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行业景气度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景气论文,中国论文,上市公司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不仅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内部控制有关，而且，盈余管理程度也是衡量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的重要标准。许多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动机、方向和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讨论的盈余管理动机通常包括监管机构关于IPO、退市、再融资的规定，对于宏观经济不同阶段，以及行业景气度不同时，盈余管理的特点是否存在差别，则较少涉及到。
本文一方面按照宏观经济研究中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划分，研究了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收缩期和扩张期的差异；另一方面，检验了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与行业景气度低时的差异。通过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2000—2011年间经济收缩期和扩张期，以及行业景气度高与行业景气度低时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差异，本文发现，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进一步，无论在经济收缩期还是扩张期，盈余管理程度都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收缩期且行业景气度低(高)时大于宏观经济经济扩张期且行业景气度低(高)时。
论文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第五部分是描述性统计及检验结果，最后是结论。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不仅与审计意见、审计收费、审计师变更、内部控制有关，而且，盈余管理程度也是衡量注册会计师财务报表审计质量的重要标准。
一些文献讨论了宏观经济因素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Liu和Ryan(2006)发现，在90年代的繁荣扩张时期，盈利不错的银行通过加速计提某些贷款的损失准备而把利润做小。Liu和Ryan(1995)则发现，在90年代之前的经济衰退时期，业绩差的银行会通过推迟计提某些贷款的拨备来把利润做大。Lin和Shih(2003)发现，在1990-1991年的经济衰退期间，企业(不包括金融业)普遍把利润做小；在实际GDP增长非常强劲或非常疲软的季度，企业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大多数为负；盈余管理程度与实际GDP增长率呈非线性U型关系，即在实际GDP增长率处于较低水平时，盈余管理程度随实际GDP增长率提高而下降；而当实际GDP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时，盈余管理程度则随GDP增长率提高而上升。Jin(2005)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与实际GDP增长率呈非线性U型关系，并发现盈余管理程度在扩张期比衰退期小。这些研究表明，企业盈余管理与经济周期有关。
宏观经济周期与行业密切相关。任泽平、陈昌盛(2012)认为，宏观经济由行业经济组成，在宏观经济由繁荣到衰退周期性发生的背景下，在行业层面会表现出相应的规律，经济总量波动通过产业关联和供求关系在行业景气层面进行传导。张利兵等(2009)认为，行业景气度高峰期来临时产品需求上升而价格大涨，产能大幅度扩张，而在萧条期时则刚好相反。因此，企业现金流也会发生较大波动。他们在研究中假设行业景气具有两个基本状态：繁荣和萧条，而行业景气在此两个状态之间转移。陈迪红等(2003)认为，行业景气是当行业处于不同的周期节点时呈现不同的市场景象。任泽平、陈昌盛(2012)建立了“DRC(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年度、月度行业景气模型”，以反映行业景气的波动。其“中国、月度行业景气模型”显示，行业景气波动与总体经济波动存在时滞，一些行业的景气波动先于宏观经济波动，一些行业则同步，还有一些行业则滞后。如果盈余管理与经济周期有关，那么，由于宏观经济波动与行业景气波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企业盈余管理也应该与行业景气波动有关。文献检索未发现有关行业景气与盈余管理的文献，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动机之一。
(二)研究假设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第一，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不同阶段是否存在差异；第二，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不同时是否存在差异。
1.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收缩期与扩张期是否存在差异
对那些进行增加利润盈余管理的企业而言，在经济收缩期，由于宏观经济整体呈下行趋势，企业业绩普遍下滑，而IPO、配股、增发、银行贷款等对企业业绩或财务状况的要求并不相应降低，盈余管理程度要比经济扩张期更大，才可能达到监管机构或银行规定的阀值。
对那些进行降低利润盈余管理的企业而言，在经济收缩期，可能进行程度更大的盈余管理，以报告业绩的大幅度降低，或更大的亏损。从动机看，主要是为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储备利润，以及为避免连续两年出现亏损而被“ST”。之所以能够进行更大程度的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主要是因为：第一，在经济收缩期，投资者能够忍受企业报告较差的业绩。与扩张期报告亏损相比，投资者往往会把经济收缩期企业业绩不佳归因于外部环境。第二，市场对业绩亏损的反应系数小于对盈利的反应系数。这意味着，当企业由经济收缩期的一个期间报告亏损变为在未来一个期间报告盈利，盈利消息对股票价格提升的幅度大于亏损期间报告亏损对股票价格降低的幅度。第三，盈余管理程度越大，递延到未来释放的利润就越多。第四，这种盈余管理通常打着会计稳健性的旗号，监管部门对其较少关注。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盈余管理程度与宏观经济情况相关，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时比扩张期大。
2.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不同时是否存在差异
薛爽(2008)认为，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和宏观环境多数情况下走势是正相关的，但负相关的情况也普遍存在，比如给定宏观经济走势，上下游行业走势可能截然相反。上游行业价格的提升意味着其下游行业成本的增加，上游行业环境的改善同时意味着下游行业环境的恶化。如石油业和石化业，钢铁业和汽车业等。这意味着，对一些行业而言，当宏观经济进入收缩期，行业景气度低；而当宏观经济进入扩张期，行业景气度则高。而对于另外一些行业而言，在经济收缩期，行业景气度高；而在经济扩张期，行业景气度则低。宏观经济和行业环境可能的组合如图1所示。
在象限A、D中，行业盈利能力与宏观经济走势一致。在象限B、C中，行业盈利能力与宏观经济走势相反。
当行业景气度高或低时，公司都有可能基于IPO、再融资、避免亏损或扭亏、高管薪酬等动机，进行增加利润或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
当行业景气度高时，整个行业的情况趋好，公司预期利润与现金流增加。市场对行业及该行业企业的预期也较高。进行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为了满足企业外部的预期，可能进行更高程度的盈余管理。进行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通常是由于前期进行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时转回的。前期进行了更高程度的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此时可能就有相应程度的转回。这也就是说，当行业景气度高时，无论进行增加利润还是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程度都可能比行业景气度低时高。
当行业景气度低时，由于整个行业的情况转差，公司预期利润与现金流下降。由于对企业利润和现金流存在悲观预期，进行较大程度增加利润的盈余管理，必然会引起外部利益相关者尤其是监管机构的高度关注，因此，盈余管理程度可能低于行业景气度高时。对于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而言，虽然在特定期间可能为了避免业绩持续下降或亏损而进行较大程度的盈余管理，但由于上市公司实际业绩已经较差，长时间连续进行较大程度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可能导致被ST、不满足银行借款及在资本市场再融资要求等，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盈余管理程度与行业景气相关，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
结合假设1和假设2，考虑图1中4个象限的情形，我们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象限A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象限C，象限B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象限D。
假设3B：象限B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象限A，象限D的盈余管理程度大于象限C。
三、研究设计
(一)主要变量的度量
1.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划分
刘树成(2009)对新中国成立60年的经济增长率波动曲线的分析发现，建国后我国经济从1953年开始，共经历了10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其中，1991年到1999年为第9个周期；2000年到2009年为第10个周期。其中，第10轮周期为“8＋2＝10”，即上升期从2000年至2007年共8年，经济增长率连续处于8％至14％的上升通道内，2008年至2009年为回落期。刘树成(2011)认为，2010、2011年为新一轮周期的开始。江龙、刘笑松(2011)把2000、2001、2002、2008、2009列为较差的宏观经济环境组；较好组为2006和2007年数据，其余年份数据划归到一般组。比较上述文献，对2006—2009年的判断一致，均认为2006、2007年为经济上升期或宏观经济环境较好，2008、2009年为经济回落期或宏观环境较差，但对2000-2005年间经济情况的判断则不一致。
石晓军等(2010)把1998—2006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7—2001年为经济紧缩期，2002年为过渡期，2003—2006年为扩张期。董进(2006)认为2002年以后属于扩张期。结合江龙，刘笑松(2011)、石晓军等(2010)，2000、2001年为收缩期，2003—2005年为扩张期。对于2002年，考虑到江龙，刘笑松(2011)，以及董进(2006)，可以判断为收缩期。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对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划分为，2000—2002年、2008—2009年为收缩期，2003—2007年、2010—2011年为扩张期。
2.行业景气度的确定
本文采用薛爽(2008)的方法确定行业景气度的高低。在确定行业景气度的高低时，首先要确定行业分类。与薛爽(2008)相同，本文按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制造业采用两位编码，其他行业采用一位数编码。确定行业景气度高低的过程如下：
第一步，计算每年每个行业内样本公司总资产利润率(ROA)的中值MROA。
第二步，计算从2000—2011年各行业ROA中值MROA的中值MMROA。
第三步，将2000—2011年间各行业中值MROA与该期间对应行业MMROA比较，得到各行业景气指数Prosperity。如果t年的MROA大于MMROA，则当年该行业的景气指数Prosperity为1，否则为0。
3.盈余管理的度量
本文采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度量盈余管理，采用修正后的琼斯模型，利用截面数据来估计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对每一个样本，选定同行业、同一年度的公司按照如下基本琼斯模型回归：
其中：
2007—2011年：应计利润＝营业利润＋财务费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00—2006年：应计利润＝营业利润＋财务费用－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二)变量定义
研究中所用到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控制变量参考了白云霞、吴联生(2008)等文献。
(三)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假设1，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1中，哑变量Contraction为检验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如果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反之亦反。基于假设(1)，我们预测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大于0。
为了检验假设2，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2中，Prosperity为检验变量，用来检验行业景气度高与低时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若其系数显著大于0，则说明盈余管理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反之亦反。其他变量与模型1相同，为控制变量。基于假设2，我们预测Prosperity的系数显著大于0。
为了检验假设3a和假设3b，我们在模型1、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了哑变量Prosperity与哑变量Contraction的交乘项。如下所示：
模型(3)中检验变量的含义如表2所示：
基于假设3a和3b，我们预测，Prosperity的回归系数、Prosperity与Prosperity*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之和、Contraction与Prosperity*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之和显著大于0，即无论在经济收缩期还是扩张期，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均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在宏观经济收缩期、行业景气度低时，盈余管理程度大于宏观经济扩张期、行业景气度低时；在宏观经济收缩期、行业景气度高时，盈余管理程度大于宏观经济扩张期、行业景气度高时。
四、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0—201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研究中剔除了当年新上市的公司，以消除由于上市融资、公司规模和股本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而对财务指标产生的影响；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公司，以及数据缺失的公司。行业分类依据为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考虑到回归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对样本量的要求，除制造业以行业次类(前两位代码)为准以外，其余以行业大类(第一位代码)为准。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在估计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以及在对模型进行回归时，对连续变量按年度进行了Winsorize处理，将小于1％和大于99％的数据用1％和99％分位数代替。在利用修正琼斯模型分年度、分行业回归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时，剔除了显著性水平大于10％，以及调整后R2小于0的行业对应的回归方程，相应地也就删除了该行业所有样本。最后得到的样本为9667个。样本分布表3所示。
五、描述性统计及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4是四个象限主要利润指标及盈余管理程度的比较。
从表4和表5可以看到，就利润指标而言，无论在扩张期还是收缩期，行业景气度高时和行业景气度低时的指标中值都在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且所有三个利润指标都是行业景气度高时显著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同为景气度高，经济扩张期的利润总额/总资产在5％显著性水平大于收缩期，而其他利润指标的差异不显著；同为景气度低，经济扩张期的营业利润/总资产在1％显著性水平大于收缩期，而其他利润指标的差异不显著。这表明，虽然宏观经济进入扩张期或者收缩期对上市公司利润指标有影响，但行业景气度对上市公司利润指标影响更大。
就盈余管理指标而言，无论在扩张期还是收缩期，行业景气度高时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及其绝对值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且除收缩期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外的指标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同为景气度高，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在收缩期显著小于扩张期，与假设不一致，这可能主要是因为一些样本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大于0，而另一些样本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0；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在收缩期大于扩张期，与假设一致，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同为景气度低，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及其绝对值在收缩期显著大于扩张期，与假设一致。
(二)模型检验结果
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模型(1)的回归结果中，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表明2000—2011年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这为假设1提供了支持证据。
模型(2)中，Prosperity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表明2000—2011年间，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这为假设2提供了支持证据。
模型(3)中，Prosperity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大于0，表明在经济扩张期，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Prosperity×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小于0，Prosperity与Prosperity×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之和为0.010＋(－0.009)＞0，表明在经济收缩期，盈余管理程度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大于0，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且行业景气度低时大于经济扩张期且行业景气度低时；Contraction与Prosperity×Contraction的回归系数之和为0.011＋(－0.009)＞0，表明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且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经济扩张期且行业景气度低时。这为假设3A和假设3B提供了支持证据。
六、结论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及行业景气度不同时盈余管理程度的差异。通过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2000—2011年间经济收缩期和扩张期，以及行业景气度高与行业景气度低时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差异。本文发现，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进一步，无论在经济收缩期还是扩张期，盈余管理程度都在行业景气度高时大于行业景气度低时；盈余管理程度在宏观经济收缩期且行业景气度低(高)时大于宏观经济扩张期且行业景气度低(高)时。
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应考虑控制企业所处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别，以及所处行业景气度不同时的差别。对审计师而言，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识别盈余管理时，应该考虑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及行业景气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