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思潮中的科学技术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后现代论文,科学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在国内颇有些时髦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追根溯源，早在19世纪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中就已经“泛滥成灾”。只因传播和被公众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以致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才率先在文学艺术领域于西方发达国家中迅速兴起，继而以一种放荡不羁的态势强有力地流散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那么在各种后现代思潮铺天盖地而来的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技术，看待科学研究的对象、追求的目标、科学和真理的关系，如何评价科学技术的社会功用、文化价值和未来前景呢？
一、后现代思潮对科学技术及理性方法的否定
伴随着哲学和文化领域中的后现代思潮，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与否定，主要是来自科学技术的悲观论。他们继承原教旨主义的反科学传统，对科学技术进行了全面进攻。他们责备科学技术使人失去理智，退化为没有特殊本质和目的的机器；他们谴责科学技术把人类生存的环境变成一个没有森林供游览，没有动物供观赏，没有洁净的淡水供食用，没有新鲜的空气供呼吸的大废墟；认为科学技术在用炸弹威胁人类生命，蓄意破坏人类文明，否定公民自由，不允许正常的人类生存得以继续；嘲笑科学技术决不能成就大事，只不过是巨大的金钱浪费；当今世界发生的一切腐败、堕落、灾难和战争，说到底，科学技术是罪魁祸首；认定科学技术是一种不可控制的可怕怪物，总有一天要消灭人类，因而对未来充满悲观和绝望。为此，他们坚决反对发展人工智能，反对研究生物工程，材料工程，主张限制或推翻科学技术。
与之相应，在科学哲学领域，从波普尔把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永远不能到达真理的猜想与假设开始，一种否定科学的思想倾向就一发不可收拾。库恩把科学看作是一个具有无限权威的科学家集团的集体心理约定。费耶阿本德则在反对绝对主义、权威主义、本质主义，宣扬相对主义和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旗帜下，针对当今世界流行的科学沙文主义，通过对科学发展线索的考察，认为不存在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宗教和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说法，只不过是另一种方便的神话。原始部落中甚至有比现代的动物学和植物学更详细的动植物分类。在所有时代，人们都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来探索环境，且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
因此科学不应该比其它生活方式有更大的权威，其目标也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它“没有职责去限制一个自由社会里的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建造自己的精神，并根据自己认为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注：P.Feyerabend,AgainstMethod,P.302、179,London 1979.）现代科学之所以会远远超过其它意识形态和生活形式，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于国家和科学紧密结合在一起，借助国家权力，几乎一切领域都被科学所垄断。
现代社会是哥白尼社会，不是因为哥白尼学说服从民主选举以多数取胜，而是因为科学家是哥白尼。今天人们接受哥白尼学说就象曾经接受红衣主教的宇宙论一样无可置疑。“甚至勇敢和革命的思想家也躬身于科学的判决。克鲁泡特金想摧毁所有现存制度，但是却没有触及科学。易卜生激烈地扯下了当代人性状况的假面具，却依然保留科学作为真理的标准。”（注：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P.302 、 179,London 1979.）然而并不存在特殊的方法保证科学获得成功。 在科学家看来，事实、逻辑和方法论在单独地起作用，而单独的事实却不足以使我们接受或拒绝科学理论。因为逻辑和方法消除的东西太多了，它们太狭窄。有关科学案例的成功分析证明，方法上存在着更广泛的自由。它要求思想的多样性，允许运用民主程序，但是政治和宣传却完全否定巫术和机巧人的草药学、神秘的天文学、原始的医学等一类“非科学”的功绩，认为只是科学才单独地给出有益的天文学、有效的医学、可靠的工艺学。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长期被神化的另一因素是“神圣理性”的扶持。实际上有史以来，理性的最严重缺陷就是：宣扬和鼓吹危害人类至深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科学沙文主义；要求人们接受一种观点，就不能接受另一种对立的观点；在认识和实践领域，一切都界线分明；坚持一定不移的程序或规则。然而，依据程序化和公式化的理性含义进行判断，对于人的认识毫无意义。相反，“一些‘非理性’的程序常常导致成功， 而一些‘理性’的程序则可能遭致巨大的麻烦。 ”（注：P.Feyerabend,Farewell to Reason,P.10,New York 1988.）比如伽利略使哥白尼学说获胜，主要就是借助社会条件、文化背景、群众心理、科学家的宣传、情感以及为此目的的假设等“非理性”方式。今天哥白尼主义和其他理性观念的存在，仅仅因为理性在过去某个时期被压倒；人们选择哥白尼学说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爱好、猜测和历史的回眺。
费耶阿本德说，大量科学史实都有力证明：各种理性方法都对科学给予了不适当说明。科学本身与各种方法论相比是更为“松散的和非理性的”。它们之所以容易阻碍科学，就是因为这些方法论规则都在使科学更“理性”和更“精确”，结果必然是消灭科学本身。与这些“理性规律”相比，“松散”、“混沌”在科学发现中常常更重要。这些“越轨”、“错误”是进步的前提，“即使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能是广泛的，必须常常克服它和除去它，这有利于其他动力。没有一种法则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
没有一种动力能始终被要求使用。
”（注：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P.302、179,London 1979.）任何科学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因素。
为此，他极力主张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和“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原则。目的是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敦促人们创立新的、开放型的、生动活泼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原则，把人们从现有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启迪人们的头脑，开发人们的智慧，让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非理性形式开化、结果，记单一、独断、万古不变、“普遍有效”的理性教条和科学沙文主义彻底离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领域。
美国经验建构论者范·弗拉森也公开主张：人类通常所谓的自然规律的普遍性、必然性和客观性都是人类主观虚设的。实际上，外部世界只存在对称性、转化性和不变性。一切规律都具有局部性和有条件性。因为所谓的规律（law）， 本质上类似人类社会中的“由社会及其统治者所强加的有关引导和仲裁的法典”。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可以用语言编织一个丰富多采的织锦，来描绘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编织而成的肖像，但其结果一定是将自身描绘成完全无知所编织的图像为真的条件。”（注：Bas C.van Fraassen,Laws and Symmetry,P.21,1990.）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Rorty）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在《协同性还是客观性？》一文中，更直接地否定了科学的研究对象——物质世界的客观性。他说，那种自古就衍袭的“以一种直接方式与事物的性质打交道”的客观论传统，在追求真理时，为寻求真理的标准和证明方法，势必产生形而上学困境。因为那些希望把真理建立在客观性上的人在寻求客观性时，不得不把真理解释为与客观实在相符合，从而人为地在信念和客体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非逻辑的形而上学关系。相反，那些力图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者，却从不关心社会实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真理看作那种适合我们去相信的东西。因此他们不需要去论述被称作‘符合’的信念与客观之间的关系，也不需要论述那种确保人类能进入该关系的认识能力。”（注：理查德·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9 页。）
从实用观点上看，人类渴望客观性只是渴望得到尽可能充分的主体间的协洽一致，扩大协洽的主体范围，使更多的人达到协同性认识。“协同性”本质上，不以客观性为基础，而是以有用性和伦理价值为基础。因此，真理归根到底只是人的一种信念和价值观。哲学、科学和艺术都只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种人类谈话中的声音”，它们并不反映、描述或表达客观世界。
二、后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
所谓后现代科学技术，是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与现代的科学技术观念、行为、目标、形态相对立的新的科学技术意境、科学技术追求。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科技现代化、理性化、法治化、物质化、结构化、以人为中心、反神性。其异化的结果是：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物种退化、战争升级，更深层的罪恶是：不断加剧着人们心灵的痛苦。而后现代思潮则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和非祛魅的世界应该是多元的、有机的、整体的、过程的、有灵性、非决定论和绝对自由的；不应是一元的、纯理性的、独断的和原子分立式的。
在此基础上，大卫·格里芬等在肯定现代科学的认识价值和社会功能的前提下，克服原有科学的弊端，建立起新的后现代主义科学。他们说，“现代科学”的形象是太理想化了。现代人认为：是科学描绘了客观事物的真相；认识了外部世界规律；揭示了“终极粒子”的存在；给出宇宙中“纯粹的客体”；证明世界是实在论、决定论和结构论的；其作为一架完美的机器，拥有预测性、控制性和实用性，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其实这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过分美化，只是看到其一，没有看到其二。在后现代阶段，我们必须克服科学自身的缺陷及其异化造成的危害。这就是：
1、尽管现代科学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 却证明了整个宇宙的无足轻重。正象蒂文·温伯格所言：“宇宙越是看似容易理解，就越是似乎毫无意义”，越是失去其原有的魅力。“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揭示了宇宙的奥秘，但人类精神却不能在这个宇宙中找到安稳的栖身之地。只有在一个哲学家们所谓的价值判断占绝对重要地位的宇宙中，精神才能够自由地呼吸”。然而，“由于科学已经证实了，所有哲学信念都不过是一种妄念之想，因而人类将不得不要么通过适应现实世界而放弃我们所谓的人性，要么就必须在这个与其本性最需要的东西相悖的宇宙中过某种可悲的生活。”（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既然科学已经揭示：人类中一切如日中天般的辉煌都注定随着太阳系的消亡而灰飞烟灭，谁还能够对丰富多采的人生抱有幻想，对被科学祛魅的世界发生兴趣呢？所以后现代科学的任务决不是要“看破红尘”，祛魅人生和宇宙，而是要力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
2、现代科学与真理不具有等价性质。 它不是真理不偏不倚的裁判，也不是其唯一的载体和形式；它不能无视人类社会中相互争斗的力量，常常是一个偏私的参与者，利用自己的地位使某些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合法，而使另一些力量非法。所以，即使不否定现代科学能够发现真理，也必须认识到：一方面还有大量的真理没有被科学发现；另一方面，已经发现的真理也大多都是片面的，它们只说明了全面真理的一面。科学并不是单纯的理性和经验事业。属于人类的歪曲、权术和其它非理性因素同样在科学团体中起作用。所以科学的世界观，有时完全是一种结构或计划，“在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方面，是非常好地完成了一种神秘的探示，履行了一种神秘的职能”，根本不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考和发现。因此后现代科学的目标，也不是旨在追求科学真理，而是追求科学的实用性、解释的有效性，以及一种理论的经验适合度。
3、依照现代科学的观点，“实物永在”； 而依照有机论和过程论，“过程永在”。人们应该从生态学意义上来理解和阐发实在。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后现代实在观是来源于生态学对世界形象的描绘：“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和无机体密切相互作用的、永无止境的复杂的网络。在每一系统中，较小的部分只有置身于它们发挥作用的较大的统一体中，才是清晰明了的。”（注：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 ）而且这些统一体本身也不只是部分的聚集，而是拥有自身的结构和性质。万物都通过相互间的包含而具有内在联系。既然整个世界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是一个相互贯穿的过程，个体与整体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也就不存在割裂开来的纯粹的物质或意识。现在被认为是人类得天独厚的意识，原本就存在于物质的宇宙中。
4、当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动摇了现代思想的基石。 其标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突然陷入渺小和昙花一现的境地。于是赖以生存的价值观面临全面崩溃。结果是极大地压抑了人的创造力，障碍了人类进步。而要想拯救人类目前面临的危机，驱逐科学的祛魅作用，一是需要确立新的价值观，比如建立在后现代生态学之上的价值观就是一种适度的、自我节制的完整的价值观。在生态学家的世界中，价值不以人类为中心，允许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正当利益在一个动力平衡系统中相互作用。世界的形象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和收获的大花园。万物都有同样争奇斗艳的权利。二是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运动，建立新秩序，支撑新世界。现代世界主要是欧洲中心论和黩武主义的。而后现代世界将拥有少竞争而多合作的社会机制；人们更注重团结友爱，对现实中人际间在名利地位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有更多的容忍；个人更注重的是：兴趣、爱好、职业、以及意识的潜力和内在气质与能力的培养。
5、后现代科学不象现代科学那样将物质与意识，事实与价值， 以及道德和真理割裂开来。割裂的根源主要在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片面。而以生态学为先导和特征的后现代科学，则是一种与现代分析科学的认识模式完全不同的整体的思维方式。它不排斥分析方法，但却不停留在分析上，而是以一种整体论的方法包含和超越了分析。因此后现代科学既不是还原论的，也不是反理性和绝对主义的，而是整体的、系统的、多元的、综合性的和协同学的。尽管多数后现代主义者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相对主义的，然而却更多地带有辩证法的情绪和倾向。这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向前现代时期的回复，也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作出的最有价值的选择。
6、关于现代技术和后现代技术， 托夫勒指出：现代技术统治行将就木，因为现在人类已经目睹“工业主义最终解体的开端，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专家决策体制的崩溃。”（注：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新华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现代的技术专家决策， 本身只是工业化的产物，它反映了那个正在迅速消失的时代的价值观和短视观念。由于专家决策是属于经济中心论的，因此往往是急功近利和鼠目寸光的。他们的决策无非是一些“近期规划”，而且是以等级制度为前提的。为了跳出这种压抑人的专家决策怪圈，“眼前一代”为“追求时尚”、“无计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欢呼雀跃。他们普遍地对生活持有“走着瞧”的未来态度。
针对技术给社会带来的诸多危害，新一代反对将技术用于军备竞赛；为了防止工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他们希望人类日益将制造性生产转向服务性生产；金融财政要更多地投向文化教育，促进食品生产工业，以及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和饥饿问题，而不应该投入有害人类健康和危害人类安全的烟酒工业和军品生产。在未来社会变化的大漩涡中，拥有资本的财团和公司要尽一切可能为长期失业而需要救济的人提供工作。要把人性的改善和社会的进化放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首位，消除盘根错节的“经济市侩主义”——一切都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和牟取高额利润。盈利、赚钱，这是技术专家统治时代人类犯有的“近视”通病和动物性的利己主义。
在后现代， 人们必须把时间视野向远处延伸。 要多成立一些像“2000年委员会”、“哈佛社会计划”和“社会未来协商会议”这样的学术团体。多研究人类的未来和发展趋势。在思想深处要接受“近似”概念，不要陷入“决定论”或“绝对精确”的泥沼。宇宙和社会的变化多于人类理性提出的许多貌似有理的“规律”和观念。为此，它更需要人类丰富的想象力、直觉、揣摩、推测乃至幻想。后现代，不是要把人类拖回到一个“水磨、油灯”的古朴时代，而是要在一种超工业主义基础上，遵循一套实用主义的、享乐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和崇尚个人主义的准则，但决不是其中之一的选择，而一定是多元的和自由的选择。在后现代，“超人治国论”、“技术官僚计划”的病毒将被根除，人类将普遍地往更人道和更民主的方向发展，那时的科学技术是“实实在在地走向民众”，为“新人民主义”服务，而不是只为少数富人服务。
三、科学技术的时代使命
从理论上讲，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或哲学观念，其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扬弃，并试图利用诸多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有其合理性及实践性。他们在经历了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后，回过头来反思现代主义、反思工业社会的利与弊，的确发现以科学、理性、民主、博爱、真善、绝对、统一性、一体化，以及经验性和终极关怀等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明，不可避免地带有各种缺陷及弊端，其中有些弊端已经甚至还可能给人类带来致命的危害。但我们能否就此而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洗澡水都一起泼出，弃之如弊屣呢？
尤其在讨论和定位作为当代人类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时候，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配。我们不仅要时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正是科学技术“推动了（并且继续推动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决不能离开国情和现时代的历史使命，只一味抽象地谈论后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必须承认：80年代之前的中国因处在落后的农业阶段，投身于政治革命洪流中的中国人没有条件享用现代化带来的丰腴的物质成果，品味现代化的雨露甘霖。自然也就感受不到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性的美丑善恶。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差距，使我们对社会、人生、价值、乃至整个世界的看法，与西方人大相径庭。当我们拜神时，他们在拜物；当我们拜物时，他们又弃物而拜人。当我们还在普遍地实践人生的目的就是多子多福，拥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时，人家早已摆脱“原子核式”的小家庭束缚，去自由地品尝独身、单身、同居，甚至是大逆不道的同性恋的乐趣。
而我们又不可能跨越现代化，直接到达后现代化阶段，“超越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深刻、惨痛的教训。因为社会历史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规律，任何社会形态作为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总是“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9页。）所以，不管别人如何憎恶现代性或大唱反科学主义， 我们却不能。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否定形式，还没有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还没有进入科学发生异化的矛盾冲突及对立阶段。我们还需要现代化给12亿中国人带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荣耀和尊严。因此我们不能因害怕环境污染不发展工业；更不能把农业社会建造的一座座古城专留给外国人参观游览、欣赏享用，甚至是把一间间夏不遮雨、冬不避寒的土墙草屋当作原始建筑的珍贵遗产，而让国民永远生活在贫穷落后的原始文明或“古典美”之中。
既然我们需要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也就不能憎恶现代性。更何况所谓“后现代”恰如利奥塔（F.Lyotard ）所言：决不是和现代相断裂的一个崭新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个部分。“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只是它主张迄今人类所接受的东西都必须被怀疑，即便它只有一天的历史。所以“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注：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因此今天的科学技术，不论其有多少副作用，不仅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也不只是我国，就是整个人类都将永远需要它。不管今天的科学悲观主义如何激烈地主张驱逐科学，主张回到水磨和油灯的时代，我们都必须一如既往地发展科学技术。不仅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还要实现中国人格的科学化。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勇求真理的创造性意识、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以及那些早已成为人类智慧象征的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来锤炼中国的新一代。要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利用科学技术来为现实的中国人带来财富与欢乐，也要能够为整个人类的未来展现绚丽光明的前景。要让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够为人类带来一个更完善、更理性、更正义、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文明社会。
只是在利用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时，也需要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能动而及时地去除科学技术异化作用中的负面效应，让它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工具受那些具有高瞻远瞩能力、而非心浮气躁和急功近利者的支配，使其更有效地为人类文明进程服务，而不是作为一位新的“上帝”来驾驭人类。辩证地对待科学技术，把他看作一种“双刃剑”，既是与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相融洽的，也是符合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现实中的一切都已经先在地包含在历史之中，自身都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进程”的精神实质的。
比如，既然20世纪的物理学对有关宇宙的非实在论和现象学的解释已经确认：每一电子都与整体的宇宙相重叠；每一种活动也都是一个前后、内外相重叠的过程；即便是思维、记忆和内部想象也并非只为人类或高级动物所有，它不仅存在于蝙蝠和蜜蜂的行为中，丹尼尔·科什兰等甚至提供了细胞具有记忆和决策的萌芽状态的凭证；并进一步确认：“DNA和RNA大分子也不是单纯被动的实在，而是随着其部分的变化而变化；它们是主动的有机体，可以主动地改变其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9页。 ）为此伯姆指出：每一个自然单位都有一种包含行为，都把宇宙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包容其中；整个世界都是在不断的包容、否定和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发展、变化；那么科学技术无论是作为人类的智慧结晶、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还是作为一种知识客体（拥有自身的运作历史和发展规律），它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后现代的科学技术否定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