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
——基于政策网络进化理论的分析
王瑞领
【内容提要】 1991-2016年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经历了“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谈判政策”“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和“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演变过程。研究表明，作为连结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政策网络对印度政府的政策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政策网络在不同时段的结构特征影响着不同议题、不同时段政策的变化。而政策网络行动者不同的动机塑造了不同的政策网络结构，其中，利己主义动机易形成松散的、整合度较低的、没有中心的网络形态；利他主义动机易形成紧密的、整合度较高的政策共同体；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可能会导致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发生转化和网络终止。
【关 键 词】 多边贸易谈判 印度外交政策 政策网络进化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2月17日莫迪内阁批准了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注] 驻孟买总领馆经商室：《印度政府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TF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2016年2月1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602/20160201258001.shtml 至此，命运多舛的多边贸易谈判暂时画上了句号。观察家对多边贸易谈判的重要参与者印度的作用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极力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注] Charalampos Efstathopoulos and Dominic Kelly,“India, Developmental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Doha Ministerial Confere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5, No.6, 2014, pp.1066-1081; Kristen Hopewell,“Different Paths to Power: The Rise of Brazil, India and China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Vol.22, No.2, 2015, pp.311-338.另一种观点则批评道，印度是“麻烦制造者”，其行为造成了多边贸易谈判的失败。[注] Kristen Hopewell, “Recalcitrant spoiler? Contesting dominant accounts of India’s role i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 Vol.39, No.3, 2018, pp.577-593.观察家之所以对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作用观点迥异，主要是由于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不同议题的政策选择所导致。尤其是在农业议题上，印度的政策选择更是值得学者深入研究。如果我们把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作为因变量，那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印度的政策选择呢？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社会中心论的研究文献强调印度对外决策的微观基础，十分清晰地展示出印度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偏好对印度外交决策的塑造。国家中心论的研究文献强调国家进行政策选择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认为国家具有独立的政策偏好。国内结构理论的研究文献基于“结构-后果”的逻辑关系，对于解释印度在一定时段内政策的产生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但是，当我们观察1991-2016年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时会发现，印度的政策选择不仅是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互动的结果，而且印度的政策选择富有变化性，更为重要的是，每一时段的政策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性。现有的研究文献无法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
考虑运行策略和投资主体利益的电转气容量双层优化配置//许志恒,张勇军,陈泽兴,林晓明,陈伯达//(13):76
为了弥补现有文献分析的不足，本文将在洛德·罗茨(R.A.W.Rhodes)和大卫·马什(David Marsh)等人政策网络理论的基础上，并借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结构理论，将动机引入政策网络理论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可以解释政策变化的“政策网络进化理论”，[注] 已有学者注意到政策网络理论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决策分析中的作用，参见[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林·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罩颖、孙英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223页；王宏禹：《政策网络与欧盟对外决策分析》，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40-150页。 即通过分析政策网络的产生、形成、转化和终止等变化过程作为本文的理论框架，然后对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进行实证分析，检验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
芨岭岩体是龙首山地区最大的岩体，岩体南带岩性主要是富钠的中酸性花岗质岩类，在岩浆演化过程中钠被交代进入热液，形成富钠的再平衡混合岩浆水，岩构造破碎带迁移富集，形成沿马路沟断裂及其次级断裂发育碱交代型铀矿化；而岩体北带主要分布墩子沟群燧石条带灰岩(大理岩)，相对富硅，在岩浆混染作用下形成相对富硅质溶液，因而形成沿革命沟断裂分布的硅质脉型铀矿。
二、既有文献及其局限性
从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的政策行为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归纳起来，当前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研究路径：
(一)社会中心论的研究路径
社会中心论强调政策结果源自社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竞争和观念竞争，国家是社会行为体进行政治较量的场所。[注] Theodore Lowi, “The Public Philosophy: Interest-Group Liberalism”,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61, No.1,1967, pp.5-24.根据这类文献，政府的政策选择是由主要社会集团的政策偏好所确定的。
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对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的塑造存在着观点几乎相反的研究。主流的观点认为，社会行为体在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产业联盟塑造政策偏好。例如，一部分学者指出，代表印度服务业和农业的产业组织，通过游说、影响公共舆论等手段，甚至通过政策建议等方式，形成对印度政府决策的社会压力，进而推动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与发达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者。[注] Sanjaya Baru,“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and Media on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 , Vol.8, No.3, 2009, pp.266-285; Eugénia da Conceição-Heldt, “Emerging Powers in WTO Negotiations: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Trade Policy Preferenc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 Vol.27, No.5, 2013, pp.431-449; Jan-Ulrich Rothacher,“The Ambivalent Influence of the Domestic Industries on India’s Meandering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India Review , Vol.15, No.1, 2016, pp.61-97.另一方面，以社会阶层为代表的社会联盟影响着政策偏好的形成。例如，印度学者拉胡尔·特里帕蒂(Rahul Tripathi)指出，冷战后，由于印度国内不断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围绕着印度城市资产阶级和农业相关的大多数者形成了利益相关者、利益集团、院外游说集团和反补贴政治联盟，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着印度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从“第三世界的理想主义”转向“实用主义”。[注] Rahul Tripathi,“India’s Economic Diplomacy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5, No.4, 2008, pp.369-380.但是，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是，反对者并不认为印度的社会行为体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切实的影响。相反却认为，印度商界尤其是印度的行业协会在印度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种有限作用仅仅限于某些特定部门。[注] Rajiv Kumar, “Role of Business i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dia Review , Vol.15,No.1, 2016,pp.98-111.
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文献强调印度对外决策的微观基础，十分清晰地展示出印度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和偏好对外交决策的塑造。遗憾的是，这类文献缺失了对国家自主性和政府本身作用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这类文献在分析印度贸易谈判政策时，存在两个方面的解释力不足：一是社会行为体的偏好如何通过国家的政治权力转化为国家贸易谈判政策；二是为何一部分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最终成为印度的贸易谈判政策，而另外一部分社会行为体的偏好没有成为印度的贸易谈判政策。
(二)国家中心论的研究路径
美国学者彼得·霍尔(Peter Hall)曾经归纳过以国家为中心的三种理论理路的研究文献。第一种认为决策是一种官僚政治的运作过程；第二种认为决策过程是社会学习的过程；第三种认为国家政策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能力。[注] [美]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刘骥、刘娟凤、叶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0页。
在2008年,针对英语专业课程改革,文秋芳以 Swain 的“输出假设”作为理论基础,首次提出了基于“学用一体”理念的“输出驱动假设”。2013 年文秋芳将该假设拓展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2014年该假设被修订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并将其正式命名为“产出导向法”(如图1所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学者阿西玛·辛哈(Aseema Sinha)使用了“颠倒的第二意象”，认为全球化组织提高了国家的交易成本和主权成本，催化了印度新的国家能力、创造了新的治理机制动力，进而分析了在多哈回合谈判期间，印度官僚体制的博弈过程。[注] Aseema Sinha,“Global Linkages and Domestic Politics：Trade Reform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Ind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0, No.10, 2007, pp.1191-1195.使用这种方法研究印度贸易谈判政策告诉我们，国家的政策选择不是战略理性的结果。这样使得我们解释或预测印度贸易谈判政策方向时也基本上不可确定。因为“没有任何办法来预测各个参与者的立场，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评估连续不断的政治争斗中各个参与者的相对权力。”[注] 彼得·霍尔：《驾驭经济：英国与法国国家干预的政治学》，第19页。
“政策网络”(policy network)这一概念源自于美国，[注] 准确地讲，较早研究“政策网络”的是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但遗憾的是，卡赞斯坦未能给我们留下关于政策网络分析的系统论著。See Peter Katzenstein, “Conclusion: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Strategi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31, No.4, 1977, pp.879-920.目前已经形成了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种不同的研究层次界定政策网络。[注] 关于政策网络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见蒋硕亮：《政策网络路径：西方公共政策分析的新范式》，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6期，第101页；石凯、胡伟：《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载《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28-35页。 从已有的定义来看，学术界对政策网络的界定虽有所不同，但是大体来说，政策网络是指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行为体与社会行为体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为了兼顾到宏观和微观层次的重要因素，不至于因为选择宏观层次的视角而忽视了协调过程，或者因为选择了微观层次的视角而忽视了结构因素的影响，[注] See Mark Evans,“Understanding Dialectics in Policy Network Analysis”, Political Studies ,Vol.49, No.3,2001,pp.542-550.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印度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本文从中观层次上对政策网络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因此，本文所指的政策网络是指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一定资源和动机的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因互动而形成的关系模式。至于政策网络关系模式呈现的特质，有学者使用“核心-边缘”程度、“封闭-开放”程度和“强-弱”程度等三种模式进行了高度概括。[注] 胡伟、石凯：《理解公共政策：“政策网络”的途径》，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4期，第21-22页。 本文根据政策网络行为体拥有资源的多和寡以及重要程度，将政策网络行为体分为核心(Core)、半边缘(Self-periphery)和边缘(Periphery)三类。[注] 本文这里的区分是借鉴了英国学者梅尔文·里德的“核心-边缘”的关系模式。参见Melvyn D.Read, “Policy Networks and Issue Networks: The Politics of Smoking”, in R.A.W.Rhodes and David Marsh,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2, p.148.在多数情况下，行政部门因拥有最多的和最核心的资源而处于政策网络的核心位置，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利益集团和其他政策网络行为体相对来说拥有不完全或不对称信息而处于政策网络的半边缘和边缘位置，是外交政策的参与者。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到政策议题对政策网络行为体的利益关联度，那么，即使是同处于政策网络核心位置的行为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也不同，政策网络的半边缘或边缘位置的行为体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也会有所差异。
使用国家能力来解释一国的政策选择主要强调两点：一是国家不易采纳那些需要发展新能力才能执行的政策；二是政策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国家执行政策的制度性资源。例如，印度学者坦维·马登(Tanvi Madan)就指出，冷战后，政策议题的性质变化、国内政治、媒体和公众舆论以及企业部门的参与和利益的国际化等四个因素，塑造了印度不同的利益冲突，影响了印度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家能力，并最终影响多边贸易谈判中印度立场的灵活性。[注] Tanvi Madan,“What in the World Is India Able to Do? India’s State Capacity for Multilateralism”, in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Pratap Bhanu Mehta and Bruce Jones,eds., Shaping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India and multilateralism ,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13, pp.95-110.
教师指引学生观察核仁，简单介绍核仁功能；重点引导学生观察染色质。并展示核酸在细胞中的分布实验图片，提出问题：细胞核中主要分布哪种核酸？学生观察模型上DNA的特点，认识染色质的化学组成。教师利用教具演示遗传信息传递过程中，染色质和染色体的转化，通过表格归纳两者形态上的差异，认识本质联系。
(三)国内结构的研究路径
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是最早提出并使用国内结构的概念分析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他在《国际关系与国内结构：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一文中把发达国家的国内结构分为强国家-弱社会和弱国家-强社会两大类型，据此分析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注] Peter J.Katzen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0, No.1, 1976, pp.1-45 按照卡赞斯坦的观点，一国的国内结构确定，其对外经济政策也随之确定。使用这种研究路径分析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的研究文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力量对比影响印度多边贸易谈判政策。德国学者安德烈亚斯·内尔克(Andreas Nölke)、托拜厄斯·坦布林克(Tobias ten Brink)、西莫内·克拉尔(Simone Claar)和克里斯蒂安梅(Christian May)就曾经构造了一个“国家渗透型”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型。几位学者通过对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司治理、企业融资、劳资关系、创新、国内市场和国际一体化等要素的分析，试图剖析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特殊的政商关系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并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注] Andreas Nölke et al.,“Domestic Structures,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nd Global Economic Order: Implications from the Rise of Large Emerging Economie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Vol.21,No.3,2015,pp.538-567.如果说德国学者从新兴市场国家国内结构的相似性出发，分析国内结构对贸易谈判政策制定的影响；那么，印度尼赫鲁大学契姆尼(B.S.Chimni)则重点关注的是冷战前后印度国内结构的变化与印度贸易谈判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性。契姆尼指出，印度在1991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引起了印度国内经济性质和自由宪政主义的变化，从而引起印度对全球贸易体制态度的变化，进而说明印度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和多哈回合谈判立场的不同。[注] B.S.Chimni, “Mapping Indi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2010,pp.163-185.
相比较而言，政策网络进化理论强调“结构二重性”的假设，用进化的理论解释政策的变化，回避了国内结构理论和罗茨等人政策网络理论不能解释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变迁的问题。另外，与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相比，政策网络进化理论强调国家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连接机制，克服了两者只着重解释其中一个变量对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选择的不足。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网络进化理论较之已有的研究路径更易于使用过程追踪法检验理论，[注] 范埃弗拉认为，受控比较、相符性程序和过程追踪是案例研究中检验理论的三种方式。其中，相符性程序和过程追踪是更强的检验方法，参见[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4页。 从而增加了理论的解释力。
其中，五个转型包括：业务量快速增长时期已经过去，开始向病种结构转型；向专科、专业特色凸显方向转型；医疗内涵质量向临床能力转型，真正体现诊疗能力；员工基本完成学历学位教育，开始向素质能力上转型；管理从院、科两级负责制向院-科-组三级管理上转型。“这六年，我们就是根据当时提的五个总体的转型发展的需求和想法，逐步地推广实施。”他说。
基于国内结构的研究路径最大的优点在于理论的简约性。然而，这种研究路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对政策变化做出解释。例如，既然国内结构决定对外经济政策，那么，为什么印度参与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会有不同，为什么同一领导人或同一届政府在不同议题上表现迥异。国内结构理论对此解释相当乏力。
综上所述，既有的研究文献选择不同变量、从某一方面解释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国家中心论对于解释印度参与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的政策选择具有自身的优势。社会中心论则有利于解释印度参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的政策选择。国内结构理论是建立在“结构-结果”的逻辑关系上，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但是忽视了政策变化，对于解释印度在农业多边贸易谈判中，由乌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谈判的政策变迁是不足的。
本文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冷战后的印度外交史告诉我们，乌拉圭回合谈判印度在农业议题上选择了有限度合作的政策，而多哈回合谈判印度在农业议题上选择了冲突、强硬和不合作的政策？第二，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分别在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中发挥中怎样的作用？其互动产生的结构是否发生变化？第三，当确定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印度多边贸易谈判政策制定中发挥的作用不同，以及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之间互动产生的结构会发生变化时，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分析视角对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进行分析呢？
三、动机与政策网络的进化：一个分析框架
实际上，国内结构理论及之后产生的政策网络理论都试图弥补国家中心论与社会中心论的理论缺陷。所不同的是，国内结构理论选择的是从宏观结构上解释国家行为；政策网络理论选择的是从中观结构上解释国家行为。尽管洛德·罗茨和和大卫·马什等人为政策网络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注] 洛德·罗茨主要在《超越威斯敏斯特与白金汉宫：英国的亚中央政府》一书的第2章到第4章提出政策网络的理论框架。参见：R.A.W.Rhodes,Beyond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 :the Sub -central Governments of Britain , London: Unwin Hyman, 1988,, pp.12-366.客观地说，洛德·罗茨和大卫·马什主编的《英国政府的政策网络》一书是对其早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参见：David Marsh and R.A.W.Rhodes, eds.,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然而他们的理论是基于“结构-后果”基础上的静止的理论。本文将在已有政策网络理论的基础上，并借鉴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将动机引入政策网络理论的研究，尝试构建一个可以解释政策变化的 “政策网络进化理论”，以此弥补现有政策网络理论的不足，从而为后文运用这一理论解释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选择的变化确定一个分析框架。
(一)关于“政策网络”与“动机”两个概念的界定
至于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的变化是国家内部社会学习的过程，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例如，英国学者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和德国全球与区域问题研究院主席阿姆里塔·纳利卡(Amrita Narlikar)在其合著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质疑。两位学者基于“学习”和“适应”的三个方面的区别，认为印度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的变化是由于国家对联盟形式、谈判战略等认知的变化，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逐步调试过程。[注] Andrew Hurrell and Amrita Narlikar, “A New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Brazil and India in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Global Society ,Vol.20,No.4,2006,pp.424-426.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近乎相似的观点，认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印度商业协会和地方邦没有被作为利益相关者，其立场没有被联邦政府考虑。印度联邦政府通过执行乌拉圭回合协议，逐渐意识到印度商业协会和地方邦立场的重要性，不得不考虑这些行为体的政治立场。由此，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也随之发生变化。[注] See Shishir Priyadarshi,“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Indi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in Peter Gallagher, Patrick Low and Andrew L.Stoler, eds., Managing the Challenges of WTO Participation : 45 Cas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16-230.
“动机”(motivation)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学术界对此也未有定论。按照林崇德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的定义，所谓“动机”是指激发和维持有机体的行动，并使该行动朝向一定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内部驱力。[注] 林崇德等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3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动者行为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动机”这种内源性因素(Endogenous factors)，而非外部冲击因素(Exogenous Shocks factors)。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曾指出，“国家也是人”。[注]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作为政策网络行动者的“组织”在本体论上犹如国家行为体那样也具有人的属性。因此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组织，其任何行为的背后都是有动机的。正是具有不同动机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才塑造和改变了政策网络结构。人们从事活动的动机包括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一根本动机以及在具体制度下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等具体动机。[注] 张旭昆：《试析利他行为的不同类型及其原因》，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13-19页。 当政策网络行动者面对国际压力时，又可能处于具有遵从性动机(conformity motivation)和抗遵从性动机(anticonformity motivation)困境之下。
各种影像中有关大运河的记录，也不过百年，但这些记录，却写满了沿岸人民的回忆……今天，我们就走进运河岸边的江北水城——聊城，听一听她的运河故事。
大陆村依据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开办了一个大型的旅游疗养院，这是一个将休息、度假、观光旅游和理疗健身结合起来的旅游专项场所，旅游疗养院一般具有优越的理疗设施和先进的理疗手段，在这里的游客一般是以治疗、康复为主，旅游和观光为辅。
(二)政策网络进化理论的假设
本文提出的“政策网络进化理论”的核心要义是结构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行动者的动机既维持又改变着结构。这一理论根植于社会学中“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的假设。[注] 关于结构二重性的介绍，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9-92页。 根据这一假设，该理论认为，由印度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互动形成的结构制约着嵌入到结构中的行动者；行动者的动机对结构具有塑造作用，有什么样的动机就塑造了什么样的结构；动机变化结构发生变化，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见图1)。
经初步过滤的海水有一部分供给其它用户，大部分汇合PAP粗过滤器过来的海水一起进入细过滤器，使98%直径大于或等于5 μm的悬浮颗粒被除去。为了提高过滤效果，在细过滤器的入口处注入两种化学药剂：聚合物和杀虫剂，杀虫剂每周注入一次，在不注杀虫剂期间注入次氯酸钠进行杀菌。
从1995年至2001年，印度联邦政府有选择地执行了乌拉圭回合协议中的农业贸易自由化条款。在此之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网络的形成前后经历长达十几年时间。经过这一阶段印度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两个时段密集的互动磋商(即相互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形成。在网络形成阶段，印度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农业利益。这主要通过印度在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两项政策建议体现出来。
表 1政策网络的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般地说，政策网络形成过程中，作为嵌入到社会结构中的政策网络行动者同时具有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种特征的动机。[注] 人的利己和利他两种动机并存的特征是人同时处于个体和群体两次层次的竞争所导致的结果。参见张旭昆：《试析利他行为的不同类型及其原因》，第17页。本文认为，作为社会结构组成部分的网络行动者也应该是利己和利他两种动机并存的产物。 利己主义动机说明政策网络行动者会最大化实现其利益；利他主义动机表明政策网络行动者采取“完全是为了他人利益的行动，并且即便是自己的利益受到巨大损失的时候也会这样做”。[注] 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07页。 按照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说法，遵从性动机是指，“我们与周围的人有着一致的行为，这样就会满足我们成为这一群体成员的心理需要。”[注] 马莎·芬尼莫尔、凯瑟琳·斯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第312页。 遵从性动机主要来自行动者面临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国际压力。抗遵从性动机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受到“政策惯性”和“保护者心理”的影响。当政策网络行动者面临“伙伴压力(peer pressure)”时，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将会使政策网络行动者的政策选择具有摇摆性。[注] See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80, No.4, 1986, p.1105.从这个意义上讲，利己主义动机易形成松散的、整合度较低的议题网络；利他主义动机易形成紧密的、整合度较高的政策共同体；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可能会导致政策网络发生转化。
其次，贸易谈判政策是政治家、国内政治联盟和选民博弈的结果。有学者认为，随着印度国内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地方邦的自主性提高，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地方邦在双边或多边事务中与联邦政府分享主权。罗伯特·詹金斯(Rob Jenkins)指出，印度各邦相互合作，形成所谓的“选民外交”，不仅影响着世贸组织谈判进程中“承诺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的设立，而且制约着世贸组织相关协议的实施效果和印度的遵约行为。[注] Rob Jenkins, “India’s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Limits of the Constituent Diplomacy Paradigm”, Publius , Vol.33, No.4, 2003, pp.77-78; Rob Jenkins, “How Federalism Influences India’s Domestic Politics of WTO Engagement (And Is Itself Affected in the Process)”, Asian Survey , Vol.43, No.4,2003, pp.610-613.在很多种情况下，印度参与多边外交的行为实际上是国际和国内层次的“双层博弈”。地方邦通过施加压力或障碍，显示出在谈判进程中的重要性。[注] Kripa Sridharan,“Federalism and Foreign Relations: the Nascent Role of the Indian States”, Asian Studies Review ,Vol.27, No.4, 2003, pp.478-485.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印度地方邦作为多边贸易谈判的利益相关者，联邦政府出于政治利益或选举政治的考虑，可能会从形式上征求地方邦的建议，然而，地方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只能作为印度谈判立场的一个影响因素，不可能决定印度的谈判立场。[注] Shishir Priyadarshi,“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Indi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pp.218-219.
四、个案研究：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
(一)案例选取的缘由
本文之所以选取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作为典型案例，是因为这一案例从两个方面符合运用过程追踪方法的要求。一是农业谈判的重要性。自1991年印度全面推进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参与的WTO多边贸易谈判涉及到农业、非农产业和服务业等多项议题。因农业问题在印度国计民生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注] Rajiv Mehta, “Market Access in Agricultural Trade: Issues Concerning India”, South Asia Economic Journal , Vol.4, No.1, 2003, pp.41-53.农业议题谈判是印度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最关键的议题。印度不会因为选举压力或者政权的更迭而根本改变农业议题谈判的政策选择。因此，观察印度在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符合典型案例的要求。二是农业谈判的特殊性。从1991年至2016年，印度参与的WTO多边贸易谈判诸多议题中，农业谈判政策经历了多次变化，而在农业谈判政策变化进程中，政策网络正好经历了“前网络阶段”“网络形成阶段”“网络转化阶段”和“网络终止阶段”等一个完整的进化周期。选取这一典型案例，可以十分清晰的探究整个决策“原因导致结果的过程”。
(二)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的变化
从1991年至2016年，印度在农业多边贸易谈判中先后提出了 “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谈判政策”“设立只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SSM)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和“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政策。本文认为政策网络的结构变化是解释这一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
1.第一阶段：前网络阶段，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政策(1991-1994)[注] 从1991年到1994年，印度拉奥政府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无论是关涉农业议题的市场准入、国内支持，还是出口竞争议题，印度政府都积极参与。因此，本文把这一阶段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称之为“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政策”。这与拉奥政府推出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是完全吻合的。另外，这一阶段虽然出现了邦际对抗，但是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政策协商是不存在的，即严格意义上的政策网络结构还没有形成。因此，本文把这一阶段的政策网络形态称之为“前网络阶段”。
1991年拉奥政府启动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使印度对关贸总协定的态度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印度于1992年开始筹划签署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这一阶段，印度参与农业谈判的政策网络结构还没有形成，网络形态表现为松散的、整合度较低的、没有中心的初期形态。本文称之为“前网络阶段”(见图2)。
如图2所示，围绕农业谈判，印度形成了彼此割裂的三种力量(即三种力量不进行信息交换)，而且每种力量“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表现也各不相同。首先，小企业和农业生产者以及经济相对落后的邦。他们从保护印度农业贸易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印度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例如，印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不仅袭击了当地的种子局，而且连续对外国公司发出多次通牒，要求其关闭种子生产厂，以此来抵制印度参与全球化进程。[注] 卢欣：《印度对外贸易政策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其次，大财团和大农场主以及经济比较发达的邦。他们从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立场出发，认为印度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就可以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出口农产品，因此，他们公开支持拉奥政府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 例如，1993年3月，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和旁遮普邦(Punjab Pradesh)的大农场主在新德里集会，声援乌拉圭回合协议的自由贸易条款，指责那些全面否定乌拉圭回合协议者不是真正的农场主，而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注] Devinder Sharma，Gatt and India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 Konark Publishers Pvt.Ltd.,1994, pp.18-19.再次，拉奥政府从维护国大党执政利益出发，就印度是否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问题没有征求印度地方邦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这主要是因为拉奥政府面临着国内选举和国际收支危机的两重压力。[注] B.S.Chimni, “Mapping Indi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 Vol.47, No.2-4,2010,pp.163-185.因此，在邦际对抗的情况下，拉奥政府最终决定于1994年签署乌拉圭一揽子协定。
2.第二阶段：网络形成阶段，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谈判政策(1995-2013)[注] 关涉农业议题的多哈回合谈判主要围绕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等三个方面展开。总体来看，印度是站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参与谈判，因此，本文把这一阶段印度参与农业谈判政策称之为“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谈判政策”。
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人员，因此农民的自身素质对于设施农业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农民对于机械的使用认识程度不高，是影响设施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可以向农民开展“如何致富”、“如何增加粮食产量”为主题的指导课程，通过课程向农民讲解设施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性，提高农民对机械的使用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向农民明确使用机械设施会减少人力劳动的投入、提高生产效率、科学的种植能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能够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农民对于设施农业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积极使用设施农业机械设备，进而推动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水平。
如图1所示，政策网络进化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强调结构和行为动机对政策结果的上述两种不同的作用。一方面，结构的制约作用。不管是印度的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组织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政策是政策网络中的行动者利益博弈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强调结构的整体作用。另一方面，行动者行为动机的塑造作用。本文提出的政策网络进化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政策网络大体会经历前网络阶段(the pre-network stage)、网络形成阶段(the network formation stage)、网络转化阶段(the network transformation stage)和网络终止阶段(the network termination stage)。[注] 本文的政策网络进化周期参考了科林·海和大卫·理查兹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参见Colin Hay and David Richards, “The Tangled Webs of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 The Discourse, 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Networking Within the British Core Execu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 Vol.78, No.1, 2000,pp.1-28.正是由于行动者具有不同的行为动机，不同的网络阶段才有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构(见表1)。这样，结构就不再是静止的结构，而是动态的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这不仅强调行为动机这一观念性的本体论的作用，同时也在强调结构的整体作用。
首先，关于粮食安全箱的设立。从2001-2007年，印度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共三次，分别是2001年的多哈会议、2003年坎昆会议和2005年的香港会议。在这三次会议中，印度关于农业问题的立场主要涉及到减少发达国家关税和农业补贴，设立“食品安全箱”等(见表2)。印度在上述三次会议上的政策立场受到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形成的政策网络结构的影响。
表 2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议题的立场( 2001-2005) [注] 多哈会议参见 Negotiations On WTO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 of Proposals by India, 15 January 2001, pp.4-17, http:// docsonline.wto.org/ imrd/ directdoc.asp? DDFDocuments/ t/ G/ AG/ NGW102.doc；坎昆会议参见 Statement o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Fifth Session Cancú n, 10 September 2003, p.2, http:// commerce.gov.in/ writereaddata/ trade/ st_cancun_1.pdf；香港会议参见 Statement o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Sixth Session Hong Kong, 14 December 2005, p.1, http:// commerce.gov.in/ writereaddata/ trade/ hongkong_speech.pdf
从1999年到2001年，印度商工部和农业部与其他行为体除了进行大量的非正式磋商，还与相关利益方举行了14次正式的磋商会议。在2001年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印度联邦政府、地方邦政府、产业界、学术机构及智囊团和民间团体等形成了农业谈判的政策网络。[注] Shishir Priyadarshi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in Indi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 pp.217-221. 需要说明的是，印度农业部和商工部并非从自身利益出发，相反，“利他主义”的动机不仅影响政策网络成员的甄别筛选，而且影响政策网络成员之间的磋商方式。比如，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NCAER)和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都被要求对印度议题政策提出建议。然而，两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截然不同。农业部最终采纳了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比较保守的立场。特别是印度农业科学家提出的“生计箱”的建议对于印度最后提交的议案中决定设立“粮食安全箱”影响较大。[注] Shishir Priyadarshi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in Indi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 p.222.再如，印度地方邦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并没有参与政策制定的磋商。为了有助于形成国内在农业议题上的共识，地方邦政府被“授予(confer)”政策网络成员身份，参与了多哈回合谈判农业议题的磋商。然而，代表大财团和农场主利益的邦被“阻隔(obstrust)”在政策网络的外围，并没有进入政策网络的核心。另外，政策网络的其他行为体在战略学习的基础上，“利他主义”的动机决定了这些行为体最后还是与政府的立场一致。例如，2001年政策议案形成过程中，印度两个主要的产业协会——印度工业联合会(FICCI)和印度工商联合会(CII)——参与了整个磋商过程。本来这些产业协会可以向政府提出趋向于政府或反对政府的立场，然而，这些产业协会很少批评政府。对此，产业协会也遭到一些相关利益方的批评。[注] Shishir Priyadarshi ,“Decision -making Processes in India :the Case of the Agriculture Negotiations ”, p.223.这样，就农业议题而言，印度农业部、商工部、外交部成为政策网络的核心，印度两个主要的产业协会和印度的学术机构(主要是印度对外贸易研究所，IIFT)成为政策网络的半边缘位置，而地方邦政府、其他产业界及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等成为政策网络的边缘位置(见图3)。客观地说，政策网络的核心和半边缘位置的行动者决定和影响着印度农业谈判的政策选择，而政策网络的边缘位置对印度农业谈判的政策选择影响较小。
这一阶段，印度社会组织与印度农业部、商工部、外交部和专家团队组成的谈判代表之间的互动，使得2001年以来围绕农业谈判形成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开始发生转化。这主要表现在，之前处于政策网络边缘的印度农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影响力增大；政策网络核心行为体即政府谈判代表的立场发生动摇。具体来说，一方面，印度的农民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通过书信的方式向印度商工部表达了自身的关切，认为印度应该拒绝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注] Farmers and CSOs Express Concern over WTO Conditionalities on Indias Agricultural Subsidy Regime，25 November 2014, http://www.ourworldisnotforsale.org/en/article/farmers-and-csos-express-concern-over-wto-conditionalities-indias-agricultural-subsidy-regim/ 另一方面，印度谈判代表面临两难困境。对于这项全球首个多边货物贸易协定，如果印度政府阻止这项协定的签署，印度将成为WTO成员国中唯一一个阻止该项协定得到实施的国家；[注] India at WTO: The Global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Row，24 July 2014,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business/economy/india-at-wto-the-global-trade-facilitation-agreement-row/ 如果印度签署这项协定，意味着印度一直为之奋斗的“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的政策要求将可能破灭。然而，2014年G20峰会之前出现了转机，因为美国和印度解决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和平条款”与“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注] Sylvia Mishra, “Modi and America: Great Expectations and Enduring Constraints,” in Sinderpal Singh ed.Modi and the World : (Re )Constructing Indian Foreign Policy ,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Co.Pte.Ltd.,2017, p.48.因此，莫迪内阁才表示愿意签署这份协定。在这个阶段，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的矛盾反映在政策上的表现就是，印度在2015年第十届内罗毕部长级会议上提出把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linkage)的政策。[注] 2015年内罗毕会议参见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for Developing Country Members Ministerial Decision of 19 December 2015,21December, 2015, p.1,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15/43.pdf
2008年日内瓦会议之前，印度联邦政府、地方邦政府、农民组织和市民社会等进行了广泛意义的磋商。[注] Jannie Lilja, “Domestic-Level Factors and Negotiation (In)Flexibility in the WTO”, pp.126-127. 与1999-2001年的互动磋商相比，这个时段的互动磋商没有改变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这主要是因为网络行动者的动机没有发生变化，只是网络行动者的身份发生了较小的调整。这突出表现在，由农业专家、经济学家和律师等组成的专家团队进入农业部，成为政策网络的核心行为体；地方邦、农民组织、农场主、市民社会和媒体等行为体都处于政策网络的外围，对政策的影响较小。例如，虽然商工部及时保持与地方邦的联系，允许各邦标记最敏感农产品，但地方邦不能决定谈判立场。又如，印度的农民协会不具有代表的充分性，因为最贫困的农民通常不是农民协会的成员。再如，虽然农业出口商可以与商工部保持沟通、农业进口商可以与农业部保持联系，但是不管是进口商，还是出口商都没有真正进入政策网络的核心。因此，农业部内部的磋商以及这一时段的政策网络结构对2008年之后印度主张设立只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SSM)至关重要。
表 3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农业议题的立场( 2008-2013) [注] 2008年小型部长级会议参见 Revised Draft Modalities for Agriculture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6 December 2008, pp.1-3, https:// www.wto.org/ english/ tratop_e/ agric_e/ agchairtxt_dec08_d_e.pdf； 2009年日内瓦会议参见 STRENGTHENING THE WTO Communication from India， pp.1-6, http:// commerce.nic.in/ trade/ wtopdfs/ india_proposal_WTGCW_605.pdf， http:// commerce.nic.in/ trade/ wtopdfs/ india_proposal_WTGCW_605.pdf； 2011年日内瓦会议和 2013年巴厘岛会议参见 Mihir S.Sharma and Preety Bhogal, “ India and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Redefin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 p.19, http:// cf.orfonline.org/ wp-content/ uploads/ 2017/ 12/ ORF_Occasional_Paper_134_Trade.pdf
3.第三阶段：网络转化阶段，把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2014-2015年)[注] 实际上，在2013年巴厘岛会议上，谈判的焦点是“是否设立只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依然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坚持不妥协的立场。然而，2014年G20峰会之前出现了转机，印度的立场有所软化。因此，本文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把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
其次，关于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SSM)。从2008-2013年，印度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共四次，分别是2008年的小型部长级会议、2009年第七届部长级会议、2011年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和2013年巴厘岛第九届部长级会议。在这四次国际会议中，关于农业议题，印度的主要立场涉及到主张设立只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大幅减少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国内支持和关税补贴；确保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其他脆弱社区的粮食和生计安全(见表3)。印度上述政策立场主要受到2008年日内瓦会议之前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互动磋商的影响。
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文献强调国家进行政策选择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认为国家有独立的政策偏好，似乎弥补了社会中心论的缺陷。但是国家中心论对于解释印度这种社会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力量的偏好如何通过国家这个利益传送带和政治角逐场得以体现。尤其是解释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具体议题领域的政策选择，这类文献的解释力较弱。
4.第四阶段：网络终止阶段，莫迪内阁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2016年)[注] 根据科林·海和大卫·理查兹的观点，政策网络进入“网络转化阶段”后，可能有三种发展路径，第一种是网络失败，即网络参与者政策目标存在差异；第二种是网络终止，即政策通过立法和执行来解决；第三种是网络重组，即网络的发展有了新的政策方向。因为本阶段莫迪内阁批准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因此，本文把这一阶段称之为“网络终止阶段”。参见Colin Hay and David Richards,“The Tangled Webs of Westminster and Whitehall: The Discourse,Strategy and Practice of Networking Within the British Core Executive”,p.8.
作者贡献声明 高宁：收集数据，参与选题、设计及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撰写论文；根据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修改。廖伟：参与选题、设计和修改论文的结果、结论
当一国通过法律对一家银行或者新建立的银行给予了特殊的权利，并且国家要求其余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服从这家银行的规定，此时便产生了中央银行制度，我们把拥有特定授权并且承担着特定的责任的银行就叫做中央银行。
由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多次批评印度政府延迟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加之美国同意在农产品问题上给予印度特殊待遇。因此，印度莫迪内阁于2016年2月17日批准了WTO《贸易便利化协定》。这表明，自2001年以来围绕农业谈判形成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已经解体。
五、结论
如前文所述，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印度在多边贸易谈判中不同议题的政策选择。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国内结构理论的分析路径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但通过上述案例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政策网络对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集中反映在印度的商业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
这一点可以从前述案例中很容易看出来，这不仅表现在农业议题上，而且在多边贸易诸多议题上政策网络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比如，在非农产业市场准入和服务业议题上，强链接、高度整合的政策网络结构影响着印度比较灵活的谈判立场。[注] See Jannie Lilja, “Domestic-Level Factors and Negotiation (In)Flexibility in the WTO”, pp.115-138. 再如，在贸易争端问题上，2003-2004年，印度应对来自美国的反倾销政策是由海洋产业出口发展局(MPEDA)、印度海产品出口协会(SEAI)等两个社会组织和商工部(DOC)组成的政策共同体中完成的。[注] B.Bhattarcharyya，“The Indian Shrimp Industry Organizes to Fight the Threat of Anti-Dumping Actio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casestudies_e/case17_e.htm
之所以商业组织在印度参与多边贸易谈判政策选择的作用不断增强，大体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随着1991年印度推动全面政治经济改革以来，在国家的支持下，印度商业组织的功能发生了转型，已经具备了理解和参与外交事务的能力。[注] Aseema Sinha，“Understanding the Ri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Collective Action in India”, Business and Politics , Vol.7, No.2, 2005, pp.1-35.二是随着商业组织功能的转型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其试图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对印度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施加影响的诉求也在提升。[注] See K.Sridhran, “Commercial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Reform: The Indian Experience”,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Vol.13,No.2, 2002,pp.57-82.
第二，政策网络结构不仅限制网络行动者的行动，而且不同的行为动机塑造了不同的政策网络结构，其中，利己主义动机易形成松散的、整合度较低的议题网络；利他主义动机易形成紧密的、整合度较高的政策共同体；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可能会导致政策网络发生转化和网络终止。
从1991年至2016年，印度参与的农业多边贸易谈判政策网络经历了前网络阶段、网络形成阶段、网络转化阶段和网络终止阶段。在前网络阶段，利己主义的动机决定了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不能实现资源共享而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连结机制。因此，这一阶段印度参与农业谈判的政策网络形态还没有形成，印度参与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政策选择主要表现为政府组织的政策立场，即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在网络形成阶段，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授予”或“阻隔”了此阶段政策网络行动者的身份，在网络行动者频繁的互动磋商中形成了政策网络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在这一政策网络结构内部，行为体互动的政策后果表现为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农业谈判政策。在网络转化阶段，网络行动者尤其是政策网络的核心行为体面临遵从性动机和抗遵从性动机的两重压力，说明了自2001年以来围绕农业谈判形成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开始发生转化。这影响着印度把设立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与签署《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的政策立场。随着遵从性动机占据主导地位和《贸易便利化协定》被印度政府批准，表明自2001年以来围绕农业谈判形成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政策网络结构已经解体。
第三，政策网络作为连结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模式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其在不同时段的结构特征影响着不同议题、不同时段政策的变化。
学生一旦掌握了正确的自学方法，且养成了良好的自学习惯，学生的自学能力就会相应的提高。“自能识字，不待老师教；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的理想境界就会实现，但这需要我们语文老师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劳动。
如前文所述，从1991-2016年，印度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围绕农业议题经历了没有中心的议题网络、核心-半边缘-边缘网络结构的形成、核心-半边缘-边缘网络结构的转型以及核心-半边缘-边缘网络结构的解体等变化。印度在农业议题谈判的政策也经历了“主张农业贸易自由化”“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农业谈判政策”“设立只有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SSM)与《贸易便利化协定》挂钩”和“批准《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演变过程。实际上，在非农产业和服务业议题上以及在贸易争端问题上，印度在不同时段同样经历了政策的变化。本文认为，政策网络的结构变化——也就是有着不同行为动机和利益诉求的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位置的变化——是解释这一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
【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2.008
【作者简介】 王瑞领，博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南亚和印度洋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印度外交、中印关系研究，电子邮箱ruilingwangprc@126.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课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度洋方向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6WZX003)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53-1227( 2019) 02-0133-19
(责任编辑 冯传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