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恭而后倨： 胡适对待王国维学术的态度转变
李 勇
内容提要 胡适回国前，王国维在学术上已成果卓著，胡适推崇王国维学术“博而有要”，并与王国维联系不断。在20世纪20年代到1942年间，关于词的起源问题胡适与王国维互相商榷；在词的理解上互为轩轾，为争长短胡适有强辩之举；对王国维戏曲之学胡适多有批评，在戴震哲学研究方面又受益而又超越王国维。1942年后，胡适则极力批评王国维关于《水经注》的论述，驳议王国维关于汉魏博士的观点。胡适对待王国维的学术先恭而后倨，这是他所奉行的实验主义和作为学术领袖的自尊交互发生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胡适 王国维 词 戏曲 汉魏博士 戴震哲学
早在胡适留学归来之时，王国维在学术上已成就卓著，胡适的学术成长与王国维有割舍不断的联系。以往学界讨论了胡适与王国维的学谊，包括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胡适敦驾王国维执教清华、两人词学观的异同、他们对《水经注》的研究等①。这些是继续探讨两人学术关系的基础。然而，胡适推崇王国维有何学理依据？如何批评王国维戏曲之学？在汉魏博士问题上与王国维有怎样分歧？两人在戴震哲学问题上有什么异同？这些都是本题应有之义；即使业已探讨的问题，例如，两人在词学上的交流等，都须重新认识；两人学术关系总体上尚待条理。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胡适推崇王国维学术“博而有要”
1922年8月28日，胡适日记载：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内中章炳麟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②
20世纪20年代初的胡适，学术羽翼渐丰，却如此推崇“旧式学者”王静安，自是难得。他基于怎样的观察角度，值得细究。
胡适明确赞赏王国维自著者有两处，一处是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校辑》和《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另一处是赏识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1921年9月11日，胡适读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校辑》，认为“此书甚好”，并评论它和王氏另一著作《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道：“这两书都是近人的著作中不可多得的产品。”③
汲冢《竹书纪年》散佚，明嘉靖后出现两卷本《竹书纪年》，被学界斥为元明时伪作，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朱右曾辑自西晋至北宋末年古籍所引，成《汲冢纪年存真》二卷，是为《古本〈竹书纪年〉》。
从钻孔压水试验分析，基岩透水率多小于10 Lu，属弱透水层，在坝基埋深14 m以上局部地段吕荣值达13.3 Lu，属中等透水层。总体分析，基岩强风化层属中等透水层，弱风化与新鲜层属弱透水层。
王国维完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后，从罗振玉大云书库借得《古本〈竹书纪年〉》，研读并加以校辑，他说：
病其尚未详备，又所出诸书异同亦未尽列，至其去取亦不能无得失，乃取朱书为本，而以余所校注者补正之。④
他又仿惠栋《古文尚书考》、孙志祖《家语疏证》之法，治《今本〈竹书纪年〉》，王国维道：
今本所载，殆无一不袭他书。其不见他书者，不过百分之一，又率空洞无事实，所增加者年月而已。且其所出，本非一源，古今杂陈，矛盾斯起。既有违异，乃生调停，纷纠之因，皆可剖析。⑤
情境教学不能过于形式化，所谓的形式化是指单一地注重形式的丰富，这样就会本末倒置。就好比为学生精心创设诗情画意的课文情境，却在锻炼学生语言文字上过于粗糙简单，没有分清课堂内容和形式的主次关系，这种情境教学所带来的作用就是开创了学生的眼界，加深了对课堂新奇事物的记忆，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收获。
《元史》《世祖纪》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恐又是一人。
你读过王静安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的《王亥》《王恒》两篇吗？……静安先生两篇皆与《天问》有关，其方法最谨严。⑥
这段话表明胡适对王国维以甲骨文考证殷史持赞赏态度。
王国维以地下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证古史，拱起其新史学鼻祖地位。王国维此类论著颇多，《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则系典型。罗振玉评价这篇文献对于甲骨学的意义为“能补予所不及，于是斯学乃日昌明矣”⑦。
王国维这一做法，本来就符合胡适“拿证据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精神，特别是史语所设甲骨专学、傅斯年《史料论略》推重王国维，则不难理解胡适褒扬王国维靠证据说话了。
这两例相较而言，第一例代表20年代初胡适对王国维的崇敬。王国维自沉，1927年6月6日《胡适日记》有载：
前天报纸登出王静庵先生(国维)投河自杀的消息，朋友读了都很不好过。此老真是可爱可敬的，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⑧
文中最后一句话，是胡适对王国维的最高褒扬了。其中“博而有要”值得注意。
王国维学涉领域可谓“博”；他还有辨伪、史源理念和实践成就，又可谓“有要”。两者合起，就是胡适所谓“博而有要”，是为胡适赏识王国维学术的学理依据。同时，胡适未对《竹书纪年》作过专门研究，无法对王国维相关著作评头品足。可以说，在《竹书纪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问题上，胡适对王国维的推崇发自内心，毫无矫饰。
胡适在词的起源问题上与王国维的商榷
1923年底，胡适完成《词选》编注；翌年写《词的起原》，发表于12月《清华学报》，而《词选》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7月出版，附录收《词的起原》，与《清华学报》原文相较，增加了与王国维论词的内容。
正是《词选》之附录《词的起原》，揭示胡适与王国维关于词的起源观点的同与异。
变炸为烤：传统的脆皮鸡是用油炸的方式制熟的，鸡肉会显得很油腻。将油炸改为烤制后，蒜香脆皮鸡不仅鸡皮酥脆、鸡肉滑嫩，而且还带有蒜香味。
《词的起原》回答两个问题：词起于何时？词怎样兴起？
胡适一反传统以为李白创长短句的说法，认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⑨。其理由是：
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诗”与“词”之分……中唐的乐府新词有《三台》《调笑》《竹枝》《杨柳枝》《浪淘沙》《忆江南》这六调是可信的。⑩
《元遗山文集·白善人墓表》：贲乃白华之兄，即仁甫伯父也，不知与《中州集》之白贲是否一人。
关于词的起源，胡适之前有“泛声”说、“和声”说、“散声”说，其实都是在说唐人诗歌是整齐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诗，而音乐调子却不必整齐；后人要保存那些“泛声”，一概填入文字，遂成长短句的词。胡适发现词的音调里仍旧有泛声，怀疑依曲拍成长短句起于民间，文人借鉴乐工歌妓而嫌其所写不雅，于是重写长短句。
胡适将《词的起原》写好后，曾向王国维请教，1924年10月10日王国维回信：
尊说……实则为紫阳说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
式(24)虽然消除了辅助参数但θ2中却同时引入了另外的辅助参数ρ.显然，θ2中ρ和x,y是相关的，因此式(24)的结果同样并非最优.为此，在第3步中，利用θ2中辅助参数ρ与目标位置x,y的约束关系来构建方程，从而进一步提高目标位置的估计精度.考虑的估计误差，则由ρ=x2+y2可得：
下午复检《教坊记》，仍有所疑。……颇疑《教坊记》之曲目尚未足证明教坊早有《菩萨蛮》等曲调。
对于胡适的质疑，10月13日之后王国维回第二通信：
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谓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
至此，王国维承认长短句起于中唐，但坚持《望江南》《菩萨蛮》是教坊旧有之调。可是胡适发现《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似乎不单是新词，甚至曲调都是武、宣两朝新制产物，因此他指出：
《教坊记》中的一表却不能就证明盛唐教坊实有某种曲调。……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杯乐》等调是九世纪中叶制作的。
最终，胡适还是与王国维的观点有所不同，于是10月21日去信《致王国维》，赞同王国维说法：教坊旧有《忆江南》等曲调，中唐以后始有其词，崔令钦为开元时人。但对《教坊记》中之曲名一表提出怀疑。王国维把《云瑶集》之八曲视为开元旧物，胡适则不完全赞同。
3.3.1.1 术前准备 按要求做好术前检查，包括凝血4项、血常规、心电图、肝生化检查等;做好环境及物品准备;做好床上排便训练和呼吸屏气训练，教会患者学会深吸气后呼气，在呼气末屏气5～10 s。我们认为教会患者术中正确的呼吸动作及穿刺时屏气是非常重要的，若穿刺针进入肝脏后，患者仍在呼吸易导致大出血。
按照逻辑，接下来应该有王国维的回札，且根据12月9日胡适《致王国维》“昨日辞归后，细读廿四日的手教，知先生亦觉《教坊记》为可疑，深喜鄙见得先生印可”
，亦说明有回札。但是目前未见到王国维10月24日的回信。胡适去信透露这样信息：10月24日王国维确给胡适回了信；胡适在12月8日曾当面请教王国维；10月24日王国维确给胡适的信中赞同胡适对《教坊记》的怀疑。若胡适所述为实，则可推定，胡适作为后学坚持不懈，完全让王国维在词的起源问题上接受自己的见解。
综上，胡适怀疑现有成果，考查原著，拿证据说话，才有上述与王国维之间关于词的起源的对话。
胡适和王国维在词的理解上的轩轾
王国维《人间词话》和胡适《词选》都涉及词的批判与理解问题。1934年，任访秋作《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发表在《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3期。1935年，任访秋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曾以此文寄予胡适请教。7月26日胡适回信：“你的比较，太着重相同之点，其实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
闻喜被称为“花馍之乡”，制作花馍历史悠久，作为一项与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艺术，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先秦时期就有有关记载，最早是用来祭祀的，人们把它做成猪、牛、羊等动物的模样来祭祀祖先。因闻喜花馍技艺独特、历史悠久，在2006年与定襄面塑、焙面面塑、新绛面塑共同作为山西面塑艺术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以其独有的食用、观赏、礼仪功能，作为传统美术—面花的成员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对闻喜花馍的肯定和鼓励。
其实，读此文当知任访秋不仅注意到王、胡二人共同点，并且明确揭示其不同之处，因而胡适说他“太着重相同之点”，有失真相。
胡适对身为后学的任访秋何出此言？关键是任氏批评胡适之短，说胡适对“意境”意义的解释没有王国维解释“境界”那么清晰，且“意境”不包括情感，比“境界”范围狭隘。胡适感到不满，这从其信中流露出来：
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我们分时期的不同在此。他的“境界”说，也不很清楚。……我称他为“意境”，只是一个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看法)。我称它为“意境”，显然着重在作者个人的看法。你的解释，完全错了。……静庵先生说的“隔与不隔”，其实也说不清楚。我平常说“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凡静庵先生所谓“隔”，只是不能浅出而已。
胡适替自己并举“意境”与“情感”辩护，以示任氏看法不当；其实《人间词话》对“境界”有明确说明，他反攻王国维“境界”的定义不很清楚，不仅徒劳，甚至倒是承认自己“意境”的含义模糊；他还攻王国维“隔与不隔”之说不清楚，其实《人间词话》有明确含义，胡适却将自己“深入浅出”主张与“隔与不隔”相比拟，显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强辩。至于胡适说他和王国维对词的分期不同，其原因是王国维看法是艺术的而自己看法是历史的，也稍显勉强。因为1928年浦江清就发表文章《王静庵先生之文学批评》说：
千百年来，能以历史的眼光论文学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则海宁王静安先生也。
浦氏说千百年仅两人确实言过了，但说王国维以历史眼光看词倒不是虚言，王国维《人间词话》把词的发展分成五代、北宋、南宋是为明证。
胡适之所以如此敏感，除了任访秋批评他“意境”不若王国维“境界”说意义明了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意识到他人不过把胡适看作王国维的后继者而已，这样自己的学术原创性大打折扣，降低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浦江清说：
胡氏生后于先生而推先生之波澜者也……凡先生之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施行之。一切之论，发之先生，而衍之胡氏，虽谓胡氏受先生之影响可也。
秦淮河流域面积2 631km2，其中江宁占40.1%,溧水占17.7%，南京市区占8.8%，镇江市的句容县占33.4%。南京城区面积大部分都属于秦淮河流域,秦淮河下游地区一直是最繁华的区域之一。
任访秋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开头指出：
王先生为逊清之遗老，而胡先生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导，但就彼二人对文学之见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许相同处，不能说不是一件极堪耐人寻味的事。
文章最后总结道：
胡适受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46章关汉卿生年最迟当在金亡之前的20年即1214年之说的启发，进一步对王国维之说加以质疑，提出“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之说。
胡适以为，关于关汉卿的史料，杨铁崖年代晚，其“大金优谏”一句不可靠，而蒋仲舒的话更不可信，“比较可信的，止有《辍耕录》卷二十三记‘嗓’字一条，使我们知道他死在王和卿之后”
。他依据关汉卿《大德歌》，认为此歌成于元成宗大德晚年，而大德是从1297～1307，“这可见他的死至早在一三○七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他决不是金源遗士，也决不是‘大金优谏’”
。
按照浦氏说法，胡适在词学上完全是对王国维的呼应和延伸；而在任氏那里，表面上把胡适捧得跟王国维一样高，可是一个“十年前”和“十年后”这样的措辞，足以让胡适感到尴尬，才有上述胡适对自己的揄扬和对王国维的异辞。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作为新一代学术领袖的自尊发生了主导作用。
胡适对王国维戏曲之学的批评
胡适批评王国维《曲录》。1908年，王国维编《曲录》二卷，1909年增至六卷，他在《序》中说：
长期以来贵州观赏石未能受到政府部门应有的重视，没有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利用的经济优势，错失了不少发展机遇。
1999年春，徐河涉足电力工程，很快有了百万资产，他也对纯朴的妻子越来越看不上眼。2001春，徐河因琐事第一次对妻子动手，此后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每当这时，15岁的徐云天都挡在继母身前。
痛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是用博稽故简，撰为总目。存佚未见，未敢颂言。时代姓名，粗具条理，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为搜讨之助。
胡适最初所读《曲录》是《曲苑》中的二卷本，在顾颉刚提示下始购《晨风阁丛书》本阅读。1923年2月10日，作《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王国维《曲录》卷一《宋元杂剧院本部》，收录九百七十七种，多采周密《武林旧事》、陶宗仪《辍耕录》，又采钱曾《也是园书目》。胡适批评《曲录》所采钱曾《也是园书目》“宋人词话”十二种，“乃话本，不是戏曲。……钱曾误列此十二种入戏曲部，王先生延其误而不改”
。这让胡适对《武林旧事》、陶宗仪《辍耕录》所收也产生怀疑，认为周、陶两目所列九百余种中，定有许多不是曲文，以调名者、以事系曲调者“固是曲，无疑”，以事系角色者“亦无疑”，但以事名者、以人名者“皆不一定为曲文”
。
胡适对《曲录》提出总体修改意见：
呼伦贝尔农区NDVI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的响应……………………………………………………………………… 张 昉（101）
此书出版于宣统元年，已十四年了。这十四年中，戏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们希望王先生修改一遍，于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
王国维的《曲录》主要是照录，前人有误，王氏随之而错，胡适批评得有理，但是由于王国维投水而逝，未能像胡适所说那样再对《曲录》修订，1928年5月10日，胡适作《〈曲海〉序》，一方面盛赞《曲录》“关于这五六百年的剧本的总目，列举最多的莫如王国维先生的《曲录》”
，另一方面又说：
王先生的目录也不免有许多小错误……我当时曾希望王先生能将此书修改一遍，参考近十余年发现的戏剧材料，于每一目下注明“存”、“佚”。但王先生不幸于去年投水自杀了，我的希望遂不能实现。
王国维未能对《曲录》加以修订，这不能不说是个无法了却的遗憾！
关于关汉卿。1913年，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连载《宋元戏曲史》。他发现杨铁崖《元宫词》有“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他又发现，郑光祖所作杂剧目中有《伊尹扶汤》，在郑光祖之前、关汉卿之后的马致远，其《汉宫秋》杂剧将《伊尹扶汤》与《武王伐纣》并举，显然这《伊尹扶汤》不是郑光祖之作。据此，王国维推论道：杨铁崖《元宫词》中“此关卿当指关汉卿而言”
。他还依据钟嗣成的《录鬼簿》、陶宗仪的《辍耕录》和蒋仲舒的《尧山堂外纪》，结论道：
宁视汉卿生于金代，仕于元为太医尹为稍当也。……杂剧果为汉卿所创，则其创作之时，必在金天兴与元中统间二三十年之中，此可略得而推测者也。
他们相同的地方，即批评的倾向还算一致，即比较重内容而轻格律，这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新的趋向。但王先生在十年前即有此见解，竟能与十年后新文学之倡导者胡先生见解相同，即此一端，已不能不令我们钦佩他的识见之卓绝了。
热忱欢迎国内外相关专业科技工作者把内容新、质量高，特别是国家级、省部级重大课题资助的原创性论文投往本刊。本刊采用网络投稿，来稿请投《山东国土资源》杂志社网站www.sdgt1985.com。
关于白无咎。1908年王国维过录万历精钞本《录鬼簿》，1910年利用他书进行校注成《新编录鬼簿校注》。在“白无咎学士”一条下，王国维注曰：“学士名贲，白珽子。”万历精钞本王国维注曰：
然《三台》是六言绝句，《竹枝》《杨柳枝》《浪淘沙》是七言绝句，因此“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调笑》与《忆江南》为最早的创体；刘禹锡作《春去了》，明说‘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填词的先例”。
他又注道：
《中州集》：“白贲，汴人，自号决寿老。自上世以来，至其孙渊，俱以经术显。”恐又是一人。姚际恒《好古堂书画记》：“白贲字无咎，元大德间钱唐人。作画精妙古雅，可追徐、黄，钱舜举不能过也。”李存《俟庵集》题白贲画马，所谓“数笔写来千里意，只今惟有白忻州”是也。
1936年3月19日的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发表胡适《读小曲》(一)，有“白无咎”专条，以为王国维所注“学士名贲，白珽子”大误。胡适指出：“白珽是钱塘人……白贲是北方人，他死时，白珽还未生哩！”
他依据元好问《善人白公墓表》，赞同王国维“贲乃白华之兄，即仁甫伯父也”，同时指出：“白无咎二十岁中泰和进士，可推知他生在一一八三或一一八四，比元好问还大七岁。……他终于县令，不应称学士。”
选择哪种磨削工艺来加工齿轮齿面，取决于几个关键点。对于大批量的齿轮生产，如汽车行业，选择展成法磨齿或珩齿工艺，可大大降低齿面的磨削时间。因为展成法磨削在砂轮进给时会遇到进给干涉。此外，由于珩齿的切削速度较低，齿轮珩磨过程中产生的热应力较低，实现了无火花磨削加工。珩齿工艺的另一个特征是，珩齿后齿面的残余压应力得到保留。而且，展成法磨齿和珩齿工艺，加工后的齿面的表面纹路也有区别。另外，如果齿面的磨削余量大于100 μm，那么也推荐采用磨齿工艺进行加工。
王国维先是闹不明白《中州集》中“白贲”与白无咎是否一人，后又怀疑另有一人。对此，胡适赞同。至于王国维引姚际恒《好古堂书画记》所言“白贲字无咎，元大德间钱唐人”，胡适作了进一步研究。他发现冯海粟视《鹦鹉曲》为白无咎之作，而杨朝英初选《阳春白雪》视之为“无名氏”之作，贯酸斋为《阳春白雪》作序，将之看成是白仁甫之作，胡适指出：
十四世纪的人往往把白仁甫和白无咎混作一人，已不知道他们的伯父侄儿的关系了。白无咎死在金亡之前，他不曾走到江南去，故此词不是白无咎之作。白仁甫曾到襄、鄂，曾久居金陵，也许此曲真是白仁甫作的。
胡适这一结论，就否定白贲为南方人的说法了。
关于刘时中。王国维在“刘时中待制”条下，注曰：
杨朝英《阳春白雪》：“刘时中号逋斋”……又云“古洪刘时中”，则南昌人也。元又有二刘时中：一见《世祖本纪》，一见《遂昌杂录》，均非此人。
西汉建立以后，占据河套的匈奴人多次南下入侵关中。在汉文帝时期，入侵关中的匈奴人烧毁了汉朝的行宫—回中宫，直逼长安郊外。
万历本上王国维注说：
王国维这种去伪存真、寻绎史源的做法，实为胡适“实验主义”所蕴含的疑古辨伪、追溯史源理念之同调。而胡适当时鼓噪实验主义，对《竹书纪年》未专门研究，自然推崇王国维在《竹书纪年》上的成就。1959年6月19日胡适《复苏雪林》云：
1936年3月16日胡适成《读小曲》(三)，在4月8日的《益世报·读书周刊》上发表，批评王国维“注考之未详”。胡适提到任中敏《元曲三百首》附录中关于刘时中的记述：
胡适读此信，检阅《教坊记》，果见有《菩萨蛮》《忆江南》等曲调；但是《教坊记》不谈乱离时事，因之胡适对王国维认崔令钦为玄宗时人的表述怀疑，同时怀疑《教坊记》中的曲名表是后人填入的新调。于是，10月10日胡适回应王国维：
刘致字时中，洪都人，一谓石州宁乡人，仕永新州判，历翰林待制，出为浙江省都事，卒，贫无以葬。
胡适指出任中敏的依据是《元诗选》中的刘致小传，而《元诗选》则依据姚燧《牧斋集》中的《怀集令刘君墓志铭》和陶宗仪《辍耕录》中的《王眉叟》。特别是胡适依据《牧斋集》中所收刘致为姚燧所作的年谱，涉及刘致许多史事，其结论是：
刘致是石州宁乡人，流寓于长沙。《阳春白雪》成“古洪刘时中”，大概是因为他曾做永新州判，永新在江西，他就被认作江西人了。
胡适的工作，确实提供了更多关于刘时中的信息，但是仍然没有解决王国维提出的《世祖本纪》和《遂昌杂录》中另有两个刘时中的问题。
胡适和王国维关于“拍衮”问题的交流。
1908～1909年，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发表《戏曲考源》，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又发表《宋大曲考》，涉及大曲中的“遍”“入破”“徹”“虚催”“衮遍”“催拍”“歇拍”“煞衮”等。
胡适读刘克庄《后村词》中《席上问歌有感》一首《贺新郎》诗，1924年7月4日给王国维写信：
顷读后村词中《席上问歌有感》一首《贺新郎》，有云：“……笑杀鸡坊拍衮。”“鸡坊拍衮”是什么？……先生曾治燕乐史，便中能见教否？
王国维回信说：
忆曩所见《后村别调》(毛本)。作“笑煞街坊拍衮”，而尊函中作“鸡坊”，不知弟误忆，抑兄误书也。“衮”字不见《宋史》《乐志》，实是大曲中之一遍。……后村谓之拍衮，疑亦拍之一种也。……“衮”字无意义，即“滚”之省耳。
从回信来看，王国维除了指出胡适把“街坊”误为“鸡坊”外，对“拍衮”并没有明确说法，只是怀疑为“拍之一种”。
1924年7月7日，胡适又致信王国维，表达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鸡坊拍衮”是他从朱刻《彊村丛书》本得来的，核查《四部丛刊》中之影抄本《后村大全集》亦作“鸡坊拍衮”，并非像王国维怀疑的那样是自己的记忆错误。
第二，赞同王国维“衮”是“滚”字之省，为大曲中之一遍，“入破”以后为郑、卫之声，即胡曲。
第三，提出与王国维不同的意见。胡适说：
鄙意“拍衮”是二事，催是催拍，而衮另是一事。故《宋史》以催衮并举，而后村以“拍衮”并举。沈括亦列举“催攧衮破”；而王灼于虚催实催之后皆有“衮遍”，末节又并举“歇拍”“杀衮”，似“歇拍”以收催，而“杀衮”以收衮也。……细味后村词意，似亦以“拍衮”为非正声。词中之女子只习正声，“羞学流莺百啭”，而第一次的奏曲，便被“鸡坊拍衮”笑杀。以此见疏，故下文即云“回首望侯门天远”。以宋仁宗语及《宋史》语证之，此词稍可解了。
从上文看来，胡适解释“拍衮”为“拍”和“衮”，且举史料证明，比王国维的回答细致得多。
依据现可见材料，未见王国维再行答复，具体原因不详，认同抑或否定，不便推度。然而可以肯定，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占了上风。
总之，在戏曲问题上，胡适纠王国维《曲录》之误，批评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中关于关汉卿、白无咎、刘时中之说，又在“拍衮”问题上质疑王国维，他的这些言论确有见解，表明其信奉的实验主义起到了根本的作用。
胡适对王国维汉魏博士研究的驳议
1916年王国维撰《汉魏博士考》，1943年3月21日到26日，胡适写《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的修订》，评论《汉魏博士考》道：
是一篇结总账的文字，在教育制度史上、经学史上、思想史上，都很重要。他的考证方法，他的结论，大致我都赞同。但这篇文字也有小小错误，值得讨论修正。
胡适的驳议有两点：第一，汉宣帝末年的博士员数；第二，两汉博士是否有员数规定。
关于汉宣帝末年的博士员数。本来《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载：
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
王国维作《汉魏博士考》，将最后一句征引成：“宣帝黄龙元年增员至十二人”，结论自然成为“宣帝之末，增员至十二人”
。
胡适判定王国维有疏漏，不过为“无心的错误”、同时指出“王先生此篇《博士考》的前汉沿革部分就大受影响了”
。
在宣帝立博士之史实上，王观堂确实碰到棘手问题，因为《汉书》之《宣帝纪》《百官公卿表序》《艺文志》《刘歆传》《儒林传赞》关于宣帝立博士年代、经名和员数的说法不一。不过，王国维提出宣帝立十二博士是：《易》三家，施、孟、梁丘；《尚书》三家，欧阳、大小夏侯；《诗》三家：齐、鲁、韩；《礼》一家，后苍；《春秋》二家，公羊、谷梁。
他说这是“参伍考之”的结果。
这一结论与《儒林传赞》《艺文志》记载冲突，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将《儒林传赞》作了对自己有利的解读，认为“《儒林传赞》综计宣帝以前立博士之经，而独遗《诗》鲁、齐、韩三家，则疏漏甚矣”。他还说：“《儒林传赞》乃谓宣帝立大、小戴《礼》，不知戴圣虽于宣帝时为博士，实为后氏《礼》博士，尚未自名其家，与大戴分立也。”而《艺文志》“谓庆氏亦立于学官者，误与此同”
。《儒林传赞》和《艺文志》之所以如此，是“因后汉所立而误也”
。还有，《儒林传》载，欧阳高孙地余“为博士，论石渠”，“林尊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张山拊“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王国维意识到“则论石渠时，似欧阳有二博士，小夏侯亦已有博士，与《纪》、《传》均不合”。他解释说：“盖所纪历官时代有错误也。”
但是《儒林传赞》言宣帝立《易》施、孟二博士，王国维道“《儒林传赞》所言是也”
。
胡适认为，王国维在断定宣帝立博士增员至十二人前提下，承认甘露三年立梁丘《易》，大、小夏侯二家《尚书》和谷梁《春秋》，又承认宣帝施、孟《易》，计六员；他又指出，依据《艺文志》关于戴德、戴圣和庆普立为《礼》博士的说法，那么宣帝所立博士为九员，而宣帝之前的博士就变成三个了，这显然与史不合。因此，胡适断定王国维认《艺文志》有误而坚持《礼》博士只有后仓一人，为之前的员数匀出两个来，否则王国维无法自圆其说。
胡适还认为，《儒林传》所谓石渠阁讲论，当在甘露二年，也就在下一年，宣帝才留心经术，决定增加博士十二人，这样一来，各方面都能讲得过去。他说：
王先生这样出力回护“增员至十二人”一句误书，我认为很不值得，宣帝并不曾限制博士员数，那时候的博士不必就止有十二人。
其实，胡适所谓王国维引证《百官公卿表序》之疏漏，确实存在着断句问题。“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可以断为“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这是胡适的解读；也可断为“宣帝黄龙元年，稍增员，十二人”，这是王国维的解读。问题是，王国维没有把武帝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具体情况说清楚，也没把之后到宣帝时博士兼经的情况道明白；胡适只是抓住王国维文章前后不顺处发难，也未坐实王国维有错误的结论。
但是，有两点可以确定，第一，王国维《汉魏博士考》直接征引《百官公卿表序》而有文字出入，且语义解读发生偏差。第二，王国维依据《宣帝纪》和《刘歆传》，得出宣帝立十二博士的结论，而对于《儒林传赞》和《艺文志》的信息做了有利于自己的解读。第三，王国维引《三五黄图》中“六经三十博士”一句，但未注明版本，胡适为证实引文，费尽周折找到王国维所引为缪荃孙抄录陈培之藏本的副本。因此，无论如何，王国维都授予胡适以口实，正如胡适所言：
《博士考》一个题目，我欲借此作汉代经学变迁的研究。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
关于博士是否有员数。王国维认定两汉博士有员数规定，其依据是《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他征引时删去“秩比六千石”，而认为这段话说的是汉立五经博士之前的事。胡适以《续汉书·百官志》中博士本四百石，宣帝增秩，比六百石，以证《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言为西汉立五经博士以后之事。他又依据应劭《汉官仪》“文帝博士七十余人”记载、《王莽传》中平帝元始四年立六经三十博士之说，来印证《百官公卿表序》中“员多至数十人”的说法，并认为“‘员多至数十人’，正是一代的制度，不限于汉初”
。胡适又根据《百官公卿表》体例，“明白了《百官表》的体例，就可以知道‘博士’无员数，可以多至数十人，正是汉朝的制度。承认了这一点，就可以免除种种计算某时代博士几家几人的无谓的争论了”
。当然胡适赞同王国维的看法，认为王莽时代博士有定数，但他又认为王莽倒了以后，博士员数又无定员了。不过，《后汉书·儒林传序》《续汉书·百官志》、应劭《汉官仪》有后汉“十四博士”说，胡适考出此说最早见于和帝永元十四年徐防的奏疏，其奏疏文理不清、意义不明，最多表明永元时代博士有十四家，可是徐防奏疏之年正是贾逵死后第一年，贾逵早已打破十四博士格局，因此，“十四博士”不能概括后汉的博士制度，更不能概括两汉的博士制度，所以，“仍可以说两汉四百年的博士是无员数的”
。
在这个问题上，胡适不少具体观点和王国维相同，不过对王国维的一些判断作了细化和延伸，显得更为合理。可是王国维并未明确说两汉博士有定员，而胡适则断定王国维主张两汉博士有定员，显然有扩大之嫌。
须说明的是，胡适作此文是在他发现王国维袭魏源、张穆等人旧说而指斥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之后，由王国维攻戴震而材料不实联想到王国维其他考据文章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他读《汉魏博士考》，细究王国维征引之误并加以清算，总体值得肯定，但在个别问题上难免义气。这是实验主义和学术领袖自尊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胡适对王国维的戴震哲学探讨的超越
胡适受王国维启发，研究戴震哲学，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较细致、系统，有时与王氏的看法又不尽相同。
早在1905年6月，王国维著《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1923年12月16日，胡适拜访王国维，后者告诉前者戴东原哲学的价值没有被其弟子充分认识到，对此胡适日记有载，兹不细录。
胡适本来与梁启超等人策划戴震诞辰200周年纪念会，听王国维此言后读戴震著作，并作《戴东原在哲学史上的位置》。对此，12月18日、19日的胡适日记有载
。1925年8月13日，胡适完成《戴东原的哲学》。1927年，胡适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演讲《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举四人代表反理学的趋势，其中除了顾炎武、颜元、吴敬恒外，另一个就是戴震。可见，王国维一席话启发胡适连续几年阐释戴震哲学内涵及其历史地位和影响。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胡适在一些观点上继承、细化和引申了王国维的学说，但也有不同意见。
胡适讨论戴震哲学产生的学术背景，没有脱离汉学、宋学框架，但是具体交代了代表性学者在汉学、宋学之间的转换，并显示戴震哲学是两者滋润的结果，这可以说是对王国维的继承、细化和拓展。
胡适对戴震哲学体系的梳理和论述比王国维系统得多。在王国维看来，戴震提出与宋儒不同的关于“欲”“义理”“情”的学说，戴震论“性”与“心知”，与宋儒也不同。胡适则总结戴震学术的特异之处，论述戴震的“天道”论、“性”论、“理”论、方法论、心理学、理欲之辨、人生观实践论等，能够从中西结合角度看待戴震哲学问题。
胡适对戴震哲学的评价远高于王国维的评价。王国维说戴震“其说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远甚；然一方复活先秦之古学，一方又加以新解释，此我国最近哲学上唯一有兴味之事，亦唯一可纪之事也”
，“实代表国朝汉学派一般之思想，亦代表吾国人一般之思想者也”
。而胡适则评论戴震是朱子之后第一个大思想家、大哲学家
，“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
。
特别是，胡适和王国维对于阮元的哲学有不同评价。王国维评价阮元“全袒戴氏，其所增益者，不过引《书·诏诰》《诗·卷阿》之说，为戴氏之未及，又分析性之字义而已”
。而胡适则这样评论阮元：
他用戴学治经学的方法来治哲学的问题；从诂训名物入手，而比较归纳，指出古今文字的意义的变迁沿革，剥去后人涂饰上去的意义，回到古代朴实的意义。这是用历史的眼光，客观的研究，足以补救宋明儒者主观的谬误。
阮元所说，推到最高处，也不过是一种敬慎威仪的理学先生样子，终是一种“重行不重知”的哲学。这是戴学所轻视的。
胡适一方面看到阮元对于戴震的继承，另一方面注意到阮元与戴震哲学的不同，这不能不说是对王国维的一种超越。
胡适注意到王国维未涉足的戴震哲学的某些方面。关于戴震的学术经历，《戴东原的哲学》《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都涉及戴震生平、学术及师从江永等，这都是王国维的文章里所没有的。关于戴震的前驱，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论述了以颜元、李塨所谓颜李派为代表的戴震哲学前驱的实用主义，以及同样是戴震哲学前驱的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的经学复兴。
胡适在《中国近三百年的四个思想家》演讲中，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是顾炎武、颜元有专题论述，是对《戴震的哲学》相关部分的细化。
特别是关于后人对戴震哲学的批评，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里有一节专论戴震哲学的反响，详论洪榜为戴震《答彭进士书》《孟子字义疏证》的辩护，程晋芳《正学论》对戴震的责骂，段玉裁不懂戴震哲学，章学诚赏识《原善》《论性》但反对抨击朱子，翁方纲盲目反对戴震哲学，姚鼐推崇宋儒故不满于戴学，凌廷堪重视戴震哲学但失去戴学的精神，焦循为戴震辩护并得到戴学的精神但是在“性”“理”“格物”上见解不同，阮元是戴震哲学的最后护法但与戴学不全一致。
这些内容，除阮元以外，均为王国维所少言及者。
总之，在研究戴震哲学这方面，胡适受王国维启发，并接受其一些说法，但研究的细致程度和角度及对戴震评价之高，为王国维的研究所或缺，这是胡适实验主义方法论的又一体现。
结 论
1917年7月，胡适回国前，王国维学术已成果卓著，非胡适所能比拟；胡适比王国维年少十四春秋，年龄上自是两代人。作为后学，胡适无论如何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不能不对王国维表达敬意，尤其推崇王国维的《竹书纪年》研究。
新文化运动后，胡适逐渐成为新一代学术领袖，从事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写作白话文学史，还研究中国诗歌和戏曲史、中国哲学史等，与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多有交叉重叠。特别是，在词、曲问题上与王国维有不同观点，甚至公开批评王氏。胡适在戴震哲学方面超越了王国维，但是最初这一工作是受到王国维的启发。这些都是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42年之前的事，胡适要做新一代学术领袖，就不能不在这些问题上掌握话语权，故处处与王国维一较高下。不过，胡适对王国维大体推崇，小处批评。
1942年，胡适因读孟森论《水经注》之文，介入郦学，发现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遵张穆、魏源之说，斥戴校《水经注》抄袭赵一清《水经注释》、戴氏不师敬江永、《孟子字义疏》等攘朱子之学，则奋起为戴震辩护，自然少不了对王国维的病诟。之后，胡适批评王国维治学气不平缓、疏于证据。
同时，胡适注意王国维关于汉魏博士研究，批评王国维史料征引和解读的不严谨。这个时期，胡适推崇王氏的时候少，上文提到胡适1959年6月19日《复苏雪林》，赞赏王国维对殷卜辞中先公先王的考证，其学理依据除了胡适秉持的实验主义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史语所甲骨学改变了胡适早年的认识。
总体说来，胡适对待王国维的学术前恭而后倨，这一转变，是其所坚持的实验主义和作为学术领袖的自尊，交互发生作用的结果。
①房鑫亮：《论王国维与胡适的学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曹辛华：《王国维与胡适词学观异同辨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陈以爱：《胡适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回应》，《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桑兵：《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②③《胡适全集》第2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29、450页。
④⑤《王国维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201页。
⑥《胡适全集》第2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4页。
⑦罗振玉：《集蓼编》，收入《罗雪堂先生合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转自《王国维全集》第20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⑧《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7页。
⑨⑩胡适：《词的起原》，《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第141、142、145页。
胡适：《词选》第三版《附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页。
《胡适全集》第2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386～387、391、373～374、377～378页。
《王国维全集》第1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91、889～890页。
《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39、747、748、103～104、77～90页。
《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226～227、587页。
浦江清：《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大公报》1928年6月11日《文学副刊》第23期，《学衡》1928年7月第64期。
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7卷第3期。
《王国维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5、856、857页。
《王国维全集》第3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85、85～86页。
《胡适全集》第1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305、305～306、307、308、309、313、314页。
《王国维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551～552、552、96、104、102页。
《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00、200、201、203、203、205页。
《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112、112、112、112～113、113页。
《胡适全集》第3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2～133页。
《胡适全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1、436、448、345～349、395～461页。
不得不自我检讨的是，胡适对王国维《水经注》研究的批评，问题复杂，也更为专门，本文难以完成，须另行讨论，祈读者诸君千万予以宽宥。
作者简介： 李勇，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潘 清〕
标签：胡适论文; 王国维论文; 词论文; 戏曲论文; 汉魏博士论文; 戴震哲学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