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逝后见平实，——六朝京殿苑猎赋文化意蕴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平实论文,辉煌论文,文化论文,逝后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曰：“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恰确地概括了汉大赋题材、形式的特点。而就汉大赋题材，又以京殿苑猎为最集中的表现对象，也是最富有时代特征的题材。综观两汉赋坛，大赋以其在文坛上的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而赢得了“一代文学之宗”的地位，在汉赋辉煌灿烂的艺苑中，到处放射出京殿苑猎的光彩。没有京殿苑猎赋的兴盛，就不可能有汉赋的辉煌。汉大赋中影响最大，最能体现大赋文体特征的，也首推京殿苑猎赋。赋家在汉大赋形成、成熟至鼎盛的过程中，一直关注着京殿苑猎题材：从标志大赋形成的枚乘《七发》，到展现大赋成熟风貌的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再到西汉后期大赋名家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到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无不以京殿苑猎为题材，京殿苑猎一直成为赋家推动大赋形成发展的最理想的题材。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标举秦汉十大赋家为“辞赋之英杰”，他们是：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家中荀况、宋玉是战国人，八位汉人中，贾谊为汉初骚体赋代表作家，其时大赋尚未形成，王褒无京殿苑猎大赋，其余六人均以京殿苑猎赋显名。京殿苑猎，作为社会人文现象，其社会性、现实性极强。没有汉代统一、强盛、繁荣的社会现实环境为基础，京殿苑猎赋的繁荣是不可能的。而京殿苑猎赋也以其“铺采摛文”的文体特征、“穷极声貌”的表现特点、巨制宏篇的磅礴气势，与其正大堂皇题材的和谐结合，表现了极强的颂美功能，有力地展出了汉帝国富饶强盛、恢宏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对汉帝国的颂扬，对一代君主功业德泽的赞美。如此社会效用的实现，非京殿苑猎赋莫属。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京殿苑猎赋，京殿苑猎赋适应了时代。
随着两汉大一统政权的崩溃，散体大赋的生长环境消失了，两汉中占统治地位的大赋，至六朝便迅速衰落了，汉大赋中独领风骚的京殿苑猎赋，至此便从那辉煌的文学殿堂之巅而落入了现实贫瘠的土地上，绚丽的光环烟消雾散。六朝四百年间，京殿苑猎赋屈指可数，一些残缺，一些失佚，完整保存下来的，颇为有限。在六朝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这为数有限的京殿苑猎赋也只能产生在一些相对稳定、发展的社会阶段和地区，较集中在三国魏和西晋太康中，加以南朝刘宋时期产生一些宫殿小赋，北朝北周出现一些田猎、演武赋。此外，在许多社会阶段上，京殿苑猎题材的赋作一片空白。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从东晋至整个南朝，显示武功、颇有刚健雄豪之气的田猎赋几乎看不见。毕竟，前代遗落下来的种子，也只能在合适的气候土壤中才能发芽、成长。从体制形式上看，六朝京殿苑猎赋继承汉大赋形式，构造鸿篇巨制的，仅见一二；大部作品则篇幅较短，渐趋于事类咏物小赋，因此，也就是失去了汉大赋那种恢宏壮阔的气势了。
汉代京殿苑猎赋的繁荣，从正面展示了两汉社会的强盛、富饶，以及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六朝京殿苑猎赋的衰落，则从负面揭示了六朝社会的动荡、黑暗、凋弊，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某些方面，京殿苑猎赋从汉代的辉煌走向六朝的衰落，始终密切地关联着社会的兴衰治乱。作为社会敏感神经的文学之一种，京殿苑猎赋由于题材强烈的社会性和人文色彩，使它更具有时代的标本意义。因此，当大赋的辉煌逝去之后，在六朝京殿苑猎赋中，我们仍可以解读出当时社会文化所特有的某些丰富的内涵。
鲜明自觉的文学意识
汉代京殿苑猎赋最引人注目、最富有文体特征的是它的巨丽。扬雄说：“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注：扬雄《法言·自序》。）又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注：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指出，“《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序》。）班固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注：班固《汉书·艺文志》。）诚然，“弘丽”“靡丽”是汉大赋鲜明的文体特征，且最集中表现在京殿苑猎赋中。《上林赋》中，亡是公曰：“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即以上林苑之巨丽矜夸于子虚和乌有先生，以压倒齐，楚之事，展示出汉天子无以伦比的声威。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何宏丽之靡靡，资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谁能克成乎此勋？”借鲁灵光殿之宏丽的描写以颂圣。这一“丽”的形式美特征，在六朝京殿苑猎赋中仍得到继承和发展。六朝京殿苑猎赋有两种形式，一类着意模仿汉大赋，从立意、谋篇、规模、语言，均追步汉大赋，故其巨制鸿篇、巨丽的审美效果与汉大赋一脉相承，如左思《三都赋》。但此类赋篇数了，大部分赋作一改骋辞大赋的模式，另创别格。它们虽无恢宏磅礴的气势，“蔚似雕画”的靡丽，却以形象鲜明集中、轻灵流丽见长。首先，它们不以主客问答形式彼此抑扬，层层相高，步步争胜构造鸿篇，而是直接集中地展开对对象的描绘，显得干脆、简洁。在对象的描绘中，亦不景中设景，层层展开，东西南北中面面俱到；而是相对集中，有所侧重，故形象鲜明，神采飞扬。其次，由于描绘对象集中，因此篇幅较短。一改大赋过于藻饰、罗列堆砌的繁冗，而表现为流丽、活泼。再次，语言平易，华美，减少了散体句而加大了骈偶句式，使作品富于节奏感和音乐美。例如田猎赋。汉大赋写田猎，必写田猎苑囿泽薮之广袤，其间山川林薮之形胜，水陆物产之丰饶；田猎结束后必附以君王歌舞游宴之逸乐。君王的田猎活动必须加以前后系列活动的映衬，田猎的壮阔场面还须借助广阔的背景来烘托，点面结合以铺陈，形成连轴式的画面，以进一步恢宏气势。而六朝田猎赋则直接叙述事件，描绘场面。如建安中曹丕、王粲、应玚同时跟随曹操出猎，写下的三篇田猎赋，曹丕《校猎赋》、王粲《羽猎赋》、应玚《西狩赋》。三赋都集中描写了出猎车骑之盛，及田猎场面的惊心动魄，借以展示曹操军威之壮，军事力量之强。它们犹如一个个特写镜头，推现在你面前，旋即消失，嘎然而止，不枝不蔓。
总之，六朝京殿苑赋往往描写集中，重视微观的凸现而不追求宏观的展示，不作连轴画卷式的铺陈。其体制已由汉大赋的“鸿裁之寰域”而转向“小制之区畛”。在形式美的表现上，前者为“巨丽”“靡丽”，后者则是“丽”而不巨，“丽”而不靡。同样追求“丽”，从表现形式上看，后者似乎略嫌逊色；然而，从理性的自觉追求的角度上看，六朝京殿苑猎赋则更在汉大赋之上。它表现了对艺术形式美的自觉追求，体现了鲜明的文学自觉意识，这点上，汉大赋仅能望其项背了。此点容下文稍事分析。
汉代京殿苑猎赋在充分张扬巨丽之后，往往以否定巨丽、反奢靡而寓讽谏结篇。如《上林赋》中，亡是公在极尽夸饰上林之广阔、富饶，汉天子上林田猎之盛况及游宴之风雅，极靡丽多夸以颂美颂圣之后，则写汉天子幡然省悟，“此大奢侈！……恐后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隤墙放苑，与民农耕渔猎，勤政爱民，加强礼教化。曲终奏雅，寓讽谏于其中。又班固《两都赋》序文曰：“臣窃见海内清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序文说明作者为了纠正反都长安的议论，稳定民心，维护东汉政权的稳定，并表明自己的立国主张，写了此篇赋。赋作对西都的繁荣、富饶极尽夸饰，尤其对宫殿群的描写，极显示出庄严华丽、壮观的气派，令人眼花目眩而肃然敬畏。然而这些铺陈夸饰，是为了反映两汉统治者的奢侈豪华，反衬东都主国制度之雅正；西都巨丽的描写，仅作为铺垫，它终归在东都赋中所宣扬的崇儒思想中被否定了。如此的创作实践，与汉人的诗教观密切相关，班固强调赋的教化作用，“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注：班固《两都赋序》。）扬雄以为“赋劝而不止，……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注：班固《汉书·扬雄传》。）汉宣帝肯定喜爱辞赋，认为辞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注：班固《汉书·王褒传》。）赋必须寓教训，这是汉人在理性上清醒的认识。因此，汉大赋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追求巨丽，极靡丽多夸；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借曲终奏雅的形式寓讽谏，以儒学思想加以规范，以反奢靡，诫淫逸立论。虽然这仅是“曲终奏雅”，仅是“劝百讽一”，但毕竟“奏雅”，毕竟有“讽一”。不管赋家这样做感情上如何，或真心，或无奈，理智上他们终究无法摆脱一代思想文化观念的制约，他们对巨丽的追求尚不敢作正面肯定。当代一些学者就汉赋所表现出的巨丽形式美而认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可以由“曹丕的时代”而上溯到汉赋时代。对此观点，笔者持保留意见。汉赋客观上所表现的艺术美使它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但就主观上来说，汉人的文学意识尚处于朦胧不自觉阶段，诗教观仍沉重地制约着汉赋的创作与评价，“巨丽”在大赋中并非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讽谕才是汉人作赋的指归。
六朝京殿苑猎赋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则大大前进了一步，它鲜明地表现出现性的自觉意识。六朝赋家不仅在创作实践上表现出对汉大赋美学形式的继承，而且敢于正面肯定“丽”，追求“丽”。这些赋作集中描绘、铺陈都邑、宫殿之美，之豪华，田猎之盛况，之佚乐，把张扬对象之“丽”作为目标，作为直接的功利效用；它们不必寓教训于其中，曲终奏雅已基本不为他们所采用，仅这一点，已表明六朝京殿苑猎赋大大突破了儒学的藩篱，而走向文学自觉。不仅如此，赋家们还有明确而自觉的理论倡导和主张。何晏《景福殿赋》曰：“不壮不丽，不足以一民而重威灵；不饰不美，不足以训后而示厥成。故当时享其功利，后世赖其英声。”认为宫殿之壮丽对于张扬君主的声威，产生社会教化均有积极意义。庾阐《扬都赋》开篇即云：“子未闻扬都之巨伟也。”赋作极力铺陈描绘扬都周围山川之形胜、景致之优美、物产之富饶，以骄傲自豪之情颂扬“我皇晋之中兴”。萧统《殿赋》曰：“观华矆之美者，莫若高殿之丽也。”对宫殿的华美充满赞美自豪之情。这些赋家在赋中公开宣扬对“巨丽”“巨伟”“丽美”的追求，把对象形象美的表现作为直接的目的，强调艺术美的社会功用，把美感作用提高到与儒学同等的教化意义上来认识。艺术美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诗赋可以不必寓教训。可见，六朝京殿苑猎赋表现了鲜明自觉的文学意识，在这点上，六朝京殿苑猎赋比起两汉则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六朝京殿苑猎赋的创作实践以及何晏等赋家对形式美自觉、理性的追求，与被誉为“文学的自觉时代”（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标志的曹丕理论——“诗赋欲丽”（注：曹丕《典论·论文》。）——相一致、相吻合；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注：陆机《文赋》。）的理论，更是并无轩轾。六朝京殿苑猎赋所表现的文学观念的自觉，是一代新文学观念的反映，是具有时代性的。曹丕“诗赋欲丽”理论的提出，正是对汉末建安以来文学创作及文学观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
冷峻深沉的士人心态
《三都赋》是现存六朝都邑赋中绝无仅有的骋辞大赋，其立意、谋篇、布局均仿照两汉京殿大赋，因此张华有“此《二京》可三”之评（注：《世说新语·文学》。）而令久违了骋辞大赋的晋人耳目一新，并唤起他们强烈的怀旧心理，以及对重创京殿大赋辉煌时代的希冀，以致于一时有“洛阳纸贵”（注：《晋书·左思传》。）的轰动效应。然而，模仿仅是一方面，《三都赋》的独创性、对汉大赋的超越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三都赋序》曰：“余既思慕《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貌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序文一方面说明此赋对张衡《二京赋》的学习模仿，同时又指出自己独到之处在于征实。强调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认为只有真实才能提高可信度，达到颂美的目的。正是基于此种征实精神，序文批评了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汉代京殿苑猎赋“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之弊，认为这些赋作“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侈言无验，虽丽非经”。认为这种缺乏现实基础的铺陈描绘，多虚假不实，因此达不到良好的影响和教育效果。
《三都赋》从作者的指导思想到文本的创作实践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征实精神。这种征实精神颇受后世学者的非议，有的指责《三都赋》自身也不免虚夸，自相矛盾；有的认为这种征实精神是对文学艺术规律的违背，是对文学特质缺乏认识的表现，殊不可取。笔者认为，种种非议，实在是脱离左思时代的非历史性的批评，因此只见其一，未见其二，亦难免偏颇。笔者认为，这种征实精神，一方面，对于纠正汉大赋过分夸饰的现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再则，它反映了魏晋士大夫文士冷峻深沉的社会生活态度。面对现实社会人生，魏晋人已经失去了汉人的热情和浪漫，而趋向于对真实的追求。可以说，骋辞大赋作家，汉代也好，左思也好，都不免要遵循儒家的诗教观，强调赋的讽颂传统，以讽谏为指归。然而，由于汉代大一统社会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感染，汉赋家往往以极大的热情，充满浪漫情调去面对社会，予以讴歌赞颂。因此他们作赋往往“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焕乎有文，蔚尔鳞集”，“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皇甫谧《三都赋序》）。这也是汉帝国特有的时代精神在赋中的体现。而左思生活的西晋太康中，虽属晋王朝中兴时期，然社会局势、王朝实力，殊难与两汉王朝相比，士人文化心态、精神面貌亦迥异其趣。自汉末天下大乱至西晋统一，其间近百年，分裂割据、朝代迭更、政权频移，战争和杀戮不断，社会的黑暗与险恶在士大夫内心深处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因而产生沉重的社会忧患。看惯了篡乱的人们已经不再有太多的狂热和激情，面对社会现实政治，他们投去了更为冷峻的思考和探索。魏晋玄学正是这种思考的产物。玄学之本旨在于服务现实政治，阐发内圣外王之道，以协调汉末大乱以来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纷乱关系，使社会走上有序的理想化的轨道。玄学家摒弃了种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现象，从更高的层次上对宇宙的生存依据进行了探讨，努力去把握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对有无、本末、体用、言意、名教与自然等一系列哲学概念和范畴都加以讨论，表现了极强的思辨性和理性精神。但当现实与理想的分裂对抗已无法调和之时，阮籍、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释私论》）的玄学自然论，表现了对现实的极度否定与失望。以自然对抗名教，以自然否定现实，魏晋玄学在蕴含着强烈深沉的现实忧患的表面，表现为对自然真朴的执着。在经历了太多的世事沧桑和社会苦难之后，魏晋人变得深刻而冷峻了。左思《三都赋》所表现的征实精神，正是魏晋人清醒的理性精神在赋学观念上的反映。左思的提倡虽不免有悖逆文学特征之讥，却反映出魏晋社会文化观念的实质。
左思征实精神的时代特征，我们还可以从六朝学者的有关理论中得到印证。被鲁迅先生称为“文学的自觉”理论的先驱者曹丕曰：“赋者，言事类之因附也；颂者，类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曹丕《答卞兰教》）强调诗赋以真实取信于人，更易为人所接受。曹丕一方面主张“诗赋欲丽”，强调赋艺术形式美，另一方面则主张内容真实；左思的主张不正与此同调吗？西晋名儒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中曰：“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祖构之士，雷同影射，流宕忘返，非一时也。”对汉赋的过分夸饰多有批评，而对《三都赋》的征实精神则加以赞扬，“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岂诬也哉！”《三都赋》经皇甫谧的称扬与推荐，遂大行于世，可见他的观点深得时人的接受。挚虞《文章流别志论》曰：“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挚虞批评汉大赋过壮、过美、假象过大之弊端，认为其结果将极大地妨碍作品的政治教化作用。齐梁时的大批评家刘勰说：“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荀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推崇“要约写真”而非议“淫丽烦滥”之作。可见，左思的征实精神代表了魏晋人对汉大赋靡丽的反思之后所提出的新的美学要求。他们一方面追求“丽”，但是真实内容基础上的“丽”，而不是“假象过大”，而不是“托无于有”。其“丽”的追求与真实性并不矛盾，前者是形式方面的，而后者是内容方面的。魏晋人的赋学观认为，只有在内容真实的基础上的美，才具有更强的艺术感染力，才能避免“背大体而害政教”。
其实，以左思为代表的魏晋人的赋学观，在扬雄晚年已经提出。《汉书·扬雄传》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扬雄年轻时追慕学习司马相如弘丽温雅之大赋，而成为西汉后期大赋家，至晚年则认为大赋靡丽多夸缺乏讽谏意义，因此对大赋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辍笔不为。之后，王充在《论衡·谴告篇》提出：“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长卿之赋言仙无实效，子云之赋言奢有害。……”《论衡·定贤篇》曰：“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扬雄、王充等对汉大赋的非议，成为汉代赋论的否定派，并开了汉赋论争的风气。这场争论引起历代学者的关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直到现代。然而扬雄、王充的观点在汉代是没有市场的，扬雄虽以一代大赋家的身份而高声疾呼，并以“壮夫不为”的实际行动相号召，响应者还是了了。汉人对大赋的热情并没降低，上自帝王、贵族，下至士人均欢迎它，接受它，赋家对“靡丽”“多夸”追求如故，“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这种现象正表明汉人对时代、对社会尚充满热情和信心。扬雄晚年的观点表明，当他成为一位深刻睿智的学者时所表现的理智和冷静。但是，当培育骋辞大赋的土壤、环境尚存在时，他的观点自然就显得颇背时宜而不为人们所接受了。
当大汉帝国眩人的光环在汉末的战乱和血污中烟消雾散，社会的残酷、黑暗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之时，六朝人终于从那浪漫豪情的峰颠跌落到现实的土壤中。魏晋人开始以冷静、深沉的眼光审视社会历史，看待世事人生，他们一反汉人的热情、浪漫、富于理想，而追求反朴归真，崇尚自然，向往山林，对玄学佛教的皈依。传统京殿苑猎赋在六朝人眼中显得太奢靡、太理想化了，与现实生活距离太遥远了，他们要求的是写实求真。当京殿苑猎大赋在六朝中因失去生存土壤而衰落之时，个别作家的偶然尝试，也不免受时代文化观念的制约、审美追求的影响。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扬雄“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的观点在左思身上得到了继承，得到了六朝人的普遍接受。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扬雄当年不被接受，是汉代社会文化观念发展之必然，左思在魏晋中有诸多同调者，亦脱离不了一定时代社会文化思想的规范，它们都是特定时代思想文化观念的积淀。
走向社会人生
都邑、宫殿、林苑是汉大赋中正大堂皇的题材，也是最能表现强盛的帝国风貌、昂扬豪迈的时代精神的题材。这类题材的赋作，在六朝中却担当起另一种角色：承载着社会的苦难与沧桑。它们写芜城、写废都，与汉大赋相比，描写对象同为都邑，却分属兴衰两个侧面，因此立意、风格截然不同。曹植《洛阳赋》、阮籍《亢父赋》《东平赋》、鲍照《芜城赋》、吴均《吴城赋》均属此类。
曹植《洛阳赋》描写经过汉末战乱的洗劫，东汉都城洛阳残破、荒凉的景象：“狐狢穴于紫闼兮，茅羲生于禁闱。本至尊之攸居，□于今之可悲。”前朝的帝都如今已是满目残破凄凉，往日的繁华连同它的主人都已被荒草野兽所吞没了。从赋作仅存的四句残文中，可见出内容立意之一斑，它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表现了对旧王朝的凭吊，对现实苦难的关怀。同一题材对象，曹植在诗歌《送应氏》（其一）中同时加以表现。诗曰：“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参照阅读，正可弥补赋文残缺之憾。曹植生活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在父亲曹操的影响下，他从小立下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志向。他“生乎乱，长乎军”，对战乱给社会造成的破坏，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有较深的感受和体会，这使他将眼光投向了残破的都邑，不仅用诗歌，而且用赋来反映现实社会的苦难，一反都邑赋颂圣颂美的传统，表现了建安文人可贵的现实精神，以及对辞赋传统的革新与超越。
鲍照《芜城赋》通过广陵今昔盛衰的变化，表现了强烈的历史沧桑之感。广陵（今扬州）在吴王濞时期曾十分繁华，其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才力雄富，士马精妍”。至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冬，北魏太武帝南侵，兵至瓜步，广陵太守刘怀之烧船毁城，率民渡江，广陵因此首遭兵祸；孝武大明三年，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叛乱，广陵再遭兵乱；十年间广陵两遭兵祸，自此衰落，荒凉残破，一派阴森可怖的景象。这座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出入三代，五百余载，竟瓜剖而豆分”。如今惨象凄凉：“泽葵依井，荒葛罥涂。坛罗虺蜮，阶斗
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见晨趋……白杨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在今昔盛衰的强烈对比中，表现了对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给社会造成严重破坏的揭露和抨击，同时表现了世事沧桑的强烈感慨：朝代轮转，兴衰迭更，荣华富贵不足恃，一切权势的争夺到头来都已化为乌有。在芜城残破对象的观照中，包含了对统治者的讥讽和警告，对社会人生深广的忧愤。处门阀制度下，鲍照以一寒门之士而跻身官场，其处境尤其艰难，并终于在统治者的权势争夺中丧命。赋中深广的忧愤正来自于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深切体验。
再看吴均的《吴城赋》。此赋犹如一篇咏物抒怀之作，作者寓情志于都邑兴衰景象的描绘之中。在吴城现实残景中还残留着春秋时期吴国强盛的痕迹，而些许盛世遗迹则更反衬出现实的残破和萧条，故引发出作者的“千悲亿恨”。吴均，吴兴故鄣人，梁天监初入仕，后累官至奉朝请。生活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庾信《哀江南赋》）的梁武帝时代，他何来“千悲亿恨”？吴均“好学有俊才”，不仅文学才华颇高，且爱好历史，精通历史。《南史》本传载他一心要写史书，借以留芳后世。于是私撰《齐春秋》奏献梁武帝。“书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实录，以其书不实……敕付省焚之，坐免职”。他以实录的史家精神记载了萧衍任齐明帝佐命大臣的史实，而触动了萧梁代齐这根敏感的神经，因遭毁书免职之祸。吴均终未能借史书以传名，但由此可见，他精通历史，有史才，历代社会变迁、朝代更替过程中的种种争夺残杀他十分了解。再则，他亲历了齐梁禅代，权势争夺的残酷、政治的险恶、人生荣辱无常，他的感触就更为直接和深刻，历史和现实都如此真切地给人以强烈的震憾！作者借历史故都的凭吊，抒发的就是这种现实社会人生的“千悲亿恨”吧？
阮籍《亢父赋》《东平赋》不写历史名城，京都大邑，而是写一般小城邑。赋作描绘了两座小城邑贫困、萧条的现实环境和民情风俗的伪诈情状，展现出一个黑暗可憎的社会环境。东平城的环境是：“原壤荒芜，树艺失时，畴亩不辟，荆棘不治。”其民情是：“殪情戾虑，以殖厥资。”“背理向奸，尚气逐利。”亢父城的环境是：“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亢父人则是：“顽器梼杌，下愚难化。”“不肖群聚，空屋无贤。狼风豺气，盩电无厚。”事实上，亢父城也好，东平城也好，并非作者笔下那样一片黑暗、污浊、丑陋不堪。据《晋书·阮籍传》载，司马昭辅政时，阮籍曾对他说：“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因此拜为东平相。可见赋中那萧条野蛮、可憎可怖的城邑，绝非作者“乐其风土”而前往任职的地方，而是作者所憎恶的现实社会环境的缩影。作者通过这样一个丑恶环境的展示，借题发挥，以表现对社会人生的强烈憎恶和忧愤。处魏晋易代之际，残酷的权势争夺与政治杀戮在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名士少有全者”的现实，使得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不得不将他们真实的感情深深地掩藏起来，而采取委婉曲折的方式以反抗。阮籍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他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同上）；他率意独驾，作穷途之恸；他狂饮烂醉，借以拒绝司马氏的婚事。总之，他佯狂以避祸，他借助狂态以渲泄内心的忧愤。他的诗文创作，忧愤弥烈却曲折隐晦，“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诗品》），善于借题发挥以抒愤世嫉俗之慨。其传记体赋作《大人先生传》《猕猴传》均是借题发挥以刺世抒愤之作，《亢父赋》《东平赋》亦是如此。可见以曲折隐晦的方式进行抗争，这是阮籍处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采取的反抗手段，处世如此，创作亦如此。
都邑赋由颂圣、颂美转则关怀世务、审视社会历史，思考人生忧患，这是六朝赋所崭露的新风貌。它表明六朝赋家在继承前代丰富的辞赋遗产时，敢于大胆超越前代题材内容的制约，把赋与现实生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六朝都邑赋走出宫廷，走出贵族圈而进一步走向现实、走向社会人生，都邑题材尚且如此，何况其他题材。
以上我们对六朝京殿苑猎赋作了一些披沙拣金的工作，于是，在我们面前清晰地展现出，京殿苑猎赋从汉代辉煌走向六朝衰落之际所表现的平实、真切与坦诚，在它身上，清晰地投映出六朝许多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虽是吉光片羽，亦弥足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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