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浅谈论文,张学良论文,送蒋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2月12日，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东北军和西北军在陕北“围剿”红军接连受挫的形势下，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南京方面的一批军政要员，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后的十三天，即12月25日，在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保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从而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
对于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举动，当时的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志，是不赞同的，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他们都曾说服过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举动，而张学良的回答是“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1〕所以，张学良最终还是亲自送蒋到了南京。这样一来，当时的人们对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就有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比如，当卫士营长孙铭九向周恩来报告了张学良已亲自送蒋走了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和孙铭九乘汽车赶到机场，想再一次劝阻张学良不要亲自送蒋到南京。然而，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所乘的飞机早已飞上了天空。于是，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感叹说：“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霸天’，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2〕周恩来把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行为视为“负荆请罪”，一方面说明了周对张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结局有所预料，另一方面说明了周对张的这一举动，很是担心和惋惜。而博古同志则认为“少帅的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行为，是受英雄主义变态心理所驱使的人做出的一种行为。”〔3〕与张学良一道合作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则认为，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是一种糊涂念头驱使的结果，是“感情用事”〔4〕。以应德田为首的一批东批军少壮派将领则认为，“张学良将军虽然和蒋介石相处多年，但对蒋介石的流氓本质是认识不够深刻的，对如何预防、限制和避免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欺骗伎俩和狠毒凶残、睚眦必报的行为，他考虑得很少，甚至不愿加以考虑。这是他个人英雄主义的豪勇，爱国主义的热情和东郭先生式的善良所造成的。“〔5〕从上述这些对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这一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不希望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常常亦感情用事地假设，如果张学良当时听从周恩来等同志的劝告，他就不会亲目送蒋到南京，继而也就不会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扣留起来，失去自由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东北军亦不会被将介石肢解。这些假设只能说是一厢情愿，至多说明了做这种假设的人们有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善良的愿望和假设为转移的。所以，我认为，在认识和评价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把认识和评价视野，仅仅局限在张学良后来反而被蒋介石扣留了起来这一问题上，而应当拓宽当时历史人物所活动的政治历史空间，去全面分析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到南京去行不行，以及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所产生的进步的历史意义等，只有这样，我们对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去的这一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统一的、符合历史的正确结论。
张学良为什么要亲目送蒋介石去南京？这的确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的问题〔6〕。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到南京，绝对不是一时“感情用事”的结果。因为，时至今日，在1991年5月11日，张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采访时，就张学良当年亲自送蒋回南京的问题，主持人问张：“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软禁50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倒流，您还如此做吗？”张的回答是：“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7〕显然，张学良当时亲自送蒋去南京不是“感情用事”的结果。如果是“感情用事”，那么，今天的张学良就应该有所“醒悟”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张学良今天的回答还是“依然要那么做”。可见，张学良亲自送蒋到南京是经过理性思考过的，绝不是一时“感情用事”的结果。张学良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到南京去呢？研究表明，它是众多因素促进的。在这众多的因素中，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了尽早实现抗日大计，是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一个根本原因。我们知道，在西安事变还未发动之前，张学良在一次布置捉蒋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他向与会者强调：“我们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为了拥蒋抗日，只要他（指蒋）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8〕这说明张学良捉蒋的态度和目的都是很明确的，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战，张学良就会答应蒋介石的所有要求，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当事变发生后，在12月18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去会见了蒋介石，在周恩来先告辞后，蒋介石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看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我是领袖、委员长，这么高的地位，让你们来这一下子翻了船，我什么都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只好安慰这位曾不可一世的委员长，“不会的，您不要这么说了。”这时的蒋介石打开了话闸，开始向张学良“诉苦”：“我怎么不这么想啊，以后我怎么回南京？天下人怎么看待我这个委员长？他们会嘲笑、讥讽说：瞧呀，蒋某人就象一条狗，给张学良打了一顿，又夹着尾巴逃回南京了！姓蒋的开口闭口是礼义廉耻，可如今让部下捉弄了，他不也没办法，忍着吧！”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这席话后，有些无地自容，于是继续安慰蒋：“您别说了，以后谁这么讲，我同他拼了！”蒋介石听了张学良这有些哥们义气的话后，也继续激将张：“你同谁拼啊，南京连代表也不派，分明是要把我置于死地，他们散布我的流言蜚语，能和你说吗？我算是认了。我回南京后，我的地位、金字招牌被你们砍倒了，我发布的抗日命令谁还听？”蒋介石说到这儿，伤感地伏在桌上痛哭起来〔9〕。张学良听到这里，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战。假如不采取一定的方式恢复蒋介石的威信，那么，蒋介石回南京后发布的抗日令有没有人听，的确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蒋发布的抗日令没有人听，这不仅会违背张学良“拥蒋抗日”的初衷，而且还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如果这样，社会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要遣责张学良，张学良又要背上类似“九一八事变”后的黑锅。正是基于此，所以张学良有些激动地说：“我是军人，说一不二，只有您真心抗战打日本，您回到南京，下令怎么处置我都行！”张学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继续说道：“委员长，这是我的真心实意！为了使您的声望更高、权力更大；为了抗日，收复东北，我宁愿学廉颇负荆请罪，在天下人面前表达您我之间的清白和伟大！让天下人知道，我张学良这次兵谏纯粹是为了抗日，绝无个人企图！让天下人看看，您回南京就发令抗日，不愧是中国的贤明领袖！为了表明我的诚意，我可以陪您到南京，我说到做到！”’〔10〕以上说明，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尽早实现抗日大计。这其中虽然有蒋介石玩弄的圈套，如蒋伏在桌上伤感地哭泣等，但是，这些只能是表面的因素，张学良当时再傻，对蒋的这一圈套是看得出来的。既然张学良看出了蒋圈套，那种说张学良是中了蒋的圈套而亲自送蒋去南京的说法，显然不符合逻辑和事实。
第二，苏联对西安事变的误解和指责，使张学良意识到只有亲自送蒋去南京，才能澄清苏联对张的误解和指责。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张学良自然关注和重视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反响。张原以为发动兵谏是为了抗日，可以取得苏联的谅解，消除中东路事件前嫌，以达到联苏的愿望，结果是恰恰相反。在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苏联的报纸和广播，一直指责张学良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还无端地捏造，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是受日本的指使而然〔11〕。其实，苏联的这些评论和指责，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全国统一抗日，他并没有对蒋介石有取而代之的任何图谋。扣蒋的目的是要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苏联的这些无端指责，毫无疑问加重了张学良的思想负担。按照一般的逻辑，在张学良看来，唯有亲自蒋到南京去后，才能洗刷掉苏联的这些无端的指责和误解。所以，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与苏联的指责不无关系。
第三，西安“三位一体”的存在和当时还扣留于西安的十几位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增强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信心。张学良在离开西安之前，对他的下属应德田曾说过：“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随便便打发他走好得多吧。况且，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呢？你不要固执了，我走后，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之内就能回来，没问题，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的十几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12〕这说明，张学良当时决定亲自送蒋去南京，与西安“三位一体”的存在以及扣押着南京方面的十几位军政要员这些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张学良自信，如果你蒋介石要扣留我，西安方面的“三位一体”不仅不答应，而且还会继续扣留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来“讨价还价。”你要南京方面的军政要员，只能把我张学良放回西安才行。这是张学良没有看穿蒋介石阴谋的一种天真推理。事实也是如此，当蒋离开西安到洛阳后，就要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报，要求释放南京方面陈诚等四位大员。张学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有损抗日大计，只得服从。当西安方面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其内部已产生了分歧，结果把南京方面的十几位大员一起全部释放，从而使日后救张工作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令人遗憾的。
第四，东北军和西北军内部在如何放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快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步伐。西安事变后的12月23日，在设计委员会上，由于个别激进分子提出：“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的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先把他干掉！”〔13〕张学良知道他的部属有这种动向后，非常着急。在这关系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上，张担心夜长梦多，所以，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说服一些东北军将领的情况下，就匆匆地亲自送蒋到南京去了。特别是在12月24日，由于东北军和西北军两方面的高级将领，连夜联名写了一封给宋子文的信，该信次日早送到了宋子文手中。信上提出：经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并且首先必须将中央军撤出潼关以东，才能让蒋走，否则，虽然张扬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14〕。张学良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去找杨虎城商量，他用沉重的语气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我万一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15〕从上面的这些史实，我们可以看出，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如何放蒋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加快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步伐。
上述简析了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一些原因，现来谈一谈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行不行的问题。有人认为，即使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也是行得通的。因为蒋介石已以“领袖人格”作出了抗日保证，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蒋介石是一位有仇必报，度量狭小的政治家。同时，我们更应该知道，蒋介石以“领袖人格”作出保证的地点是在西安，是在张杨的“兵谏”之下作出的。一旦蒋离开西安之后，能否完全兑现在张杨逼迫下所作的保证，从蒋介石的性格可知，这确是一个颇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到南京，那么，蒋回南京后要部分地反悔他在西安的“保证”，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再说，在“戏中有戏”的南京方面，一些要员与蒋是素有矛盾的。西安事变给蒋毫无疑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声名扫地。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到南京去“压阵”，恢复蒋的威信，那么，在南京方面想取而代之的政客们，对蒋日后发布的抗战命令，能不能听，这确是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如果有人不听蒋的抗战命令，那毫无疑问要影响抗战，这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愿望是不相符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所以，张学良才决定亲自送蒋到南京去，这不仅是一个正确的策略问题，而且也是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历史选择了张学良，历史的重任也交给了张学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让我们听一听张学良自己谈亲自送蒋的理由吧。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亲自送蒋到南京时，他郑重地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我抓住了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送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16〕“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17〕“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东北军也在所不惜。”〔18〕以上这些送蒋理由，说明了张学良的“扣蒋”和“放蒋”的主观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扣蒋”是为了有利于抗日，“放蒋”也是为了有利抗日。从张学良所谈的这些送蒋理由，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他不亲自送蒋回南京，不行，因为，在西安事变后南京方面的反动气焰很嚣张，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压阵”，那么，蒋回南京后的确有很多事情难办，其中最突出的是蒋在西安的“保证”。如果没有人听从蒋的命令，这一“保证”也就无法实现。张学良不尽快送蒋去南京，也不行，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在12月24日晚已联名上书：“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有的激进分子还提出了要干掉蒋。问题的严重性已暴露了出来，张学良只得尽快亲自送蒋回南京，否则，一场大规模的内乱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再说，蒋介石是一位即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的人〔19〕。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那么，西安事变将会留许多没完没了的“后遗症”。换言之，即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西安事变就难以和平解决。一旦不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受益的是日本，中华民族将陷入新的灾难。尽管12月25日，蒋在即将离陕之际，在机场向张学良假惺惺地表示：“汉卿，你就不要送我了吧……”〔20〕然而，这只是蒋在张面前玩弄欲擒故纵的政治手腕，张学良肯定明白这一点。然而，张学良更明白，他不亲自送蒋去南京是不行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对这一事情的评价那样，“如果张学良不随同蒋介石一起回南京，如果西安事变不按照蒋介石的处事方式解决，那就不会和平解决这一事件。”〔21〕可见，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是不行的。
由上述可知，张学良不亲自送蒋去南京，西安事变就不能和平解决，换言之，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学良就得亲自送蒋。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标志着连续十年的内战由此宣告结束，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2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历史意义是多么的重大！可以这么讲，张学良是“转换时局枢纽”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没有他亲自送蒋去南京，那么，中国的时局就难以转换，更大规模的内战就将爆发，国共两党就很难以重新合作，日本侵略者就将灭亡中国。这是每一位对中华民族负责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学良亲自送蒋去南京的举动，振救了中华民族，这是一种极为高尚的爱国主义行动。他的这一行动，使中国避免了一场新的内战发生，为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合作铺平了道路。尽管张学良从此之后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失去了自由，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张学良是以牺牲自己一人的自由，换得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由。因此，张学良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注释：
〔1〕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23页。
〔2〕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63页。
〔3〕〔4〕〔21〕姚兆桦、曹明编《千古功臣张学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78页。
〔5〕〔12〕应德田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17页，第123—124页。
〔6〕[美]埃米莉·哈恩著，李豫生等译《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第248页。
〔7〕张永滨、李毅著《张学良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421页。
〔8〕〔9〕〔10〕张永滨、李毅著《张学良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212页、第231—232页。
〔11〕《真理报》、《消息报》14、15日评论，转引自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07页。
〔13〕〔14〕〔15〕〔16〕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158页、第161页、第161页、第160页。
〔17〕转引自张魁堂著《张学良传》第215页。
〔18〕转引自《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91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第193页。
〔20〕薛家柱、王月曦著《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3月第版，第165页。
〔22〕李世平主编《中国现代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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