细提出了流转的范围与条件、方式与程序、产权管理、审批管理和收益分配的一系列规则,并阐述了完善社会发展路径选择、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年度计划编制、土地有形市场建设、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和村民自治制度改革等配套措施的建议。同时,本研究还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立法建议。即,(1)立法中应该明确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建设经营性项目可以使用集体建设用地；(2)立法中应该明确依法取得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让、转让、出租或者作价入股、出资等方式流转；(3)立法中应该比照《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吸纳广东、江苏、安徽等地的成功经验,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当然,本研究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问题的探讨,仅仅只是为今后流转制度改革提供了一种思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范有序开展,还需要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实践。
刘满平[4]2013年在《中国宏观调控系统运行、转换与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经济学思想诞生以来,有关宏观调控(西方对应的的称谓是政府干预)的讨论及争辩始终伴随在其中,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有不同的见解和观点。自凯恩斯主义出现后,有关宏观调控的理论在很多国家得到实践并获得良好的结果。我国也不例外,国内学者对宏观调控进行了归纳总结,从模式、政策工具、力度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诠释。但遗憾的是,这种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大多数是静态地分析和研究,不能详细地、全面地描述整个宏观调控的运行过程。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探讨。基于此,本文试图借鉴系统理论观点,认为系统是普遍存在的,宏观调控也不例外。无论是从宏观调控组成各要素,还是宏观调控运行、转换以及结果来看,都具有系统性。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从系统的角度看,宏观调控可以定义为政府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选择运用适当政策工具影响或改变现实经济运行状态、实现预期调控目标的过程。它应该包括主体、政策、客体、方式、目标以及绩效等6个方面。宏观调控主体表明是谁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政策表明用什么政策来进行调控；宏观调控客体表明对什么进行调控；宏观调控方式表明主体和客体之间联系或作用类型,是直接还是间接；宏观调控目标表明进行宏观调控所要达到的预期；宏观调控绩效则表明进行宏观调控的实际结果。宏观调控是一项行为过程,有主体、有客体,还有目标、政策等等,实质上是一个典型的控制系统。其内部6大构成要素在整个运行系统内按照自身的特点各司其职,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而且也会随着整个宏观调控系统的转换而发生转换和变化。宏观调控是动态的、连续的变化过程,一轮完整的宏观调控系统完成后,将会向下一轮宏观调控系统转换或演变,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连续的转换或演变过程,主要是由于经济自身的运行会经常发生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对于正处于转轨期间的我国来说,由于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失衡“双重失衡”的存在,无论横向还是综合比较,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转换或演进更为频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我国至今已进行了8轮宏观调控。由于每轮宏观调控系统面临的经济环境、使用的政策不同,使得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系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类型,得到的宏观调控绩效也就不同。而且,在我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宏观调控系统之间发生着转换或演变,宏观调控系统组成各要素如调控主体、客体、政策等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因此,从系统构成、转换等角度去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运行、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宏观调控结果是可以进行评价的,对结果进行系统评价也是宏观调控系统运行、转换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通过宏观调控系统绩效评价,可以判断实施该项宏观调控是否值得?是否会取得更大的调控收益,付岀更少的调控成本?是否还会引起经济社会其他的成本?通过它还可以找出影响绩效发挥的体制、制度因素和外部制约因素。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系统还不健全和完善,需要进一步改进和优化。无论是调控政策协调性,还是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等,宏观调控系统运行都存在着困难和不足。为提高宏观调控系统的效果,就必须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加以完善。本文包括引言在内共分为7章内容,主要是从系统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运行、转换和绩效进行分析。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介绍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进行进行总结评价,为全文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从自身构成、运行转换以及结构评价等方面论证我困宏观调控具有系统性,并运用控制理论建立宏观调控系统运行模型。第二章通过分析宏观调控系统转换与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经济总量与经济结构失衡叁者之问的联系,试图寻找导致宏观调控系统转换的原因及本质。第四章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整体转换情况进行全景式、过程式考察,对不同阶段的宏观调控系统特征和效果做出判断和评价。第五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组成各要素例如主体、客体、目标、政策等演变过程和特点,以求对整个宏观调控演变过程做全面的研究,并重点分析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的运行和转换特点以及效果。第六章对宏观调控系统绩效的具体内容作了界定,并通过构建一套相对量化的宏观调控系统绩效评价方法,对每轮宏观调控系统的效果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并提出影响我国宏观调控系统绩效的因素。第七章通过分析影响宏观调控系统运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提出构建一个有效稳定的宏观调控系统必须遵循的3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从宏观调控主体、对象、目标、政策等几个方面提出优化和完善宏观调控系统的对策建议。
张敏[5]2010年在《我国粮食政策的历史及其现状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粮食问题一直是古今中外各个政府都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粮食问题依然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粮食价格波动,粮食市场不稳定给国家和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过去意义上的粮食问题,粮食问题正成为新时代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需要面临的全新课题。然而,新时期要想实现对粮食问题的全面了解和把握,就不得不对粮食问题的发展历史有所了解,只有了解其发展的历史,才能够正确认识当前的粮食问题,才能够科学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建国以来粮食政策演变历史的回顾和介绍,总结了我国粮食政策演变过程渐进性、目标多重性、市场开放性、调控宏观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我国现行粮食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依据在分析我国粮食政策演变历史中总结的规律,对我国的粮食政策改革提出了几点有益的建议。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研究的意义、论文的分析框架和论文中的重点概念。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建国以来我国粮食政策沿革的大致历史阶段,并分析了其特点。第叁部分主要介绍我国现行粮食政策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第四部分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粮食政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卢庆强[6]2009年在《转型时期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演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不仅经济体制在不断转型,而且城市规划本身也在不断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工业用地规划布局需要考虑:转型时期产业发展如何影响城市工业用地布局?城市整体发展与城市工业用地布局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各种制度和政策因素又如何影响城市工业用地布局?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演变特征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叁个时段——1980s年代、1990s年代和2000s年代,对南宁城市工业用地的数量演变、空间区位分布演变和空间布局演变叁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城市产业发展、城市整体发展和制度政策因素叁大方面加以深入分析,探讨影响上述演变特征的主要因素和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整个转型时期,影响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数量、空间分布和空间布局演变的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人居环境研究方法,对涉及到的经济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制度分析等多学科内容和方法等进行系统综合,探寻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演变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总结,研究发现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演变影响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产业类型和产业联系,城市功能、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宏观调控政策、财税/投资体制、土地制度和规划及管理等方面,并且对数量变化、空间分布和空间布局叁个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强度。通过对上述结论的总结,在分析视角和内容上,提出了对城市工业用地布局规划的启示,以期给新时期城市工业用地规划和布局以借鉴。
王新[7]2013年在《基于统一竞价交易的中国小麦流通市场体系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粮食是人类生存之本、经济发展之源，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粮食安全是我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在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粮食生产的同时，加快健全粮食流通市场体系以保持粮食价格的稳定。小麦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第叁大品种，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20%左右，是我国主要口粮之一，具备食用、饲用和工业用等多种用途，带有生产区域性及季节性较强，集中上市前后价格波动明显的特性，也是我国粮食流通宏观调控的主要品种之一。2006年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启动了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以稳定小麦市场价格，更好地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保障口粮安全。同时，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也使得我国小麦供需和流通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小麦作为从2006年进入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系统进行现货交易的大宗粮食品种之一，经过七年的实践，规范了我国粮食现货交易活动，在保证粮食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粮价、引导粮食生产、搞活粮食流通和实现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目标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也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这对于总结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系统建设应用的成效，研究如何进一步发挥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的作用，依托其开展国家政策性粮食竞价销售工作，进一步规范我国粮食现货交易活动，加强国家对全国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保障国家《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通过分析国内外的粮食调控政策和粮食流通模式，认为在粮食流通市场化、粮食经营商品化、粮食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国家政策性粮食储备有长期存在的必要，且要有配套的粮食价格保护政策和健全的政策性粮食流通体系，来保障国家政策性粮食储备的落实并有效发挥其化解粮食市场风险的功效；通过分析近些年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以及政策性小麦进入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进行现货交易对我国小麦流通的影响，认为在我国粮食收购和价格全面放开，粮食流通体制进入到全面市场化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和完善粮食流通市场体系，尽可能地利用市场手段进行粮食宏观调控。论文也论证了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是促进小麦等政策性粮食高效有序流通、实现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有效载体，并提出了加快组建国家层面的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将中央储备粮及其他政策性粮食纳入全国粮食统一竞价交易平台交易的观点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宏观调控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邹伟[8]2009年在《中国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与制度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1978年以来,我国有序地推进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制优化,城市土地逐步实现了有偿有期限的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资源配置进入了市场配置时代,土地税费成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也越来越大。然而随着我国土地利用中存在的农地过度非农化、土地囤积投机等“市场失灵”问题的日益显现,特别是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作为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重要经济杠杆,土地税费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如何优化税费结构,保证其既有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更有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无疑是关注的重点和目的。迄今为止,有关中国土地税费优化的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在这些众多的研究中,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税费的财政功能；在后期,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更多地研究是围绕配置效率进行的,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是笼统地描述性或定性分析,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缺乏引导性和操作性,为现实的公共行政提供参考明显不足。同时,我国近年来所进行的土地税费优化,无论是对城市用地,还是对农业用地来讲,所表现出的资源配置效应都不十分明显,表明这些优化缺乏较好地针对性。本研究从系统分析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出发,把土地税费与土地资源利用有机结合起来,从土地资源配置效应的角度去探讨适合中国国情得土地税费体系构建,力图为我国土地税费整体优化提供较好的参考。考虑到我国当前土地税收和收费现状特点,本研究将土地税收和土地收费(主要是行政收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在土地税费与土地资源配置之间,土地税费起主导作用,而不同土地税费结构决定税费对土地资源配置影响范围和程度。论文首先在税费与资源配置的一般作用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与制度优化的分析框架,为后面系统、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供了必要的逻辑结构。论文第3部分,对我国的土地税费体系演进进行了简要地回顾。总的来讲,土地税费演变与土地制度变化关系存在较大的相关性,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土地私有制度下的土地税费变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土地税费的初创与萎缩,再到优化开放后土地税费的恢复与建设阶段,直到1994年“分税制”的财政体制后土地税费的优化与完善,土地税费的始终是在国家总的财税政策的大背景下,随着土地制度优化这一主线展开的,也可以讲土地税费优化是由土地制度变革推动。这为后面系统分析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制度优化提供较好的研究背景和基础。接着,论文第4、第5、第6部分从土地取得、保有、转移叁个环节对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第7、第8部分又对城市国有土地(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的税费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税费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效应(非中性),效应的大小受到供需弹性、当前交易的数量和价格等多种因素有关,同时在不同环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土地取得环节,对于土地出让市场,土地税费减少了土地市场交易数量,因此政府可以利用税费手段对土地需求较大的行业进行宏观调控,达到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目的,但在我国当前政府垄断土地供给的一级市场的条件下,即土地供给弹性较小或为零,政府征收耕地占用税等相关税费变得毫无意义。在土地保有环节,土地税费提高了土地保有成本,有助于实现土地保有(利用)的外部性内部化,促进了土地流转,保有税费也可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一定的转嫁,具有一定的资源配置效应,其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土地保有数量“挤出”的多少,当然由于土地尤其是住宅的需求具有必需品的性质,相当一部分土地的保有税费并未发生转嫁,从这一点看,土地保有税费具有较好的“中性”。在土地转移环节,土地营业税等直接作用于土地市场交易,具有较好的资源配置效应,而所得税在不实行差别税率的条件下则表现出一定的“中性”。对比土地保有税费和流转(包括取得和转移)税费发现：无论从社会福利损失的角度、还是从征收成本的角度,都表明土地保有税比土地转移税更具有效率。但如果要利用税收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土地转移税直接作用于土地市场,相同税率下,减少土地交易数量的效果更为明显；无论是效率与公平原则的方面,还是从财政收入原则方面的,土地保有税更为符合受益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在税收财产性原则方面,土地保有税由于其税基稳定,经济发展状况对税收收入影响较小,因而表现出更为符合收入充分和收入弹性的原则。因此,土地保有税能够兼顾财政、公平和效率原则,在土地税收方面应成为主体税种。对农地的税费效应分析则是通过分析农业税费的演变与农地利用绩效,农业税减免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两个方面的分析来完成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减少农业税费有利于提高农地利用的效率,因此合理设置农业税费结构,既能够为国家发展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也有利于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如果单纯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完全取消农业税费,丧失政府通过税费手段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的作用发挥,其对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免征农业税只能是农村土地税费优化的一个“短期行为”,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起有利于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土地税费体系,才能为“叁农问题”的解决提供较好的制度支持,也为建立城乡统一土地税制创造良好的条件。虽然不同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土地税费制度的地位、作用和结构具有一定差异,但对于土地市场起步较晚,还处于培育和调整阶段,土地税费制度也不十分健全的我国来讲,借鉴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作法,对于调整和完善我国土地税费制度是十分必要。论文第9章首先从总体上对税费选择理论进行分析,然后按环节环节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土地税费制度进行比较,最后得出境外土地税费的主要经验,为后面构建提供参考。在前面土地税费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港台及国外土地税费制度建设的经验,论文在最后一部分对我国开征农地使用税和物业税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最后提出了我国土地税费制度优化的构想。就土地税而言,可按照土地税收征收环节的不同,将我国土地税制划分为取得、保有、转移叁个环节税,税种由原来的14种减少为8种,而覆盖面却大为增加。具体地讲,土地取得税设契税、遗产和赠与税两个税种。即取消现有的耕地占用税,增加遗产和赠与税,将印花税与契税合并为契税；土地保有税可设物业税、空地税和农地使用税叁个税种,即将现行税制中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及部分收费和并统一开征物业税,将现有土地闲置费改为空地税,增加农地使用税；土地转移税可设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也就是讲,土地转移环节不单独针对土地设置专门的税种,相应的营业税、所得税统一于我国整体税制结构体系中的相关税类、税种中。同时对土地税制的优化所需要的法律法规、地价评估、产权登记、收益分配等制度环境建设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熊国平[9]2005年在《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我国有着新的经济社会背景,城市形态演变呈现新的特征,有着新的动力和机制,及时总结,对城市理论是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城市形态演变研究的实践性强,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功能组织、城市交通组织、城市绿地系统等方方面面,在目前我国城市扩展迅速、规划实践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开展此项研究对规划管理和编制实践均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形态研究的综述,指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是本研究观察问题的基本途径;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不断循环反复,逐步提高是本研究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以人为本是本研究判断问题的基本标准。首先从城市内部结构的急剧变化和外部轮廓的迅速扩展两个方面归纳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总体特征,指出两者互相关联、互为因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从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建立了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快速城市化与城市形态演变的基本联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中考察城市形态的动态演变。分析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内在动力,分别为经济增长、功能调整、新的消费需求等,外在动力分别为快速交通、行政区划的调整等,指出城市形态演变是内外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复杂性。揭示了推动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分别为市场机制、产业进化机制、投资机制和调控机制,认为无形的机制的综合作用引起了城市形态有形的变化。城市形态演变的机制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具有明显因果关系的过程,而是一个非线性的多因素多层面的交织耦合过程。同时,各机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反馈,机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体现出了城市形态演变的综合性。基本总结了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形态的演变,指出外延跳跃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形式,以产业空间为中心的新空间主导城市形态的演变,人文关怀和人地和谐将是城市形态演变的主要方向,认为这既是中国转型期的特色,也适应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还从形态的协调性,形态的成长性,形态的生态性,形态的经济性等方面初步提出合理形态的评价标准,为规划编制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朱继东[10]2013年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认为十一届叁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叁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 国家宏观调控演变[D]. 刘振彪. 厦门大学. 2002
[2].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4
[3].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演变、机理与调控[D]. 龙开胜.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4]. 中国宏观调控系统运行、转换与绩效研究[D]. 刘满平. 武汉大学. 2013
[5]. 我国粮食政策的历史及其现状分析[D]. 张敏. 河北大学. 2010
[6]. 转型时期南宁城市工业用地演变研究[D]. 卢庆强. 清华大学. 2009
[7]. 基于统一竞价交易的中国小麦流通市场体系创新研究[D]. 王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3
[8]. 中国土地税费的资源配置效应与制度优化研究[D]. 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9]. 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形态演变研究[D]. 熊国平. 南京大学. 2005
[10].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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