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地理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与往年一样，在自然与人文两方面都有所建树。史地工作者通过辛勤的笔耕，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但亦有与过往不同的某些特点。例如，出现了一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文章；研究更注重为现实服务等等。可喜的是，无论专著亦或论文的作者，多为近年来学业有成的青年史地工作者，这是历史地理研究领域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如果以《汉书·地理志》的问世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起点的话，至今已近二千年之久，然而，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门学问都被称为沿革之学或沿革地理学。那么，“沿革之学”如何发展成今天的历史地理学呢？葛剑雄在《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人民政协报》，1999年3月24日）中作了概括的叙述：“1934 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筹建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以后，他们与同仁逐渐意识到传统沿革地理的局限，努力使它‘地理化’，并开始使用‘历史地理学’作为学科名称，这无疑受到了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近代地理学的影响。建国以来，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人的大力倡导和实践下，沿革地理向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转化终于基本完成，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在学科性质、理论、方法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已从疆域政区、地名考证和水道变迁扩大到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各个分支，研究的范围也已由表及里，由现象的复原深入到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葛文认为，如果从这一意义来说，“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推国学之陈所出之新”。历史地理学如果从研究对象和方法方面而言，与现代地理学相比，并无二致，“但历史地理学却有现代地理学所不具备的研究手段——历史文献资料；这正是中国举世无双的优势，也是国学永恒的价值”。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中指出，大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发展过程最为突出之处，“是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将传统的河流水道变迁研究扩展为包括历史时期的气候、动物、植被、海岸、沙漠、湖沼等对象的变迁以及自然灾害过程等内容”；而人文地理方面，则“在对传统的疆域政区变迁研究之外，还发展了对历史时期经济、人口、交通、军事与文化因素等方面地理变迁的研究，并形成了更加专门的分支”。对于自然地理的研究，建国以来始终受到重视，因此历史自然地理也相应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但人文地理的发展在解放后受到不应有的影响，在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中，只有经济地理一枝独秀，其他分支则行之阙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研究很快得到恢复，谭其骧先生因势利导，特别提议要大力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使人文地理研究勃发生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得到巨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影响学科发展的因素，葛剑雄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看不到国学的局限，因而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尽管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却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二是轻视文献资料的作用，片面强调实地考察、计量和电脑等科研手段，因而完全不重视吸收沿革地理的成果，甚至视谬误为新见解、新成果。三是受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不重视地理环境，特别是人文地理环境的作用，将历史地理研究等同疆域政区沿革的复原和地名的考证，而不是将历史置于地理环境的大舞台之中。四是所谓‘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任意干预历史地理研究，片面强调其特殊性，使某些分支长期无人问津，后续无人。”这些不利因素当然需要经过多方面努力加以消除，但就学人本身而言，还在于对国学的推陈出新持正确态度。
朱士光则认为，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存在“理论建设滞后的问题”（《关于当前加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1期）。“第一，湮没、 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在当前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理论探索日趋活跃的形势下，有相形见拙之感。第二，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给研究工作造成混乱。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历史地理学界自认为摆脱了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了地理学的正流，但史学界依旧视之为附庸，并未将之看作盟友，而地理学界始终目之为末流，并未将之倚作正流。第三，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研究队伍不易组织，力量难以集中，实际上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鉴于这种状况，他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概括为如下几点：大力推进贯通人类历史时期全过程的有关环境变迁的综合性研究，深入探讨环境变迁规律；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学科特点，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努力使研究工作与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促进学科理论的更新与发展。
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存在某些不利因素，但经过史地工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特别是近二十余年的奋斗，仍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参与黄河、海河的治理，长江口、杭州湾的开发，地震、旱涝、海平面下降等自然灾害的预防，城市和地区的规划、植被和环境的保护，沙漠化的防治，古河道和地下水的利用等很多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功，而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刚刚开始，具有同样广阔的前景。这使我们坚信，在与人类一起进入21世纪时，这门具有二千年历史的学科必将在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方面的规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葛剑雄《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与出新》）。
二、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
保护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空间，是当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上述问题更现实而严峻地摆在我们每一个国人面前。作为历史地理这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如何为“可持续发展”服务？学者们找出了提供历史借鉴的初步办法。
在本年度的论文中，有不少史地工作者着力于区域经济的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葛庆华在《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1期）中，根据历史文献资料， 首先考察了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开发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土地的开垦、新作物的推广、水利的兴修、手工业的发展、政区的调整等方面勾勒出开发的概貌，最后指出本区开发过程中，“开发的不合理性，对本区的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本区原为森林密布之地，但由于“毁林垦殖”，加之手工业的发展、矿冶的开发，对森林的破坏“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又不注意育林”，因此使许多地方成为“濯濯童山”，破坏了山区涵养水源的能力，水土极易流失，土壤质量下降，使人们的农业生产、生计大受影响。水土流失也使之本区的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灾害增加。正由于不合理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对生产的制约作用很快显示出来，农业生产力的下降，逼使农民“不得不转徙他方”，不少以森林为原料、燃料的手工业也只得“关门歇业”，手工工场“十不存一”。说明在区域开发过程中，只有以长远利益为重，不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开发才是成功的，其成效才能持久。
《明清鄂西山区的移民与土地垦殖》（《中国农史》1999年1 期）是杨国安的力作。文中认为，明清时期，平原地区宜农土地的垦殖基本饱和，人口继续膨胀，人均耕地日益减少。严峻的生存危机迫使人们大量涌入资源丰富、荒而未辟的广大山区，从而掀起山区开发的高潮。鄂西地区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区域。通过对明清时期鄂西山区的人口迁移和土地垦殖的研究，本文试图勾划出该地区农业开发的基本轮廓。指出“从开发方式来看，其垦殖主要是通过空间的扩展来换取种植效应，属平面垦殖方式，缺乏精耕细作和深层开发，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森林被砍伐，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马强的《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成都大学学报》1999年1期）对蜀道地带以森林资源、 重要动物及河流为主的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作了粗线条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历史上的蜀道地带曾分布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资源，嘉陵江水色碧清，水质良好，含沙量少，流量大且能长期通航。而近代以来蜀道地带森林锐减，主要森林类野生物种相继减少、消失，江水浑浊，航道阻塞，总的趋势偏向恶化，“其原因主要是由近代以来人类对蜀道地带过度经济开发又忽略生态保护所致。因此，只有大力恢复蜀道所经秦巴山区的森林植被，防止水土继续流失，注重保护所剩不多的野生动物，并本着治理环境、保护生态，为后世负责的态度，下决心减少嘉陵江、汉江河流的工业污染，才能逐步遏制蜀道地带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由于三峡工程的重要，近年来，特别是1998年长江的大水灾，使人们把研究的目光齐齐投向万里大江，尤其关注长江沿岸的灾害。华林甫的《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1期）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 清代方志及洪水题刻等大量史料，详细分析了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危害严重；相对而言，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即使三峡工程竣工以后也应重点防治。
李文澜的《唐代长江中游水患与生态环境诸问题的历史启示》（《江汉论坛》1999年1期）认为，纵观自东汉至清朝近1900年的历史， 荆江乃至整个长江中游水患发生的周期频率并不一样，其中唐代的频率最低，最主要原因是在唐代，长江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极高的森林覆盖率和发育成熟最大淡水湖群，“是良好的生态的标志，是驯服洪魔的法宝”。除却自然生态的因素，唐代长江中游水患频率较低的原因还有人的积极因素，那就是唐朝在防治水患方面“最令人称道的经验——分水势”。作者以为，唐代为了防止江患，曾经有过沟通江、河的计划，但终未付诸实现，今天我们应在南水北调的框架下，实现江、河的沟通。
在历史上，江苏段的长江江岸常有坍江之灾的发生，施和金在《论江苏历史上的坍江之灾及其社会影响》（《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一文中，总结出江苏段历史上坍江的一些规律及原因。他认为，此段长江的坍江之灾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主要与长江泥沙量的不断增加而导致沙洲发育、汊道及弯道增多有关。江苏坍江之灾，下游比上游多，北岸比南岸多，应将治坍的重点放在下游及北岸地区。这段长江江岸的坍江多发生在弯道地区，特别是弯道顶部往往成为强坍地带。历史上江苏坍江大多与江中沙洲变迁有关，特别是沙洲的并岸会造成主水流较长时期的南徙或北移，从而造成大面积坍江，这是应值得注意的一条规律。要彻底根治坍江之灾，一是要杜绝长江泥沙产生的来源，使江水变清，不生沙洲和弯道；二是在治理过程中，不但要关心江岸，而且更要关心水土，保证河道顺直、江流稳定，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坍江之灾。
我们知道，研究长江江流的清浊变化，是了解历史时期长江含沙量情况的一把标尺。周宏伟的《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作出判断， 认为历史时期长江干流出现过九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汉水、湘江、赣江、嘉陵江、乌江、岷江等主要支流也存在程度不同的清浊变迁，而人类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清浊变化的主要原因。
对于历史动物地理的研究，何业恒素有心得，本年度他撰写的《扬子鳄在黄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历史地理》第十五辑）指出，属于鳄类鼍属之一种的扬子鳄，从地质年代至今分布北界不断南移，从距今七千万年前到距今二万年前，鼍分布到了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平原等地，在北纬42—46°一带。从距今7000—2500年前左右，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即北纬33—37°一带。 从距今2000年前以来到公元1900年，扬子鳄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从1900年以来，特别是近50年以来，扬子鳄的分布，由江西、安徽、江苏、浙江4省毗邻长江及其支流一带地区收缩到现在的5县少数乡内。总计从地质时期到现代南移的纬度达到15°左右（密河鳄也南移13°左右）。造成南移的原因，主要是气候的变化（特别是气温的降低），栖息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的乱捕滥猎。
三、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不少分支仍需在理论探讨及实践中完善，而有些分支还处于刚起步甚至建构设想之中。本年度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颇丰。尤为引人注意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
政治地理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是政治学与地理学结合的产物，虽仍有不成熟之处，但在西方已有百年的历史。我国对于政治地理学至今仍感生疏，因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一文中，周振鹤首先向我们介绍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简况及其研究方向、研究对象的三种尺度，随后指出，“在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政治地理思想”，而且有不少实践行为，为地方尺度政治地理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去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家或政治学家（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概念去委屈古人的话），以及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潜在的政治地理思维，并与西方现代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作比较，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周文还认为，“中国古代对政治与地理关系特别重视。这一方面我们似乎还未曾作过认真的探讨”。“研究政治史重视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重视人与人及人与地同时存在的交叉的关系或者说三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对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
周振鹤认为：大致说来，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三方面着眼：一是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二是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三是政治家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明政治过程与地理区域关系的密切。他又指出，“政治地理学当然是以研究政治地理思想与政治地理理论为主，但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对象透视这些理论与思想。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全球尺度的研究对象可暂置勿论。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连续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第二部分工作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的第三部分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换言之，也就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为何有如此繁复的变迁过程”。
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一直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项目。1999年在这方面论文甚多。钱林书的《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历史地理》第十五辑）指出，一般认为战国时，魏置河西、上郡、大宋、方舆四郡，且辖地说法分歧，经过考证，钱文得出如下结论：战国时魏置郡并非四个而是“至少置有河西、上郡、河东、上舆、大宋及方舆六郡”。当时“魏河西郡在今陕西中部是正确的，其前后虽有变化，但大致如郑玄、张守节所言，在今陕西宜川一线以南，华阴一线以北及洛河以东地区”。河西郡又名西河郡，郡以西河地区得名，而地区又以水（西河）得名。“魏之上郡辖十五县，其地当包括延州、富州及丹州之半，即秦上郡南部。北界应在肤施、平都以南，即今陕西安塞、延川等县一线，南界与河西郡接壤”，“因其地处于洛水之上，故名”。“河东郡，因在黄河以东，故名”。“正因为秦完全在魏河东郡故地上置的河东郡，所以魏、秦二郡的辖境也基本相同，即在今山西省西南部，即今黄河以东、以北，太岳山及历山以西，介体、隰县等以南地”。上党郡，是魏国在上党地区建立的又一个郡。魏上党郡应在今山西晋城、阳城等市县地，北与韩国上党郡接界。大宋、方舆二郡，是魏国在战国后期所置。“魏之大宋郡，当以睢阳为郡治，辖有汉梁国及陈留郡部分地”。“方舆郡辖地，相当今山东嘉祥以南金乡等地，还包括今江苏丰县等地”。
在《乌丸国、乌丸水与乌丸山考》（《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中，米文平采用了上溯考证法加以研究。首先考证唐初“古乌丸之遗人”，即乌丸国所在方位，然后考证北魏完水，即最初乌丸水之所在，由此再向前推溯，考证最初乌丸山之方位。经过考证，米文平认为，“唐代乌丸国，当在今南瓮河之北的伊勒呼里岭一带”。“乌丸人活动范围，当至呼玛河中上游以及黑龙江岸边”。乌丸国隔大兴安岭北端与大室韦部落相邻。而乌丸水是后日完水的初名，亦即《通典》之貌水。乌丸水“当即今思和哈达河连同其注入黑龙江后之东流江段，大体自东经121 °半至126°之间的一段”。通过推论， 认为“最初的乌丸山当即今伊勒呼里岭”。
在《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中，李晓杰的《东汉下邳国、阜陵国领域变迁考》、郑炳林的《晚唐五代归义军疆域演变研究》都不失为研究历史政区地理的好作品。
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硕果累累，今年发表的论文如曹树基的《国家对人民的控制——以洪武时期的户口调查为例》（《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侯杨云的《宣统年间的户口调查及全国人口数估计》（《历史地理》第十五辑）、陈伟明的《元代岭南少数民族的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均甚有创见。 曹树基在文中对以往学者认为明代初年官府对人民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的观点提出了疑问。通过对洪武时期户口调查情况的深入研究，发现当时官府控制人民能力并非一律强大。户口调查是显示政府民政管理能力的重要方面，而就这方面，洪武时期户口调查的官员工作质量有高有低，这种差异，“与他们所处地区距离政治中心的远近密切相关，户口调查的标准随着距离政治中心的日趋遥远而变形：距离的遥远使得这一复杂的工作缺乏有效的监督，造成的错误也就越多”。所谓“天高皇帝远”就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概括。
1999年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论文数量甚多，例如张陟的《“江汉好游”：女性形成的文化景观》（《历史地理》第十五辑）、安介生的《移民与山西区域文化之变迁》（《历史地理》第十五辑）、张晓虹的《陕西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地理背景》（《历史地理》第十五辑）、张伟然的《楚语的演替与湖北历史时期的方言区域》（《复旦学报》1997年2期）等都甚有见地。 安介生的文章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固有文化格局的变迁方面。在对山西历史时期（先秦至元代）人口迁移运动的探讨中，将北方游牧民族的内迁作为主要线索，将非汉族移民进入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作者认为，非汉族移民是影响山西区域文化变迁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由于进入山西的非汉族移民身份有所不同，有以依附者归附的，亦有以征服者入居的，因此对山西区域文化影响大不相同，前者影响较为单纯，往往与入居者的数量及迁入的时间长短有关。而后者影响要复杂得多，他们对迁入地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其本体文化，更取决于他们对迁入地文化采取的态度。一般来说，历史时期移民对山西区域文化的影响大致有两大类的表现形式：一是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消极的滞后作用。“对于山西各地区发展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是那些来自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的移民，他们将先进的文化引入山西，使山西文化的发展呈现根本性的改观。而脱胎于原始游牧文化的非汉族移民在其迁入之初，无一例外地对山西地区经济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当大量的非汉族移民长时间地聚居于某一区域，甚至可以使这一地区完全‘胡化’。但如果入主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喜爱并倡导汉族传统文化，也可以使山西地区文化建设出现一个崭新局面”。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本年度以史念海的《龙首原和隋唐长安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最为精辟。作者认为， 隋唐长安城建在龙首原上，和汉长安城不同，龙首原高亢，原上亦复参差不平，隋唐长安城正是利用这样的地形，区别皇城、宫城和外郭城以及官署民居的划分，显得错落有致，龙首原既高亢，供水可能成为问题，隋唐长安城却开凿渠道，引交水、谲水、浐水以及义谷水入城，遍及各处，较汉长安城更为方便。这都显示隋唐长安城对于自然环境的善为利用，值得后世珍视。本文对城市，特别是古都的发展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有借鉴作用。
其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 期发表的李令福《秦都咸阳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对都城的迁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也作了很好的论述。
历史地名学亦是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分支。笔者所见，仅华林甫一人，本年度便发表了两篇论文，一为《〈元和郡县志〉的地名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2期）； 一为《论民国时期中国地名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历史地理》第十五辑）。而胡阿禅的《商国号考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4期）颇具新意。我们知道， 有关商国号的由来取义，迄今的研究仍有不明确之处；文献中，普遍存在着殷商混用或殷商合称的情形。本文指出：商是本号、自称，殷是别号、他称；商早于殷。商起初是作为族名使用的，这一族名出现于该族凤凰图腾成立以后，时间上不晚于传说中的商族始祖契；商族名形成的地域，则应在东方，今鲁西南地区。又，商从族名上升为“有天子之号”即国号，始于汤；汤定“有天下之号”为商，不仅光显了商族的功绩，而且具有神化其政权的功用。至于商之别号、他称为“殷”，本起自周人之泛称东方民族为夷；周灭商以后，周称商为殷也并不含贬义。
四、史地专著推荐
1999年有大量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专著出版。笔者所见有韩茂莉的《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王社教的《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述专著多为学有专长，努力上进的年青历史地理学者的力作，均得到知名的历史地理专家好评。例如，侯仁之先生认为，韩茂莉的《辽金农业地理》“是一部颇具学术水平的著作，不但填补了本学科的一项空白，而且也对当前国家经济建设与环境利用，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邹逸麟先生认为，华林甫的《中国地名学源流》“在我国地名的产生、地名学的形成以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等方面，都作了总结性工作，对我们了解地名和地名学的历史给予了极大帮助，对今天如何科学地利用和管理地名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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