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本质论研究六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3)02-0117-06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明确的论断，引起了理论界、学 术界的极大关注，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研究讨论随即颇有声势地展开。十余年来长盛 不衰。研究愈来愈深入，讨论愈来愈广泛，笔者亦置身其中。现针对近几年来社会主义 本质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请同仁不吝赐教。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的吗?
自从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明确的论断之时起，理 论界、学术界的同仁在论及这一论断的历史价值时，常常有意无意地提及“社会主义的 本质”概念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的，笔者在数年前撰写的论著中也有这样的说法：“ 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2002年 第1期《岭南学刊》刊载、并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论丛》2002年第4 期刊载的《从逻辑角度看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一文还在这样说。看来，十年来， 对此说法尚无人提出疑义。但最近笔者发现，这一说法其实并不是人们考证的结论，而 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事实是，在邓小平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之前多年，就 已经有人使用过这一概念了。
笔者没有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发现“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但从《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2月版)一书中发现了它的 踪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倍倍尔在该党1899年10月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围绕批判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主题所作的“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的报告中讲道： “我党的目标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像我们这样的党要想达到这个 目标，惟一的途径是密切注意经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且根据这种变化给党提供的事实 材料来检查自己关于这个社会本质的基本观点。”[1]奥·倍倍尔在此明确地提出了社 会主义本质问题，不过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已经呼之 欲出。
时隔一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实质上站在伯恩施坦 一边的帕尔乌斯在1901年8-9月间撰写的《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一文中写道：“伯恩施 坦只是依靠他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过去的编辑所享有的威信，依靠他在党内的个人 联系，才敢于在党内传播他的修正主义，只是依靠这些他才能够在党内维持了好几年。 换了任何一个别人就会懂得嘲笑，人们就会随着奥艾尔一同向他指出，他‘根本不懂社 会主义的本质和任务’。”这里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清清楚楚的。人们可以在《德 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一书的第401页上读到这段文字。从行文看来 ，这里的“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使用的不是帕尔乌斯，而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另一位著 名党员奥艾尔。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人率先使用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20世纪20 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发端于当时的青年记者张东荪 1920年11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此论一出，反 驳者、附和者纷纷撰文，“如伏流奔莽”。1920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4 号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为题收辑了13篇批驳张东荪和张东荪反批驳的文章。此后 数年，一大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加入论战，时为张东荪支持者的梁启超亦淋漓尽致 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达在1921年5月发表的批驳梁启超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 公”中，把梁启超的社会主义思想归纳为五层旨趣，并逐条讨论。李达指出梁启超的许 多议论是“误解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讨论”[2]，并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李 达或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的人。
北京大学薛汉伟教授在2000年发表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5期的《创新认识的支点 ——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一文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也不是邓小平 首先提出的，而是早已有人用过”。他举出的材料是1975年出版的、由苏联科学院副院 长费多谢耶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第二章的标 题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和基本特点”，而该章第一节的小标题是“社会主义 的本质和这一本质的国际性”。而同邓小平1980年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 相比早5年。
这里讨论的只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概念的提出，至于这一概念的内涵，在邓小平与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国的李达之处迥然相异，则是另一个问题。
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没有“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一个解放思想、鼓励创新的新时代。新观点、新事物层出 不穷。但“新”并不注定是科学的、是符合规律的。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得令笔者 惊诧可以称之为“否定论”的观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没有“揭示社会主义本质 ”。该文的阐述是这样的：“由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性，所 以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而一旦共 性与特性未能严格区分，随之产生的问题必然是，当人们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人 均年创GNP2万美元的水平，而我国目前人均年GNP才600美元，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找 不到感觉了，自然就会想到不搞社会主义，生产力可以发展得更好，尤其是70～80年代 出生的人有这种困惑是较普遍的。而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中，更不能仅仅是现象的 归纳和描述。关于消灭剥削、削除两极分化的概括，显然指的是现象，还没有达到对本 质的认识深度。至于邓小平同志讲到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准确地说，已经讲的不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了，而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或目标，而不是对社会主义 过程本身的性质规定。”据此，该文提出：“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揭示社会主义 本质”，仍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在此详细阐述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何以要包含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五方面的内容，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下面只是针 对“否定论”简略地谈一点笔者的看法。
所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各个社会形态的共性”的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不具有这个性质。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处于上升的、进步的历 史阶段时，该社会在客观上也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种“解放”、“ 发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当他们进入没落的、反动的历史阶段时，该社会就不再“ 解放生产力”，而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阻碍乃至“桎梏”了。这同始终自觉地以“解 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优于 资本主义，“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3]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4]。
所谓共同富裕只“是共产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或目标，而不是对社会主义 过程本身的性质规定”云云也是让人疑窦丛生。把共同富裕认定为“共产主义的特征” 真乃惊世骇俗之语。共产主义社会已无私有制，亦无私有观念，在按需分配制度下，既 无贫穷，亦无富裕，讲“共产主义的特征”是共同富裕，让人感到有几分滑稽。马克思 、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合写的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批判施蒂纳把当时的 “资产者的‘需要’(即“能占有多少，就得有多少”——引者注)悄悄加给共产主义” 时说：“‘共产主义’没有要考虑到给‘人’什么东西，因为‘共产主义’决不认为‘ 人’除‘需要’一个简短的批判的阐明以外还‘需要’什么东西。”[5]把共同富裕说 成是目的，这无人异议，“目的”对于社会活动来说，本身不就属于“本质”的范畴吗 ?从目的层面界定社会主义本质不正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吗?邓小平 正是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6]“否定论”还把共同富裕的目的和 “社会主义过程”绝对对立起来，这也是令人费解的。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 共同富裕的政策告诉我们：共同富裕是一个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攀升的过程，是 一个由“局部富裕”到“整体富裕”的发展过程。这表明，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中，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目的范畴，还是一个过程范畴，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和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完全同一的。
结论在于不是邓小平没有“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而是“否定论”在对邓小平社会主 义本质论的认识上出了问题。
三、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过“社会主义本质”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作过的论证。作为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如果他们的论述仅仅停留在对基本特征的描述上，而没有揭示社 会主义本质，如何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存在的依据?这种缺乏存在的依据的理论又怎么称 得上是科学?
此论的能否成立并不像该观点作者所担心的那样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社 会主义本质”的概念，而在于下面两个问题的解决。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揭示过我们现在所常说的这个“社会主义”?如果没有， 所谓“对社会主义本质作过的论证”也就无从说起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显示，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的含义，19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有着明显的区别，因 而展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19世纪前半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持批判的反对的 态度。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有时也称自己的理论为“社会主义”，但不是一 般的无条件的社会主义，而是称之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革命的社会主义”。更 多的是他们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以示与社会主义的区别。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十分明确地道出了早期批判社会主义的原因：“在1847年，所 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 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 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 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 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 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 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 的了。”[7]
时至19世纪后半叶，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原先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派别 或者树倒猢狲散，或者日渐衰微，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在和共产主义同等意义上使用社 会主义一词。先是恩格斯于1873年把马恩的思想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渐渐把“ 科学”二字略去。从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形态 意义上和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新社会、非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同一个意思。马克思惟一 的一次将共产主义区分为高级阶段和低级阶段见之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也 正是在这一著作中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但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加以区分，更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联系起来，明确地把社会主 义社会指称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是后来的列宁。
事实表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并没有一个含义确切的、可以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直 接相联的“社会主义”概念。而邓小平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提 及时，则指的是列宁所指明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当从中国实践的视角提及时，则指 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著作中的“社会主义”说的不是一回事 。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靠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才确立“社会主义存在的依 据”，才使自己的理论成为“科学”?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作 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意义上讲过社会主义，更没有讲过什么“社会主义本质”，但从 方法论或规律性的视角或从等同于共产主义的视角仍能对此问题进行讨论。马克思、恩 格斯绝不是主观地创造出一个什么“社会主义本质”，然后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存在的 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根据唯物史观，认真地、缜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指明资本主义由于生产高度社会化和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从而确立了“社会主 义存在的依据”。马克思没有先臆想出一个合理的有“存在的依据”的新世界去代替不 合理的旧世界，恰恰相反，马克思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至于社会主义之成为“科学”，也和有没有“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毫无关系，而是另 有原因。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提供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认识资 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灭亡必然过程的锐利武器；剩余价值学说则具体揭示了资本主 义剥削的秘密，确认了受剥削的无产阶级是埋葬资本主义世界、创造新社会的伟大革命 力量。这就把社会主义学说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恩格斯说得好：“这两个伟大发现—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 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8]
综上所述，可知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过“社会主义本质”即使是真的，那也是指的包 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内的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本质，这种论述具有推测 、预想的性质；从我们现在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社会主义本质”是没有的，因为这既 不可能，亦无必要。
四、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吗?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问世后，有人提出它“应当对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适用” 。几年前又有人提出就其前瞻性而言，它不仅涵盖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涵盖了 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也有人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定义，社会主义本 质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不会因阶段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国情的不同而 不同，不会因道路的差别而不同，不会因模式的相异而不同。笔者以为，这种看法，有 违实事求是。加上近年来有些人脱离中国的国情，脱离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从 书本到书本地去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把这种抽象地研究出来的不着边际的社会主 义本质，直接地机械地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进行比较，有教条主义之嫌，故而需 要强调：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有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论， 它不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本质论，和从书本里研究出来的社会主义本质所指不是 同一个对象，两相比较没有什么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提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问世后出现的。在某些人看来，既然有“初级阶段”，理所当然地要有“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其中有人不赞成有“中级阶段”)，没有“中级”、“高级”，“初级” 何来之有?何以能立?初看很有道理，其实不然。邓小平提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不是 因为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 ”的社会主义，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相较而言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 是所有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只是由于中国太不发达而不能不经历的阶段。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之后，进入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所共知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进入 社会主义的什么“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社会主义要不 要分阶段，要分几个阶段，何以命名这些阶段，远没有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个 现在不需说，想说也说不清楚的事情。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涵盖了社会主义 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言，缺少了几分科学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 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9]把握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本质，离不开通 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成功，起码也要有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有这种社会主义实践过 程中内在矛盾的充分暴露。众所周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走上社 会主义道路的至今一个也没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本 质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如果真的有了这种“本质”，那决不是来自科学的概括，只能来 自于臆想，因而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把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本质，仅依据初级阶 段社会主义的实践是远远不够的，“前瞻”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在社会生活中，没有 这样的历史条件，再怎么“瞻”也“瞻”不出尚未出现、尚不存在东西的深层本质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过程、形成依据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邓小平不是依据 什么理论原则来推导出社会主义本质，而是脚踏中国的实地，着重总结中国三十多年社 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深层次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更 好地指导现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概括出社会主义本质的。
至于能够涵盖“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本质，当然是有的。对于这个本 质，肯定有人会科学地予以阐述，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而且是并非最近的将来。仅 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活了极其有限时间的我们，期望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以为已经 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断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惟一”吗?
十年来，人们对我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似乎完全定位在、统一在邓小平的 规定上。对于像公有制为主体这样对于社会主义至关重要的内容，只因邓小平没有纳入 “社会主义本质”之中，因而就千方百计、深入研究出邓小平何以不将其纳入“本质” 的理由。于是“特征说”出现了，“蕴含说”出现了。此二说信者甚众，延续至今。
先讲“特征说”。在研究事物“本质”的时候，提出“特征”来，并以“特征”和“ 本质”相区别、相对应这是不伦不类的。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那里，和本质相对应的概 念是现象。马克思承继了这一观点。而今在所有的哲学教科书中都是认定本质和现象是 一对辩证范畴。特征作为事物特有的征象、标志，本身不过是矛盾特殊性的外化。特征 可以是本质，也可以是现象。凡本质，都是特征，即本质特征。既不是本质、也不是现 象的特征是根本没有的。研究特征的关键在于分清是本质特征，还是非本质特征即现象 特征。如果认识停留在特征层面，是肤浅的。现在，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我国初级 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没有疑问了，那么，它们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呢?对此邓小平 的回答是明确地肯定的，他毫不含糊地称其为“特点”。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 页上称“大大发展生产力”是“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同卷书的第12 3、172、265页上，邓小平多次把“共同富裕”说成“社会主义特点”。可见，“特征 说”并不能真正说清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
至于“蕴含说”，在逻辑上就更难自圆其说了。倘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或属于 本质层面，只因“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中，因而“无需说”能够成 立，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就只需“共同富裕”一句足矣，另四句皆是多余。因为按照 同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已“蕴含”在“共同富裕”之中，而“发展生产力 ”则“蕴含”在“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之中。“发展生产力 ”中“蕴含”着“解放生产力”也是一目了然的。可见，“蕴含说”也不能真正说清楚 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
要真正认清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我们务必要打破邓小平的规定是社会主义 惟一本质的思维定势，要走出“特征说”、“蕴含说”等自设的藩篱，寻找一条新的思 路。而这条思路本来就是现成的，未必称得上“新”。由我国著名学者肖前任主编，黄 楠森、陈晏清任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明确写道：“由于事物的种类是分 层次的，本质也是分层次的，根据深浅层次的不同而分为多级本质。”显然，这种“本 质层次观”是以列宁说的事物有初级本质、二级本质的论述为理论依据的。这就是我们 认清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的思路。
解放思想是现时代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说过的，我们可以说；邓小平没有说过的，我 们未必不能说。这也是与时俱进。从“层次观”来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不 是“惟一”的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也是可以分层次的。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认 识过程来看，首先要确认的是它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由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 经济制度、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的文化制度构成的“结构维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本质；这种制度结构 的功能、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 同富裕”，因而后者是一种功能目的性本质。结构对于功能、目的具有从属的、手段的 性质，功能、目的较之结构更为根本；结构要服从于功能、目的，因而要受其制约；功 能、目的性是结构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构性本质是“初级本质”，功能、目的性本质是 “二级本质”。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然而是处于不同层级的本质。如果我们能从 结构和功能目的这两个层面上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并把它们有机统一起来，那么， 十余年来关于公有制的制度性特征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四项基本原则在社会主 义社会的地位作用问题都将得到圆满的解决，并且是极其简单地得以解决。
六、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包含“精神”吗?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是否包含有精神方面的内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最近 ，笔者依然见到“肯定论”的观点：如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发展生产力也包括 发展精神生产力”；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讲到共同富裕，“这里的富裕，既包括物质 生活的富裕，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
一般地说，社会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富裕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 ，这是没有疑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一讲到社会生产力，其内涵就 必定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只要一讲到富裕，其内涵就必定包括物质富裕和精 神富裕。客观地说，人们讲社会生产力、讲富裕，更多的时候仅指物质方面，并不包含 精神方面的内容。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中的“生产力”、“共同富裕”是否包括 精神方面，不能靠一般的逻辑推导，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无论“肯定”或“否定 ”，只能以事实为根据，即只能以有关的邓小平的思想资料为根据。
《邓小平文选》和《邓小平思想年谱》是邓小平思想资料的集大成者。我们从中见到 的是：
邓小平把生产力作为物质文明，而和精神文明相对立。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 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 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0]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11]“我们为社会主义 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 2]
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发展经济的同义语，或者作为发展经济的主体内容、核心内 容。他说：新时期的政治路线“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 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13]“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 ，把生产力搞上去。”[14]
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途径是经济性的。他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 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5]“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 [16]“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 ，我们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17]“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 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18]“计划和市场都是 发展生产力的方法。”[19]
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结果直接是经济性的。他明确要求：“发展生产力要讲究 经济效果。”[20]这种经济效果就是“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 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21]类似的说法还有许多，诸如“逐步消灭贫穷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增加全民所得”，“国 家才能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等等。
笔者认为，上述四点足以说明，在邓小平那里，“发展生产力”中是不包含“发展精 神生产力”的。或许“肯定论”者要反问说：邓小平不是说过“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22]吗?如果“发展生产力”中不包括 “发展精神生产力”，又怎能改善、提高“精神生活”呢?确实，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 力以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话说过多次，但这并不能证明邓小平的“发展生产力 ”中包括“发展精神生产力”。邓小平说“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也好，说 “发展生产力，改善、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也好，其实都是说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的 因果联系。因为“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23]，才能谈到“文化水平提 高”，“精神面貌”的变化。如果把邓小平说过的这一类话理解成也是邓小平说的“在 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4]也许就不会产生这样的误解了 。
至于邓小平讲的“共同富裕”中是否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裕”，本来也是很清楚的。 如同“发展生产力”中本来就不包含“发展精神生产力”一样，在《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思想年谱》中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内容，同样更没有这样的直接表述。更何况，邓 小平在讲“共同富裕”时通常总是和“贫穷”、“两极分化”相对而言，而“贫穷”、 “两极分化”在邓小平的语言中都是指的物质方面的含义。
当然，无论发展生产力，还是共同富裕，都离不开实践主体精神的作用。但精神对发 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是一回事，把精神内含于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之中是另一 回事。邓小平在论述相关问题时，是把二者明确区分的。若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就在事 实上泛化了邓小平理论中“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个使用频率很高、并且是 极为重要的概念的内涵，从而也就背离了邓小平理论。
收稿日期：2002-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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