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视域下的旅游共情体验研究*
冯艳滨1，2，李 鑫1
(1.云南大学 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2.西南林业大学 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 共情表示在我者与他者交流过程中主体的感情移入，一方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以实现感同身受和共鸣。在旅游情境中，这一高层次的情感体验不仅利于个人旅游满意度的提升，而且还有助于跨文化的沟通交流。以旅游情境中的共情体验作为讨论核心，梳理其概念内涵及其在旅游体验中的具体表现，并从“生活世界”对主体旅游行为的先验性影响角度探讨旅游者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以期丰富和拓展旅游体验研究。
[关键词] 共情；“生活世界”；旅游共情体验
引 言
旅游活动是一个自我与他者沟通接触的社会空间，具有深层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旅游体验质量与客观吸引物有关，也取决于旅游者的主观情感体验。不同于感官体验和行为体验，旅游情感体验主观性更强，个体差异性更大，对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程度亦更深。因此，在旅游体验的实际践行和理论探索过程中，深入探讨对旅游者主观情感体验的认知将是对旅游研究的拓展和丰富。
在旅游情感体验研究中，共情(empathy)[注] 也有人译作“移情、同理心”，结合旅游者和东道主的互动关系特点，本文用“共情”来翻译empathy。 被认为是高层次的体验状态，但鲜有学者对其进行过深入探讨。新西兰学者塔克尔认为，共情是跨文化沟通与相互理解的桥梁与媒介，并极力肯定共情在旅游体验中的积极意义。对旅游者共情体验的探讨具有扩展旅游体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提升旅游体验质量的现实意义。但是，共情体验的产生具有相应的产生条件和产生情境，其会产生于旅游者与东道主的相互沟通理解中，也存在于旅游者与旅游者的互动，更会共鸣于客观的旅游对象物。因此，旅游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是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将旅游主体的“生活世界”视为旅游共情体验的先验基础，以此探讨旅游者共情体验的内在机理，以深入认识和了解旅游共情体验。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一)共情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
共情是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于1959年率先提出并阐述的概念，本意为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感觉或感受到被认识的对象，即把客观对象内化而产生主观体验的意动[1]，是十分重要的心理现象,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实际的人际交往。随着对共情研究的深入，学界也将其定义为个体基于对另一个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所作出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等同或类似于他人正在体验的感受或可能体验的感受[2]。情绪共情和认知共情是共情的两种主要成分，前者是指对他人情绪的情绪性反应,即产生和他人相似的情绪体验，后者指的是理解他人情绪状态产生的原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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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的“天涯共此时”，苏轼的“千里共婵娟”等诗句,也都衬托出“共”的境界和“共情”的意味。可见，实现共情体验的基础是 “共”与“和”,共情的主体与被共情者处于一种心情和情感的和谐状态。此外，阿奈特与纳卡加瓦(Arnett，Nakagawa)等学者认为，共情的另一前提是主体与被共情者应具有相同或类似的经历，否则难以达到“感同身受”的境界，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随着社会问题研究的进展，也有学者结合米德(G.H.Mead)的角色扮演理论(role-taking theory)阐释实现共情的另一种情况，即共情的实现未必非得依赖主体的直接经验，通过想象、换位思考等获得的间接经验也可以实现双方的互相理解和共鸣[4]。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共情的深层次内涵中应该包含“无私、利他”元素[5]。可见，虽然切入视角有所区别，但是共情的核心内涵却得到大家的认同，即“主体的感情移入，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地理解对方，以实现感同身受和共鸣”。
在旅游活动中，共情被视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是我者与他者开展良性互动的有效先决条件。在旅游活动中的身临其境使旅游者得以亲密接触异域群体和异域文化，从而获得真实体验和感悟，如此获取的关于他者的信息，其准确性远高于书籍、报刊等间接渠道，文化误解和错误认知也因此得以减少，而这恰恰是共情所极力追求的效果。在旅游经营业务中，共情则被视为高层次的服务供给。1988年，美国市场营销学家帕拉休拉曼(A.Parasuraman)、来特汉毛尔(Zeithaml)和贝瑞(Berry)构建的SERVQUAL(Service Quality的缩写)模型中指出，服务质量分为五个层面：有形设施(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响应性(responsiveness)、保障性(assurance)和共情 (empathy)[6]。这是“共情”首次作为重要的服务质量衡量指标进入大家的视野，可见主体和客体的情感投入对服务质量的重要性。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动态化和个性化趋势，在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过程中，尤其需要相关从业人员具备“共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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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世界”概念及其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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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公益性质的志愿者旅游或商业性质的常规旅游，“身临其境、设身处地”都是旅游者开展旅游体验的前提，正因于此，不同文化的空间距离被淡化，面对面的交流和现场感受远比道听途说要真实，情感也因此被准确地理解和感受。“旅游促进和平”的理念也由此而生，而其前提始终都是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人群的直接对话增进彼此理解和共融。
表 1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内容结构的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中的相关信息整合而成。
综上可知，不论是“生活世界”话语中的文化、社会和个性，还是日常话语中的成长背景、家庭教育、受教育程度、职业、朋辈关系、个人兴趣爱好，都是个体开展各种行为的先验基础。犹如风筝始终受制于风筝线一般，个体的行动选择不可避免地受其“生活世界”的原生性影响。同理，个体对相关事物或事件的判断和主观感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生活世界”的经历和积累。美国反思人类学家罗萨尔多(Rosaldo，1993)曾结合自身的经历对田野考察做过深刻反思，其在著名的《悲伤与猎头者的愤怒》(Grief and a Headhunter ’s Rage )一文讲述一个人的体验得以升华的心路历程：知其痛必先尝其痛，理解他人痛苦的前提是自己也曾有此痛彻心扉的领悟[注] 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的伊隆戈人(Ilongot)中，存在着一种所谓“猎头”(headhunting)习俗。这是当地人丧失亲人后排遣悲痛之情的唯一方式。对这一习俗，罗萨尔多曾经在自己的田野日记中给予过文化的解释，但是他一直试图对此现象给出一种直接的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学解释。这一企图一直到他的妻子在同他第二次去吕宋从事田野调查并遇难之后才得以实现。他妻子意外的死亡，似乎使他一下子领悟了失去亲人的愤怒对于一位伊隆戈人的猎头者来说意味着什么。由此而使他接受了当地人对于驱使他们做出这种猎头行为动机的解释。 。罗萨尔多的反思与本文观点的共性在于：情感体验的产生和升华前提是主体曾拥有类似的体验和感悟，也正是主体“生活世界”的延伸意义。
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内容结构的分析指出“生活世界”在个体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成过程中的“滋养”作用。因此，对旅游主体行为及其旅游情感体验机制的分析不可脱离于旅游者的“生活世界”。在旅游共情体验中，不论是主体间(旅游者—旅游者，旅游者—东道主)亦或是主客体间(旅游者—客观旅游对象物)都必然以主体的社会文化环境、知识结构、生活阅历等“生活世界”积累为先验基础，共情体验的产生及其内在机理都是这一先验基础的延伸,这也可以说明不同旅游主体对同一旅游对象物的差异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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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世界”与旅游者的共情体验：先验基础与产生机理
(一)“生活世界”是旅游者共情体验的先验基础
虽然旅游被定义为旅游者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环境到异地开展休闲、观赏、度假、娱乐等各种活动；旅游目的也被理解为“求新、求知、求美、求异、求奇”等追求与旅游客源地差异较大的事物或现象。但是，不论是旅游猎奇的心理或是放松身心的心态，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情感体验始终无法脱离其自身“生活世界”的影响。“生活世界”对旅游者的先验性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见表2)。
表 2“生活世界”对旅游主体的先验性影响
本文基于主体“生活世界”的延伸影响构建了“旅游者—东道主”共情体验产生机理模型(见图1)。首先，旅游者和东道主各自的“生活世界”由家庭、职业、朋友等生活圈构成，并具体表现为主体的成长经历、文化环境和知识结构。这些内外部影响因素会给“旅游者—东道主”的共情体验带来先验性影响。其次，在旅游体验过程中，“旅游者—东道主”的共情体验以双方相互理解的意愿为基础，以双方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为媒介，以感同身受、将心比心的情感共鸣为表现，体现跨区域、跨文化的沟通理解，对消除文化误读具有积极意义。虽然旅游者和东道主的“生活世界”未必完全相同，家庭背景、职业、文化环境和知识结构等成长背景均会存在较大差异，但是相似的生活经历和对事物的相同感悟可以成为促成彼此情感共鸣的媒介。彼此“生活世界”中的某一个相通元素便能构成双方情感共鸣的桥梁，共情也随之达成。
(二)“旅游者—东道主”的双向共情体验
在旅游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除了“旅游者—东道主”之间会存在共情体验以外，“旅游者—旅游者”之间的共情体验也尤为普遍，且直接影响旅游者的整体旅游体验质量。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中，曾用“共睦态”(communitas)来形容旅游者与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良性的互动关系。共睦态描述这样的一种境界：旅游者之间在平等、单纯、谦和、忘我的状态中，抛开世俗偏见、身份、等级和财富等差异，能够毫无芥蒂地交流、共享美与愉悦，进而产生息息相通的情感，甚至达到格雷本[注] 纳尔逊·格雷本(Nelson Graburn)，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国际公认的旅游人类学学科创始人和旅游人类学领域泰斗。 所说的“神圣感”[10]。虽然“共睦态”体验被认定为一种所有旅游者都有可能发生的理想状态,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它只能是部分旅游者的体验，且可遇不可求。共情研究的出现则是对旅游情感体验研究的重要补充，共情所表达的情感体验追求旅游者之间“感情移入、共融共通、将心比心”的意境。
“旅游者—旅游者”的共情体验以双方各自的“生活世界”为先验基础，即旅游者的所感所想是其成长经历、文化环境、知识结构等“生活世界”内容在旅游空间的映射。共情体验的具体感受则以双方相同的旅游需求动机和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以对旅游对象物的理解和转化为媒介，以旅游者间的共融共通、惺惺相惜为表现(见图2)。在旅游研究中，有学者将类似高质量的旅游体验称之为“畅爽”(flow)，强调这一体验给旅游者带来的舒服感和惬意感。
作为重要的哲学概念，“生活世界”一词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首次使用并说明。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一切经验的基地，是每个人向更高层次发展的经验基础，也是主体间交流、合作、共事的空间，是人们意识和经验的总和。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受胡塞尔的启发，揭示了“生活世界”对社会交往行为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生活世界”是日常交往实践的核心，它是扎根在日常交往实践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以及社会化相同作用的产物[8]。他认为，现代社会包括“生活世界(life world)”和“系统(system)”两个方面。其中“生活世界”由教育体系、媒体、家庭生活构成，而系统则由社会经济和管理组织构成。就“生活世界”的结构而言，包括文化、社会和个性三个维度：文化通过符号体系影响行为者的有关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的认知；社会通过规范让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的方式或者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个性则影响行动者理解自己和他人的行动目的、方式及行动准则[9](见表1)。
旅游者在开展相关活动的过程中，会不经意间将自身的文化、思维逻辑和政策观念等意识形态带入目的地，但也能通过深入体察当地的实际境况，获取关于当地生活和社会发展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旅游地文化的传道士，深刻诠释旅游者在跨文化交流和启蒙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旅游者与东道主的接触过程中，二者的“共情体验”是建立在彼此惯常环境基础之上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其体验质量不仅与二者在旅游目的地直接接触时的感受相关，更与二者长期生活的原生环境相关，即“生活世界”能够将其影响辐射至旅游者或东道主在另一个空间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感知。
“生活”是指为生存发展而进行各种活动的总和，包括职业生活、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等。“世界”乃是行为角色从事活动时能够与其行为目的和利益相关联的、起着限定其行为作用的外在环境因素的总和，是一个“场所”的概念[7]。“生活世界”则是主体的角色创造性活动和行为的总和。
从表2中可知，旅游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等主观性因素都受其“生活世界”所滋养。个体的旅游目的地选择和旅游方式偏好受其“生活世界”所影响的程度不容小觑。家庭、职业、朋友圈所营造的个人社交网络不仅是个体“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也会被移植到个体的旅游世界，成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对象物的感知和评价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环境和知识结构。此外，拥有相同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旅游者之间更容易产生共情体验也是旅游体验过程中的不争事实。即便旅游者试图通过逃离自己的“生活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体验差异，但是旅游者在旅游体验中的行为和感知都映射着其自身“生活世界”的影子。
图1 “旅游者—东道主”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
(三)“旅游者—旅游者”的双向共情体验
旅游者的空间移动为旅游者与旅游地东道主[注] 本文所讨论的“旅游地东道主”既包括旅游地社区居民，也包括相关旅游从业人员。 的直接交流与对话提供了条件，使得旅游活动具有社会性属性。任何以“人—人”接触为途径的活动都会产生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影响，旅游也如此。这样的直接接触带来了文化涵化和旅游者凝视，更有丹尼逊·纳什(Dennison Nash)所述的“帝国主义式的新殖民扩张”，却也促进了来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人群的交流，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互动，不乏积极效应。旅游者的身临其境有利于促成与东道主感同身受并产生共鸣，这是跨文化良性互动的坚实基础。
主要以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地区作为试验所在地。该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昼夜温差大，年均气温10摄氏度，年均降水450毫米，无霜期200天。
图2 “旅游者—旅游者”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
“旅游者—旅游者”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透露出日常生活中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去哪儿旅游不重要，和谁一起去最重要”。具有相似社会文化背景、旅游需求动机和知识结构的旅游者更容易对旅游对象物产生相似的感知和理解，也容易达成彼此的共融共通，即实现旅游共情体验。因此，共情体验与旅游质量的内在逻辑关系可以被梳理如下：具有相似社会文化、教育、职业、知识素养等背景的旅游伙伴能碰撞出更多的美好感受和共鸣，为了提升旅游体验质量，旅游组织者和旅游经营者应遵循“人以群分”的原则。
(四)“旅游者—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单向共情体验
在旅游共情体验中，除了主体之间的双向共情体验以外，还存在以旅游者为主体、以旅游对象物为客体的单向共情体验。“旅游者—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共情体验以旅游者的知识素养和知识结构为基础，以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展示方式和解说系统为媒介，以旅游者因客观旅游对象物而产生的情感回忆、升华和共鸣为表现(见图3)。
一种熏熏然的气息弥漫于湖畔的绿树之间，是这夏末植物的芬芳与醉湖水波氤氲在一起，令人心神激荡？还是高志明被刚才那股眼波撞击，醉了？
图3 “旅游者—客观旅游对象物”共情体验的产生机理
不论是自然旅游资源或是文化旅游资源，资源质量不仅取决于其客观条件，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者的欣赏能力和当下的心理状态的影响。其中，文化旅游资源的质量隐含于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中，对此类旅游资源的“高质量体验”要求旅游者具有相关的知识素养和知识结构，而这样的旅游者可遇而不可求，大部分的旅游者仅停留于“观其形、到此一游”的旅游体验状态。博物馆、文化遗产、历史遗迹、黑色旅游[注] 黑色旅游(dark tourism)指人们到死亡、灾难、痛苦、恐怖事件或悲剧发生地旅游的一种现象。 目的地、宗教空间等文化元素在旅游市场中的“知音难遇”也能从侧面反映出旅游者“生活世界”对旅游体验的重要影响。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以文物、古迹、遗址为代表的博物馆旅游和黑色旅游的旅游体验尤为需要旅游者与客观旅游对象物之间的共情体验。塔克尔尤其指出，共情是黑色旅游最重要的情感体验。当人们到灾难的实际发生地参观时，传统旅游所渲染的欢快、愉悦等情感会被痛苦、哀伤等情感替代。每当旅游者踏入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瞬间就能感受到死亡、恐惧和苦难，这就是历史遗址和其背后的故事带给人们的震撼。正如麦尔斯(Miles,2002)所言：“除了发挥教育作用，黑色旅游地的核心意义在于通过历史遗迹和信息的传递，使观者和过去的受难者之间产生一定程度的共情。”中国的北川地震遗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也发挥类似功能。
反观自然旅游资源，虽然不似文化资源那般尴尬，却也在寻觅知己之人。国内很多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都试图在自然资源之上构建一种“文化意象”，使冰冷的石头、树木、山林能产生灵动之气。例如，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的碧塔海及其周边自然景象被意象为“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或称吉祥八宝的自然显现)”[注] 普达措国家公园中“自然显现”的藏传佛教的吉祥八宝：湖心岛—法轮、情人树—宝伞、莲花圣泉—妙莲、碧塔重唇鱼—神鱼、湖南岸景象—白螺、巨大扇形岩壁—胜利幢、碧塔海—宝瓶、河沟溪流—吉祥结。旅游者在观赏碧塔海自然景观时，如果能结合导游的讲解捕捉到这些自然景观的文化意象，则会升华纯自然景观的欣赏，达到与自然景物的情感共鸣。 ，对此自然景观的观赏体验不仅需要讲解员的引导，更需要旅游者自身对藏传佛教元素及其内涵的深刻理解，以便能对相关对象物产生有的放矢的理解和想象，否则只会停留于“形式大于内容”的初浅状态，无法获得对普达措自然景观及其文化内涵的深度体验。然而，一旦旅游者捕捉到目标对象景观“文化意象”，则会使其进入一种异常兴奋的状态，并在持续观赏中强化这一意象，这便是本文所分析的旅游者对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共情体验。
四、结论与展望
共情体验是高层次的旅游情感体验，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共情体验体现跨区域、跨文化的沟通理解，对消除文化误读具有积极意义，也是提升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前提。从旅游活动中的主体互动和主客体接触的视角出发，共情体验存在于旅游者与旅游者的互动，也会产生于旅游者与东道主的相互沟通理解，更会共鸣于客观的旅游对象物。为了探讨旅游共情体验的产生条件和产生机理，本文从“生活世界”视角探讨主体的生长环境、文化氛围、知识结构、生活阅历等积累对其旅游情感体验的延伸性影响，认为“旅游者—旅游者”的共情体验以相同旅游需求动机和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以对旅游对象物的理解和转化为媒介，以旅游者间的共融共通、惺惺相惜为表现；“旅游者—东道主”的共情体验则以相互沟通理解的意愿为前提，以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感悟为媒介，以感同身受、将心比心和情感共鸣为表现；“旅游者—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共情体验以旅游者的知识素养和知识结构为前提，以客观旅游对象物的展示方式和解说系统为媒介，以旅游者因客观旅游对象物而产生的情感回忆、升华和共鸣为表现。因此，高质量旅游情感体验的实现不可忽视旅游者自身因素的影响。
对旅游共情体验的先验基础及其产生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知旅游参与主体(旅游者、东道主)的“生活世界”对其旅游体验的延伸性影响，并充分理解高质量旅游情感体验的产生及其内在逻辑。这是旅游市场需求多元化、个性化变动趋势下提升旅游体验质量的重要前提。对旅游产品提供者而言，共情应该被打造为一种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工具，旅游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也应明了“共情”在员工归属感和认同感方面的魔力。
由于旅游情感体验是主观感受，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共情”是所有高质量旅游情感体验的唯一基础，更不能对“共情”一言以蔽之。虽然当前的旅游共情研究成果甚少，但其理念已从不同视野融入旅游活动。旅游共情体验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例如旅游共情体验与凝视、共睦态的联系、共情体验的具体路径等，期待更多的学者能关注旅游共情体验。
式中：K为含水层渗透系数，m/d；Q为抽水井流量，m3/d；S为抽水井中水位降深，m；H为潜水含水层厚度，m；r为抽水井半径，m；R为影响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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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赵红梅.也谈“communitas”：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旅游体验[J].思想战线，2008(4)：44-48.
DOI： 10.16601/j.cnki.issn1002-5227.2019.02.014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项目“文化创意产业与高原特色休闲农业融合发展研究”(JD2017YB06)；西南林业大学文科科研项目(XJQN2018003)
[作者简介] 冯艳滨(1984— )，男，河北武强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生，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生态旅游。
[通信作者简介] 李鑫(1985— )，女，云南玉溪人，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博士生，云南大学滇池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
[引用格式] 冯艳滨，李鑫.“生活世界”视域下的旅游共情体验研究[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0(2)：78-83.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227(2019)02-0078-06
[责任编辑 许春慧]
标签：共情论文; “生活世界”论文; 旅游共情体验论文;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论文; 西南林业大学地理与生态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