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的进展与趋势——《情报资料工作》实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实例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同等重要。社科情报与科技情报的关系亦是如此，都是情报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开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成果不但代表着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水平，而且蕴涵着社科情报发展的规律以及社科情报发展中出现的机遇与挑战。回顾30多年来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历程，对于中国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深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中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数据统计分析
学术论文能反映学科专业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专业刊物则是研究成果的展示平台。中国社科情报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原名《资料工作通讯》），1980年创刊，自1984年第4期开始作为全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会刊出版，由书报资料社与协会筹委会合办。[1]作为社会科学情报的专业刊物，《情报资料工作》一直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主要阵地，也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发表最集中的刊物，客观地统计和分析在《情报资料工作》上发表的关于社科情报理论的学术论文，可以揭示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发现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和策略，促进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和事业的进步与繁荣。
本文选取1980-2007年在《情报资料工作》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对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其中，1980-1993年的数据取自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光盘的《情报资料工作》专辑(1980-2001)，情报理论论文篇数的统计原则为：检索每年发表论文的总目录，理论专栏的文章篇数加上其他栏目属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文章篇数；1994-2007的数据取自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情报理论论文篇数的统计原则为：以“社科情报”、“社科信息”、“情报”、“信息”为检索词在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浏览题名及摘要，剔除不属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文章。此外，论文总数的统计不包括出版动态、信息窗、讲座、编译资料、通知、会议课题信息以及非学术论文。
表1 1980-2007年《情报资料工作》发表的情报理论研究论文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情报资料工作》在1980--2007年间共出版159期，共发表研究论文3367篇，其中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为868篇，占25.8%，大致为1/4稍强。情报理论论文和发文总数的逐年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情报资料工作》的发文总数呈上升趋势，但1995-2000年出现低谷，2001年又重新上升。情报理论研究论文在1988年、2001-2002年出现两次高峰，2003年下滑后，2004年又出现一个小高峰，随后有所下降，并继续维持。这表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在80年代后期受到较大重视，产出了很多成果，这与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以及情报学理论研究高涨的大背景有关。整个90年代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显得比较低沉，成果不是很多，这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特网的迅速兴起和普及有关，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技术的应用，而对理论研究有所忽略。进入21世纪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又开始逐渐受到重视，这是在网络化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社科情报理论问题，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目前，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仍处于中上水平。
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占《情报资料工作》发文总数的比例如图2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情报资料工作》发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的比例是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自身的变动起伏相一致的。即8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处于高峰。
2 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发展阶段
如上所述，在1980-2007年间，《情报资料工作》上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的篇数出现过两个波峰。第一个始于1985年，社科情报理论发文量首次超过20篇，至1988年达到顶峰，年发文量达到59篇。自1989年，发文量开始呈下降趋势，1995年发文量已低于20篇。2000年后，又出现了另一个波峰。根据《情报资料工作》发文变动所揭示的规律，并结合我国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大体上分为4个阶段：萌芽期（1985年以前）、繁荣期（1985-1994年）、低落期（1995-1999年）和复苏期（2000至今）。其分段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情报资料工作》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的分段统计
2.1 萌芽期（1985年前）
20世纪初，最早注意社科情报问题的人是保尔·奥特勒。1905年，奥特勒的题为《有关经济资料的情报文献工作的组织管理》的报告首次讨论了社科情报资料的组织管理问题。50年代前，情报理论研究集中在文献分类领域，其代表人物有杜威、克特、布利斯等。阮冈纳赞创立的《冒号分类法》成为现代情报学界最负盛名的分类法之一。1961年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社会科学情报》，1969年前苏联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社科情报国家中心——苏联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社科情报事业越来越引人注目。70年代，国外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弥补以往科技情报学的不足，研究中最集中的问题就是社科情报的特殊性问题。[2]
若以形成独立建制的活动部门为现代科学情报事业产生的标志，1957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室（简称情报研究室）的建立是我国现代社科情报事业的开端。[3]中国现代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始于1975年，以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的成立为标志。1985年以前，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大多为翻译和介绍国外研究情况。早在20世纪50年代，情报研究室编辑出版《学术译丛》和《学术动态》，后来又相继创办了《国外报刊主要论文内容提要》和《学术情报资料》。[3]但介绍国外社科情报问题的文章却很少。以1979年为例，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只有3篇介绍国外社科情报事业的文章，无论是图书馆界还是情报学界都未把它作为独立研究对象。[4]
据统计，1979-1985年间共发表翻译介绍类文章94篇，占同期全部社科情报文章的42%。[5]1980年，有关社科情报的文章增加到11篇，并产生了一批立足国内研究社科情报问题的文章，如《关于开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等。这标志着我国社科情报理论已开始出现。同年，《情报资料工作》（原名《资料工作通讯》）创刊，为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成果的展示提供了新的舞台。该刊1980到1984年5年间，共发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64篇，占1980-2007年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总数的7.37%，平均每年为13篇左右，每期2篇左右。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国外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成果的推介，初步形成了我国社科情报理论体系。
2.2 繁荣期（1985-1994年）
80年代中期，高校图书情报学师生开始关注社科情报理论。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惠丰、梁林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誉、宓浩成为当时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活跃人物。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社科情报专业，华东师范大学招收了社科情报硕士研究生。从此，社科情报教育受到关注。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学会的成立推动了社科情报的发展，掀起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热潮，从此，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后，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界申报了3项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大课题，并且面世了一系列关于社科情报的著作，如文献[6-12]。1987年3月，《情报资料工作》举办了社科情报理论建设问题的研讨会，重点探讨了社科情报学的立学问题。1987年6月，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新思潮、新方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并将社科情报理论问题作为一个讨论专题，全方位探讨了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98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首届年会在北京举行，围绕“社科情报服务”主题，对社科情报服务观念、途径、有偿服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90年代初，武汉大学获得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后，彭斐章先生开始招收社科情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最高学位层次上探讨社科情报的理论与方法。武汉大学师生在90年代出版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等一系列研究“书目情报”的专著，拓展了社科情报的研究领域。199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对我国社科情报的严峻形势和现代化手段及情报网络建设等薄弱问题展开了讨论。1993年2月，举行了“社会科学信息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就市场经济环境下社科情报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讨论。[5]
综观1985-1994年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有所增强，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体地讲，1985-1990年的研究重点主要在社科情报基础理论方面；1989年出现了较多的社科情报商品化的研究论文；1990年比较集中的论题是社科情报教育；1991年，出现很多研究社科情报特点的论文；1992年以后，从整体上探讨社科情报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及社科信息工作、社科信息业的论文较多，信息市场和信息产业受到普遍关注。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又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如情报社会学、情报经济学、情报传播学、情报价值论、社科情报政策等。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已逐步将自己置身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之下，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10年间，《情报资料工作》发表情报理论研究论文360篇，占总数的41.47%，平均每年为36篇左右，每期6篇左右。特别是1986、1987、1988、1989年这4年刊载论文总数为188篇，占“繁荣期”的52.22%，平均每年47篇左右，每期约9篇，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达到了顶峰时期。
2.3 低落期（1995-1999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教委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社会科学情报专业，并有几所大学招收该专业本科生。1992年，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为“科技信息”，相应的，随着这股改名风的蔓延，1994年，国家教委将社会科学情报专业改为信息学专业，1999年又将信息学专业与其他4个专业合并为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由于一系列的更名和合并，使社科情报教育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负面影响使社科情报学科建设开始出现滑坡，我国社科情报事业进入相对低落时期。此外，全国社科情报所的“定位”问题也对社科情报理论与方法产生了直接的冲击。[13]
即使在中国社科情报事业比较低落的时期，社科情报研究人员也同样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5年12月，中国社科情报学会第三次代表会首次吸收企业家参与社科情报领域的学术活动，会议重点探讨了社科情报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科信息的需求变化，探索社科信息和市场经济接轨的方法和途径。
《情报资料工作》在1995-1999年5年间，发表情报理论研究论文共91篇，占总数的10.48%，平均每年仅18篇左右，每期3篇左右。1995年后情报理论研究论文比例开始下降，特别是1998年仅有15篇，每期不到3篇，在这5年中有4年的论文数量低于20篇。题名中包含社科情报的研究论文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因特网的出现和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促使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视角和内容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因此信息市场和信息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占据了相当的比重。同时研究论文也更加注意社科情报的社会性，社科情报用户需求分析、信息系统、网络化和竞争情报成为亮点，为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2.4 复苏期（2000年—）
进入21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1年8月7日、2002年4月28日和7月16日江泽民同志就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问题发表了3次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时就落实江泽民同志讲话做了重要指示，强调社科院“要努力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2004年，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方案。
与此同时，我国先后启动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全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CALIS)、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国家科学数字图书馆工程等。全国社会科学院联机联合编目系统、跨库集成检索系统等项目正在调试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数字图书馆建设也列入“十一五”规划。[14]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社科情报工作。以信息、知识和情报的管理、开发、组织和服务为内容的社科情报事业，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决定了它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社科情报工作要强化创新意识，尽最大努力满足科研人员的信息需求，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提供可靠的信息资源保障。同时，社科情报工作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科情报工作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探索社科情报工作的新方向、新思路。
21世纪以来，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进入复苏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与形势对社科情报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社科情报的重要性，认为社科情报与科技情报同样重要，应该加强社科情报在企业商务活动中的应用研究。社科情报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内容更加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知识交流、知识管理、社科情报用户研究、社科情报产品的研究、社科情报交流方法的研究、面向决策的竞争情报、网络情报、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信息与社会、信息与服务、信息与学习。
《情报资料工作》在2000-2007年间发表情报理论研究论文353篇，占总数的40.67%，平均每年约44篇，每期恢复到7篇左右。特别是2001年到2004年这4间共发表社科情报理论208篇，每年52篇，每期将近9篇。在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中，社科情报与社科信息，情报与信息不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信息和知识既是情报的原料又是情报的表现形式或产品，是信息与情报并重，甚至信息、知识、情报“齐晖”的阶段。
从表2可以看出，《情报资料工作》发表情报理论研究论文的年均篇数、年均百分比和期均篇数均符合我们划分的这4个阶段。
3 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现状分析
3.1 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
(1)关于社科情报学学科建设。关于社科情报学的创立和建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1980年，周文骏先生提出了创立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理由。[15]1986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部分研究生集会讨论社科情报问题时认为，构成一门学科的必要条件有3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实际需要、足够的知识量。[16]钱振新先生认为社科情报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17]1987年，朱锦先生认为建设社科情报学已被提上议事日程，而莫作钦先生称其为“正在形成中的社科情报学”。[18]张聿忠先生进一步指出，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应在专题研究成熟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深入开展社科情报理论的专题研究是建立社科情报理论体系的坚实基础。郭星寿先生认为，社科情报学是情报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分支，与科技情报学属同级学科。张聿忠先生认为，社科情报学是揭示和研究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运动形式和活动规律的科学，社科情报学作为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早已和科技情报学分离而独树一帜。[19]关琦先生认为，社科情报学是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实践的总结，是揭示社科情报工作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理论体系，是使多年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实践在客观上潜在的社科情报的活动规律及其内在结构趋于表面化和现实化。[20]
(2)关于社科情报的特点。有关社科情报特点的研究开展较早，这是一个研究成果较为完整的领域。德哈尔特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全面论述了社科情报各方面的特点，如社会科学特点、社科情报特点等。[21]马恒通先生提出社科情报具有抽象理论性强、综合性、社会性、模糊性、潜在性、滞后性等特点。[22]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更是对社科情报的特点进行了全面的高度概括，他们认为，社科情报的特点有：阶级性、政治倾向性、区域特色、内容有序累积程度低、定性分析较多而定量分析精度不高、综合性、术语不统一、比自然科学更分散、传递局限性、老化慢、生命力强等。[23]
(3)关于社科情报学的研究对象。1982年，黄家全提出社科情报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社科情报和社科情报工作。后来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很少超出这个范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社科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有社科情报，社会科学情报用户——个体和群体，使社科情报与用户相结合从而产生效益的手段和技术方法；[18]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除社科情报还有社科情报活动的规律；[16]社会科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情报的基础、情报的构成和情报的传播这一过程的特点及其一般规律。[23]
(4)关于社科情报的成分。社会科学情报成分的探讨是社科情报基础理论领域的另一个重点。这一问题与国内社科情报界大、小情报观之争直接相关。对于大、小情报观的争论不仅关系到社会科学情报学科建设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着社科情报机构如何求生存、求发展的问题。“小情报观”强调社科情报的核心成分——科学情报，而“大情报观”则认为社科情报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产生的两部分情报构成的，“大情报观”逐渐得到公认。[24]
3.2 社科情报政策理论研究
我国情报政策研究起步于80年代初，早期研究主要是针对科技先进国家的科技政策和情报政策进行推介。[25-28]据统计，[29]1980-1989年有关情报政策的译介、研究文章共有49篇；后期的研究则致力于创建我国情报政策的范畴及理论体系。[30-34]社科情报政策是为国家和政府主管部门宏观管理社科情报事业而制定的有关政策，是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指导原则和行动准则，也是维持国家社科情报实践活动，服务于国家情报系统的总目标并为科研服务的具有法律权威的政策体系。1986年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时通过了《社会科学情报系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1986年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情报法规汇编》，收录了各类情报（信息）行政法规80多种。社科情报政策的内容应包括情报政策思想目标，情报系统组织结构、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条款等问题。[35]社科情报政策模式有管理型情报政策和协调型情报政策两种，前者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为轴心展开情报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后者以多元政策主体之间协调关系为轴心展开情报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24]
3.3 社科情报源理论研究
社科情报源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社科情报源的分类、特殊情报源的研究。[36]由于划分标准不同，社科情报源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主要划分方法是：①按载体形式可分为文献和非文献情报源两种，后者主要包括实物情报源和口头情报源；又可分为印刷型和非印刷型两类，后者主要指视听资料；②按内容加工程度可分为一、二、三次文献；③按出版形式可分为图书、期刊、报纸、会议文献、政府出版物、学位论文、档案材料等；④按内容分综合性和专科性情报源两类。特殊情报源包括：①灰色文献：不通过正常渠道出版的文献，如研究报告、政府出版物、会议论文、进展报告、发展计划等，其情报价值往往超过一般公开发行的出版物；②社会动态性情报，即社科基础资料，不同于社科文献，是诸如各种法规条款、统计数据、报纸新闻、政治家的信件和回忆录、企业的年度报告、政府的各种记录等具有基础性、广泛性甚至保密性的资料等；③零次情报，即情报创造者和使用者直接对话形成的结果，是利用非文献系统传递的信息。
3.4 社科情报商品化理论研究
社科情报商品化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颇具争议的热点问题。[37-43]反对社科情报商品化的观点认为，社科情报机构是依靠财政拨款的，社科情报的性质只有单纯的使用价值而并非商品；支持者则认为，社科情报是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社科情报机构可通过为党政决策、科研、社会服务实现社科情报商品化；从投入产出来看，社科情报具备商品的特征，国家承担情报部门的工资、研究费、资料费可以看作使投入，情报部门向政府提供情报信息可以看做是产出。
3.5 社科情报用户理论研究
社科情报用户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经历了情报源为中心、情报交流为中心、情报用户为中心的过程。社科情报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社科情报用户研究除了可以深入地揭示社科情报用户的结构及变化、需求机制、情报行为规律，还可以深化社科情报交流、社科情报系统、社科情报方法论等基础理论的研究结论。社科情报用户可以分为：决策人员、科技人员、一般需求者。社科情报机构应根据用户的个性特点及提出的明确要求提供信息服务，或通过对用户个性、使用习惯的分析而主动地向用户提供其可能需要的信息服务。[44]服务方式特色化才能更好地体现社科信息服务的创新，[45]个性化信息服务将接受信息的控制权交到了用户的手中，[46]更好地体现了社科情报服务以用户为中心的观点。个性化信息服务的方式主要有信息推送服务、检索帮助服务、呼叫中心服务、以用户为中心的智能系统(HCIS)和信息专题门户服务[47]以及RSS[48]等。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社科情报用户对社科情报的广度、深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对社科情报特别是竞争情报的需求导向性、宏观性、及时性和精确性。
3.6 竞争情报理论研究竞争情报理论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近十几年来的一个热点领域。竞争情报这一术语在80年代中期才出现并引入我国。1994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情报研究暨竞争情报专业委员会成立，1995年，在该专业委员会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SCIC)，这标志着中国竞争情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一批有远见的企业，如上海宝钢集团、青岛海尔集团、深圳华为和中兴等结合企业自身实际，积极开展竞争情报活动。这些工作促进了国内竞争情报研究从理论向实践的发展。[49]竞争情报开始大规模地涉足于决策、管理等各个领域，为其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情报支持，使组织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统计显示，竞争情报方面的论文主要是在1994年以后才逐渐增多，1995年到2007年间，在《情报资料工作》发表的444篇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文章中，题名包含竞争情报的共31篇，占7%。近四年共有17篇竞争情报理论研究的文章，占54.8%。这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瞬息万变的商业环境和国际化的竞争对手，企业决策人员迫切需要高效、准确的决策信息支持，情报特别是竞争情报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对竞争情报的基本理论、[50-52]竞争情报来源、[53]竞争情报的搜集方法、[54]竞争情报系统、[55]竞争情报中的法律问题、[56][57]反竞争情报[58]等方面的研究日益成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新视点。
3.7 社科情报方法理论研究
情报学除了采用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以外，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特殊研究方法，如情报调查法、量化分析法、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等。在数字时代，情报学的不断发展也促使其采用新的方法，如超链接分析法、访问量分析法等。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领域，是情报学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59]在情报检索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将相似思维的原理和方法用于情报检索匹配，[60]跨语言检索中语言资源、翻译歧义性消解，[61]将文本挖掘技术应用于情报检索，[62]等等。网络环境下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信息组织方法，如网络分类目录和搜索引擎，[63]分类主题一体化。[64]将数学理论应用于社科情报学的研究主要有“模糊集”理论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情报检索领域的应用；[65]情报检索模糊原理的实质；[66]网络信息计量学[67]等。
4 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趋势
4.1 知识化趋势
随着网络、通信、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用户获取知识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人类社会信息发达但知识贫乏，知识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关键资源，收集、存储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被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社科情报工作早期的方法中，分类法、索引法、引文分析法等都是以文献内部特征或外部特征为标识的，严格地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报工作，是在组织文献而不是组织知识。这种方式向情报用户提供的也只是文献检索线索，用户需要花大量时间查找原文才能获得所需的情报或知识，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情报或知识需求，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直接提供情报或知识的方法来从根本上解决知识积累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将分散无序的知识有序化，并将其激活向用户提供所需的特定知识，帮助用户解决问题。承担着开发信息、激活知识、产出情报的社科情报部门已成为人们获取、利用知识的重要阵地，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到来使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如表3所示，在《情报资料工作》近10年（1998-2007年）发表的387篇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中，题名中包含“知识”的文章数量（不包含增刊上的文章）共141篇，占36.4%。其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表3 《情报资料工作》（1998-2007年）发表的题名中包含“知识”的文章数量
从图3可以看出，知识正逐渐成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最终表现成果，社科情报研究工作也正朝知识化的方向发展。广大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工作者开始关注情报学在知识管理、知识组织、知识发现、数掘挖掘、知识产权保护、知识服务等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尝试突破传统的专业视角来总结和发展社科情报学，促使社科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知识型生产力，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研究如何满足企业对社科情报或社科信息的需求，激发企业对社科情报或社科信息的潜在需求，正是社科情报事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新生长点。正如布鲁克斯所说：“情报学的任务就是探索和组织客观知识。”以知识仓库、知识挖掘、知识发现、知识库管理系统、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地图、知识构建等知识组织方法在社科情报中的广泛应用，使人类对海量信息资源的管理可以深入到“知识单元”，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正从文献信息层次走向知识内容。
4.2 网络化趋势
网络对社科情报用户和社科情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情报搜集、情报整理、情报分析、情报存储、情报发布、情报检索，甚至用户情报需求分析无一不是如此。网络的实时交流、高速传递、便利获取给社科情报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全文数据库、电子期刊以及各种开放存取资源等已成为情报用户和社科情报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情报源。与此相适应，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出现了网络化趋势。如表4所示，在《情报资料工作》近10年（1998-2007年）发表的387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中，题名中包含“网络”的文章数量（不包含增刊上的文章）共149篇，占38.5%，其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
表4 《情报资料工作》（1998-2007年）发表的题名中包含“网络”的文章数量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H.西蒙所言：“任何决策者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增加资料的系统，而是一个筛选资料的系统。”在网络环境下，我国社科情报工作充分利用网络，采用联机编目和检索，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网络化、数字化的日益加剧给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等IT技术，将社科情报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下，消除信息鸿沟、信息贫富差距，真正做到与国际接轨等将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当今需要面对的课题。
4.3 人文化趋势
所谓人文主义，原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借助于古典知识来反驳主导着“黑暗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神学，是一种与神本主义相对立的，反对野蛮、愚昧和迷信的世界观。现在人文主义已定义为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关注人的历史境遇，致力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情报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技术为中心、开始关注人文、技术与人文并重的过程。1945年布什的《As We May Think》是情报学的一种理想与目标。20世纪60年代之后，计算机技术在情报学中的广泛应用所创造的辉煌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这一理想与目标。技术被当成情报学的唯一手段，人的主体地位被技术所掩盖，情报学的技术传统由此而产生，情报学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一门应用性的技术科学。这种固有的传统与观念，使情报学研究相对集中于人类情报活动中的技术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正如J.H.威尔逊指出：“在谋求人类所有知识都得以利用的进程中，不仅仅存在技术方面的制约，而且面临着文化的、哲学的和心理的障碍。”“以技术为中心”的情报学理论束缚了情报学的发展，正如布鲁克斯所说：“今天，可以采用的技术供大于求，但是应用得好的却极少”。另外，过于偏重技术使情报学的理论模式建立在技术决定一切的基础上，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阻碍了情报学上升到更高理论高度的进程。
社科情报产生于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之中，也决定了社科情报学理论研究必然离不开对人的研究。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中的人文化趋势主要涉及信息民主、信息自由、信息平等、信息垄断、信息伦理、信息法律、信息政策等。情报学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人文性质，开始关注情报的利用问题等人文领域的深入研究，实现研究重心从技术因素向人文因素的转移。
在《情报资料工作》1998-2007年这10间发表的387篇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论文中，与“技术”相关的文章只有40篇（不包括增刊上的文章），仅占10.34%，剩下的89.66%都是非技术类的。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将会以情报需求和情报用户为中心，以各种IT技术为基础。
4.4 后现代主义趋势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盛行于西方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其实质是对战后风行的以过分信仰科技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不断进行的反传统，不断解构传统，从而达到否定之否定，对人们的精神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主义强调中心、统一和均衡，重视对中心的维护和保持，后现代主义更倾向于多元化、多方向地展开和运动；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是“形式—表现”，重视对本质与现象的区分和分别映射，而后现代主义更重视映象中的自我指涉；现代主义重视稳定、分工明确的科学体系，后现代主义更重视多学科的融合和跨越，主张学科体系的不断突变与融合重组。
情报概念的模糊所凸现的非表达特质，学科边界的游移所体现的不确定性，研究对象与领域的不断变化所体现的去中心化的趋势，研究内容从实体到信息、智能的过程，实际上是对不同时代的研究标的解构和重构过程，而摆脱技术至上的传统也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中科技信仰的一种背离和反思。抛开上述问题，情报学现在所具有的跨学科的多元基础、人文和经济色彩的逐渐浓重、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无一不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特色。[68]
《情报资料工作》1998-2007年这10年里发表的387篇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文章的主题分布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也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特点。
表5 按主题分布表
从哲学角度讲，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不能脱离社会这个大系统而获得发展，社科情报学也不例外。所以，社科情报学要想继续保持活力，就必须立足于研究重心，拓宽研究范围，注意引进、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理论研究成果和技术。在继续保留本学科特色的同时，深入社会、融入经济，与社会、经济、管理等社会信息有机结合，面向经济，面向社会，改革服务方式，增强为社会信息需求服务的功能，充分发挥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4.5 定量化趋势
定量化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曾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正如布鲁克斯所言：“情报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将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会成为科学”。采用定量方法进行理论研究，是社科情报理论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和保证。虽然社会现象、社会科学和社科情报活动难以用精确的量化方法进行分析，但可以采用研究随机问题的概率统计方法、研究模糊问题的模糊数学方法、研究灰色现象的灰色系统等理论来进行量化分析。通过概率与数理统计，解决样本量大、数据多但缺乏明显规律的问题，即“大样本不确定性”问题；用模糊数学处理人的经验与认知，解决“认知不确定性”问题；而灰色系统理论则是针对既无经验、数据又少的不确定性问题，即“少数据不确定性”问题。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文献领域内就开展了定量化研究，早期的情报学定量化研究直接导致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统计书目学的产生，以及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献计量学的诞生。[69]情报学定量研究逐渐系统化、理论化：《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年连载邱均平先生的《信息计量学》；《情报学报》1999-2000年连载马费成先生的《科学信息离散分布规律的研究：从文献单元到内容单元的实证分析》；最近又出现了《信息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研究。
21世纪社科情报学的定量化分析趋势主要表现为：揭示文献数量特征的文献计量学向揭示知识单元的信息计量学发展。情报学的量化分析理论正逐步走入企业管理、决策活动中，出现了将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IT技术与“粗集”理论、神经网络、人工智能相结合的支持模型构建、量化分析的决策支持系统(DSS)和基于知识仓库、知识发现、挖掘算法的专家系统(ES)。应当注意，采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加客观、精确的情报，社科情报学的最终目的还是及时为用户提供精确、有效的情报。社科情报学的定量分析要尽可能多地将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数学方法等理论应用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建立完善的社科情报计量学，而不应该为了量化而量化。
情报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社科情报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我国，社科情报通常是相对于科技情报而言的，但在“大情报观”的视野下，两者具有很多共同的特征。相应的，社科情报学是情报学的一个分支，必定具有情报学的一般特征。因此，社科情报学研究既要突出自己的个性，又要兼顾情报的共性，研究情报学的共性也是社科情报学的重要责任，不能把社科情报学研究同其他情报学研究绝对割裂开来，而应当在共性中求个性。
与《情报资料工作》同年（1980年）创刊的英文学术期刊《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Studies》，于1986年更名为《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其研究范围既包括社会科学领域本身的情报和信息问题，又包括社会科学视角下的情报和信息问题，以此重铸社科情报学的新体系。我国原有的社科情报学较多地关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情报和信息问题，今后应当更多地关注情报和信息的社会科学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顺应国际学术潮流的发展，将我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
收稿日期：2008-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