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计实践：以制度变迁为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世纪80年代前后，世界经济格局的最重大变化莫过于欧洲和亚洲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市场化浪潮以不同方式席卷了各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促成了世界经济秩序的重大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朝着同一目标的不同方式的改革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特别在中国，改革加速了经济增长，十余年来，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左右，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奇迹。
截然不同的改革结果要求经济理论给出正确的解释。制度变迁理论的中国分支——过渡经济学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过渡经济学特别强调对特定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即只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过渡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在于试图发现在中国成功的市场化改革背后“不同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或是在对中国改革实践的考察中，对制度变迁过程作出更为详尽和一般的描述，从而超出诺斯(DouglaSS C·North)根据西方经济史而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注：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为实现上述的两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这样一场伟大的制度变迁，过渡经济学宣称最迫切、首要的任务是描述，即增加研究的经验证据，以期在经验研究中“获取理论创新的灵感。”（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载《经济研究》，1996(1)。）笔者认为，作为重属于并支撑着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集中统计制度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显然带有深深的制度变迁的烙印。因此，在考察中国统计实践所面临的理论问题：(1)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统计制度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作为市场经济顺利运行的决策支持系统，(2)这种制度或体系不仅要能够适应转变时期的需要，而且应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的思维过程，以市场化制度变迁为视角，具有较深刻的分析能力。
二、变迁过程的初始条件：MPS的中国版本
（一）变迁过程的基点：“社会主义——就是统计”（注：列宁：《列宁选集》，中文一版，第26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我们把对集中的统计制度的本质的考察作为研究统计制度变迁的基点。为此，我们必须溯源到列宁在1918年7月签署的《统计条例》，该条例首次将整个经济纳入到统计工作的范围之内；并提出了编制国民经济和各部门平衡表的任务。我们注意到，从1924年前苏联中央统计局编制了第一个“产品生产和分配平衡表”之后，与此相关的统计方法同时也成为经济计划方法论的基础。从而政府统计部门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簿记机关，担负起了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核算，最终成为中央计划经济制度的技术建筑。我们认为，政府统计与中央经济计划结合得如此紧密，与其说集中统计制度从属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还不如说是集中统计制度支撑着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兰格(O·R·Lange)认为，“MPS既是协调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工具，也是检查计划是否符合社会经济理性的一种方法。”。（注：兰格：《政治经济学》，中文版，1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如此看来，MPS表达了统计体系的一种制度安排。
（二）初始条件：MPS的中国版本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就建立的统计体系，在思想上直接沿袭了前苏联模式的统计工作集中化，从属于计划、注重物量数据、偏好全面报表制度等特征；在操作上表现为MPS的编制技术和概念基于的是前苏联的实际。这个体系由于客观原因经受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直到80年代中期才基本上完成了恢复和改善工作。在此期间，中国与其他的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相比，收入水平和中央经济计划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及实施程度都相对较低，政府统计和国民核算的技术水平亦远落后于这些国家。这种差异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对中国的统计改革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中国比较容易摆脱前苏联统计模式的影响，而且一个稳定繁荣的宽松环境将有助于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制度安排也更容易受到统计技术革命的显而易见的成果的诱惑从而忽视了根本的统计制度自身的深刻变革。
三、渐进式变迁过程：NEAS的建立与发展
如果说计划经济制度选择了MPS。市场经济制度选择了SNA，那么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过渡过程中，作为全面市场改革组成部分的统计体系就面临着从一个仅为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服务的职能部门转变为为多个生产者、社会公众和政府提供信息服务的产业部门，即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支撑系统向市场经济制度的支撑系统转化。因此，统计体系的转变不能只局限于一系列的局部调整和临时性改进；而应当是对国民核算从思想上到构架上的彻底检查与变革。
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致力将MPS总量指标转换成对应的SNA总量指标、编制扩大的城乡价格指数等工作的同时，1984年后开始了严肃而认真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NEAS(National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of China)的研制和实践。由于中国市场化制度变迁的渐近特性的原因，这一体系“在内容上反映了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特征，在结构上借鉴吸收了MPS和SNA的长处。”（注：王立彦：《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制与实践》，载《北京大学学报》，1991(6)。）其明显的特点在于它既可生成与MPS相适应，又可生成与SNA相适应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这种双向生成的特点在市场化过渡过程中无疑具有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1)为满足过渡时期仍为重要的中央计划调控的需要，NEAS保留的MPS特征，对宏观经济管理至关重要；(2)NEAS的SNA导向，既能为国际比较提供信息资料，又可作为衡量和管理日益市场化的经济运行的工具。
这一体系在1995年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这是“我国近年来统计事业中最大的改革，我国统计科技最重大的进步。”（注：张塞，转引自张宏性：《当前我国统计科学的若干重要研究领域》，载《统计研究》，1996(1)。）然而恰恰是因为同样的渐近变迁的原因，“九五”期间，NEAS仍面临着向联合国1993年核算体系版本所提出的原则和要求过渡的挑战。
四、NEAS的有效性与实用性：评价
（一）调查制度的有效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统计改革不可能象计划部门那样通过减少计划调控的范围和力度，由集权向分权过渡的方式来实施。与此不同的是政府统计的改革，首先表现为经营决策权的分散化和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加重了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乃至工作量。一般认为，信息数量的增加大约是生产量增加的平方甚至立方。按此推算，中国农业部门的信息数量至少比1978年增长了1倍以上，工业部门的信息数量的增加则超过9倍，如果再加上其他部门，全社会信息数量的增长是十分可观的。而这些信息对协调市场经济活动和实现社会理性程度至关重要。因此，对NEAS的任何严肃评价必须建立在考察基本数据在最初信息源上的收集。
问题在于，“支撑NEAS体系所采用的数据采集方法仍大量依赖于MPS的机构单位和程度，从而导致数据的缺口和失真；NEAS不可能改变这种依附关系。”（注：吴涧生：《转换中的中国统计体系》，载《统计研究》，1994(4)。）而MPS内在偏好一种全面标准的统计报表制度，以作为检查生产投入和产出的短期管理工具，其隐含的意义在于该数据采集系统服务于判断实物计划完成的成功或失败的程度。这种判断方式容易反馈为促使有关生产结构和产出水平统计的失真。
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迅速扩大的调查范围，特别是在经营上自主性较强的大量乡镇企业、合资、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增长，对数据采集系统发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要采集这些不属于国有和城镇集体所有的中小企业的数据，面临的将是发展工商登记，改变全面报表制度。而NEAS本质上还是一种扩大的簿记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需要将它转换成统计性质的、适合市场经济的工商会计和经济的概念系统。
（二）调查内容的实用性
作为统计科技最重大的进步的NEAS的进步之处在于它推进了包括SNA的主要基本指标。尽管由于上述提及的其数据采集系统、核算的原则、程序和范围等方面的原因的限制，但对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等的估算，数据基础已经具备。问题在于NEAS的估算结果在宏观经济管理、国际比较和各种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实际意义。
审视国民经济核算史，容易发现，库兹涅茨研究国民收入核算的时候，凯恩斯正从事于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而后者理论中所使用的基本流量，正是国民收入。“在对国民收入的研究方面，如果说凯恩斯进行的是生理学的研究，那么，库兹涅茨从事的，则是解剖学方面的研究。”可见，建立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对宏观经济活动的描述基础上的核算体系结合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可以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
在我国，严肃地对SNA和现代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一系列标准宏观总量指标已成为众多经济学进行经济分析时的术语，但这些经济学家“用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实际论证时所引用的却往往是用传统方法算出来的，一些零散的、不连贯统计数字。”换言之，经济学家走到了统计实践的前面。
五、从现实到实现：路径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清楚地表达了经济制度可以认为是人类为减少生产的交易成本所作的努力的思想；制度演变可看成是一种创新过程。社会信息的广泛传播，减少了制度创新的成本，如保险业由于高效的统计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得到推广。
就满足市场经济运行和降低交易成本而言，作为最高层次的宏观核算和宏观经济信息系统的NEAS尚需删减、补充、细化和调整。但当“寻根”到调整的一般准则：“当经济理论与工商会计采用的原则抵触时，核算体系优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注：转引自张塞主编：《新国民经济核算全书》，13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3。）时，注意到前述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也正在寻找在中国成功的市场化改革背后不同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经济理论，就容易发现把过渡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优点。
NEAS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体现着中国1984-1995年间的统计实践。目前，国家统计局明确指出要实现NEAS与联合国'93SNA版本接轨，则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在考察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演变的特征和趋势的基础上，重新评价和调整NEAS，消除系统内在扭曲。其核心思想在于基于SNA的概念应当体现在调查制度和调查内容之中。这样操作的结果，反映经济运行的国民核算估计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信息来满足短期宏观分析、降低交易成本；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时间序列资料来满足长期规划、进行国际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