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性本质追寻的迷惘与信念——本质世界元哲学究问的历史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迷惘论文,信念论文,哲学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哲学来说，她之所以独立存在下去而不会消解于其他科学门类之中的生命支柱，在于她有如下独特的品质和勃勃雄心：哲学始终以本质世界为言说焦点，并将目标终极地指向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和秩序之所以为秩序的本质泉源。如果离开了对本质的终极关怀，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就本质地遭受挑战。
然而，从20世纪哲学的发展历程上看，却有一种错觉化的显示：似乎哲学到了真正的晚年，她过去引以自豪的存在合法性，正在消解的过程中。对哲学本身的看法成为哲学中尖刻的元问题，这不能不使哲学异常尴尬。而每每在这样一种场合，即站在社会最前端的思想家将否定的思想矛头指向公理或公理所赖以产生的思想主体时，那些在根本上受到思维语境囿限而不能进入思想家思想当中去的哲学爱好者们，却往往是与当时代极不相称的然而是真正的最活跃因素。这种与理性惯常的价值期待相背离的社会思潮涌动，直至下一批更深刻的思想家用建构起来的获得时代新生的体系反衬出潮流追随者的浅薄时，一个历史的发展漩涡才在无从评说思想功罪的自然主题变秦中自行解开。
哲学的爱好者往往抽掉学说的发生逻辑而沉浸在结论所展开的天地，抛弃本质追索这一哲学不得须臾远离的秉赋而陶醉于解构和消解的否定性感受。而思想者却往往用“自残性的行为”维护进入真理的通道，或检验作为真理和本质获得能力承担者的理性结构的质量。本来哲学的体系解构和价值消解的“自残性行为”总是指向新的体系的再生和更广泛价值的重建的——这是一条自不待言的公理——但因自本世纪以来的解构和消解如此的本质，以致于即使在职业的哲学家队伍中，也形成一股显流，在解构与消解中不能自持。他们往往将结论化的解构与消解预设为前提，武断地对待建构的可能性。虽然所谓“原创性的努力”是列在可爱的行列之中的，但“原创性努力的可能”却往往预先在否定性之中的。
鉴于中国学术界本质地在西方“原创体系”下“被动着”、形而上学的体系在解构与消解的潮流中“被动着”的事实关系，有必要对“统一性本质追寻”从执着到迷惘的过程给出理性的检讨。
二
整个20世纪的传统消解与重建运动，在我看来，有如下十条并行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从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当中引申出的经典理论的局限。特别是拉格朗日、达朗贝尔、费尔马、哈密尔顿等一批极具形而上特质的物理学家的出现，在成功地再现牛顿力学风采的同时也沮丧地发现牛顿力学的局限。这时哲学家对始自伽利略、笛卡尔的物理学纲领乃至哲学的纲领的批判成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的主旋律。第二条线索：自康德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无情地割裂开来，从而打破了哲学家们朴素的真理符合论信念，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理性本身，哲学家们的警觉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层面，本体预设指向的错位化警觉旋即带来思辨哲学的高潮，并且这种历史的思辨馈赠构成本世纪形而上主流思想家摆脱不掉的思想先决。第三条线索：分析化数学传统被形式化数学取代。以康托尔天才的证明方法变革为契机，构造性证明让位于存在性证明。一方面这使得分析的时代遭受致命的怀疑，另一方面形式化的形而上建构信心倍增。胡塞尔在前哲学领域挑起现象学建构运动，实则是这一线索上的必然延续。第四条线索：数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数学与哲学双重研究的焦点，而数学家哥德尔给出的两个置传统数学信念于死地的不完备性定理，开始了继康德以来理性检讨的新纪元。第五条线索：实验心理学的兴起与深入暗合于哲学对理性的检讨。当“正统”生理心理实验举步维艰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弗路伊德的潜意识心理分析获得了巨大的同情与期待。第六条线索：作为对反牛顿传统的回应从而也作为科学基础的再生，出现了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公理体系。哲学的人类中心论和绝对化、权威性、意义的至上性等大幅度消解，哲学家不断地劝告人类：人类需做自然面前的小孩子。第七条线索：所谓语言学转换与反本质主义，以及此在论的本体论再省。第八条线索：非平衡态理论的递进发展为统一性本质追寻注入新的活力。第九条线索：传统宗教观的消解和问题遗留。第十条线索：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过程使西方社会问题转嫁成全人类问题。下面我们就上述十大线索做一番回顾。
三
牛顿时代对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科学史学家洛西是这样看待牛顿时代的开启的，他把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乃至牛顿，用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称呼界定：“忠实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有这样的论述：“天文学中特有的方法问题在16世纪仍然是有争论的。路德新教神学家安德里斯·奥西恩德在哥白尼《天体运行》一书序言中肯定了拯救现象的传统，奥西恩德论证说哥白尼是按照那些天文学家的传统工作的，他们为了预言行星位置自由发明数学模型。奥西恩德宣称，行星是否真的绕着太阳运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哥白尼根据这个假定拯救了现象。……可是，哥白尼没有同意对天文学的这种态度。作为一个忠实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他追求各种现象中数学上的和谐，因为他相信这些和谐是‘确实在那里的’……（贝拉敏）断定一个数学模型较另一个优越与证明模型的假定是物理学真理并不是一回事。”（46－47页）主教与科学的对立，在洛西那里超越了一般的定势，他指出了这不仅仅是神学与科学的较量，而更本质的是“大神学信仰”内部真理与假说的标准认定的较量。牛顿没有简单地继承这种较量，却给出了理论向真理逼近的程序，即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所给出的用“现象当中演绎出的理论”替代假说。虽然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理论与假说的区别，但他的理论的假说的属性尽人皆知。于是，在他的物理理论获得崇高威望，以致于机械的运动理论统治一般人的头脑时，一批形而上要求强烈的科学家们不约而同地独立开展了牛顿原理的再造努力。变分原理表述的可能是力学得以完成新的再生的决定性前提。当拉格朗日动力学和哈密尔顿动力学从本质上取代了牛顿的表述之后，物理学的哲学实质也就再明白不过了：原来变分原理给出的是一组极值原理，表现在物理学意义上是“最优化”原理。如虚功原理指的是可以虚拟任何一族做功形式，但现实的自然世界所发生的却只有一种，即做功最小的那种形式。再如光线穿过介质选择折射路径问题，费尔马的变分原理指出光的路径选择遵循“时间最小”原则，这就把传统物理学的“守恒原则”替代成了“最节俭原则”。物理学的这种质的飞跃马上造就了这样的宗教理性氛围的转换：上帝不是冷冰冰的公正面孔，而是决不浪费的原则性强的面孔。而物理学也从哥白尼时代被认为是“拯救现象”的工具形象跃升为“探求上帝行为方式”的形象。
但这一物理学向哲学进一步迈进的进程，意外地发现了今天称之为“经典力学”的一切原理，均不能拯救机械论以外的任何现象。于是物理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期。马赫在这样一团迷雾缭绕的物理世界里，表现出对物理学传统及科学传统最低调评价。他愿意在探求上帝、拯救现象以外，重新理解自然科学的角色。他说：“物理学的研究，在过去几百年中，不仅在自己的领域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通过它的帮助，在其他各种科学范围里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连感官生理学也把歌德、叔本华等人所采用的、缪勒借以取得最大成就的那种就感觉本身研究的方法逐渐抛弃了，而几乎完全带上了物理学的性质。可是，在我们看来，这种转变应该说是一种并不合适的转变。如果我们考虑到，物理学尽管有重大的发展，毕竟仅仅是整个更大的知识范围的一部分，用它那些为片面目的对象而提出的片面思想方法并不能把所有问题研究透彻。”（重点号引用者所加）进而在论述进化论时明确了其自然科学定性问题，他说：“我认为无论什么形式的进化论都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作业假设，它可以被改变，可以弄得更精确，就它便于暂时理解经验所给予的材料而论，是有价值的。”马赫把人类科学的所思以及所思的原则，都归结为暂时的、生理感觉与自然谋求共一性的感觉努力系统。这一点在物理学内部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对心理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建立更野心勃勃的纲领，有更深的影响。心理哲学成为哲学中不得忽视的重要构成，与这一背景有深切的内在的关系。
四
康德哲学对近当代哲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可以说康德为近当代的哲学预设了无法超脱的框架，几乎给整个二十世纪哲学预设了活动范围。康德首先重视洛克和休谟的怀疑论，但不是认同意义上的重视，而将其转移为整个形而上学根基是否稳定的批判检讨。康德做的如下三件工作对未来影响巨大。其一，严格区分了纯粹理性和经验理性以及物自体与现象之间的严格界限，从而阻断了理性（此岸）与物自体（彼岸）的直接联系；其二，由理性与悟性的分离和先天理性纯粹形式化（不依赖经验对象的具体而建立）的可能与方式，指出了认识论的本质是纯粹理性为自然立法、经验理性做现象调节；其三，指出了纯粹理性内部存在本质的二律背反（注：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论》）中完成。）。事实上这三件工作在导致本体论发生转移之外，还分别引来了上述十条线索哲学发展中的第三、第四、第五条，并对其余线索的发展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
不谈及西哲意义上的本体论（注：本文不讨论中哲问题，然而我的主要研究工作在于中哲。我的基本学术观点是：宋明理学发生之前，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意义的本体论，只有内涵和意义范畴需要仔细界定的本然论。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故不予讨论。），就无从言说哲学的价值。这是由西方哲学的基本性质决定的。按照古希腊哲学传统，本体是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终极承载者。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独一无二的基本属性，现实世界有赖其生成。并且现实先决地被理解成本体的破碎，当希腊的哲学传统与希伯来文明联姻之后，本体遂衍变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元初。虽说本体在哲学上是从存在之所以存在的终极究问开始的，但由于西方文化终未彻底摆脱神学的先设，本体一直是上帝构造宇宙的道具和雏形，而本体论一旦与哲学逆向而与神学顺向，就演变成“神的世界”的一部分。康德对形而上学的不满，正是基于本体论既是逆向双源头的派生物，又先决设定两个独立源头的派生物具有共一性，因此他要将此分开，以保留神的独立彼岸性质。从谢林，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是一条指向辩证法的解决两岸分离的哲学路线。其中黑格尔的本体论诉诸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所保持的主客统一性；马克思的本体论拒绝绝对理念，而在实践基础上抽象出对象性关系存在（注：马克思的物质本体论区别于旧物质论的根本标志在于赋予“对象性关系存在”一本体论地位。），并以对象性关系存在（对立统一体）的现实的辩证运动重新树立真理符合论的地位，提供了两岸对立的解决方案。
但在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哲学意义上，辩证法的解决并未公认为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回归康德并在康德意义上拯救形而上学的问题又被重新提出。
胡塞尔是二十世纪哲学家当中最忠实康德路线的代表之一。突出表现在与康德纯粹理性相仿的纯粹精神现象学重建的不懈努力当中。胡塞尔的前人和后人都没有重视到胡塞尔所做的工作的性质和价值，前人自不必说，以他的学生们为代表的后来的现象学派对胡塞尔所做的修改，正是胡塞尔所持守的东西，即，继承康德的事业，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和一切科学提供最纯粹的理性基底结构。康德和胡塞尔都认为，哲学或形而上学如果能够成为可靠的和确凿的科学，那就必须包含先天综合判断的前哲学构筑，为此康德才将“先天综合判断是怎样可能的？”理解为是纯粹理性真正的课题，胡塞尔显然极其认同康德的论断，但胡塞尔与康德有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反映在建构的信念上，而是反映在所用的理性工具上。在康德那里，纯粹数学“不是通过概念得出来的，而永远只能是通过构造概念得出来的。”（注：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23.）而在胡塞尔那里， “任何事实科学（经验科学）都在本质本体论中有本质的理论基础。因为十分明显，以一种纯粹的、无条件有效的方式与该区域内一切可能对象相关的大量知识，不可能失去对于经验事实研究的意义，因为这些知识一部分属于一般对象的空形式，一部分属于艾多斯，后者似乎展现了该区域内一切对象的一种必然的实质的形式。”（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4.60.）康德用“构造概念的先天综合”区别于“使用概念的经验分析”，而胡塞尔用“空形式”和“艾多斯”以及“区域和区域本质学”把目光放在洛克指出的先天知识领域上。空形式即形式化，这是现代数学倍尝甜头的有效表述形式，其特点是“与事实无关的、非实在的、纯粹的、严格的、无条件的一般性”。十九世纪末，正是数学史上发生划时代革命的蕴成期。1894年，康托尔首用类与集合概念证明了“可数集”的性质，基于点集关系的崭新数学证明的革命在逻辑学领域获得认可，随之而来的就是“空形式集合论”的数学证明逐渐取代“概念构造性”的数学证明。这是数学天才康托尔对数学传统即概念构造传统的极其本质的冲击，作为优秀数学家的胡塞尔不能无视这种数学革命，所以，他在使用“与事实无关的、非实在的、纯粹的、严格的、无条件的一般性”的哲学定义时，要比康德的底蕴足得多。因为在哲学家当中，能够迅速跟上胡塞尔完成这种数学本质转变的毕竟寥寥，胡塞尔是孤独的，他与心理学的至紧关系就被自然地渲染了，而其与数学的至紧关系被冲淡了，这就是我所强调的第三条线索。我认为这是理解胡塞尔的关键。
第四条线索紧随康托尔而来。集合论的悖论问题成为20世纪初基础数学的焦点问题之一。像开初发现超越数时只将其理解为“特例”的情形相仿，数学悖论也只被认为是特例，并坚信总能找到一个办法最终消除它。在纯粹数学方向上出现的结构形式化的公理化浪潮，并未因悖论的存在而受到衰减。然而1931年，哥德尔发表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给数学界公理化的演绎浪潮泼了一盆冷水，这个形式数论中的不完备性定理，指出了任何一个形式化的数论体系，都存在不能用逻辑证明的体系。同时还给出另外重要成果：一个包含自然数理论的形式化系统，则只利用这个形式化系统内部的论证，无法证明自身的相容性。（注：参见数学百科词典.科学出版社，1994.3.）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在特定的形式化系统内部，1.任何形式化的系统都包含悖论；2.任何无悖论的论证，都不能在系统内完成。这对形式化运动的打击是严重的。对哥德尔定理，有不同意义的理解，如果说康德的二律背反在纯粹理性形式内的证明有先设偷换之嫌，（注：黑格尔称：“康德的二律背反所包含的，不过是一个完全绝对的主张，即：一个规定的两个对立环节中的每一个都把自己从另一环节中孤立开来。”转引自阿斯穆斯.康德.218.）那么哥德尔在纯粹数学的形式化领域的证明必须引起重点的关注；如果将不完备性的出现归结为形式运动，则另当别论。总之，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的证明，对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由此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走向另一个极端：“数学是拟经验论的”（注：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商务印书馆，1993.）。这对形式化的本质追寻是一个重要的消解。
第五条线索。康德对思维理性的重重诘问，很难从理性思辨自身获得圆满答案。自冯特开端的现代实验心理学研究，受到哲学家的重视。有两种扬弃正统实验心理学的路线，在哲学史上留下深刻印象。其一是弗洛伊德的超理性心理研究，其二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研究。弗洛伊德的理论，启迪着心灵理论的哲学思路，将哲学引向心理生理研究，这是哲学不得不向特定科学妥协的产物。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则旨在探索这样的问题，即，经验和纯粹理性之间，是否存在交互的通道，如果存在，它是怎样过程化地实现的？皮亚杰没有将这一问题诉诸理论，而是转化为心理学上的认识过程的发生机制。他本人这样赋予他的研究的意义：“简言之，任何一门科学都总还是不完善的，经常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很清楚，认识论的分析必然迟早会获得一种历史的或历史批判的高度和广度；科学史是对科学作哲学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工具。问题是历史是否包含了一个史前史。但是关于史前人类概念形成的文献是完全缺乏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生物学家学习，他们求教于胚胎发生学以补充其贫乏的种族发生学知识的不足，在心理学方面，这就意味着去研究每一年龄儿童心理的个体发生情况。……”（注：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5.13.）说皮亚杰的工作对哲学的影响远没有普及是准确的，（注：梅斯.发生认识论序言.同前.）但对哲学尤其是对科学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如库恩所受到的影响，其科学革命的结构递进说反映了发生认识结构革命说的基本框架；而拉卡托斯基于科学纲领的“硬核”和“保护带”的构造说，（注：拉卡托斯.证伪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116～267.）更进一步暗合了皮亚杰的结构发展说，只不过是对象体从心理运演结构水平的发展转移到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另外，拉卡托斯没有放弃皮亚杰的理论对纯粹理性本身构成的潜在杀伤力的进一步挖掘，直接针对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主张，提出数学是拟经验论的；数学按照问题——猜想——证明——反驳的模式发展。（注：拉卡托斯.数学、科学和认识论.商务印书馆，1993.）无疑，这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理性建构风气，使得20 世纪中叶的理性解构之风大被削减。
五
20世纪物理学的伟大成就，从对世界观发生重大影响的角度看，当推量子理论、相对论、非平衡态统计力学。这些成就的革命意义在不同程度上被口号化地过分渲染，以致于它们内在的革命内涵，在只从小册子中了解其意义的人们那里，已经处于被遗忘的边缘；与被遗忘的性质相同形式相反的另一个表现是，革命的彻底性和新体系的解释奏效性被不恰当地高估了或贬低了。物理学的发展无疑对本世界的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上是否忠实于物理学家的工作，在我看来是否定的。我认为物理学产生的影响在科学与哲学双栖的职业科学哲学家以外，基本上属于从视觉效应上去感受温度的那一类。科学哲学这个科学家和哲学家都不怎么喜欢的怪胎的产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可以看出，科学哲学在20世纪所发挥的效用，并非全然是正统的科学哲学的效用，而有许多效用是发生在如何校正哲学对科学的理解偏颇，以及向科学家进一步指出科学结论的哲学意义。前一效用自然让哲学家尴尬，后一效用又经常被科学家指责为指手划脚。但谁都不能不承认，科学哲学家是理解科学革命的中坚。
量子理论是牛顿力学解构过程当中第一个革命性的再建构。从1900年普朗克开创量子理论的一开初，他本人就曾断言这是孤注一掷的行动。谨慎的普朗克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所作的演讲中这样评价他的理论的性质：“要么作用量子是一个虚构的量，辐射定律的全部推导也是虚构的，不过是空洞而毫无意义的算术游戏；要么辐射定律是以正确的物理概念为基础。”同时他断言如果是后者，那么作用量子将在物理学中起根本作用，因为它“是一种崭新的、前所未闻的事物，他要求从根本上修改我们自从牛顿和莱布尼兹在一切因果关系的连续性基础上，创立了微积分以来的全部物理学概念。”（注：转引自科恩.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527.）普朗克的后一断言确实真实发生了， 经典物理概念几乎完全被更新。量子论的观念更新和量子论的新生性，打破了旧有的科学万能论的信念，促使人们重新成为自然界前的小孩子。
但是他所戏称的“空洞而毫无意义的算术游戏”也真实地构成量子力学结构的一大特征。李政道在谈20世纪末理论物理的前景时指出了理论物理同样的可怕性，他说：“从接近20世纪末的现在，向前面看，我们会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清楚，电、磁和弱作用三者是联系起来的。可是这里面有几个缺点，一个是它们需要总共17个参数，好像太多了一点。……”（注：中国科学报，1996－12－02.）人为引进的“参量”竟高达17个之多，这给人一种感觉：该17个参量，如同魔术师手里的表演道具，表演出的节目就是“拯救现象（Save the appearance）”。 这说明了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不满意的问题所在。所以，量子力学虽然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它远远没有完成这样一种使命：在牛顿体系解构之后新的理论体系的完善。关于量子论和相对论所完成的科学革命伴生的哲学忧虑，莫尔在1912年就论述到：“爱因斯坦教授的相对论和普朗克教授的量子论已被喋喋不休地宣布为自牛顿时代以来科学方法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他们用数学符号作为科学的基础，拒绝承认数学符号背后潜在的坚实的实验基础，因而用主观宇宙取代客观宇宙。从一个角度看，他们的做法无疑是革命的。问题是，他们这样做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走向光明还是陷入黑暗？”（注：转引自科恩.科学中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98.第517页.）应当说， 物理学的革命所产生的形式化主观宇宙的倾向，是反本质主义与语言学研究转向的有力助澜者。
从贝克莱、休谟、洛克、到康德的怀疑理性主义到弗雷格、罗素的逻辑主义，演化出毛特纳、维根斯坦的语言逻辑哲学。语言逻辑哲学核心的见解是“没有关于世界的科学。关于世界的问题既然没有答案，就根本不应该提出。”“哲学的首要工作在于语言批判，把各种科学的观念联系起来。”（注：转引自舒炜光.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三联书店，1982.33.）批判本质主义对西方自古希腊那里沉淀下来的本体论进行了无情的消解。但这一解构运动同另外一场建构运动同时伴生，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本体论重建展示了一种新的本质谋求。此为前述的第七条线索。
海德格尔没有走胡塞尔的路，也没有走心理哲学的路，而是走向一条本体重建之路。他在著作《存在与时间》的开篇，就阐述了重建形而上学的雄心：“我们的时代虽把重新肯定‘形而上学’当作自己的进步，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物理学革命真正影响海德格尔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经过闵科夫斯基再表述后的狭义相对论，给人以十分鲜明的时空观念，即空间和时间不可分离的时空观。这意味着传统哲学中“存在绝对性”的观念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再造一个绝对的“时空紧致团”以取代旧哲学中偏重于空间直观意义上的绝对存在。在一个方面，他是继续胡塞尔的现象学之路的，并通过极为独特的语言考辩论证出这样的结论：古代所指的存在，要害在于“呈现”。真理的现身方式即意味着“无蔽”，乃是前述的那个“时空紧致团”的完整呈现。这个我突出强调“时空紧致性”的本质存在在海德格尔那里称作“逻各斯”，他要从远古所挖掘出来的意义，恰是这个“时空紧致团”，如果我们再还原海德格尔的想象力的话，事实上就是爱因斯坦分别挂了一个小闹钟的、相对运动在其他参照空间中的那个相对空间。他说：“逻各斯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中间者）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只要言谈是真切的，那么，在言谈中，言谈之所谈就当取自言谈之所涉；只有这样，言谈着的传达用所谈的东西才能把所涉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够通达所涉的东西。……逻各斯之为言谈，其功能在于把某种东西展示出来给人看；只因如此，逻各斯才具有综合的结构。……就某种东西同某种东西共处的情形来让人看，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让人看。”（注：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66～67.）这种极端晦涩的语言是要说明什么呢？其实很明白，他要用“语言考古学”的手段证明他想要的事实：“巴门尼德已经取它作为解释存在的线索了——具有使这个东西纯粹当前化的时间状态上的结构。……这个存在者理解为在场了。”（注：海德格尔选集.三联书店，1996.第58页.）这样， 海德格尔的本质在相对空间中无蔽地裸露着；不管是对相对空间中的观察者（一个闹钟下的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还是对与此时空系发生相对关系时的另一个相对参照系（不同闹钟下的言谈者、中间者），在场性就意味着解蔽性。由于相对的时空系是相对状态下的，存在本身将无一不是针对存在者的，故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者的一切可描述的属性，均是动名词化的表述语态。这种此在性的本体论，既是对时空分离的机械论的彻底扬弃（同时也扬弃了辩证法），也是现象论的延伸发挥。但海德格尔的工作源自于爱因斯坦的体系，当爱因斯坦统一场论建构的努力遇到挫折时，海德格尔的挫折感就在所难免了。
六
在无机与有机之间寻求转换的可能，是20世纪理论科学的又一大革命，它带来本文称之为第八条线索的哲学观念转移，并且这种转移直接向新一个水平平台上的统一性本质的信念皈依。
对远离平衡状态的动力学理论推进，深刻地陶冶了物理学的心智，在整个科学和哲学对本质的求索阴霾笼罩之中打开了一片洞天。人们很少知道关于非平衡态的情况。尽管理论上知道很多现实的过程发生不是按照平衡机理实现的，但很少形成对平衡系统模型结构的挑战。一个极普通的例子，控制论在本世纪技术革命中所有显著的理论贡献，都是在稳定的平衡控制论系统即闭环负反馈环节实现的。而当经济学家都明白社会系统恰恰是由开环正反馈环节实现的，而经济控制论仍固守稳定调节的方法时，人们仍然是对经济控制论在方法上持默许的态度的。但一个与现实距离如此巨大的模型能够与现实衍化在结果上——即秩序结构——上拟合，总说明理论有巨大的盲区。
物理学很早注意到非平衡状态下会出现序结构，譬如湍流，之后这类例子越来越多，尤其在生命化学领域中和激光系统中。激光学家哈肯找到了一种有效消除多余参量的方法技术，成功地实现了序结构的模拟再现问题，并由此发掘出更多的实例，证明了他称之为“竞争协同序结构”的丰富性。（注：参见哈肯.协同学.原子能出版社；高等协同学.科学出版社.）普里高津的本职是化学动力学家，早在30 年代就系统探究着不可逆现象和非平衡系统，他关注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向非平衡态的理论进展，并有效地在开放的能量物质交换系统中界定出耗散性条件，以获得远离平衡态的新的序结构——耗散结构。（注：参见普里高津.非平衡态统计力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4.）虽然说此结果远远不能说明非平衡态理论的完善，但一些核心的哲学问题已经趋于解决，即那种认为组织行为和序行为只在控制物的控制下出现的观念是错误的；自组织的序结构完全可以在开放系统中自觉发生；组织的多样性的神定论的观念是错误的，哪怕在最简单的湍流系统中，也能展现丰富的组织多样性。（注：参见格雷克.混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我曾经在《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注：祁洞之.周易的自然哲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369～399.）的附录里， 详细讨论过这一进程对科学与哲学的双重影响，在此想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哲学兴起一股世界化的浪潮，决不再是孤立的中国哲学内部的事情。有序的组织无需外在控制源决定的新见解，加剧了上帝死亡的步伐。同时怀特海的场在论哲学又有了新依据。所谓“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并为超出这个理性更远。由于有机世界与无机世界之间被机械论强行阻断的两界之间又有了搭建桥梁的希望，同时西方科学理性的传统亦夕阳西下，处于一代生命的末期。为了寻求科学的下一代生命再生，觉悟的一批西方哲学家一反西方轴心论的成见，主动垂青于中国哲学乃至东方哲学，于是激起长久寻找不到通向世界学术舞台道路的中国哲学的寻根情怀，也不恰当地引发了一些中国学者的自大痼疾。任何一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工作者，若是不能自觉地将世界哲学的发展脉络视为民族哲学再生的助产婆，是不能时代性地承担文化再生的责任的。
七
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我对第九和第十条线索的基本看法。各种比较清晰的迹象表明，西方理性的大树仍旧依赖于上帝的怀抱。上帝死了，但上帝之死遗留下来的问题又相当深刻，某种程度上对上帝的死亡判决直接危及到整个西方理性格局的价值估算。包括宗教理性与人类生活尤其是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瓜葛，随着人性解放谋求的前途渺茫，像韦伯这样的思想家，早期的理性骄傲和勇往直前的社会理性强化的决心，已被终极的无奈和彻悟的看破红尘所代替。这是当代后现代价值消解和意义消解的最本质的文化动因。
以自然为使役对象的工业文明，伴随着20世纪技术革命能量的释放，逼迫着自然以机体功能坏损的最为无奈的姿态，向人类整体进行报复性抗争。西方人明白这是西方文明的全部最终遭到的因果报应，在其自身万难停止的惯性面前，一方面无力地重复生态毁灭的危言，一方面劝阻现代化的后来者不要进入西方文明的迷途。
应当承认，最后一种人类文明普遍的遭遇，不得不予以极端的重视，但理性的重视和“追星族”的重视毕竟不能同日而语。我的意思是说，哪怕是在最深刻的结论面前，忠实的盲从者也是终将无的是从的。对于中国的学术界来说，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动在泊来的武断之下，并且社会问题一直法定地占先于形而上的本质追寻问题，于是，在“西方原创体系的思想者”和“西方体系拥戴者”以及“中学体系承建者”中间一直两两处于“油水不融”的关系之中。一个世纪过去了，“油水不融”的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西方的社会问题升格为人类与自然对人类的所予的关系问题，并且由于一些“后现代”思潮的泊贩者有意无意指定这一问题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突出的社会问题，中西关系和形而上本身的三角关系自上半世纪遗留至今，没有解决或提及的土壤。
上述回顾检讨，并未涉及任何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我们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着手或打算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理清这些问题的由来，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理性工具的由来。
（祁洞之：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收稿日期：199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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