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报告论文,主题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注：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第三部分。 ）对于邓小平这篇重要讲话的形成过程，按照常规本来没有公开谈论的必要。但是，自80年代末起，就有人在海外公开谈论，又是讲演，又是出书，对事实真相多有歪曲，并借此自我吹擂。（注：最突出的是阮铭，见他80年代末90年代初写的两本书。以下引用此人的话均出自这两本书。）《百年潮》1997年第4期撰文公开披露了邓小平的一份珍贵手稿， 对了解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很有价值；在某些方面也廓清了有人在海外的不经之谈。但文章也还有些不足，主要是：对邓小平主持起草这篇讲话的过程和提出的思想观点有重要遗漏，对起草这篇讲话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所起的作用完全漠视。鉴于这篇讲话已经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搞清基本事实，我对这篇讲话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调查研究的初步报告，企望对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和邓小平理论有所助益。不妥、失当之处，请识者指正。
最初的酝酿和起草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在1978年10月就开始酝酿起草了。讲话的主题由邓小平确定：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当时正处在揭批查“四人帮”第三战役的高潮中，重点转移是邓小平9 月在东北视察时提出的，在当时是一个新的提法，新的战略。
10月下旬，胡乔木在天津、上海调查研究，接到通知，要他29日回北京，说邓小平访日（注：邓小平自10月22—29日应邀正式访问日本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归来后要同他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胡乔木回京后，到邓小平那里谈了一次，就接手带领人搞讲话稿。邓小平11月5日要启程到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访问，预定十天。要在邓小平出访之前完成起草工作，时间很为紧迫。邓小平表示，访问回来再详谈讲话稿事，胡乔木这才放心。11月8 日，稿子写成，即发邓小平处。
邓小平11月14日回到北京。看过稿子后，于16日把胡乔木找到家里，谈讲话稿的修改意见。这次谈话后，胡乔木按邓小平的意见，经过三天修改，形成讲话初稿，让秘书抄清，发给邓小平阅改。（注：以上起草经过，据胡乔木当时的秘书朱佳木1998年4月21 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新时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从上述起草经过可见，这篇初稿并不是胡乔木的越俎代庖，而是根据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和谈话的要求起草，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修改而成的。既是初稿，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工修改充实完善。
初稿的主要内容是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初稿开宗明义，说明讲话的主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必须从明年一月起，及时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并指明“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转变”。
初稿从三个方面论述重点转移的历史意义：一、“这是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保证”，而“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革命”；二、重点转移“就要迅速发展生产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革不适应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的上层建筑，使社会主义不断得到巩固和前进”；三、重点转移“将大大加强党与全国广大群众的联系，提高我们党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中的威信”。
初稿进而论述了“应该怎样实行这个转变”。提出解放思想、平反冤案错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处理好阶级斗争问题等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
初稿写道：“第一，要解放思想。”“现在全党要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一定要把解放思想放在第一位。”提出：“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定要放下许多包袱，同时一定要开动机器”，“提倡和实行从实际出发”，“重新学习和讨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理论和实践结合，这样一些根本观点，恢复和发扬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第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重讲了三点：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得把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以及一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案错案来一个清理”。“最近时期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把林彪时期的和‘四人帮’时期的冤案错案一起平反很有必要”，不仅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是一九五九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有些冤案错案，也要实行有错必纠。”二、“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正确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十分密切。”指出“现在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基本上是胜利完成了。”此外，还提出“农村地主富农的后代问题”，主张“应该一律取消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无产阶级的长期政策”，“一定要使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两者是一件事）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三是改革一系列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第四还是要处理好阶级斗争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既不应该夸大，也不应该缩小，夸大了会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否定，缩小了会把资本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肯定，我们要严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都还有一些空子可钻，都还有一些人要钻空子，这就有了产生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可能。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增加以后，这种可能性一定还会增加。我们一定要经常保持清醒头脑，随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不要等问题成了堆再去处理。”这一部分沿用了1977年8 月十一大继续采用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说王张江姚等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派，此外，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
上引初稿中的这些内容，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在起草之前邓小平同胡乔木谈的，哪些是胡乔木的阐述发挥，但同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言论对照来看，总的说来，是符合邓小平的思路和观点的。上引初稿中的不少提法以至语句在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定稿本中依然采用，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在海外公布胡乔木起草的这份初稿的人，竟说这份初稿“不讲解放思想，不讲民主，不讲纠正毛泽东时代的冤假错案”，那就不只是出于偏见，完全是不顾事实了。
邓小平12月2日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的起草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好的变化。不仅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意见比较一致，没有什么阻力，而且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决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等问题原来的讲法显得不够，可以进一步结合现实存在的问题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突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及时提出，进行分析，作出回答，指明方向。
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他的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为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正忙于修改要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加快农业发展和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文件，就邀于光远（注：当时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于光远任副院长，他们都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12月2 日这次及下文将谈到的12月5、9、11日各次邓小平谈讲话稿的参加者，均据胡乔木当年的秘书朱佳木1998年4月21 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新时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一同前往，以便了解意图，让于光远先行组织人起草。
谈话前，邓小平已经写了三页“讲话提纲”，“对会议评价”之外，列了七个问题。邓小平按提纲谈了他重新考虑过的在会上讲话的内容。谈话后，胡乔木即要于光远同林涧青先组织人起草。这样，这份珍贵的手稿，一直留存在于光远处。于光远夫妇1997年2月找出， 并在《百年潮》1997年第4期上披露。
这份手稿是邓小平用铅笔写在16开白纸上的，一共三页，约500 字。内容如下：
对会议评价
一、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理论的重要
实践是检点[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
实事求是 理论与实际结合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全党全民动脑筋。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
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监督）
政治与经济的统一 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
权力下放
千方百计
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 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
三、向后看为的向前看
不要一刀切
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
一部分照正常生活处理
不可能都满意
要告诉党内外，迟了不利。
毛主席
文革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
要大局为重
犯错误的，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
四、克服官僚主义 人浮于事
一批企业做出示范
多了人怎么办
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
扩大管理人员的权力
学会管理
选用人材
简化手续
改革制度（规章）
党委要善于领导 机构要很小
干什么
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
这是一个大政策
干得好的要有物质鼓励
国内市场的重要
六、加强责任制 搞几定
从引进项目开始
请点专家
七、新的问题
人员考核的标准
多出人员的安置
（开辟新的行业）
大约两天以后，按邓小平“讲话提纲”起草的稿子交到了胡乔木的手里。这是一份手写稿，看来是于光远、林涧青组织起草的稿子的抄清稿，8开稿纸30页，约12000字，上面有三个人的笔迹。手写稿没有标题。它的结构，与邓小平的“讲话提纲”相一致，七个问题加上“对会议评价”，共八部分：一、对这次会议的评价（1-2页）；二、 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7页）；三、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8-13页）；四、 讲讲向前看（14-18页）；五、克服官僚主义（19-22页）；六、要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社员先富起来，生活先好起来（23-26 页）；七、加强责任制（27-28页）；八、要研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 采取新措施（20-30页）。在手写稿上，胡乔木没有作什么修改， 只作了十几处文字改动（见第5、8、10、12、13、14、16、19、20、21、27页）。看得出来，是读稿子时随手改的。
邓小平有没有看过这份稿子，很难判断。从后来的谈话可见，这一稿的基本样子他是知道的，但可以肯定，邓小平对这一稿并不满意，也没有同起草的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作修改”。（注：见《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百年潮》1997年第4期。）
邓小平12月5日的谈话记录和讲话稿的起草
12月5日邓小平又找胡乔木谈话，针对起草的讲话稿讲他的意见。 这次谈话，胡乔木带上于光远、林涧青一起参加。胡乔木作了简明扼要的记录，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胡乔木的记录，记在手写稿的最后一页（第30页）背面，共21行。用圆珠笔，字很小，很草。记录简约，但很得要领，从中可以看出，在起草讲话的过程中，邓小平思路的发展和思想的深化。这对了解讲话稿的形成过程是很有意义的。
12月5日谈话一开始， 邓小平就说了对已经写出的这一稿的总的意见：“语言过多 砍掉一半”（注：凡记录的文字用楷体，注明行数。因记录比较简约，有的不连贯和费解处，笔者以后来成文的讲话稿为依据，用宋体字补足，供读者参考。）（第1行），“组织不贯串”（第2行）。关于稿子的修改意见还有：“不要过于锋利 不要论战语言”（第5行）。可见，有人说邓小平对稿子很满意云云，是不确实的。
邓小平这次谈话，是12月2日“讲话提纲”和谈话的继续。 对于讲话稿应该突出讲什么和怎么讲，他这几天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
邓小平首先进一步明确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主题：“解放思想 开动机器 一切向前看 否则四化无望”（第3行）。同12月2日一样，解放思想，是邓小平特别强调的一个重点。在12月5 日的谈话中，他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的问题，从各个方面对解放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着重分析了思想不解放、僵化和半僵化的原因和危害。同两年来华国锋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联系起来看，锋芒所向是很鲜明的，批判也是很有力量的。记录第8、9行这样写道：
僵化，
禁区，
本本对实际
不敢想、说、做
随风倒
官僚制度束缚
真正管卡压
只能奉命行事
然后才是习惯势力
邓小平估计到，新问题大量出现，如规章，用人标准。改革障碍重重。（第4行）记录中有实现的手段方法 有些要得罪大批人
必须早作思想工作 工人减少机构重迭 党怎么领导（第3行）等语， 还提到北大考虑系主任制（第4行），可见他对怎样进行改革的思索。
民主是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同12月2日相比，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把解放思想同民主联系起来，进一步论述了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民主与法制。
邓小平说到，出气应允许，出气是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民主大字报也可少。（第7行）要为敢想敢作创造条件， 要建立民主制度，支持新生力量。思想领域的问题，要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解决。出了坏人不要怕。信任群众干部。（第11行）
关于经济民主，邓小平提出，要实行经济民主，权力下放，要纠正党委随便干预。（第15行）他说，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第15行）给生产队经营自主权，生产队长看到有一小块土地没有利用，就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增加财富（第12行）。
在民主与法制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执政党要有党规党法。他说，纪律检委提前成立固然必要，更主要建立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第14行）他认为，法律可以地区搞局部搞。（第16行）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向前看不要求[全]责备允许继续改正 以前宽以后严。（第17行）
对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经济工作，邓小平也谈了不少意见：
经济办法管经济
从下面搞起 权力下放 责任到人 有职有权有责
方针明确 方法妥当 要注意工作方法（第17、18行）
生产力发展 生产率提高（第19行）
不要总怪林、四 作挡箭牌（第13行）
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就12月2日提出的让一部分人、 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这个大政策，12月5日讲了不少具体的设想。 记录最后两行是一串数字：工人100农民8千万150－200各1／10城市 市镇
农村 卫星城市（第20行）1亿人口平均100（第21行）。单看记录无法说得清楚其内容，但可以意会是相当具体细致的设想。至于最后的数字，看得清楚是谈住房问题，说新加坡月收入1500新币有权买房产，5 间房子，70m[2]，花半年工资。那里的房租＝工资×15%（欧美日1／3）。可见他对未来的设计思路是多么开阔、多么深远。
关于12月5日邓小平谈话的内容， 胡乔木回来后同秘书朱佳木讲了要点，朱佳木有个记录：“邓小平说，这次别的问题都不讲了，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注：朱佳木：《胡乔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83页。）朱佳木对胡乔木对邓小平谈话所作概括的记录， 同现在发现的胡乔木对邓小平谈话所作的记录，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无论是手写稿的八个部分，还是后来的稿子的四个部分，这篇讲话的主题、结构以及所要讲的主要问题，都是邓小平亲自确定的。
按照12月5日邓小平对讲话稿的新的构思、新的观点、 新的提法，参加起草的人员连夜重写，产生了邓小平讲话稿的12月5日稿。 这是一份铅印稿，共18页，篇幅压缩到8000字左右。加上了一个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稿）”。主题进一步明确：“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整个讲话的结构布局按邓小平的意思基本上确定下来。全文分四个部分：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三、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2月5日的讲话稿，按邓小平的意见重新写过， 对重要问题作了深刻、明快的剖析和论述。第一部分标题改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内容除保留后面三段的一些论断之外，全部都是按邓小平12月5日谈话的观点甚至语言重写的，与后来的定稿本差别不大。
例如：为什么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讲话稿作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正确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手段、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大幅度发展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再如：关于思想不解放，僵化或半僵化的原因，这一稿从三个方面作了论述：一是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二是官僚主义的绳索束缚着人们头脑；三是小生产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
三如：对思想僵化的危害，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这一稿也讲了三点：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
“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我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这个重要论断，也是这一稿中明确作出的。
后面三个部分的不少内容，也是按12月5 日邓小平的谈话增加或重写的。
例如：邓小平谈话记录上有经济民主，权力下放，责任到人，有职有权有责，还有生产队长看到没有利用，就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增加财富等话，讲话中就写上了这样两段：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发扬经济民主和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权力下放，就没有经济民主。过去的经验表明，国家统得太死不利。应当下决心把权力下放，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更大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工厂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企业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有了这种自主权，才能解放思想，生产才能搞上去。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养上鱼，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呵！”
再如：邓小平谈话记录上有纪律检委提前，更主要建立党规党法，比国法还重要，讲话稿中就写了“民主和法制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定要从我们党本身做起。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就没有国家法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主要是建立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党的党风搞好”一段话。
谈话记录20-21行的那一串数字， 在讲话稿中写成这样一段文字，紧接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的后面：“要经过五年左右的努力，使城市里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人，每人每月的工资平均达到一百元左右；农村有百分之十的公社，每人每年收入达到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还说到，在全国“有大约八千万到一亿人口提高了购买力”将如何如何。这些具体的目标，直到12月31日的定稿本中一直都有。
起草讲话稿的写作班子对12月5日这一稿进行讨论、修改，在12月7日先后印出两稿，页数没有增减，都是18页。12月7 日的第二稿送到了胡乔木的手里，他开始考虑修改。根据是：在这个稿子上，有胡乔木写的30多条批语和作的20多处文字修改。但这份稿子还不是胡乔木的修改稿，只是胡乔木准备修改的提要。
胡乔木的秘书朱佳木回忆说：“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他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注：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由此可见，胡乔木对讲话稿的修改，是在12月7日半夜酝酿、8日凌晨进行的。可惜胡乔木修改的原稿，迄今没有找到。所好的是， 保存的过程稿中还有一份标明12月7日的铅印稿，共20页， 我们称之为12月7日第三稿。拿12月7日第三稿同12月7日第二稿比较， 可以看出第三稿作了许多补充、修改。拿第三稿所作的补充、修改，同胡乔木在第二稿上加的批语对照，这些补充、修改大都在加批语的地方而且同批语是一致的。再与上引朱佳木的回忆互相参证，可见这些补充、修改是胡乔木所作。有没有其他同志参与其事，在找到修改手稿之前，无从确定。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无论如何，说这些补充、修改主要出自胡乔木之手，是不会不符合实际的。
本来，起草或修改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是胡乔木职责所在。胡乔木生前从不张扬，在他死后也不必多说。他在这方面的劳绩大家都是知道的。但鉴于这些年来有人在海外胡说：“这个稿子曾被胡乔木改来改去，去掉了一些好的意思，加进去一些胡乔木自己的东西”；而当年在胡乔木领导下参与这篇讲话起草工作的有些同志，对胡乔木的劳绩似乎也淡忘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对有关的史料进行分析，以明史实，以正视听。
对12月7日第二稿，胡乔木是按照邓小平12月2日和5 日两次谈话，并遵循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以后的思路和观点来进行补充、修改的。他对稿子所作的重要补充、修改，有些是12月2日和5日邓小平讲了而在稿子中被忽略或遗漏的，也有些是稿子中对邓小平讲的观点表述得不够充分和完满的，还有些是在这之前邓小平反复强调、反复阐述的观点，当然也有些是胡乔木对邓小平的思想、观点的引申、拓展和发挥。
在讲话开头对会议的评价部分，胡乔木补充了有关重点转移及其意义的内容，使整个讲话扣住了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讨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变，它反映了新时期的本质特征。
关于思想不解放，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历史原因，胡乔木作了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对邓小平的思想作了很好的发挥。一是把官僚主义问题同民主联系起来，改变12月7日第二稿单提官僚主义的写法， 指出第二个原因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普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二是增加了一个原因，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什么事不干，什么问题不表态，四平八稳，反而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对第二部分，从对天安门事件平反讲到充分发扬民主、对思想问题不能压服之处，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对“两个凡是”和压制、反对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多次批评，加写了一段话：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有一点不同意见，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进行打击压制，就要立案，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实际上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神经衰弱的表现。这段话，既对“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做法进行了历史批判，又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进行了很有现实针对性的批评。
在发扬经济民主、扩大自主权这一部分，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思想（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 卷《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是邓小平看了胡乔木等主持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初稿后于1978年3月28 日约见胡乔木等人谈话的部分内容。邓小平肯定这篇文章“写得好”，提出“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01页。）），加写了一段强调按劳分配、 重视物质利益的政策性很强的话：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收入就应当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当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讲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它就没有革命。但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是在牺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那就是宗教。（注：这段话在定稿中文字上有些改动，最后一句改为：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在后面论述加强责任制的部分，胡乔木在多处把责任制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原稿讲到几定完不成，打屁股“必须打到具体人身上才行”。胡乔木在这句话后面加上：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一个大的建设项目完成得好，国家要明令奖励，从领导人到职工，都应当得到适当的物质奖励，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在说到要发现专家，重用专家处，他不仅加上了培养专家，而且加上了要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原稿写到严格考核，“根据成绩大小，有赏有罚。”他加上：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在民主与法制一段讲到立法问题时，胡乔木也特别注重经济，在原稿“应该集中力量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它各种的法律”后面加写了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例如工会法、集体所有制经济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等。这样具体的关于经济法的立法要求，以前没有人提过。此外，他还把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胡乔木把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改定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在正文中着重说明，向前看的主要内涵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政策方面，胡乔木按邓小平多次强调、在12月5日谈话中又特别指明的政策（不要求全责备，允许继续改正， 以前宽以后严），在“都要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促使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认识和改正错误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等待，给以考虑思索的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一种党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处理可宽可严的，要从宽。这样做有利于安定团结。在选拔干部方面，也是如此。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干部队伍不纯，以至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存在着严重问题的情况，提出：特别是选拔新干部（注：后来的文本中“新干部”改为“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完全为了私利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不能重用。看风使舵、出卖灵魂、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在第四部分开头，谈改革将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和遇到障碍，胡乔木按邓小平12月5日谈话（见记录第3、4 行）补写了一大段话：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减下来的人要重新分配或者等待分配，就会有不满意的；一部分工人、社员先富起来，暂时还不能富起来的工人、社员就会有意见；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到经济战线上去，也肯定会有人不服从分配的，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明年不出现，后年就要大批出现。这段话就是切合实际而且很有预见性的。（注：这段话在定稿本中作了一些文字修改，位置移到第四部分讲完之后。）
这就是胡乔木12月7-8日对讲话稿所作的主要的修改补充。 怎么能说“改来改去”改坏了呢？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送给胡乔木的12月7日稿上， 不知是谁在标题下面写上了“邓小平”三个字，胡乔木把它圈掉了。因为按照规矩，这只是按邓小平的提纲和谈话为邓小平草拟的稿子，还没有经过本人审阅改定，把名字加上去是不适宜的。
总之，按照起草文件的行话来说，胡乔木是起草邓小平讲话稿的名副其实的“统稿”。稿子经过胡乔木统改过以后，这才送给邓小平审阅修改。
上面已经说过，邓小平对手写稿是不满意的。平心而论，原因不完全在执笔者，主要是邓小平的思考深化了、发展了，对拘谨地完全按他列的七点或八点来写感到不够了。邓小平对按照他12月5日谈话重写、 又经胡乔木仔细修改过的稿子，看后比较满意。12月9日， 他又一次约见胡乔木等人，谈对讲话稿的意见，认为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注：据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33页。）
按12月9日邓小平谈话，对讲话稿又作了修改。 邓小平看了修改稿后，于12月11日又找谈话。胡乔木正召集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没有参加，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把参加起草的人找去，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产生了现存邓小平讲话稿的12月11日稿。这一稿仍是20页，在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下面，有了邓小平的名字。
邓小平讲话稿的最后加工
中央工作会议预定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闭幕会，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将在叶剑英、华国锋之前讲话。据胡乔木当年的秘书朱佳木说，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关起房门，对邓小平的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加工，直到下午两点才脱手。立即让朱佳木直送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对讲话稿审阅改定后，在下午4 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这一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注：据朱佳木：《胡乔木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533页；又据朱佳木1998年4月21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新时期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现在保存的最后一份过程稿，是胡乔木12月13日加工修改、邓小平审阅改定、当天下午会上讲过以后于12月16日由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铅印稿。稿子左上方用黑体字标明定稿本，右上方有编号，标题为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注：在现存的这个定稿本上，后来有人把原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一行字和邓小平的署名圈掉，加上一个标题：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页下加一题解为：“这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看来这是会后准备将这篇讲话编集出版时做的编辑工作。）同12月11日稿对读，可以知道12月11日稿印出以后的两天，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以及胡乔木等又作了哪些修改。
全稿最为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在“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特别突出强调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从而形成表述完整的、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最著名的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话稿最后加工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在第一部分讲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那段“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后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在谈到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时，原稿提出，“对一般党员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改稿加上了“特别对高级干部更要严些”。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增加了两条，一条是“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分工负责。”另一条是在“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一句中加上了“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这个前提。
讲话稿最后的修改使讲话的一些提法更加全面，更加恰如其分。比如，在讲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特点及其严重性时，前面的稿子都有“因此比旧式的封建官僚主义还厉害”一句，定稿把这句删掉了，显然这样说过头了。12月11日稿把产生僵化或半僵化的一个原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一段删掉了，12月13日稿予以恢复。在讲全国有些地区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时，原稿只特别提到了西北，讲话用稿加上了西南。原稿采用的“全党和全国人民”提法，最后一律改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有些地方只改动一个字或增加一个词语，表述更为准确。如在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中提出了今后衡量领导好不好的标准，加上政治路线解决了这个前提，又把“这就是今天主要的政治”中的“今天”改为今后；在“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政治标准”这一句中的“政治标准”的前面，加上了“主要的”一语。
还有一些修改是为了保持全稿用语的一致。如：“应该”和“应当”混用，都统一用“应该”；“先好起来”和“先富起来”混用，按照邓小平本人所写“讲话提纲”的提法，用“先好起来”。
从讲话稿形成过程看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思路
从上述邓小平讲话稿形成过程这个侧面，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思路的发展。在1978年九十月间，邓小平洞察全局，抓住机遇，首先提出结束清查工作，实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要胡乔木起草的讲话初稿，正是他这时思路的产物。到了12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展迎来了历史转折的关头，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让一部分先好起来等思想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产生了他的12月2 日的提纲和谈话。邓小平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内情况进一步思考的结果，更加明确了实现历史转折的路径，确定了前进的策略，12月5 日他对讲话稿的设计，使讲话的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充实，锋芒更加犀利，而经过此后反复多次的修改，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理论与实践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完整的历史主题。
这可以说是邓小平1978年9、10-12月上、中旬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起草过程中思路的发展轨迹。邓小平这位20世纪中国伟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理论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理论家、辞章家的胡乔木，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对邓小平这篇讲话稿的起草真是竭忠尽智、呕心沥血。他的改笔，也是思维严密，文辞考究，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又使得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表述臻于完美。邓小平称胡乔木为“党内第一枝笔”，这种知人之论，从这篇讲话稿的修改也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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