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卡式”看《城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堡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试图寻求“卡夫卡式”之谜的一种解释，认为卡夫卡创造出一种小说艺术中特殊的描写路线。这条路线的大体轮廓是“定旨、写实——滑蜕、荒诞——真实、合理。这是一条三环套、折转、递进呈螺旋式推进的描写路线，其中心环节乃是“滑蜕”机制的妙用。用这一观点来分析《城堡》，发现《城堡》的最大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专注于某种人生境遇的状写，这种状写具有令人确信的似曾相识、更高层次、形而上的真实合理性。
关键词 卡夫卡式 描写路线 滑蜕机制
早在1982年就有人作过统计，世界上研究卡夫卡的学术论著已超过一万种，俨然出现了一门“卡夫卡学”。其实，卡夫卡的作品不算太多，若以作品的数量论高下，他显然不及西方的许多作家。然而，他是20世纪西方文学界一位怪杰，是他独创了一种“卡夫卡式”。作为一位承前（现实主义）启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构成20世纪世界文学大车转轨的枢纽，成为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出现旷日持久的卡夫卡热。本文意在从对“卡夫卡式”的理解出发，看看《城堡》的思想内蕴。
《城堡》(1926)不像意识流小说那样跳跃飞舞，而是按时序写得平平实实，但它却跟意识流小说一样地扑朔迷离，甚而更令人难以捉摸。如果单就情节而言，意识流小说有如深层的钻探，初读时似乎进入文学的迷宫，掩卷沉思之际，却又分明可见其人情世态的若干层面，要言之，它是无序中见有序。《城堡》的情节显然可见，它之所以难以捉摸，主要不在于情节自身，而更在于这种情节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场合，由一种怎样的机缘，促使主人公奔走操劳，到头来却是枉费心机？然而读罢作品，在我们深感遗憾与不平之余，却加深了对作品所提供的令人捉摸不透的生活场景的认识与批判，从而有所领悟，有所追求和进取。这就是“卡夫卡式”的积极的艺术效果。
《城堡》开头，土地测量员K应聘前来城堡报到，他怀着一种使命感，想干一番事业的急切心情而来，却只能呆在村子里无法靠近城堡一步，连村子也似乎隐在五里雾中，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所在。就是在村子里，K也不受欢迎，没有立足之地，他被赶出旅馆，只好到一所学校去当了看门员。其后日复一日地他仍在作着无望的、靠近城堡的努力，却总是不见任何进展。原来，城堡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处所，外边人根本莫想进去。住在那里的老爷们有时也会到村子里来接受晋见，办理一些天知道是什么样的事务，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召见机会的候见者不仅毫无怨言，甚且为此而深感荣幸。为了迎接一次企盼已久的接见，每每需要在冰天雪地里没日没夜地静候好几天，最终还是见不到老爷。对此，他们也无可奈何。
K是城堡的主人维斯特维尔伯爵特聘前来测量土地的，还给他配备了两名助手。为了亲聆面谕，K要求见见伯爵本人，后因求见无门，只得将目标转移到克拉姆部长身上。部长与他的情妇在村子里厮混，但K还是找不到他的踪迹。村子不大，仅有一家小小的客店，而且老爷们在这座客店里嫖私娼，办公事，可就是见不到部长大人。于是，K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想方设法去找一个认识克拉姆的人，先是克拉姆的联络秘书，不成之后，又找这位秘书的信使，以期顺藤摸瓜，逐步接近克拉姆。此方案未能奏效，又设法与克拉姆的情妇私通，以期间接地与克拉姆搭上关系，结果依然是一厢情愿。由于弗丽达既成K的情妇，部长与弗丽达就自动脱钩，最终连克拉姆部长的影子都没能见着，遑论见到伯爵本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种有悖于常理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又是以怎样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有些怎样的思想意义？要回答这些问题，先得看看究竟什么是“卡夫卡式”。
“卡夫卡式”一如“席勒式”或“莎士比亚化”，应是一个美学的概念，它涵盖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是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
首先，在思想上，众多研究者指出，卡夫卡最根本的一点是他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学说。他之所以易于接受这种哲学的影响，正是由于他自身的境遇与心态和这种哲学有着某些不谋而合之处。作为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奥地利籍犹太人作家，他除身受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诸般隔膜之外，就是在自己家里，他也“比陌生人还要陌生”，这种自白，有他《给父亲的信》可资佐证。这样一来，促使卡夫卡成了一个肩负着多重十字架的受难者，成为一位十足的畸零客与孤独者，而存在主义的哲学主张最符合他对世界与人生的体验，这就决定了他创作的思想实质。
其次是在艺术方面，一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卡夫卡在文学对现实的关系上，始终坚持小说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现实与人生，他认为“艺术需要严格的冷静和精确的明朗”，并且必须促人猛省。他继承并且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流派中可贵的批判传统，在反映社会矛盾的同时，对社会上一切滑稽荒诞的事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情况尽管如上所述，然而，卡夫卡毕竟就是卡夫卡，他既不是“存在”文学作家，也很难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主要从艺术风格、创作个性上看，而不宜停留在对一般的思想认识或创作倾向所作的分析上。显而易见的是，卡夫卡的存在主义思想因素并非如萨特那样作为一种哲学体系而存在，主要是由于他的体验与存在主义的哲学有些相通之处，而他又在作品中人物身上“体现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末世观念”①。这种末世观念也并非由于系统的哲学观念的影响所致，而是混杂着作家本人诸般的失落感。这种卡夫卡本人特有的对人生与社会的全面失落感，注定了他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孤独意识，这在积极的方面说，也就铸就了他和他的作品中对客观现实世界荒诞性的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作品中虽有与存在主义哲学不谋而合之处，他本人却不属于“存在”文学作家之列。要言之，他的创作只是流露了一些存在主义的思想因素，是他以自己的世界观观照客观世界的荒诞性，形成为一种对世界荒诞性的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本身不能等同于存在主义。也正是这种对客观现实世界荒诞性的清醒认识，使他的作品显示出比一般“存在”文学作品更充分的现实主义倾向，甚而也比一般现实主义作品更具有批判的深度。
从创作上看，“存在”文学都属于存在主义这个哲学流派，一般都有一个特定的哲学命题，比如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自我选择”，然后设计出某种莫须有的生活场景（最典型的莫过于《禁闭》），来对他的命题加以印证。恕我直言，这类作品在思想上既经不起推敲，在艺术上亦复缺乏必要的魅力，近似于某种说教的图解，显得单调乏味。卡夫卡则大异其趣，他不是从哲学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就是从现实的人际关系出发，十分确凿地呈现、流露出这种现实关系的荒诞性，每每令人拍案叫绝从而引起共鸣。所以，卡夫卡之所以为卡夫卡，作为一位有特殊成就的艺术家而不是哲学家，他的成就和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作品的艺术质量和艺术品格方面。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思想不深刻，相反，他对现实的十分深刻的认识正寓于他的艺术作品之中，寓于作品中的形象体系之内，并且其深刻性不亚于任何现实主义作家及其作品。不过，他的创作虽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具有十分充分的现实主义因素，但在艺术体现中，在描写的路线上，又很难说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
卡夫卡在小说的艺术方法上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现实主义，在于他以表现论部分地取代了并且大大地充实了传统的模仿说与典型说，他的作品中有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一般典型的典型性，出现了某种“超典型”，这种“超典型”具有高度的哲理性与象征性。在具体写作中，他又超越了传统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范围，运用了寓言、象征、隐喻之类的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这些手法的运用使他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又非常接近但又不是单纯运用表现主义手法。也许正是从这种写作特色出发，有些评论者将他归入表现主义作家之列。应当承认这样的界定有它相当的依据。
综上所述，正是通过他对特殊的遭际和处境的深刻的体验，形成了他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使他产生了对生活的恐惧感和人生的孤独感，而他本人又一贯采取入世主义的立场，勇于跟这种荒诞的世界抗争，而为了表现他的体验所使用的方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心外化”，这就使他成为一位既区别于存在主义又区别于现实主义，但又并非单纯采用表现主义艺术手法的艺术大师。
然则，综合他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方式，他的创作个性又如何体现？研究者们谈论最多的是他那创作的思维特征，认为卡夫卡的思维方法具有“佯谬”（悖论）的特征②；认为卡夫卡的悖论的“倒转”术就是“滑动反论”③。这种属于艺术哲学（美学）的分析，无疑具有理论的深度，说到了问题的要害，有利于读者对卡夫卡创作的理解。然则，作为艺术之完整体系的创作个性在具体作品中又是如何体现？卡夫卡的独特的艺术品格，他的创作个性，我以为要到思维和艺术的统一中去找，这就是他独创了一种小说艺术中特殊的描写路线，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他那“佯谬”与“滑动反论”的思维特征，既熔铸了他对现实的深刻而清晰的哲理性思考，同时它自身又是彻头彻尾地艺术化的，它是融思维特征与艺术个性为一体的独特的描写路线。这种描写路线用“细节荒诞和整体合理化的辩证法”④加以说明，仍难曲尽其妙。我想在此基础上再作些粗浅的归纳如下：卡夫卡在精到的哲理思考的观照之下，把他对现实的观察、体验和他的特征性思维方式渗透进了艺术描写之中，创造出一种小说艺术中特殊的描写路线，这条路线的大体轮廓就是：定旨、写实——滑蜕、荒诞——真实、合理。这是一条三环套、折转、递进式的小说描写路线，即：事先认定一个描写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不是作品的结局（事实正好相反，他的不少作品都是不了了之，没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而是通常所说的主题或要旨，然后从真实的细节描写入手，经过反复的踏步甚至折转而形成滑蜕，促成“情节的荒诞、结构的倾斜和人物关系的脱榫”，使之幻化出迷蒙的意境，让人物浮游于荒诞的境遇之中，让艺术境界似真似幻，从而使他的描写出现令人确信的、似曾相识、更高层次、形而上的真实合理性。这就是卡夫卡区别于其他任何作家的小说描写路线，这种独特的艺术过程也就是所谓的“卡夫卡式”，至少是“卡夫卡式”一个富有特征性的极为重要的方面。绿原先生用“夸张”与“陌生化”加以解释的，大体上也就是这样的描写路线⑤。不过，说到夸张与陌生化，在许多作家笔下，乃是对现实性格或人际关系的显微化、陌生化，卡夫卡所着重捕捉和表现的则是一种深藏的内心情状，是一种心境、心态，或是某种刻骨的内心体验，是在“内心外化”过程中将这种情态加以显微与夸张，使之陌生化。卡夫卡不是用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是自始至终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将他的特征性思维方式用艺术的细节加以形象化。他的艺术审察的眼光像显微镜似地，能透过日常生活的表象观察到一些荒诞的因素，这些因素经过精心的加工创造，置于总体的结构中，使之不断的反复变奏，在反复中求得情节的滑蜕，因而原本真实的细节一经变成细节的组合，就构成荒诞不经的情节链，但它既切合既定的题旨，又能与读者在生活中的某些体验相契合，因而不仅可以理解，可以被接受，而且转而成为真实、合理，并且由不得你信还是不信。细节组合而成的情节链尽管荒诞，单一的细节原本是真实可信；情节尽管荒诞，总体上又是真实可信的。唯其如此，也就更加令人深思，艺术效果也就好上加好。如果没有这种合理描写中单一细节的真实，没有真实的细节之群滑蜕成情节的荒诞和荒诞的情节链辉映出整体上的真实、合理化这样一种三环套、折转、递进，呈螺旋式推进的艺术辩证法，也就不会有卡夫卡。
卡夫卡笔下现实主义地描写出来的细节是真实的，具有充分的现实可能性，但这种真实性和可能性原本就是对生活中一些悖乎常理的荒诞因素加以显微化处理使之变成真实、可能的，实质上它们只是一些荒诞生活因素的艺术真实，经过显微化处理后，一再地重复、强调这种真实，就跟世事人际关系中应有的正常关系脱了节，从而显示出情节上深层的荒诞性。艺术的真实性往往比客观现实的真实更具慑服力，这种深层的荒诞性正好构成整体上的真实、合理化，它从总体上反映出客观荒诞世界的现实真实，特别符合人们对这种真实性的内心体验。当然，这里所说的整体真实、合理化，是指艺术辩证法中艺术效果的真实、合理化，而不是指现实关系自身的合理化，读者通过这种整体合理化的艺术描写，才能更深刻、更真切地体察到现实关系的内在荒诞性。以致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读者，虽然极少上述的内心体验，通过他的作品也能有所感悟，这大概就是卡夫卡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所在。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卡夫卡式”。《城堡》如此，一切皆然，只是手法多变。
“定旨、写实——滑蜕、荒诞——真实、合理”三环套、折转、递进呈螺旋式推进的描写路线，关键是在滑蜕这一中心环节上，妙也妙在这种滑蜕机制上。如果没有这种作为中介的中心环节，真实怎会变成荒诞，荒诞又怎能复归真实，而且是一层深似一层，最终“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寻找真理而没有找到真理的非真实的真实王国”⑥。
上文提到，《城堡》中主人公K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本想请命于维斯特维尔伯爵，因为他是城堡的主宰，权倾一切，如同上帝。只是伯爵无从诣见，退而求其次，晋见的目标转移到伯爵的代理人克拉姆部长身上。再退而更求其次，于是想找部长的联络秘书，后来又退而求见联络秘书的信使，只是信使并不管用，才又改弦易辙，转而去找克拉姆的情妇。真是每况愈下，由后门而入邪门。如此煞费苦心，一再折腾，于是主人公K离既定目标日见其远，最终连目标也化为乌有，至于使命何在，就更无从谈起了。这就是滑蜕机制在人物关系和情节链上的体现。也正是在这种滑蜕之中，K的使命和工作就为人事关系所取代，并且一切都归于枉然。
土地测量员K明明是应聘前来就任，却是任什么事情也没有干过，而又两次荣获嘉奖令，嘉许他所做出的出色的成绩，弄得连K本人也深感莫明其妙。克拉姆的联络秘书艾朗格住在赫伦霍夫旅馆，通过他的信使摩麦斯通知K，说是艾朗格准备接见，可是与此同时，这位艾朗格大人先生却在蒙头大睡，待他一觉醒来对于这项公务上的安排也就无人过问。这类退坡、滑蜕的情事一再出现，最终使K之所以来到城堡的使命也终于杳如黄鹤，只剩下一种无限的迷惘与惆怅。
在《城堡》里，各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其心理又都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处境。比如，村中人看到弗丽达成了克拉姆的情妇，既有人心怀嫉妒，不少人却打心眼里往外高兴，深表钦慕与赞赏，似乎她得天独厚，中了头彩。这些看来十分荒唐的心理，在人物身上发生却是十分自然，毫无做作，作家的描写也是原原本本，有根有据，不容置疑的。后来，K之勾搭上弗丽达，并非由于爱她，只是想通过她得以接近克拉姆，但却未能奏效，于是K与弗丽达之间的瓜葛也就显得无足轻重。到头来，K处在一种怎样的境地，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谁也无从推断。这些无不借助于滑蜕机制的作用。
作品似乎没有写完，K的使命毫无着落，却在最后一章出现了一个与主体故事无大挂碍的人物。此人女性，名叫佩披，而且占了许多篇幅，主要人物K及其他有关人物或则不明去向，或则无关紧要，这一大的滑蜕构成了作品在结构上的倾斜。佩披原是一名女佣，由于弗丽达成了K的情妇而离职，她才得以递补酒吧间里的女招待。佩披的出现，看似有两层用意，其一从侧面说明K之与弗丽达来往毫无补益，另一层似在表明佩披本人好不容易有了出头之日，却由于弗丽达重返酒吧，她便不得不回到暗淡的生活中去。如果我们把佩披其人其事放到作品的结构上考虑，就会觉得这样写法无异于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作品的败笔，而恰恰是滑蜕机制在延续，并且看来，这种新的滑蜕也许将导致K之命运的某种新局面。如果作品继续写下去又将如何？完全可以预料，那只能是滑蜕、滑蜕再滑蜕，决不会有别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作品究竟是否写完，对于卡夫卡来说是无关宏旨的，他只需要适可而止，止就止在完善这种滑蜕机制，并且淋漓尽致地发挥出这种滑蜕机制的作用。这种情节链上的滑蜕连同它所构成的结构的倾斜和人物关系的脱榫，只服从于他“内心外化”的需要，也就是符合他传达世事空茫、现实荒诞感觉或体验的艺术表现的要求。
作品的结构与人物的配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结构服从于构造“悖论”图像的要求，时而突转，时而滑蜕，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也与一般作品迥异。在《城堡》里，人物之间看似有关系，实则没关系，看来关系密切，实在是若即若离，无关痛痒，甚至可有可无。姑不论村中人与城堡的老爷之间，K与伯爵或克拉姆之间，即令是克拉姆与他的情妇之间、K与他的情妇之间也都莫不如此。其他人物之间，包括信使之一的巴纳巴斯与部长之间，甚至巴纳巴斯与他的同胞姊妹阿玛丽娅之间，全都如此，这就构成为一种捉摸不透的社会关系。从中看出，人在这个社会里对他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他人对自己也同样地无关紧要，人，说到底，只是这个社会的悬浮物。这种人际之间互不相干、十分冷漠、如同梦幻、无关痛痒的关系（但不属于“他人就是地狱”这一范畴），构成对早期人文主义作家笔下那种乌托邦社会的十足的反动，也与19世纪现实主义作品中五光十色的社会不能同日而语，构成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奥匈帝国统治下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实际境况。作品的结构与人物关系的设计、处理，成为表现这种社会中人际关系、人的境遇的最佳图式。
《城堡》中的K是谁？K只是一个符号。他的性格由于命定地几经滑蜕而渐趋淡化，最终成为某种无用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象征，是人的某种命运和境遇的象征。如果说《城堡》有何特点，那末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所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境遇，这种境遇深深烙入主人公的内心，用他的内心体验来观察世界，而不是在描写一种具体的、外在的社会环境。它给人一种感觉：人生在这样一种境况之中，简直是毫无出路可言。这就剔开了现实的外表，深入到了现实的底蕴。促成这种境况描写的正是我们前面所归纳的小说艺术中独一无二的描写路线，它既受其思维特征“悖论”和“滑动反论”的制约，同时又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受这种滑蜕机制的推动，作品的情节不是层层递进，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到处碰壁，是山重水复无前路；不是由波澜起伏而推至高潮，倒是由微波荡漾滑蜕成一池死水，成为一种十足的驴推磨。不幸而生逢其境的人们要想有所作为，无异于九天揽月。正是由于这种滑蜕机制的作用，作品中描写事件归于淡化，人物性格终归飘浮，“西绪福斯”情结终于定格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寂寥与悲哀。
作品的细节与情节脱节，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谓鲜见。令人联想的只有荒诞派的作品，但在荒诞戏剧中细节与情节是一样地荒诞。卡夫卡这样独辟蹊径，而又令人折服，其根源就在于他所表现的是人生、社会的某种境遇，传达出一种痛彻心脾的人生况味。情节的荒诞由境况的荒诞而生，正是境况的荒诞决定了情节上的似是而非、似曾相识、如梦如幻却又真切得令人啼笑皆非的特点，它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境遇的深层真实。要言之，是荒诞的人生际遇促成了情节的荒诞，这种荒诞性既在意想之外，又深藏于现实之中，卡夫卡是极为清醒地观照到并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这种荒诞现实的作家。对于人生境遇的状写，就是揭开卡夫卡《城堡》这类作品的三环套、折转、递进式艺术表现手法之秘密的谜底。明乎此，卡夫卡又不是不可理喻的。但是，卡夫卡却是不可重复的，这不仅因为艺术贵在创新，任何模仿都将无济于事，更何况他的见解之深刻乃是特定时代与社会的产物，而艺术手段之高明独到，又远非一般作家所能企及。于是，“卡夫卡式”就成为迄今为止世界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思想与艺术形式。
注释：
①④⑤详见绿原《细节荒诞和整体合理化的辩证法》，《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2期。
②详见叶廷芳《西方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论卡夫卡的艺术特征》，《文艺研究》1982年6期。
③详见车成安《一个充满悖论的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6期。
⑥约瑟·贝尔格纳《也谈卡夫卡》，《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