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党际关系的特点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论述，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由特定阶级中一部分最积极的分子组成的，具有明确政治主张，为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展开活动的政治组织。政党与政权具有密切相关性。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党，不管其是执政、参政或是在野，它思考问题首先要立足于国内，但既然是着眼于政权，也必须考虑执政后代表整个国家执行对外政策，进行对外交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她虽不直接代表国家同其他国家和政府发生关系，但我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政党外交自然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为党的对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新中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曲折。中苏论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严重曲折和巨大损失使我党失去了很多朋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和对外关系越来越窄，党际交往的特点和作用难以发挥。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党际关系放在我国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1](P237)由此开创了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
一、中国共产党对新型党际关系的探索历程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新起步、不断探索和深入拓展是在邓小平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其主线就是对新型党际关系和“党际交往四项原则”的探索。这个过程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初步形成于十二大、完善于十五大、成型于十六大，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初步形成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党的十二大。
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我党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深刻的教训。国际共运大论战、文革时期“支左反修”的极左方针，使我党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发生严重的扭曲，并影响了国家关系的发展。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我们只能在极其困难的局面下面对外部世界，勉强支撑我国的对外工作。
作为曾长期主管党的对外工作，并亲历国际共运许多重大事件和斗争的领导人，邓小平对此有切肤之感。他在倡导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全党拨乱反正的同时，也认真总结了我党在党际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1982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乔治·马歇时说：“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本国的共产党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的同志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是肯定要犯错误的。”[2]“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3](P278-279)对于党与党之间存在的是非恩怨，邓小平主张采取“一风吹”的态度。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际关系方面虽没有重大突破，但它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犹如一夜春风，吹散了笼罩在发展正常、健康的党际关系上的层层雾障。在此之前，党的对外工作上的拨乱反正就已起步，此后就全面展开，加快了步伐。
此后的四年，主要有四个大进展：(1)恢复与南共联盟关系，打破了国际共运中的坚冰。1977年8月，铁托以总统身份访华，中南两党进行了内部接触，次年6月，中南两党正式恢复了党际关系。(2)开拓与民族主义政党交往的新领域，突破了只同共产党联系的传统做法。(3)修复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逐步摆脱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窘境。这为随后我党与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4)1981年2月，以第一书记密特朗为团长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与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我党在此后7年多的时间里与西欧所有社会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与社会党交往的原则和策略。
党的十二大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新型党际关系的探索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把邓小平关于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思想概括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4](P7)
这一次表述的提出，将我党几十年党际交往的经验和教训归结为几句精炼的原则性论述，使党的对外交往第一次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性原则，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可以认为是我党对外交往指导原则上的理论奠基。
2.完善和成型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
十二大把对党际交往的新认识概括为四项原则，这在理论上上了一个层次，随着党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和加深，十三大、十四大选举产生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型党际关系的认识又有两个提高：
一是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不因社会制度划敌友。过去，囿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思想认识的偏差，党际交往范围尚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以苏划线”，自我封闭，追求意识形态上的同一性，严重影响了党的对外工作正常开展。
邓小平较早地提出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成为国际交往中的鸿沟。他在1981年1月会见美国客人时说：“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5](P612)1989年，他进一步提出“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P33,353)
二是吸取历史教训，在国际交往中“不当头”、“不扛旗”。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不可测因素增多。第三世界的一些党和国家希望中国当头，西方舆论界也常有人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中心”、“第三世界的领袖”等“桂冠”强加在中国头上。面对此情，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1](P321,320,363)正是在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指导下，我党“埋头实干”，逐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封锁，党际交往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局面。
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把邓小平提出的“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的思想和实践进一步概括为“坚持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十分清晰地勾画出新型党际关系的新图式。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明确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科学联系，充分体现了国家“整体外交”的思想，从而将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的联系放在了一个科学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
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重申：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同一切愿与我党交流的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这是世纪之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形势下，分析新的时代特点，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为把我们党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对新型党际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新型党际关系的特点和重要意义
新型党际关系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际关系的理论，为指导新时期我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种新型党际关系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两个重要的转变”相联系的：一是时代认识的转变，我党实现了从“战争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认识飞跃；二是战略抉择的转换，从过去的“一条线”和“一大片”转换为“真正的不结盟”，[1](P126-127)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这种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党际关系始终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
1.顺应时代和形势发展的要求，把党际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定位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把党际关系简化为同志关系、兄弟关系。出于履行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把支持兄弟党的革命活动放在第一位，国家关系实际上是服从党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利于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有时甚至会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
应当承认，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不同的内容。党际关系，即各国、地区政党之间的关系；而国家关系则不同，国家既有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代表者的含义，又有人口、主权、领土三者综合体的含义，因而，国家关系首先是国家主权之间、民族利益之间的关系；国家关系在内容上要比党际关系广泛得多，它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一种综合的国际关系。在我国，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高度一致，因而这两种不同的关系是完全统一的，党际交往应当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但党际交往又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关系，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个方面，对外交往中也不能忽视党际交往的作用。新型党际交往原则中“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的提法科学地明确了这两者的密切联系。
新型党际关系明确指出：第一，应把党同党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分开来。党际关系不能包办或代替国家关系，更不能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干扰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6]第二，党际关系必须而且也能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推进国家关系的杠杆之一。新型党际关系所遵循的四项原则，汲取和借鉴了关于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旨在党际交往中防止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输出革命等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国家关系的做法，而着眼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整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2.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把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确定为党际交往的指导原则。
十六大拓展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最初作为处理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准则，发展为处理“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准则。
四项原则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在具体运用中，应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侧重：第一，对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要提倡“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1](P27)第二，对于执政党，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1](P236)不应利用党际交往干涉别国内政，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第三，对于小党、年轻政党，要谦虚谨慎、平等相待，“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1](P27)把自己的一套模式强加于人。
这四项原则中，“独立自主”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完全平等”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互相尊重”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作为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的集中体现，这四项原则反映了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适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经受住了80年代以来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普遍公认的其他国际关系的准则相一致，以其鲜明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广泛的适用性，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的赞赏和认同。
3.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强调与一切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开放式交流关系。
新的国际形势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经济和社会发展已日益成为国家对外交往的主要因素。国家利益要求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合作，这要求政党外交要做到：第一，遵循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胸襟开阔”、“放眼世界”。在党际交往中，“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1](P202,260)第二，“超越”不等于放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它并不是西方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只是不让这种差异成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障碍，最终是要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第三，“淡化”不等于同化。应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国家和政党进行意识形态侵蚀和渗透的倾向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有数”[1](P320)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4.强调以党际交往促进经济交流与合作，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政党外交的宗旨之一。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凸显，而政党执政能力的大小、治国成效的好坏，决定了该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去留。因此，各国政党都把如何提高执政参政能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际竞争地位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而，政党之间有关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方面的交流趋势逐步扩大。政党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将成为新型党际关系的最新生长点。
一段时期以来，注重通过政党交往交流探讨发展的经验，借鉴吸收人类创造的有利于我国发展的优秀文明成果，交流探讨治国理政的经验，已成为我党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通过政治交往促进经贸合作成为政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在对外交往中努力注入经济因素，并逐渐开辟出一些“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途径、新形式。党的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深入了解当今世界和各国的新情况、新变化，认真研究国外成功发展的新经验、新举措，借助他山之石，丰富发展思路。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在与我们党交往中也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交流，而更加注重交往的实质性内容。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迫切希望学习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政党也开始重视研究中国的治国方略，积极与我们开展研讨交流活动。这些智慧和经验的交流不仅为党和国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还充实了党际关系的内涵，为政党外交的新发展增添了活力。
三、发展新型党际关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全球性的政党巨变，世界政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种全球性的政党巨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全球政党数量剧增。目前，在全世界770个（标明了建党时间的）主要政党中，约有270个是在冷战结束后成立的，新建立的政党占世界政党总数的35%。新成立的政党主要集中在原苏联、东欧和非洲地区。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主权国家后，每个国家都拥有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党，因而在原苏联地区，政党数量由原先苏联共产党一个政党迅速增加到上百个。原东欧7个社会主义国家（除民主德国外）在剧变前只有15个政党，1991年增加到444个，[7]2000年增加到1000多个。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国家约有130个政党，在此后的十年中便膨胀到近1000个。
其次是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剧变。冷战后，传统政党的衰退迹象日趋明显，政党格局由相对集中向分散方向发展，政党体制开始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执政长达几十年的共产党急剧衰落，或分化瓦解、或改旗易帜，先后丧失了政权，从执政党变为在野党，政党体制从社会主义一党制或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改变为议会民主制。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开始了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向多党制转化。80年代末，非洲实行一党制或由于实行军人独裁而无政党的国家共有38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75%，到了21世纪初期，除少数国家外，有50个非洲国家宣布实行多党制，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90%。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是典型的一党独大制国家，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成立以来连续执政68年之久，但在1997年的中期选举中，该党失去了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地位。在亚洲，印度自独立后，国大党一直是政坛的主导党，但在1996年大选中，该党在有543个席位的人民院中，仅获141席，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丧失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的两党制遭逢第三党或独立派力量的挑战；在一些“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国家中，霸主党的地位发生动摇。如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独霸政坛38年，但在1993年开始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此后虽曾东山再起，但一党独霸政坛的局面已告终结。
这次全球性政党巨变浪潮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1991年达到了顶峰，具有涉及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到1992年，大部分国家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趋于稳定，经大浪淘沙，一些政党已灰飞烟灭，世界政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这为我们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一是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数量激增，扩大了政党交往的国际空间，党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我党已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但仍有相当大的空间有待我们去拓展，新世纪的党际交往大有可为。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主要政党分类排队，分清轻重缓急，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使我党的对外交往能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
二是日趋多样化的政党体制要求政党外交在重点做好执政党工作的同时，也要抓好为数众多的非执政党的工作，以保持和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两党制将继续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一党执政、多党制衡”将作为重要的政党体制而存在。党的对外工作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方略，既要与执政党保持联系，促使党政关系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也要同重要的在野党进行接触，不使执政党易位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多党竞争的杠杆作用，积极、有序、稳妥地开拓未建交国的政党工作，推进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新型党际关系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国家整体外交的思想，从外交战略高度上确立了党际交往与国家关系的科学联系，为新世纪的政党外交指明了目标和努力的方向，也使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姿态和风度活跃于国际共运和党际交往的舞台。这对于调整我国的总体外交格局，形成全方位、立体的整体外交攻势，全面发展我国趵对外关系，加强和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了解，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并最终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