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华东[1]2001年在《东西方传统道德的近现代转型特色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传统道德的近现代转型，是东西方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现代化过程相互推动，对东西方现代化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是最基本的社会存在，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其转型最终要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力量；同时，道德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其转型也必然要从传统道德和异质道德中批判地汲取精神材料。这是东西方传统道德近现代转型的共同点。由于道德传统、历史背景和国情的差异，东西方传统道德近现代转型过程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东西方相比较，西方国家的道德转型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导向，社会思潮对转型过程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东方国家在承认个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强调整体利益，同时政府在道德转型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东西方传统道德转型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给我国目前处于道德转型期的道德建设以重要启示：道德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市场经济领域中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要求，为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通过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道德资源和精神动力；必须反对保守、狭隘的道德观念，以开放的姿态，对传统道德和异质道德的精华与糟粕务必实事求是地讲深、讲透、讲具体，切忌只停留在所谓的综合创新的抽象原则上，在此基础上，对其精华进行吸收、借鉴，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反对以虚幻的集体利益扼杀个人正当权益和极端个人主义；必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为标准，发挥各种社会伦理思潮的兼容互补作用。
龚晓珺[2]2013年在《哲学的民族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任何一种哲学观都是以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时代性的内容、人类性的追求和个体性的风格去追求和探索关于世界本原和人类生活意义的“终极关怀”问题。哲学总在寻求普遍和超越,却又最个性化,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性内容和形式。哲学以民族为载体而存在,其形成是特定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民族交往、文化传统、科学宗教语言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没有民族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民族性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哲学以民族性为存在方式和基本属性,总是特定民族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实践和特有历史文化传统的最高理论概括,是系统理论形态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定民族的哲学集中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凝结了该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语言、民族心理、民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从民族自身的发展来看,哲学是民族之魂,各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哲学,没有形成本民族哲学的民族是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世界叁大哲学传统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各有自己独特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从哲学特质来看,印度哲学本质上是宗教哲学,中国哲学是伦理和人生哲学,希腊哲学则为科学和理性哲学。发端于古希腊哲学的西方哲学“同源分流”而出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的启蒙和唯物主义哲学,德国的古典和理性主义哲学,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等西方哲学形态。而东方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阿拉伯哲学则泾渭分明,其他东方民族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其哲学就深受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两者的共同影响。深入考量哲学民族性的不同形态,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哲学各具独特差异个性,并无优劣之分,但却各有长短,哲学民族性之中总是蕴含着世界性的品格和趋势,哲学世界性又需要通过民族性加以体现,当代“去西方哲学范式”的多元共识和互补格局成为哲学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哲学,是最科学的哲学体系和最伟大的认识工具,它源自西方哲学,但却超越了以往哲学狭隘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局限,以其世界性、普遍性和人类性的哲学品格而成为无产阶级和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成为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自己的任务不仅在于科学地解释世界,而且在于现实地改变世界,其普遍原理被运用于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而由此赋予了不同的民族特色、民族禀赋和民族性格,其与不同的民族性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其走向世界性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活的学问和行动指南,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内在要求和表现方式,只有在与各个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具体革命实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形成缤纷异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特色,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能得以真正体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性不是单一民族的哲学民族性,而是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高度的民族性,真正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中华民族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其强大的民族生命力植根于悠久而独具中国魅力的传统哲学和文化之中。但自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原有的历史逻辑,形成了传统的断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呼唤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康庄大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中国的未来”成为时代的呼唤。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挑战和机遇同在,对东方文明古国中国而言,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无不显示着经济腾飞的奇迹。18大吹响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程,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造就了新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理应成为当今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主题和时代呼唤。对哲学的民族性研究将有助于以哲学的高度思考和引领民族国家的特色发展之路,寻求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和发展,指导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不仅是中华民族彰显“哲学自我”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哲学使命,更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伟大复兴之梦的民族使命。本文以“概念构建→发展历程→内容和形式→当代时空境遇→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国视域”为研究脉络,首先探究了哲学的民族性在学理溯源、概念内涵、生成机制、发展历程、本质特征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考量了东西方哲学等不同哲学形态的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比较了哲学民族性不同形态的异同,探讨了现代性、全球化、民族主义等当代时空境遇下不同民族哲学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应对；其次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在内涵、合法性依据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一般规定性,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基本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鲜明中国特色；最后落脚到中国视域,结合当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总结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反思了中、西、马叁哲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对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思考。总体来说,本文从理论、实践、价值等叁个层面对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理论层面：从学理溯源、一般规定性、内容范畴和表现形式、异同比较等各方面全景分析了哲学的民族性,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一般规定、理论和实践要义等进行了基本阐述,以期在理论层面构建哲学的民族性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特色的学理框架。第二,实践层面：针对中国视域的经验、问题和前沿思考,引发对当代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的思考,以实践建构理论,以理论引导实践。第叁,价值层面：面对现代性、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当代时空境遇,哲学应该诉诸价值层面的反思,根据民族国家的不同具体国情和世情,思索和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发展之路和哲学之路,以独具个性化的民族特色的价值诉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伊岚[3]2012年在《禅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文中研究表明要解决禅在近现代中国转型的问题，不能简单依靠梳理近现代禅史的方法。这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禅史内容较少，相对于传统禅的形态本身没有过大的创新与过多的突破。另一方面，从理论层面解决“转型”的实质，对于本文问题的处理意义巨大。禅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首先便具有极大的特殊性。一般认为认识禅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这本质上是由于不合逻辑的禅很难被正常的认识步骤所解释而携带着神秘色彩所致。但禅的特殊性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从认识的由广及小的思路出发，禅还可以被视为宗教的部分、佛教的部分、传统文化的部分乃至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内容。这几种维度一直贯穿在问题的解决之中，考察禅的价值就需要从此入手。建国以来作为宗教的禅在以意识形态泛化的显性因素及其他次要的隐性因素的影响下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后又走上返正之路；佛教受到了了一些偏见，以禅为主体中国佛教在近代以来被批判为不是佛教；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中禅被作为东方文明的典型代表，形成了东方文化热、传统文化热、禅学热等思想文化热潮。这些不仅考察了禅的价值，同时也为进一步认识禅提供了良好的视界。在此基础上，问题能被细化为两个分问题：中国近现代禅史的问题，与现代化问题。近现代禅史涉及时间短，内容较简单也较明确，不是创新点所在，不是解决问题的变量而更大程度是一个恒量。而对于禅的现代化问题虽然十分重要，但传统文化界往往忽略了禅，而将大量精力集中到了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之上。而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又往往因为禅佛教的研究研究门槛高而只得知难而退。禅的研究是不应被忽视的，无论从哪个维度考察禅，都能发现其转型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而现状却是对于转型、转化的概念，人们往往是模糊的、不求甚解的，从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的印象。禅的转型实质就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新挑战（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调试和演变。并且维度不同，对禅的定位不同，转型的路向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仅仅视其为宗教、佛教或仅仅视其为传统文化中的非主要成分，都会轻视禅的转型意义，也会不自觉地忽略禅转型的某些途径与方向，这样便不能全面把握转型的形态与过程。而在以上评估过禅的价值与禅转型的价值之后，就需要借鉴传统展开转型问题。我们应当借鉴传统的方法，注意吸收传统的禅、佛教、宗教、传统文化的研究法的精华。我们应当吸收传统研究的成果，清醒地把握对禅转型问题研究的水平，找到研究的潜力与空间。我们应当了解传统带给了近现代禅以怎样的负担与动力，而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传统包括佛教本身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传统之外的近现代中国本身为禅佛教所造成的影响。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转型的必要。在这些外部因素之外，禅自身的传统也是禅转型时所无法摆脱的，任何转型也都需结合具体状况批判地继承，禅其实在近现代就面临着风光不再的衰败。总之，禅转型应当是多角度多层次进行，包含了禅宗在近现代的振作作为转型的基础、胡适的禅研究表现禅摆脱神秘面纱走向学术研究化、禅与人间佛教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证明禅的人间化趋向、居士禅的兴起又彰显了居士佛教发展的路向以及禅净合流的趋势客观上也是禅的一种转型与适应。至于禅的世界化、全球化趋势，在近现代中国并不明显，而似乎日本禅僧功劳更大，也只能做简单的论述。综上，禅的转型很必要，而各种力量也应投入禅转型的努力之中。实现禅的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也是禅佛教发展的主要目标。
刘绍峰[4]2014年在《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文中指出中国文学是中国历朝历代民族国家文学的总和,是一个复杂存在,其性质、构成、所指和能指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突出。受世界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中国文学在20世纪经历了反复多次全面重建,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段特征,不同文学流派、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现象纷繁多样,阐释五花八门。各阶段文学既相互关联,又迥然不同,相互竞争,交相辉映。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学主张和艺术规范,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新的民族国家建设紧密相连,密切互动,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质,围绕其主体性有诸多相关理论阐释和探讨,如文学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大众与精英、民族化与世界性、中国与西方等,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始终未能切入正题,主体性长期被忽视。论文是《文学重建与民族国家新生——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与主体性批判》(共60万字)的上篇,联系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由解放的历程,以现代政治的视角,把文学重建的大历史与文学发展的细节结合起来,比较系统集中地探讨了在多种文艺思潮影响下,现代文学的生成、演变和发展道路选择,以此为线索,整理把握文学的本质及其历史走向,评估现代文学重建的价值意义,分析其缺失和不足,鲜明提出现代文学作为现代中国新的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论题,并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释论证。第一章通过扫描古代文化,从专制国家与文化统治的关系透视中国数千年专制主义统治的精神实质。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是该民族国家实践和创造精神成果的总和。隋朝开科取士,中国建立起了文官统治制度,自此后,封建国家以文治国,文化国家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天人合一”、以“德”“孝”治天下、“叁纲五常”等道德伦理观念,与封建国家统治要求高度一致,是封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和政权建设的重要部分。中国古代文化有“道统”传统,以吏为师、文以人传、尊重传统、重视传承,有影响的文学家大多又是着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不分,习惯上将“文学”当作文化思想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文学体裁序列等级森严,功能分工严密。各文体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创新创造空间狭小,表达受到极大限制。诗文等是文学正宗,讲求遣词造句和音韵声律,备受推崇；小说、戏曲等为“邪宗”,不登大雅之堂。在朝向近代的进程中,正统文学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严苛禁锢,因循守旧,缺乏创新,走向穷途末路；“邪宗”的小说、戏曲虽受到民间大众欢迎,获得较大发展,但却不被认可,发展遭遇困境。民族国家与文化思想的生命力逐渐丧失,双双进入衰亡阶段。第二章阐述近代文学思潮和社会变动引起的文学新变。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自然延续发展,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是文学重建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自鸦片战争起,中国遭遇了东西方列强持续一百多年的侵略掠夺,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国家危亡,呈现末世景象,“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的思潮,引起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的一系列变化。近代诗歌承续古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歌颂国家民族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明清诗文的纯文学风格相比有明显变化,走在了变革前列。这种转变由于受到诗歌严重的形式化桎梏,难以转向现代,文学的重心由诗歌向“文界”、“小说界”转移。晚清民初,进步学人在西方思想文化影响下,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多方面探求救国救民道路,都以失败告终,继而深刻反省传统文化,倡导用文学“新民”,开启民智,改革社会人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文官体制废弛,知识分子进入国家体制的通道被阻塞,被排除在体制之外,只有通过写文章、办报刊介入国家政治,传播现代文明,获得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各派势力纷纷涉足文学,以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文化观念阐释文学,推动文学为改良社会政治服务,梦想新国家的美好未来,文学观念理论和实践开始朝向现代,文学作为传播思想工具的作用更加突显,极大地矫正了明清以来严重的纯文学倾向,为现代文学重建作了重要铺垫。但是也带来了对文学作理念性阐述、文学的艺术特征被忽略等问题。第叁章论述在现代思想文化催生下文学最初的重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文学为切入口,从革新文学的思想、内容、语言形式和传播方式、对象等方面,否定旧文学的主体性,将文学革命与改造社会、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建设现代思想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呼吁建设新文学,掀起了文学革命思潮,确立了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朝向,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彰显了文学的极端重要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文学以西方文学为正宗,崇尚科学民主和理性精神,呼唤人的自由解放,重视对文学语言、形式、主题思想等文学表层的革新,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矛盾,激发变革热情。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文学各派探讨文学与人生、艺术的关系,重建适应现代要求的新文体、新内容、新形式。文学从古代中庸的文学、文人雅集的文学转向批判的文学、战士的文学,从抒情转向叙事,写实、真实成为创作基本要求,现代特征日渐鲜明,形成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最初的重建是彻底反传统的,是以引进西方观念和模式为目的的,有种种偏颇偏激的认识和操作,导致源流被遮蔽,传承被割裂,带来了政治化简单化的传统,产生了民族化与西化、国家与世界的分歧与对立,文学的民族国家主体性严重不足,必然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弥补修正。第四章论述随着民族国家危机加深,现代思想理论不断引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不断生成,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自信持续增强,现代文学日益成熟,积极追求民族国家文学的主体性。现代文学重建需要作大量理论与创作实践准备,过程注定曲折漫长。现代文学与世界多种文艺思潮互动,弘扬人道主义,倡导个性解放,书写新思想,描绘新人物,营造新意境,拓宽了艺术空间和审美范围,作了多样探索实践。由于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激烈对立中转向现代的,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是被强行植入的。中国社会对此充满了异己感和强迫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批判。受世界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现代文学经历了最初的狂热后,复归理性,摆脱对西方文学的亦步亦趋,在文学上实践中体西用,扬弃五四时期的“欧化”倾向,系统地批判西方和资本主义,从混杂西方、日本、俄苏等多种观念,转向认同苏俄,追求民族国家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复古与进步,民族民间形式与欧化、世界化,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等理论与实践的争执。现代文学社团蜂起,文学各派分裂对立,奉行不同的文学宗旨和主张,形成了不同阵营,激烈争夺文学的阐释权和话语权。现代政党迅速壮大,积极介入文学,文学与政治纠缠在一起,使清晰地划定文学与政治的界限客观上很难做到。文学主流在严酷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的民族民主立场,从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递进。现实主义一枝独大,以鲜明的反传统特征、富于激情和浪漫色彩,被当作五四文学的正脉。第五章阐明由于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争环境下产生发展的,形成了文学的战时体制,党派文艺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党从不同时代要求出发,规范引导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受到各派政治势力拉扯,不是以统一的国家意志为基础的,现代政党主导了文学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一致对外,国家完全统一和民族解放出现了曙光,国共两党提出“民族文学”、“国家文学”、“民族形式”、“大众化”等观念,规范文学发展。分裂的文学各派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趋向融合。文学面向民族、面向大众,重视对传统文学进行研究和转换,集中关注民族国家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为文学重建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和传统资源,形成新的创作潮流,更多地具备了统一民族国家文学特征。进步作家投身民族国家独立解放运动,激情书写人民的觉醒抗争和理想的英雄,促进了文学民族形式和内容生成。文学倡导集体意识,排斥批判个人意志,向着形成民族国家文学的方向疾行。文学的主体性追求进入一个新阶段。与此同时,受战时体制规范,暴露和讽刺、批判的文学在国统区、解放区受到不同形式的批判,批判的文学与文学的批判日渐萎缩,文学多样化发展的宏大局面渐趋结束,单一文学的局面初现端倪。受时代社会的现实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纷繁复杂、理论争鸣层出不穷、创作实践多种多样,有多个走向、多样理论、多种派系,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产生了一些不足和问题。文学是变动的。现代文学适应中国现代革命的要求,与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解放的奋斗密切相连,在近代文学自新的基础上推倒旧文学,从语言形式入手,通过系统引入外国文学理论,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思想艺术形式,张扬个性,反映国家现代化进程,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获得了现代性,取得了区别于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又通过关注现实,走民族化大众化发展道路,描绘本国本民族集体和个体的生存状况,书写民族国家的苦难与奋斗,形成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国家特征,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和再造,实现了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文人文学到大众文学,从社团文学到党派、阶级文学再到民族国家文学的跨越,完成了从古代到现代的重建,获得了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主体性,成为世界文学中独特的“这一个”。从旧文学到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次重建,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形成了深厚传统。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形式的全面更新,与文化日益分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规范了随后的多次文学重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基石。
苏咸清[5]2012年在《近现代以来我国传统道德和西方文化的角力及反思》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体系中，道德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在法律体系之外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社会规范。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道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了大量优秀成分，但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进入不断冲击着传统道德。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改革的层次不断深化，社会矛盾也层出不穷。拜金主义的盛行、社会公德心的淡漠、商业诚信问题等都反映着社会道德的缺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社会道德缺失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我国不仅遭受着民族主权的压迫，我国传统道德同样遭受着巨大冲击，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我国知识分子对传统道德与西方文化的争论经过了“体用”之争后形成了叁派并立的局面，对中外文化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明显化。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派在中国奠定了稳定的根基，在此后的十七年间我国社会建设有了统一的文化价值的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一定时期内保持了中国建设的稳定发展。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大举进入，社会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困惑，社会不再具有统一的价值体系来指导、规范社会活动，人们陷入空前信仰迷茫期，种种社会矛盾激烈的撞击着人们的神经，新时期的核心价值观念的构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具有急迫现实性。本文主要探讨传统道德的流失问题，以历史的角度、东西方文化角力的视角，提出文化交流碰撞角力说，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历史课题作出了解答。本文分为四章介绍传统道德在历史各个阶段流失所引发的问题及对策。第一章主要介绍传统道德以及西方文化的概念特点，并通过对两者的特质进行比较，揭示两者的共同和不同之处为下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第二章分别论述民族独立时期、五四运动，建国初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思潮，通过对文化思潮的分析，探讨西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以及对传统道德的影响，分析和介绍两者在各个历史阶段角力过程。第叁章主要介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角力的结果，这种结果造成了传统道德的流失，对社会行为的调整作用减弱，在这一章中同时介绍了传统道德的回归需求，在这种需求的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建设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原则。结语部分回顾了近现代历史中文化的角力的过程，强调建设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重要意义。
张春楼[6]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认为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何日取[7]2013年在《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100年前,一位名叫何德兰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家庭生活》中写道:"以孝作为所有社会与伦理体系的基石,是整个中国文明的根本原则。如果不能深知孝是所有中国人家庭、社会、宗教和公民生活的基础,没有人能够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然而,作为一个表征中国文化与社会特色的本土概念,我们却很难说清孝是什么。通过对中国传统孝道文本的梳理、解读和对中国人日常生活话语与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孝或孝道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角色期望。或者说,孝就是由一系列特定的规范和行为模式组成的社会角色,反映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子女及其类似身份的行为期望,而子女及其类似身份者也依据自己的角色领会和情景定义来扮演孝的角色。作为子女的特定规范与行为模式,孝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几乎规定了个体一生中的所有行为,以实现资源和信息由子女向父母的正常流动。根据资源与信息流动所依赖的中介差异,我们将孝的内涵分解为赡养、照顾、尊敬、顺谏、爱护、慰藉、丧祭7个方面24项指标,分别描述孝的物质维度、身体维度、地位维度、权力维度、情感维度、扩展维度和象征维度。其中,"丧祭"旨在规范父母去世后的个体行为,对父母仅具象征意义;"慰藉"重在规范以父母之外的他人为互动对象,但可能对父母的心理状态和声誉造成潜在影响的行为,是一种"隐性孝道";"赡养"、"照顾"、"爱护"、"尊敬"、"顺谏"虽都用来规范直接以父母作为互动对象的行为,属"显性孝道",但前叁者属叶光辉所谓的"相互性孝道",后两者则属"权威性孝道"。在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与孝相关的期刊论文编码单》、《孝道期刊故事编码单》、《中国人孝观念与行为调查问卷》,分别对随机抽取的315篇期刊论文、300篇孝道故事和1200位青岛市城乡居民进行了内容分析和问卷调查,从大传统与小传统两个视角考察了中国人孝观念的近现代嬗变。研究发现:(1)孝仍是现代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重要道德,但与传统社会相比,孝的内涵及其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首先,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对"顺谏"、"丧祭"的认同都是所有内涵中最低的,而对其它内涵的认同仍然很高。然而,知识分子更加认同"赡养"、"照顾"这两个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小孝"或"下孝"的内涵,但普通民众却更加垂青"尊敬"、"慰藉"这两个被传统孝论赋予更高价值的内涵。这一区别无疑使小传统孝道蒙上了更多的传统色彩。其次,孝的政治意义弱化。再次,孝的对象由父系、夫系向母系、妻系、非亲属和国家、民族等抽象集合体扩展。(2)过去百余年间,中国的孝道变迁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大传统来说,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经历了 1919年前的质疑、1919-1949年的驳杂、1949-1979年的否定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复兴四个阶段。从小传统来说,则经历了 1950年代前的高认同、1960、70年代的低认同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苏叁个阶段。大、小传统变迁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反复特征向我们展示了传统孝道在近代以来所经历的充满戏剧性的曲折命运。(3)近代以来的孝道变迁是社会转型条件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剧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孝道论争并导致孝观念的巨大变迁。这些变迁背后的推动力量很多,但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国家政治生态。近代以来,国家政治精英们通过治国理念的宣称、社会政策的制订、社会运动的开展等方式,引导、影响并重塑着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孝观念,左右着孝道变迁的方向与进程。
俞祖华[8]2014年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认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叁大文化思潮。叁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叁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叁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叁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叁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叁大思潮是叁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叁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叁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叁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叁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叁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叁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叁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叁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叁路向说到牟宗叁提出的“叁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叁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叁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叁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叁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迭共识’”。指出“叁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迭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叁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叁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叁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叁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叁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叁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叁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叁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叁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叁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叁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叁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叁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叁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叁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叁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叁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陈二祥[9]2013年在《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四”时期国民对人的自身个性追求的关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挽救民族危机，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的思想探索，梁启超说：“人们意识到‘要拿旧的心理运用新制度，决然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试图通过各种途径特别是用教育来培养这种‘全人格觉悟’的新一代”。以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如何培养“健全人格”的“新民”，围绕实现人的现代化，促进国民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现代化”给社会秩序与个体的心性秩序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质，这种适应现代化生活的精神气质就是“现代性”。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现代化转型和现代性培育的具体内容，都必须被置于现代化语境及现代性视野中加以观照。以此观之，蔡元培德育思想是我国德育思想现代性转变的重要开端。当前，基于人的现代性问题的重新凸显以及德育学科建设与德育实践的需要，将蔡元培德育思想置于现代性语境之中，挖掘其所蕴涵的现代性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蔡元培德育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面临深刻民族危机，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其形成过程大体可以概括为德育思想现代性初现端倪的萌芽时期、德育思想现代性正式确立的形成时期和德育思想现代性实践的成熟时期。蔡元培的德育思想尊重和继承了中国传统教化思想。这体现在：象传统教化一样重视德育的地位和作用；重视家庭教育；赋予传统道德规范以适应时代需要的现代性内涵；用传统话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要旨进行中国化的阐释；以及对求知、实践、陶冶等传统道德教育途径的继承。但蔡元培德育思想在精神内核上告别了传统，是对传统教化的一种扬弃，是一个体现现代性精神和时代要求的德育思想体系。其现代性内涵主要表现在：第一，以“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之要旨”，作为道德教育的宗旨和纲领性内容，以期对国民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第二，强调并忠实践履人格独立、教育独立、学术独立的独立精神，要求实现从传统依附型人格到现代性自由精神的转变。第叁，对德育的功用做了现代性的阐释，认为德育是建立良好社会风气的工具，是实现强兵富国的保障，是促进身体健康发展的手段，是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纽带，是规定教育发展方向的核心因素。第四，提出了现代性的德育目标，认为应以德育为中坚，“五育并举”，培养健全的人格；德育应培养尚德的人，培养“国家之良民”，培养人的良好习性，培养尚自然的个性追求；并从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之分的角度将德育目标划分为基础目标和最终目标。第五，提出了实施德育的现代性原则，主要有：实施五育并举的全面教育以其他诸育促进德育的教育原则，多层次的教育原则，针对性的教育原则，渐进提高的教育原则等。蔡元培德育思想的现代性不只体现在其理念和内容上，还体现在通过实践对近代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实际变革上。除践履独立精神外，其主要实践还包括：以美育代宗教的科学、民主精神的时代追求，从少数人受教育到平民教育的教育平等思想的实践，从僵硬封闭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理念的实践，从修身律己到以身作则的自律身教思想的实践等。蔡元培德育思想体现在它的现代性的精神意蕴和对实践精神关怀顺应了民国初期思想启蒙的时代潮流，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为近代中国新教育提供了精神指向，为构建现代性教育制度提供了价值合理性依据，为思想启蒙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更重要的是，直至今日，这一思想仍在认识和处理现代德育、德性与人性培养的关系、德育过程中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及尊重受教育者主体地位、促进人的健全发展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的国民道德教育提出要求、提供启示。
王寒松[10]1997年在《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姓名:专业:研究方向:论文题目:完成日期:导师:
参考文献：
[1]. 东西方传统道德的近现代转型特色与启示[D]. 朱华东.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哲学的民族性研究[D]. 龚晓珺.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3]. 禅在近现代中国之转型[D]. 伊岚.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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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近现代以来我国传统道德和西方文化的角力及反思[D]. 苏咸清. 山东财经大学. 2012
[6].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7]. 近代以来中国人孝观念的嬗变[D]. 何日取. 南京大学. 2013
[8]. 离合之间：中国现代叁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
[9]. 蔡元培德育思想现代性问题研究[D]. 陈二祥. 西安科技大学. 2013
[10]. 当代文化冲突与青年文化思潮[D]. 王寒松. 南开大学.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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