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2)09-0049-02
一、收入差距现状不容忽视
近年来，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贫富悬殊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热点之一。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中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占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相当于42.2%的财产。国家统计局199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20%高收入户存款占农户总存款额的比重也高达55%，在高收入群体中，个人财富愈千万元甚至更高者已不少见。一个新的有产阶层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高收入者主要包括一部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外企和国际机构中的中方高级雇员，还有歌星、影星、体育明星、著名作家、著名经济学家等。另外，还有一些腐败官员权钱交易及一些违法经营偷税、漏税者。这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与一般工薪阶层和农民居民相比形成了很大差距。据1999年多部委完成的入户调查结果，人均月收入和支出不足100元的城镇家庭数占城镇总家庭样本数的比例超过6%，规模已相当大。
国际上通行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为“基尼系数”，一般说来，低于0.3属于收入比较平均，高于0.4属于差距较大，超过0.6则属极度不平等，极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我国基尼系数已达到0.45，这说明目前贫富悬殊较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指出，事实上，0.45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例如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
二、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一）、资产收益形成高收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个体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述，使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的“有益补充”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分配制度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按资分配成为我国目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方式。资产收益的存在使劳动者同资本（技术）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是造成收入差距悬殊的最重要因素。并且，在新的世纪，随着国有企业从一般性竞争行业里逐步、有序地退出，民营经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成长壮大，我国的百万、千万、亿万富裕阶层也随之进一步扩大。
（二）、高知高能人才获取高收入或较高收入。在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复杂劳动的短缺和不足，简单劳动的大量过剩使收入拉开差距，甚至是很大的差距。据调查统计，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一半。“脑体倒挂”现象成为过去，“脑体正挂”渐成风尚。这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的结果。在全社会各个行业，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普遍上升。以高等教育界为例：自2000年以来，教育部出台的改革措施使部分高校教师收入大幅增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最多的一年可以拿到5万元人民币的津贴，加上工资，年总收入可达7万元人民币。并且教育部下发文件，力争到2005年，使高校教师的实际工资收入在国民经济的16个行业中达到中上水平。标志着高校发展和知识分子待遇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事实上，我国高知高能人才的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是低的。如果不能维持一定程度的收入水平，将会加剧人才外流。经济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外流则是效率的损失。此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经传出信息，企业将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合理价格确定职工工资水平，以岗定薪、工资放开，稳定企业，留住人才。可以断言，我国“入世”之后，外资、外企与内资、内企的人才争夺战会愈加激烈，高素质人才的收入会迅速提高。
（三）、大多数人口收入水平较低，城乡部分人口生活贫困。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从1994年和1999年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看，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28.6%；由于少数高收入者对其他收入群体向下排挤，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64.15%。认识这个问题，应当把视线投向农村。我国近13亿人口，其中70%是农民。1997年底，全国城乡储蓄余额4.6万亿元，其中，农民的储蓄只占19.7%。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2000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只增长1.8%。我国人多地少，大量农村劳动力滞留土地形成隐性失业。减少农民才能致富农民。如果多数或绝大多数农民（80%以上）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中获得稳定的就业，农民数量减少，土地使用和农业经营才更有效率，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许多政策和措施转移农村劳动力。20年来，全国乡镇企业吸纳了1亿多劳动力，但现在这种转移已趋减慢。几千万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在总量上每年增加已经不多，在全国没有根本改变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的状况。据统计，我国农村种养两个产业，多余的劳动力达1亿到1.5亿，今后15年可能达到2.3亿以上。近年来，我国城市国有企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下岗职工增多，城市安排自身失业人口压力很大，不可能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不容易转移出去，农民收入的增长就将是艰难和缓慢的。并且，在产业后备军的巨大压力下，即使在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从事加工贸易生产的工人，其工资上升的速度也是缓慢的。另外，全国农村及城镇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
就以上分析，个人收入差距扩大乃至贫富悬殊是我国今后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受马太效应影响，这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有人测算，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以3.10%的增长速度扩大，财产正以1.83%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三、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一）鼓励合法致富。按资分配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有关生产要素转化为社会生产资本，使市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断发展，因而按资分配是对生产资料和货币所有权的承认和报偿。不容忍按资分配中存在一定的收入差距，无疑使资本利益受到侵害，资本收益率下降，投资欲望减弱，资本运动速度减缓，生产规模缩小，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既然收入差距的拉大在按资分配中无法避免，我们对按资分配中的收入差距问题就不应当简单地诉诸道德、正义和感情而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更不能采取超经济的手段去取消它，只有这样，生产力才能发展，社会才能进步。对于根本的国家利益而言，关键是个人财富必须留存于这个国家并且能够不断增值。私营企业主把绝大多数的资产用于再生产而这些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资产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就相分离，名义上归他个人所有，客观上为社会所用。其苦心经营和运作使资产良性增值，为社会提供了各种产品和服务；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增加了就业，利国利民。因此，应当在我们这个国家形成一个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社会机制。要为这种利益的获得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要为私有财产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使个人财产明晰化和合法化，消除私人投资者的后顾之忧。
（二）合理调节，有效治理。制定合理税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我国劳动力总量绝对大于就业岗位总量，这是长时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必须通过长时期大规模的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来缓解。而私人投资的增加需要有较高的预期利润率作为动力。政府必须利用税收杠杆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经济增长。实行过高的、累进率过大的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征税办法，容易挫伤工作者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财产的分散和向国外转移及人才外流。因此借鉴国际上的经验，个人所得税的发展趋势是由高税率、多档次向低税率、少档次转变。我国已开征个人所得税，但其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较低。建立起普遍的财产登记制度和财产转移的监督制度，加快征收财产税和遗产税的步伐。建立健全税收征管体系，避免应征税额流失。当前各种形式的骗税、偷税、漏税、擅自减免税的现象比较严重。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税收流失总额每年至少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个体户那里流失约300亿元左右。这降低了国家利用税收这个最有力杠杆调节贫富差距的能力。必须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打击骗取出口退税活动，打击各类偷税行为，加强个人所得税管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建立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对腐败违法现象坚决治理，严厉打击。调整行业收入差距。行业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应当调整，因为这种差距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能力没有关联，完全是行业性质决定的。应当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按国际惯例提高某些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平均利润和平均收入。对少数特殊的垄断性行为，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控制，防止分配差距过大。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加速农村城市化。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扶助力度，保证贫困者群体的基本生活，保证城乡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
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强化将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同时，中国的分配体制也会越来越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在市场经济下，收入分配的基本依据是市场对生产要素贡献的评价和付酬制度。市场愈发挥作用，收入差距就相应地拉得愈大，经济效率也就愈高。相反，市场作用愈小，政府的管制和调节作用愈大，收入分配愈平均，经济效率由于价格不当（即收入回报不对称）而愈低。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较低水平上，应更多地侧重于效率；而在经济发展的成熟和较高水平上，则可以较多地考虑一些公平，当然即使如此也仍必须尽可能少地影响效率的提高。总之，面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只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区分各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给予鼓励、调节和整治。要千方百计地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最终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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