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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的耻辱，彻底打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曾骁勇一时的八旗、绿营在西方先进军事力量面前不堪一击的残酷现实，使清政府产生了按照西方标准改革军事，实现军事近代化的强烈愿望。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导下，清政府首先开始向英法两国学习。湘、淮两军及其后的练军纷纷配备西式武器，进而聘请英、法教习，采用西法加以训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经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诸邦，一跃成为欧洲主要强国，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更是无可比拟，引起世人的极大关注。由于刚刚统一的德国羽翼未丰，与清廷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加之中德政体相近，其强大的军事工业及其凭借军事力量迅速崛起的历程亦与清廷推动军事近代化以强国的愿望相合。这一切使清廷转而开始寻求德国的帮助。从此，德国开始进入到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德国开拓中国军火市场的努力
德国对中国的介入是随着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同步进行的，并随德国对外殖民扩张的不断扩大而逐步深入。早在德国统一之前，普鲁士就对中国垂涎欲滴。1860年4月，普鲁士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就明确要求德国远征队以保证中国市场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重点，备忘录说，事情的性质明摆着，凡由于依仗外力保护而得到的商业航运和工业利益，“在个别情况下也许很好，但象是太靠不住了，不能成为扩张的可靠的投机对象”。普鲁士和关税同盟国家“不能对其它民族，尤其不能对中国人自始即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力量不如人、因此权利也不如人的国家的地位；法律上他们应当要求享受最惠国一例待遇”（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8页。）。明确提出了要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取得权益的要求。1868～1872年间，曾为普鲁士远征队成员的普鲁士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斐迪南·李希霍芬男爵曾7次到中国内地旅行，在当时中国的18个行省中贯穿了不下13省。当1868年访问位于长江口的舟山时，他立即认为这个地方适宜为普鲁士的一个据点，并建议俾斯麦由北德同盟吞并舟山。此后，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李希霍芬又于1882年出版了他的内容广泛的中国研究集，其中竭力强调胶州湾的重要战略地位，认为德国应以胶州湾为海岸据点，修筑到北京和河南的铁路，“它将替华北的棉花、铁和其它产品创造一个便利的出路和使进口货便宜地通往一些重要的地区”（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2～96页。）。
德国统一后，军火工业发展迅速，为拓展中国市场，德国政府不遗余力。1879年，中俄关系紧张，德国暗地里希望远东发生纠纷，“因为这将直接促成军事订货”，并“将使后去的德国也有机会在那里（中国）得到一个立足之地”。（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6页。）而就在这年春天，克虏伯厂的一个代理人初次出马，就立即在中国做到了赚钱的买卖，这使德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军火市场产生了更大了期望。
中法战争时，“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唯一的信条就是浑水摸鱼，认为一定要把水拼命搅浑。他先是不断在海宝耳边聒噪，说法国应当侵入安南、东京，然后又突然由激烈攻击一切中国事务，变为极力支持中国方面”（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1页。）。而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中法矛盾加剧，进而促成中国向德国定购军火，从而为德国巨大的军火工业谋求利益。在战争期间，德国武器经由香港大量输往中国，致使驻伦敦的法国大使多次抗议（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4页。）。与此同时，清廷驻德公使李凤苞在德国积极招募退役德国军官赴华工作，德国政府对此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俾斯麦曾就此指出，他不能阻止退役的德国军官应募，虽然德国应当站在“文明的一面”，“但是也不应该忘记它在远东的重要商业利益。因此对一切足以损害它和中国的良好关系的事情必须避免”（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02页。）。
为了德国军火工业的利益，俾斯麦还竭力避免直接侵犯中国领土和干涉中国内政。俾斯麦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追求得到北京的大员们的好感，并利用他们想得到这个唯一没有牺牲中国或其邻邦以取得领土的欧洲大国的帮助这种愿望，来增加德国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产品在中国的销路”（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56～157页。）。俾斯麦的政策卓有成效，1885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言及德国时，就认为德国军力强盛，并且“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注：张之洞：《雇募德弁片》，《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这种看法在当时清廷中颇为流行。
1886年，中国驻伦敦公使曾纪泽奉调回国参加新成立的海军衙门的领导工作，在离欧回国前，应俾斯麦邀请访德，考察德国的军火工业，受到德国政府和各大军火商的殷勤接待。“一切的这些殷勤并不是不起作用的，曾纪泽从伦敦写给克虏伯的一封致谢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回到中国后，将利用一切机会为你效劳和使你满意。我热烈的希望，贵厂同我们海军衙门的关系能愈来愈得到良好的结果，愈来愈亲密。’”（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2页。）事实证明，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处心积虑很快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德国军火在中国垄断地位的形成
德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相互配合，调动各种力量开拓中国的军火市场。在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德国军火于19世纪60年代顺利打入中国市场。德法战争之后，德国著名的克虏伯公司开始进入中国。1870年克虏伯公司派遣前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携带若干门大炮到中国，此后，德国军火在中国逐渐打开销路。左宗棠的军队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对白彦虎作战时已使用克虏伯的大炮。（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4～108页。）1873年，淮军增设新式炮营十九营，装备114门德式克虏伯火炮，并托克虏伯炮厂代雇德国炮队军官来天津教练炮队。一个从中国回国的德国人在1881年这样写道：“近年来，中国优先向德国购买了价值几百万的克虏伯大炮、毛瑟枪、鱼雷、柏林式左轮手枪、机器等等，并且早在60年代德国军火商就已经被公认做了最好的买卖。”（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7页。）
德国军火的精良品质也逐渐得到了清廷部分封疆大吏的认可。作为淮军统帅和长期负责北洋防务的重臣，李鸿章极为信赖德国的军事技术。他在奏折中对德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赞不绝口：“德国军器甚精，臣等近年购用不少。”（注：李鸿章：《李凤苞兼管学生采办等事片》，《李肃毅伯奏议》卷八。）“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虏卜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注：李鸿章：《筹议海防六条》，《李肃毅伯奏议》卷七。）其：精利无匹，在西洋各国最为著名利器”（注：李鸿章：《创办克虏卜炮车马乾》，《李肃毅伯奏议》卷八。）。德制武器在淮军中得以大量装备。
而在北洋舰队的建设上，李鸿章也逐渐改变最初完全依赖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购买舰船的做法，转而委派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向德国船厂和兵工厂订购舰艇及枪炮。在19世纪80年代，大批德制舰船进入北洋舰队服役。据《海军大事记》的记载，19世纪80年代以后，清政府共购买了46艘外国舰艇，其中德国36艘，英国只有10艘。至北洋海军1888年正式成军时，在25艘主要舰艇中，有5艘主力舰、5艘鱼雷艇购自德国船厂，而舰队主炮均系德国克虏伯厂制造。1894年中日黄海海战时，在参战的10艘军舰中，有5艘主力舰是德国制造的。（注：池中祜：《海军大事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转引自王守中《德国侵略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页。）德制舰船已成为北洋海军的绝对主力。此外，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大尉还为旅顺和威海卫海军基地设计和修建了全部海岸新式炮台，并在炮台上悉数安装了德国克虏伯后膛巨炮，极大地增强了北洋海军军港的防御能力。
而清末另一重臣袁世凯同样对德国推崇备至。光绪二十年(1894)，清廷因甲午战败急欲编练新军，袁世凯晋谒正在物色练兵大臣的荣禄，向其详述了德国陆军制度，深得荣禄的赏识。荣禄又荐之与李鸿章，称其“对于军事上之新学识，深有心得，畁以练兵之责，必能胜任也”（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正是由于荣、李二人的举荐，袁世凯得以出任北洋练兵大臣。此后，大批德制军火进入新建陆军及其后的北洋新军之中。1903～1904年，袁世凯为淮、练、武卫右军购军火，炮、枪、子弹费银594340余两，其中少数为英国造，多数为德国造。（注：袁世凯：《购办淮练武卫右军军火片》，《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1115页。）1905年，袁世凯又为北洋二、三两镇陆军筹购大批军火，定购芮记、泰来、地亚士等洋行德国八十八年式七密里九口径五响带刀头毛瑟快步枪15130杆，包镍钢无烟枪子一千万颗，购置皮带子合15130套，油壶皮件具全；又向信义洋行定购德国克虏伯七生特半十四口径长新式管退快炮七十二尊、子弹43200颗、内快炮六尊，随炮马鞍弹箱零件具全。统计马克约合库平银二百十三万七千余两。（注：袁世凯：《购办淮练武卫右军军火片》，《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5～1116页。）
在德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不懈努力及中国政界、军界重臣的大力支持下，德国军火凭借其精良品质在华逐渐取得垄断地位。“在军火销售领域，德国处于独占的优越地位。”（注：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4页。）
德国与中国近代军事教育
随着德国军火大批进入中国，大量聘请德国军事教习也势在必行。同时，德国政府和军火企业也有意识地通过向中国派遣军事教习，提供完善的售后配套服务来强化中德间的军事联系，从而巩固德国在华军火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因此，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在华军事教习急剧增加，并迅速占据从中央到地方各式军队的教习地位。
1870年，克虏伯公司聘请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赴淮军供职，这是最早来华任教习的德国军官。1873年李鸿章又聘德国军官李劢协在天津指导淮军炮队操练。李迈协任职长达三年之久。因工作卓有成效，在其回国时，李鸿章特请旨赏给他二等宝星的奖赏。1884年，李鸿章又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一次聘请25名退伍军官，教授淮军枪炮和新式战法。1894年，中日交战正酣，津海关道盛宣怀奏请仿德国军制募练新军，要求“募德国带兵官五百余人为统制，即电德国赶紧选募洋员，一面选将募勇，得六个月可操练成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页。）。与此同时，德国顾问汉纳根也向清廷建议，在天津、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募练陆军十万，“军制悉照德国良法”，以一宗室亲藩为统率，并“用一洋员为军师”，“各营统将，亦各延一洋员，为之教习，帮同办理”。并认为“募兵选将，招请洋军师、教习，购备枪炮军械三事，刻不容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页。）汉纳根的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赏识，认为“实为救时之策”。清廷随即谕令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紧教练成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页。），并令胡燏棻会同汉纳根悉心筹划。此为甲午战后编练新式陆军之始。1895年，张之洞也在南京以德国陆军建制为本，编练自强军，并托出使大臣许景澄代聘德国少校来春石泰等35员，分别派充统带、营、哨等官。经试用数月后，“颇有成效可观”（注：张之洞：《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3页。），1896年2月，张之洞回湖北任，除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从自强军德籍教习中调拨何福满和塞德尔来鄂担任教习外，又委派德国驻京公使推荐德国军官贝伦司多尔夫来鄂充当护军前后两营之总教习。（注：张之洞：《设立护卫营、工程队练习洋操并裁营抵饷折》，《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5页。）袁世凯在督练新建陆军后，也聘用不少德国教习，并完全仿照德国陆军章程进行操练。为使新建陆军更好地接受德式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袁世凯又在新建陆军中创设了德文随军武备学堂，以德员慕兴礼为教习。此外，袁世凯还聘请德国人祁开芬、曼德、魏贝尔分别担任炮队学堂、马队学堂和工程队学堂教习，教授官兵近代军事技能。（注：《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1896年，在袁世凯的练兵事宜册中，还曾有拟聘13名洋员的计划，其中德籍教师就需7人。此外，聂士成的武毅军同样仿照德国陆军建制编练，聂还聘请德国救习训练步兵、骑兵和炮兵单位，在其开办的军事学堂中，也聘有两名德国教习教授技术科目。（注：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大治水师，组建近代新式海军，也雇用了大批德国军官。当在德国订购的镇远、定远、济远三舰回国时，船上所有人员共455名都聘用德人，到中国后，从中留任43名担任北洋舰队教习。北洋舰队第三、五任教习也分别由式百龄、汉纳根担任。
在各类军事学堂中，德国教习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李鸿章奏请“仿照西国武备书院院制，设立学堂，遴派德弁充当教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二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7页。），首次提出参仿德制，建立了陆军军事学堂。1884年德国水雷专家哈森克莱威在北洋舰队的一个水雷学校中担任领导。1886年张之洞在广东设黄埔鱼雷学堂，聘请德人马驷为鱼雷教习。1890北洋舰队筹设旅顺鱼雷学堂，聘请德人福来舍为教习。在天津武备学堂中，李鸿章延聘了李宝、博郎、崔发禄、哲宁、那珀、后阃士、巴恩壬、艾德、黎熙德、拜耳、高恩兹等大量德国教习。他们讲授天文、地理、测绘、数学等近代课程，并教导马队、步队、炮队的操练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等近代军事战术。在其后1897年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武备学堂，也延聘德人贝伦斯多夫、法勒根汉、根茨3人任教，并从自强军中选派斯忒老随同教习，又将何福满、赛德尔二人派入护军营洋操队担任教习。另外在南京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中，也曾聘用骆白克、泰白福、屯和恩、朴满斯等5名德国教习。
为更好地学习德国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清廷还派遣留学生赴德学习军事。1876年德国军官李劢协在华任教期满，李鸿章乘其回国之便，在北洋海防营内挑选卞长胜、王得胜、朱耀彩、杨德明、袁雨春、查连标、刘芳圃等七人随同赴德，进入德国武学院学习水陆军械技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德学生，也是最早的一批陆军留学生。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翱等在赴英法留学期间也都曾到过德国学习制船、制枪炮等法。第二届学生李芳荣也曾在德国炮厂学习制造枪炮，学成回国。林殿铄则从法国转到德国柏林鱼雷厂，学习修造鱼雷。1881年，第二批赴欧留学生魏逻、陈伯璋等三人派往德国留学，在刷次考甫水雷厂学习鱼雷等法。1889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遣天津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吴鼎元、孔庆唐、藤敏藻等赴德学习军事。
德国对中国军事的广泛介入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当时，最具近代化特性的数支军队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以及聂士成的武毅军等，皆为仿德制而建。清军大量装备德制武器，并广泛聘用德国人担任部队和军校教习。德国深深地影响了晚清的军事近代化。
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发端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但近代知识的极端匮乏、军事体制的僵化和落后、保守思想的严重束缚使清军自身难以产生推动军事近代化的根本动力，清军也无力建立起完备的军事训练和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因此，在改革之初，引进并借助西方先进的军事人才成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必由之路。
德国军事教习在华广泛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近代军事技能和战术思想，这使清末的军事建设受到了西方先进军事理论的熏陶，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建军模式和落后的军事教育体系。如在清政府最早设立的陆军军事学堂——天津武备学堂中，课程设置大都照搬德国军校，引入了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等教育内容。这些课程大都是中国首次列入学校教学，使中国在军事教育内容上开始向近代西方国家靠拢。在教学方法上，也开始强调军事教育与实践的结合。如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在完成课堂教学外，每年还须到旅顺口、山海关等军营炮台实习两个月，第一个月练习步兵、骑兵、野战炮兵和工程兵的军事指挥，第二个月练习测量和绘图等技术操作。这些都促进了晚清军事近代化的发展。
甲午战后，经过德国先进军事思想和军事教育的熏陶，在整体庞杂落后的清军中逐渐涌现出了若干支具有近代军事特征的新型军队。这些军队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其表现出的战斗力也使西方列强深感震惊。1900年，庚子事变中，西摩所率领的联军遭受到聂士成所部清军的沉重打击，伤亡四十多人，这使侵略军认识到以“一支小的现代外国军队，能够从中国这一端打到另一端而不会遇到有效抵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1902年春，法国军事观察家嘉桂拂莱上尉视察了武昌张之洞的军队，认为张之洞所部受过德式训练的约7750人的精锐护卫营在“编队操演和武器运用上，可与最好的德国军队相比”（注：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3页。）。
综上所述，在德国的帮助下，清军无论在军事装备、军事训练和教育以及军事体制上都有了相应的改观，使晚清的军事力量逐步摆脱了落后状态，开始步入近代化之路。
但是，德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非是无私的奉献，这种“援助”的每一个方面都和德国扩大在华利益的战略意图密切相关。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就曾不断提醒列强：“中国人一旦开化，就会变得令人不能忍受。”（注：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5页。）显然，德国并不是要帮助中国实现军事上的完全近代化，而是意图通过有限的军事援助来达到控制中国的军事改革并进而谋求不断扩大在华利益的目的。因此，德国并不希望中国的军事力量真正地强大起来。据《东方杂志》所载，“日本某少将曾与人曰：‘甲国（德国：笔者按）皇帝固曾密戒其陆军中人，不许以适宜之战术授之于中国。今某省练军用甲国人教之，而其所以为教者，则犹普法战前之旧法也。’……然闻甲国人之教练兵操，实止授以军人之用，而于士官将弁之学，则每秘不相传。”（注：《东方杂志》1904年第八期，第126～127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德国并不将最先进的军事知识传授给中国，经其培养出的中国军官只能学到西方的一些过时理论。这种军事教育只是在对待如太平天国之类的国内农民起义时尚有一用，一旦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入侵，其劣势和落后不足便立刻显示出来。
随着德国对华侵略野心的不断扩大，德国渐渐已不能满足于仅仅是军事领域的对华控制。1897年，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强占胶州湾，并于次年强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界条约》，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进而带动俄、英、法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引起国人对德国的强烈不满，清政府也对在华德国教习产生了戒心，唯恐日后在军事上受德国掣肘，“故不若事前撤迟，免得临事而多踌躇。”而与此同时，新兴的日本急欲打破甲午战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并意图在清廷的陆军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遂乘机游说清廷联日抗俄。此后，日本又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不断游说，怂恿其招聘日本军事教习，派遣赴日军事留学生。由于日本陆军原系仿德而建，中日习俗相似，语言相近，且聘用日本教习用价低廉，这使张、刘等人颇为动心。
由此，德国在华军事影响力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后，却出人意料的迅速衰退，在1901～1903年间，“帝国的各地都产生了逐渐以日本军官代替德国人当教习的趋势”（注：拉尔夫·尔·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4页。）。而这种趋势由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更为加强。日本的胜利使清廷印象深刻，这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东方人经过严格认真的训练同样可以战胜西方人，由此，大批日本教习进入到中国务式军队当中，而满怀救国热诚的青年学子也纷纷负笈东瀛，投身日本军校。日本逐渐取代德国，成为对华军事影响最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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