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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462(2009)02-0055-05
党的基层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作为国家与社会的纽带，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承担着整合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功能。换言之，营造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地方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协调能力、引导能力结构性增长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与社会生长的互动过程。
一、中国共产党的结构与功能
结构功能主义认为，任何社会组织都可以从组织结构与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政党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承载着社会转型与自身转型的双重任务，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体系与功能体系重建上作出更大努力。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结构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地方组织是指党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市(地级)、县(含县级市)三级组织机构；党的基层组织则在其下设立。党的各级组织在党内政治过程中平等而民主，在权力结构上则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约束。党内政治结构具有金字塔的特点，与政党权力结构对应，我国的政府结构也呈现相应的结构模型。
不同的权力金字塔方位享有不同权力。党章规定，有关全国性的重大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各部门、各地方的党组织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议，但不得擅自作出决定和对外发表主张。也就是说，除中央以外，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只能就本地区的事项作出政策决定。党章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社区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但是对于政府体系以外的基层党组织来说，其权力的政治性质逐渐减弱，更与社会权力相似。因此不难看出，伴随着中央到地方的党组织结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功能、行政功能、社会功能的分别履行层级。
因此，从组织结构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建立在严密纪律之上的政党组织。由于这一组织与政府结构的相关性，中央组织保有了大量的政治权力，地方组织次之，基层党组织基本没有政治权力。或者说，越是地方党组织，其政治性越弱，行政性与管理性越强。政党纪律在连接这一政党金字塔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都建立类似西方政党督导员的纪律检查机关，但是这和西方政党督导员仅仅督促本党议员在投票时出席的功能不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的监督是全方位的。
虽然基层党组织并无政府权力可以结合使用，但是党章对基层党组织的规定，意味着其担当了相应的政党社会功能。因为现代的公共治理是政治治理、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的融合，所以在我国，这一融合必须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这也构成党组织工作重心的差异。
古希腊政治学家认为，国家与社会、家庭，公与私是须臾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洛克从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的关系出发，强调国家与社会应该分离。“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的确是公正的和根本的准则，谁真诚地加以遵守谁就不会犯严重的错误。”[1]97在对君主进行控制的主体上，洛克认为应依赖法律。“专制君主制与公民社会实际上是不相容的，因为专制的统治者仍然是自己的法官——在他及其臣民之间没有共同的、公正的法官，而共同的、公正的法官恰恰是将公民社会与自然状态区分开来的制度。”[1]92-93在封建专制主义中国，国家与社会是高度重合的，国家以权力下移把整个社会统辖到国家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合一的传统路径，而以政治的基层动员把中国社会整体带进政治体制，从而第一次以政党力量统合了国家与社会，政党因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纽带；而基层政党组织，则是国家与社会的黏合点。因此，基层政党组织对政党的转型和社会转型起着关键作用。
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社会建设现状分析
毛泽东指出：“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2]335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在社会阶级差别消灭以后，既要加强自身组织建设，也要关注社会组织的发展。
1、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性。中央组织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全国中共党员总数为73363万名，比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增加642.2万名。全国现有党的基层组织360.7万个，比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增加14.2万个。同一份统计数据还表明，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截至2007年6月，全国党员中，工人796万名，占10.8％；农牧渔民2310.2万名，占31.5％；机关干部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2134.6万名，占29.1％；军人、武警159.7万名，占2.2％；学生194.7万名，占2.6％；离退休人员1377.6万名，占18.8％；其他363.5万名，占5％。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党员318万名，占党员总数比例的4.3％。[3]从这一数据中不难看出，党的基层组织的数量与我国社会阶层的人口比例关系基本相当，这说明我国执政党在组织发展时遵循比例原则。作为执政党，在我国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及个体党员的作用及能力必然会对社会的转型与生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国家的撤退与社会的生长。市场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公民意识，随着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国家传统的政府单边治理形态发生了改变。国家民政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设有居委会(社区居委会)82006个，比上年增加1289个，增长了1.2％；居民小组122.3万个，比上年减少1.2万个；居委会成员41.6万人，比上年降低6.1％。村委会61.3万个，比上年减少1.1万个，降低1.8％；村民小组466.9万个，比上年增长13.6万个；村委会成员241.1万人，比上年降低0.7％。与此同时，2007年底全国乡镇级区划总数为34379个，比上年减少306个；2007年底共有街道办事处6434个，比上年增加79个。居委会(社区居委会)的增加说明了基层社会组织化的进程加快，而增加的79个街道办事处与减少的乡镇比则说明基层政府的结构性调整。[4]
但是社会流动性增强给静态考察带来变数。孔德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前者研究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后者研究社会变迁的规律。这样的分类也给政治社会学研究带来启示，即研究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仅在一个静止的平面上进行，更要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进行。从动态的管理出发，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作了必要的调整，一些地区则把基层党组织直接建立在流动党员基础之上。如湖北通城县有10.4万人长年在外务工，为加强流动党员管理，自2002年来该县在广东、浙江等地先后建立了17个流动党支部和38个党小组，并在广州市成立了广深地区流动党总支。截至2005年8月，已有800多名流动党员过上了正常的组织生活。[5]
3、基层社会中的民主缺席与政党控制。市场要素的流动使中国传统的城市与农村发生结构性改变。大量青壮年人员涌入城市，使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空心化趋势加剧。一项在江西省随机的抽样表明，在一些村庄，跨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占本村全部劳动力的47.4％。[6]40
而国家管理从社会的退出使我国基层社会重建陷入了困境。一份资料显示，至1999年，浙江省永嘉县张溪村由于5年没有村委会使基层民主处于“真空状态”。究其原因，村民的说法是：在张溪村推选村委会的问题上，乡领导不听村民意见，硬要选出支持建造水电站的人，因而遇到村民反对。1995年曾有一次选举，由于没有人过半数，村委会没有选出。于是，乡党委书记就指定村党支部统揽村委会一切职能。1998年9月14日，张溪村进行了新一轮村委会选举，结果又失败了。一些村民说，原因是乡党委书记责令停止选举。部分村民不服，赶到乡政府评理，而乡政府和有关部门认为，这是一些人在利用宗派势力，破坏选举。于是出动警车，抓走了村民张玉堂、李冬妹等8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村民已经70多岁。从此，该村一些村民走上了漫长的告状之路。[7]223
应当说，这份材料反映的农村问题有一定典型意义。米歇尔说：“没有组织的民主是无法想象的。对于任何阶级来说，一旦当它在社会上公开提出某种明确要求，并渴望实现与本阶级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标，它就需要建立组织。”[8]28在基层社会中，谁有资格决定民主生活的安排和秩序？在美国政治学家谢茨施耐德看来，政党无疑是最好的政治主体，因为政党可以把复杂的政府过程简单化——当政治家们开始政治发动并组织公共生活时，政党就开始主持一个庞大的政治转换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蕴涵大量的自由和民主。[9]3但是在国家退出之后，体制内政党的身份如何界定：是成为国家的政治组织来控制社会，还是成为社会组织的代表来控制国家？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国家功能与社会功能不可偏废，缺一不可，而上述材料恰恰说明政党组织会更强化其国家属性而弱化其社会属性。因此既反映了基层执政的制度困境，也反映了基层社会的组织困境。
基层政治不仅仅体现在农村之中，同样体现在城市。2008年11月，重庆、海南等地出租车行业罢工。这一社会行动打破了原先的政治秩序，也导致两种不同的认知和建立在这一认知之上的不同行动。[10]这一案件再次揭示基层组织在民主治理进程中的作用。组织的缺乏往往使政府失去协商对象，无组织的政治行动的非理性也往往导致政府治理成本的加大。因此，在中国城市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仍然是必须面对的严肃现实。
三、党的基层组织能力的提高：民主训练与政治合作
现代社会的分工导致社会流动与结构变迁。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阶级、等级和政党存在内在的逻辑统一性。在我国，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党组织并不一定和社会阶级保持严密一致。因此，领导与合作则成为政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机制。
在当代西方政治学视野中，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关键词语。事实上，这一词语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状态。其未来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国家的公共政治权力对市民社会的侵压，以及市民社会本身对个体空间的侵压。其次是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新交往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公共舆论的变化。”[11]191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的基层社会自治伴随着国家的退出而出现了权力真空，这一权力真空在政治精英流失的我国农村尤其严重。一些农村地区甚至出现刑事犯罪等较严重的政治失范现象。
在我国的历史中，社会本身并没有基于自由价值之上的独立性，而自由本身恰恰构成了公共领域乃至市民社会的前提。因此当代中国仍然将长期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仍然将长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根据建设部等五部委的最新数据，我国共有民工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2亿人，[12]这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城市工会组织而非农村相关组织，[13]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他们不完全是农民的一部分。由于农民工多为青壮年，因此他们离开农村意味着农村潜在的政治精英的流失，从而在我国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为农村政治现代化带来了很多变数。
1、政党进入、民主训练与社会生长。在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下，社会生长的条件有限；当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后，社会权力真空则可能导致社会公共理性的丧失。在秉承自由的责任政党政府理论看来，政党本身就是民主与自由的维护者。因此，在民主尚不能有效生长的地方，政党有责任进入并首先承担其民主与自由维护者的功能。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有效动员，“马铃薯”式的东方社会才被第一次有序组织起来，从而缔造了新型的民主共和国家。即使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结束，在国家退出基层社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保留了其基层的组织结构。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国家的退出，与政府相伴的党组织开始出现能力退化的趋势，从而影响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国家的退出必须同时伴随着政党的更有效的积极进入，而与以往夺取政权的历史特征不同，新一轮政党进入是以民主训练为目的的。当然在这一轮民主训练中，也同时伴随着共产党自身的民主训练，在与社会的共同训练中实现民主能力的提升。因此共产党基层组织执政的能力首先必须体现为自身实现民主与对社会进行民主训练的双重能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理念有了活生生的基础。
政党与社会的民主训练仍然从政党自身能力强化的角度出发。从政党一般理论出发，政党首先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分化必然形成不同的利益主张。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党内进行组织再造，使党组织内在的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从而才能代表不同的利益主张，并在一党体制内进行不同的利益表达。具体表现在党内的政治过程中就是必须进行民主化改造，要重新理解“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原则”中的民主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唯一的执政党有能力代表不同的社会表达，才能增强唯一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民主训练促进了社会的生长，基于中国政党社会动员的历史记忆，社会在公共理性张扬的同时将得到内在的生长。社会目标、组织结构、个体权利都有可能得到有效的统一。在这一民主训练的过程中，执政党也充分了解了社会意志，真正担当起社会利益表达者和社会自由维护者的角色，从而为自身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社会发展、政治合作与政党转型。在政党进入社会、社会民主化启动之后，社会生长的进程将会加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由于国家的退出和社会的自治，唯一的执政党必然成为社会内部各阶层直接对话的共同组织。由于社会精英的出现，社会组织的分化将会出现各自的利益代表。这些利益代表与政党对话的途径就必须多层次进行。基于社会学家陆学艺对于十个社会基层划分的逻辑，中国基层社会也可以作出类似的划分，即把基层社会划分为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而在前文谈到的党员比例中，把党员划分为工人、农牧渔民、机关干部及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军人、武警、学生、离退休人员、非公有制单位职工。不难看出，二者虽然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后者平面的划分没有显示中国转型期的深刻的社会结构性张力。因此我们仍然采用前面的分类法，并认为这样的分类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与中国基层社会对话的难题。
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可以入党。这里用“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替代“其他革命分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从中国社会目前的阶级、阶层结构作出的正确判断。[14]114这一表述也为中国共产党与基层社会的沟通创造了新的途径：中国共产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拓宽党的执政基础，也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政治领导来重建社会结构。
不同的社会阶层要求执政党共同代表，这本身就使建立在严格纪律和严密结构之上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转型的巨大可能。这也是体制外政党成为体制内政党都必须面对的困境。在多党制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可以形成不同的政党，但在一党执政国家，社会的表达只能仅仅依靠该党完成，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代表能力上得到加强，否则，社会阶级就可能寻求自身的社会表达途径而非政党表达途径。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这一转变，就必须建立更加开放的组织结构，政党要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对于基层党组织来说，党和社会本身就是融为一体的，政党只有回归社会，才能代表社会；也只有代表社会，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在国家、政党和社会的关系变迁中，政党是避免国家与社会断裂的黏合剂，政党要实现社会利益的聚合，首先就必须进入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自身的共同转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其执政能力的提高就在于其与社会的融合程度的提高，在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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