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湾妇女：历史、现状与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湾论文,妇女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海湾国家指位于海湾地区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六个阿拉伯国家。由于受伊斯兰教法的影响，海湾各国对妇女的态度一直很保守。该地区各国的妇女问题是海湾地区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之一。考察海湾地区的妇女问题，有助于人们了解海湾地区妇女的发展状况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对该地区妇女的影响。
海湾妇女的历史
自从伊斯兰教产生以来，海湾地区妇女就受到伊斯兰教法的约束。《古兰经》和“圣训”对妇女在结婚、离婚、财产继承等问题的规定上千年来一直束缚着海湾地区的妇女，使她们的地位十分低下。由于她们深居闺阁，既不能接受教育，又不能外出工作，因而她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只能处于依附地位。一般来说，她们的经济来源有两种：一是丈夫支付聘礼时要付给妻子一部分，但这通常不在结婚时支付，而是在离婚或丈夫休妻时支付；二是继承遗产，按伊斯兰教法规定，妇女有权继承部分遗产，但实际上，妇女经常被剥夺了此权利或被迫放弃了她们的权利，而让其兄弟或儿子接管她们应享有的财产。经济上不独立使她们被迫依附于男性。在婚姻方面，女子没有自主权，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们也无离婚权，随时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危险。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着从属者和被保护者的角色，妇女被看作是生育的工具，她们惟一的价值是生儿育女。多妻制更使许多妇女生活于惶恐之中。不过，贫穷家庭妇女与中上层家庭妇女的状况不同。中上层家庭的妇女主要受隔离制的限制，她们通常住在自己的院子里，和外部世界保持隔离。这些妇女有仆人为她们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做家务劳动。她们被严格禁止离开院子，除了拜访女性亲属和与家庭成员进餐，她们外出时，必须穿长袍、戴面纱。贫穷家庭的妇女并不是完全被隔离，因为这种家庭没钱雇佣仆人，一些家庭主妇不得不自己购买东西和从港口提水。在些家庭非常贫穷以致于妇女不得不外出工作来帮助抚养家庭。可见，贫穷家庭的妇女比中上层家庭的妇女付出的体力劳动要多，而中上层家庭的妇女在精神上所受的压力要多一些。她们都必须服从家庭中的男主人。在政治上，她们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也不能建立自己的组织。海湾妇女的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生变化。
海湾妇女的现状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海湾妇女状况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
首先，从社会领域来看，少数女子已开始向历来主宰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起挑战，婚姻对城市女子来说已不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例如，在保守的沙特，1983年妇女社会服务兹善协会在达曼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4%年被调查妇女把工作和教育分别放在第一、二位、婚姻位居第三；73%的妇女认为婚姻是男女间的伴侣关系。（注：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妇女婚姻观念的变化影响了妇女的生育率，从而造成海湾各国人口增长率下降。例如，1960～1990年沙特和阿联酋每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2%和10%，到1990～2000年，每年人口增长率分别降到3.9%和2.1%（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pp.170-171.）离婚妇女数量也不断上升，传统的多妻制已处于衰微之中。一些富裕家庭的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同样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电的使用，电冰箱和洗衣机等现代化电器的出现及自来水的供应，大大减少了农村妇女的劳动量，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自己的事情。
其次，从经济领域来看，女子教育的迅速发展为妇女的经济独立创造了条件，妇女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在阿曼，1970年卡布斯素丹上台后，妇女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妇女不仅进入教育机构和公共部门，而且还到武装、警察部队和广播电视台工作。受过教育的妇女几乎遍布所有职业部门。90年代初，阿曼政府还实施了一项人力资源发展计划(1991～2000)，目的是“鼓励更多的阿曼妇女就业”。在海湾地区最保守的沙特，自从费萨尔担任首相以来，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妇女开始参加工作。80年代初以来，随着海湾地区经济增长减速和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该地区妇女经济状况发生了更大变化，经济衰退迫使更多受过教育的妇女参加工作，以帮助维持她们的家庭在经济繁荣时期所享受的生活水平。过去，经商是男人独占的领域，如今，妇女正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海湾地区最有闯劲的妇女要数科威特妇女。由于酷爱经商，她们被描述成这个地区的“腓尼基”人。在沙特，34%的利雅得私人企业，25.6%的吉达私人企业和5.58%的麦加私人企业都为女性所有，仅商业首都吉达一地就有4000名商界女性。（注：法新社利雅得5月2日电。）因此法赫德国王大学的教授们建议设立一个“女性工业区”，让更多的商界女性发挥自己的才能。应日益增多的商界女性的要求，1998年卡塔尔埃米尔大幅度放宽了女性获得驾照的限制，从而使卡塔尔成为继科威特和巴林之后，第3个采取这一决定的国家。2000年5月和8月，阿联酋和阿曼也允许妇女驾驶出租车，但不能载男客。几乎同时，一直禁止女性取得驾照的邻国沙特也不断传出“要在最近解禁”的消息。
最后，在政治领域，海湾妇女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来争取获得政治权利。例如，科威特妇女于1963年建立了阿拉伯妇女发展团体(AWS)，旨在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注：EIU,Country Profile,Oman,1998-99,p.12.）在阿联酋，在扎耶德总统夫人的倡导下，1972年成立了第一个妇女组织——妇女振兴会；1975年又成立了妇女联合会，其目的是为妇女在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提供机会。（注：陈玉龙：《阿联酋妇女概况及组织》，载《中国穆斯林》2000年第1期，第41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海湾各国政府开始重视扩大妇女的政治权利。1995年废父登基的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上台后，勇敢挑战极端封闭和保守的酋长国政体，举行市政选举，允许妇女参选。他认为随着海湾人口的增长和现代化的发展，家长制是不够的，需要努力提高妇女的政治权利。（注：赵宏图：《阿拉伯世界的新生代》，载《半月谈》2001年第2期，第81页。）卡塔尔还于1999年3月8日举行首次地方协商会议（相当于地方议会）选举，已有5名女性成为候选人。（注：《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1日。）1999年2月中旬，阿联酋劳工部产生了第一位女副部长。已有3名女性担任副部级官员的阿曼在1997年10月举行的全国协商会议选举中，大幅度扩大女性的参政权，现已有2名女议员活跃在阿曼政坛。（注：《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1日。）在科威特，妇女们也在为获得选举权而斗争。可见，海湾妇女的政治参与出现了良好趋势。
海湾妇女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海湾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妇女地位变化的根本原因。二战后，大量的石油资源为海湾各国经济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同时也推动了该地区教育的发展。60年代初，海湾各国开始发展女子教育，到80年代，女子教育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在阿曼，女子小学入学率从1980年的42%上涨到1988年的95%，女子在中等教育阶段的入学率从1980年的7%上涨到1988年的34%。（注：熊郁：《面对21世纪的选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90年代以来，女子教育的发展更为迅速，1990年，阿联酋女生在中学的入学率为50%，在大学里的入学率为71%。（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1996;UNESCO,Education for All Status and Trends 1994,p.23.）女子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妇女意识到自身价值的重要性，她们纷纷要求经济上的独立。另外，海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外国劳动力，例如，1965年科威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揭示了科威特人在该国所占的比例很少，仅占总人口的47%。（注：Haya al-Mughni,"Modern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State and Gender in Kuwait",The Middle East,1995,No.3,p.405.）在沙特，1995年约有1800万人口，其中约有600万是外侨。1998年，阿曼外国工人占阿曼总人口的70%。（注：EIU,Country Profile,Oman,1998-1999,p.12.）这此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妇女的生活方式对海湾地区的妇女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众传媒（广播、电视、录像等）的不断普及、出国旅行和归国移民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第二，海湾各国政府的倡导对妇女地位的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海湾各国政府虽面临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但都主张提高妇女的地位。阿曼素丹卡布斯、沙特国王法赫德、阿联酋总统扎耶德，特别是海湾地区的新一代国王，如巴林埃米尔哈利法、卡塔尔埃米尔哈马德，都是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政治家。从自身素质来看，这些新一代统治者较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和专门培训，易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们中多数在美、英、法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从工作作风看，他们开放务实，主张顺应潮流，以改革创新推动社会发展。他们意识到在当今社会阻碍妇女的发展已不符合时代潮流，因而主张妇女在各个领域发挥她们的重要作用，以推动国家全面发展。
海湾妇女问题发展趋向
海湾妇女虽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已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伊斯兰传统文化的限制依然存在。传统伊斯兰文化强调“理想的伊斯兰妇女”，这种妇女形象指呆在家中的妻子和母亲，男人是她们的监护者，她们的主要职责是教育儿童，保护家庭和保卫“传统价值观”和“伊斯兰道德”。实质上，她们既是家庭中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受害者，又是资源不平等分配的施行者。在海湾地区，保守的着装及公共场合的男子隔离制成为伊斯兰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象征。这些现象在沙特尤为明显。沙特妇女必须戴面纱穿长袍，如果被发现除去了面纱，她们就可能受到令人生畏的“穆陶威”（道德警察）的惩罚。虽然现代化对隔离制有一定的冲击作用，但隔离制依然存在，如隔离的银行、学校和商业街虽为妇女提供了工作，但隔离本身这一不平等的社会体制，必然阻碍男女之间的交往，不利于社会发展。
第二，海湾妇女的就业仍受到限制。海湾各国女子教育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女子就业迄今并未获得相应的成就，许多妇女仍然无从就业，造成国家资源的严重浪费。1990～1992年，阿曼、沙特、阿联酋的女性劳动力占各国劳动力的比例分别为8.1%、7.1%、和6.2%，（注：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pp.162-163.）这在阿拉伯地区属较低的。虽然各国努力倡导劳动力本国化，但仍不能满足妇女的就业需求。1997年沙特阿拉伯的大臣会议上，法赫德国王指出外国人拥有66.6万份工作的79%，认为实行劳动力“沙特化”之后，这些工作应该给妇女，如果这些工作和“伊斯兰教法保持一致的话”。（注：Joseph Massad,"Women and Work in Saudi Arabia:How Flexible are Islamic Margins?",The Middle East Journal,1999,No.4,p.68.）
第三，海湾妇女享有的经济、政治权利仍然不容乐观。在经济权利上，虽然海湾妇女经过艰苦奋斗逐渐享有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权利，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但仍有不少女性面临工作收入所得遭丈夫“搜刮一空”的问题。在沙特，至今仍有许多男人深信，掌握家庭财务大权的角色非丈夫莫属，因此连妻子的薪水也必须由丈夫“管辖”。（注：中央社安卡拉5月6日电。）在政治领域，海湾妇女已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在政治代表权的设置、利益表达等环节上，尤其在管理决策的政治运作中，妇女的影响和作用至今仍相当有限。海湾妇女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实现与男性的政治权利平等。
海湾妇女问题不是一国内部的社会问题，而是制约整个海湾地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从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入手。概括地说，海湾妇女问题是生理基础—分工选择—环境强化这些因素的产物。男女的生理差异是产生妇女问题的前提，而由自然分工形成的家庭角色和由社会分工形成的社会角色是产生妇女问题的必然性因素。在生理和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妇女问题，经环境的强化日益“合法化”，成为社会的“共识”，而这种环境主要指人文社会环境。各国环境强化的程度不同，妇女的状况也不相同。海湾国家的君主制政体为海湾地区的妇女问题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合理性，而伊斯兰传统文化为海湾地区妇女问题塑造着相应的价值合理性，因而上千年来，海湾妇女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与产生妇女问题的原因相对应，要改善海湾国家的妇女状况，就必须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文明三个层次着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消除由生产力落后和生理差异造成的男女社会分工不平等；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使妇女超越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角色冲突；也只有社会的全面进步方能协调好妇女问题的社会张力与社会亲和力的关系。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变革，海湾各国仍需付出艰巨的努力。海湾各国生产力还不够完全发达，而且政府还面临原教旨主义的压力和威胁，政府机构在对待妇女问题上多让步于原教旨主义，在抵制西方的价值观念上，还有可能出现暂时的对传统的回归趋势。
海湾地区要实现男女平等固然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海湾妇女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特别是在2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女性的偏见将越来越没有市场。可以说，信息社会是智力、知识经济的社会，是一个女性解放、女性自由的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和高智能工作手段，使男性和女性在社会职业上的劳作趋于等同，女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中展示才华，海湾地区“理想伊斯兰妇女”形象的观念将被彻底抛弃。我们深信，跨入新世纪的海湾妇女一定会也一定能做一个信息时代的新女性，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证明自身价值，向传统的观念挑战，显示出海湾地区新女性的风采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